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建勇:传说与隐喻:1937-1938年“外蒙古出兵论”研究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613 次 更新时间:2015-12-28 16:04: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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冯建勇  

   【内容提要】 1937年至1938年间,坊间盛传外蒙古出兵参加抗日战争的传说。这种传说在不断地演绎中进而形成“外蒙古出兵论”及“苏联出兵论”。本文对此期间传说的“外蒙古出兵论”作了考察,认为南京国民政府明白自身既无抗战之完全能力,又乏有效之应对举措,与其澄清,引发国民的绝望之情,莫若凭借一个演绎的故事平复一般国人的情绪。就外蒙古出兵传说背后的隐喻而言,它反映了此期间中国强大的民族国家主义话语。从近代民族国家构建之角度观之,迫切希望外蒙古加入抗战体现了一般国民对于外蒙古地区情势的关注。

   【关 键 词】外蒙古出兵论/社会舆论/国民政府/传说/隐喻

  

  

引言

   辛亥革命后,民国历届中央政府与外蒙古的关系受诸种因素之影响,分分合合,跌宕起伏,但总体来说,疏离之情形乃为常态。尤其在1921年外蒙古宣布“二次独立”以后,中央政府与外蒙古的关系陷入僵化。众所周知,外蒙古的“二次独立”背后推手实际是苏联,正是由于这层关系,加之民国中央政府与苏联政府之间不可调和的意识形态矛盾,双方的外交关系一直较为紧张。这种民国与外蒙古、苏联的关系反映在国内社会舆论层面,即是对外蒙古、苏联的相关报道和评论十分敌视,且多持批判态度。①

   20世纪30年代,伴随着日本在远东地区的持续扩张,中国东北三省沦丧,苏联亦面临着东、西两线作战的危险。受国际局势演变之影响,中苏关系有了一定的缓和,1933年中苏之复交实为这种变化的一个开端。1937年7月7日,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在最初阶段,中国处于全面防御地位,处境十分艰难。在此困境下,中苏双方于1937年8月签订