冯建勇:想象的“朝贡记忆”与现实的“主权诉求”

——1946~1948年坎巨提“内附”问题研究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742 次 更新时间:2017-04-16 00:40: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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冯建勇  

   内容提要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英国放弃了对印度的宗主权统治。在中国新疆喀什西南面的坎巨提部,为保障自身利益计,遣使向中国政府表达了“内附”的诉求。国民政府颇为重视,外交部及相关部门就坎巨提“内附”问题进行了旷日持久的研商,并展开了一些实际性的举措。就其过程而言,可以观察到,尽管传统帝国的身影已经远去,但是,帝国时期的“朝贡体系”仍然微妙地影响着国民政府的政治与外交实践。在朝贡历史想象和现实主权诉求的纠结中,国民政府“达则兼济天下”,将“改藩设治”、确立对坎巨提直接管辖作为中心任务予以运作,以民族国家主义追求至高无上的主权地位;“穷则独善其身”,藉由朝贡意识维护双方既有的宗主权关系。

   关键词  朝贡想象;现实主权;国民政府外交部;新疆;坎巨提;内附

  

   作者简介  冯建勇,浙江师范大学环东海与边疆研究院特聘教授,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边疆史地研究中心副研究员,历史学博士。研究方向为中国近代疆域史与边疆理论。

  

引 言


   过去数十年间,对于如何认识前近代中国与近代中国对外关系的本质这一问题,中外学者做过无数的探讨与辩论。若论对此理论问题研究最为系统、精深者,非费正清(John K. Fairbank)的“中国世界秩序”(Chinese World Order)理论莫属。此一理论甫经提出,学术同行随即称引不缀。欧美研究中国历史的学者,特别是研究中国对外关系的学者,大多接受了其理论。仅就亚洲而言,中、日、韩学者深受其影响。以中国为例,“朝贡制度”、“朝贡贸易”等词几乎成为近些年中国学者进行相关研究的常用术语。

   费正清理论所带来的影响可谓无远弗届,以至于柯娇燕(Pamela Crossley)在评论“中国世界秩序”与“朝贡体系”时宣称:纵使不少历史学者对于该理论存在着诸多争议,然而其架构与论点,在国际学界似乎已然成为“不朽之势”。这一评价大致客观,毋庸置疑,尽管学界对此理论有着不尽一致的解读和诠释,有一点却是绝大多数学者所共同承认的:1840年以降,伴随着西方列强之冲击,清朝统治渐趋衰微,曾为帝国“屏藩”的周边朝贡诸国纷纷弃其而去,直至帝国秩序最终的崩溃,此一维系数世纪之久的朝贡体系,亦宣告终结。

   检视民国以来的政治实践,所谓的“朝贡体制”,是否真如大多数学者所宣称的那样,随着清帝国的灭亡而消失在历史与政治的舞台?笔者以为,对此问题不无进一步探讨之空间。本文拟以1946—1948年国民政府对于坎巨提“内附”问题之应对为研究对象,考察这一时期国民政府(包括新疆省地方政府)对于坎巨提地位的主观认识及外交实践,着眼点在于从实证的角度阐述国民政府对历史上曾为中国之藩属国的坎巨提的想象与认知,及其在近代民族国家构建视野下对国家领土主权的现实考量。

   坎巨提,历史上为商旅出入中国新疆南疆地区的要道,并且在地缘政治上是中国新疆喀什噶尔西南面的屏障,亦可谓由南亚次大陆进入中国大西北的门户。该地区不惟历史上与克什米尔问题紧密关联,为中英俄三方争夺的焦点;时至今日,仍然是中美俄三国角逐之要地。

   历史上,坎巨提与中国关系密切。清乾隆二十六年(1761)入贡,曰“谦珠特”。定例三年一贡,沙金一两五钱,赐赏缎绸银茶各项,恒值五六百金。同光年间,英国取克什米尔,坎部遂为中英两属之邦。光绪十八年(1892),坎巨提抗英失败,为其所控,清朝独拥朝贡虚名而已。至光绪二十五年(1899),英国与清朝议划克什米尔与新疆边界,并欲独取坎巨提,经中方交涉人员严重交涉,清朝对于坎巨提的宗主国地位得延残喘。民国肇造,鉴于地理位置隔阂,内地一般官民对于当时新疆省的实情极为陌生,因此内地的一般图籍早已视坎巨提为业已丧失之土地;然而,坎部对新疆的朝贡却从未中断,双方的互动关系与主导权,实则掌握在当时处于“世外桃源”状态下的新疆省政府。

   1945年9月,第二次世界大战宣告结束,既有的国际政治秩序面临着重新洗牌。其时,各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的民族解放运动风起云涌,纷纷宣布独立,老牌的殖民主义国家则节节退却,失去了对原有殖民领的控制。其时,英属殖民地印度的反英运动发展迅速,英国政府被迫改变政策,准备让渡政权并逐步退出印度。1947年6月,英国公布“蒙巴顿方案”,印度(印度教徒占多数)和巴基斯坦(穆斯林占多数)成为两个自治领。同年8月15日,印、巴正式独立。在英国人退出、印巴分治之际,原英印之属地克什米尔国主宣布并入印度,但因克什米尔居民多系穆斯林,在印度军队开入克什米尔的同时,巴基斯坦军队亦宣布介入,由此引发了旷日持久的印、巴冲突。

   印度与巴基斯坦对克什米尔之争夺,主观上系因克属山邦之归属问题,背后彰显着各自国家利益之所在,然而,这不可避免地使身处夹缝的克什米尔诸邦感到不安,——由于英国的退出,既有政治秩序业已遭到破坏,在新的秩序尚未建立之前,短时期内自身利益无法得到保障,即便展望未来,亦难以确认究竟委身于何方才能获得最大利益。于是,对于这些小邦而言,寻找一个可以值得托付的依靠乃是当务之急。而在中国方面,由于抗战的胜利,且因为“雅尔塔会议”、“波茨坦公告”等一系列国际事务性活动的参与,中国貌似已经跻身于世界“四大强国”之列,其国际地位与形象颇为瞩目。

   正是在上述背景下,坎巨提部落于1947年前后遣使通过新疆地方当局向国民政府表达了恢复旧有关系、“内附”中国的愿望。对于坎部“内附”之请求,国民政府颇为重视,就此问题进行了审慎研商,并开展了一些实际性举措,试图将坎部纳入中国的领土和行政管辖之下,用以确保战后中国西部之边防。

   据笔者检阅有关坎巨提问题的先行性研究成果,鲜有论者提及1946—1948年“内附”中国之问题,专题性研究更是付诸阙如。基于此,本文主要依据台北“外交部”编印出版的国民政府外交部档案[①],将学界未曾予以关注的坎巨提“内附”事件纳入考察视野,试图再现这一时期中央政府统合边疆民族地区立场的一个侧面,揭明此间中央政府对历史上朝贡关系之认识与运用,及其在近代民族国家构建视野下,以现代主权意识规复传统朝贡关系之尝试。


一、国民政府之最初方案:恢复朝贡关系

  

   1946年以降,英国人开始从印度抽身,由此衍生的一个附属产物即是,该地区地缘政治均势被打破,印度和巴基斯坦为克什米尔问题展开了激烈争夺。鉴于克什米尔地区为英印进出新疆之门户,牵系中国国防,且夹杂着苏联方面之诉求,国民政府对于该地区形势之演变给予了关注。尤其是,这一时期不断风传坎巨提部即将“内附”中国,——显然,如前所述,仅从历史渊源、国际政治和地缘关系的角度考虑,坎巨提“附势”(bandwagoning)中国实为可能之事。其时,与坎巨提毗连的中国新疆地区之情形是,由于国民政府与苏联政府签订了中苏友好盟约,“三区政府”与迪化省政府当局开始重组省联合政府,新疆局势渐趋好转;在中国内地,国民政府军队对中共军队的作战在最初阶段亦获得了节节胜利。此诸种种为国民政府关注坎巨提“内附”问题提供了良好的现实环境。

   鉴于此种态势,国民政府未雨绸缪,对于历史上曾为清朝藩属的坎巨提部落情形格外留意。为此,1946年末至1947年初,国民政府外交部动用各方力量搜集历史上坎巨提与中国政府之藩属关系及朝贡情形,以及坎巨提之历史地理状况。外交部通过查阅相关历史文献得知,早在乾隆年间,坎巨提即已成为清朝藩属,光绪十八年(1892)被英国侵占,且成为其保护国,但经过交涉,英方仍然承认清朝对坎巨提之宗主权,依旧每年进贡黄金一两五钱,例由喀什噶尔(今喀什)道尹代收,并由喀什噶尔道尹代赏坎方来使纹银、绸缎、瓷器等物,此种“两属”关系一直延续到民国二十三年(1934)。为进一步了解坎巨提与新疆喀什噶尔方面的交往细节,外交部电令驻新疆特派员公署作详细调查。然而,1937年南疆变乱期间,喀什噶尔行政长官公署档案室历年所藏文书卷宗全数焚毁,是故无案可资稽考。

   此期,鉴于克什米尔局势动荡,印、巴对于该地区争夺激烈,坎巨提重新归附中国成为可能,国民政府外交部亚西司拟定了一份事关坎巨提朝贡问题的签呈,上报外交部部长王世杰。在这份签呈中,亚西司建议趁该地区内乱之机,重新确立与坎巨提的朝贡关系。具体而言,应从两方面着手:首先,应当认识到,目下之坎巨提为英国殖民领,故要想对坎巨提有所作为,须事先知会英国;其次,鉴于当前新疆省政府内部派系复杂,欲责坎巨提“苞毛不贡”,恐非新疆地方机关所能办到,基于此,应在喀什噶尔设立特派员分署,主办其事,既可就近与英领交涉,以图英国之居间,复可遣派信差晓谕,传达中央德意,期能与该部恢复从前关系,使其朝贡。

   对于上述亚西司处理坎巨提问题之意见,欧洲司同意将坎巨提纳入朝贡范畴的方略,但在具体的操作手法上有不同意见。欧洲司认为联络扶绥坎巨提办法,尤忌让英国方面知晓,同时宜应多方联系。至于实际联络扶绥该部落工作,可呈请行政院指定新疆省政府负责,外交部不宜直接出面。随后,亚西司与欧洲司迭经商议,就此问题达成统一意见,共同拟定了一份签呈,递交王世杰。这份签呈建议,可电请新疆特派员刘泽荣洽商新疆省政府,参照1937年新疆省政府会议决议“遣信差质责”之旧案,由新疆地方政府先行派遣信差,通知坎部恢复朝贡,若其置诸不理,再遣信差质责,办理情形随时电报外交部,“兹为恢复坎部继续朝贡,以重主权,而固边圉”。王世杰对此建议表示同意。

   综观这一时期外交部亚西司、欧洲司对于坎巨提内附问题的处置办法,双方的预期具有一致性,即主张将恢复与坎巨提的朝贡关系作为努力的方向和目标,但是在具体的统合举措、路径等细节问题上有较大分歧:亚西司主张由外交部直接出面处理坎部内附事;欧洲司则认为此事由新省地方政府直接办理更为妥善。经过反复研商,最终在执行方略上采取了欧洲司的建议,即由新疆地方当局直接办理,外交部居间予以协助,以期恢复中国政府与坎巨提的朝贡关系。众所周知,所谓“朝贡”,乃为传统中国王朝国家基于华夏中心意识和大一统理念,用以处理与周边藩属国家的一般关系的准则,其内核包含政治、经济、外交等诸方面内容。按照常理,“朝贡”与“主权”本应是两个不同时代(亦即“传统”和“现代”)之产物,本质上两者存在相互对抗的要素。1940年代的中华民国,已经作为一个现代民族国家的面貌自立于国际舞台,它为何要将恢复朝贡关系作为“重主权、固边圉”的手段?其内在的隐喻值得深究。考察外交部的主张,从表面上看,固然是继承了历代中央王朝“大国屏藩”的方略,然则在实践中却与1910年代北京政府处理西藏、外蒙古问题有相似之处,其目标均以确保“宗主国”地位为旨归。

就在外交部积极筹备恢复与坎巨提朝贡关系之际,坎巨提方面传来了振奋人心的消息。1947年7月,驻喀什四十二军军长赵锡光向国民政府和外交部报告了坎巨提最近情形。内中声称,据可靠消息,由于英属印度内部政治分歧,独立自治风潮激荡,英印已无暇顾及坎巨提。为竭诚表示重新归附中国之意,坎巨提部落首领乃推请王子加麻拉汉代表该部人民前往印度米西干,与中国政府驻印度领事商洽,(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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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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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东吴历史学报》2013年12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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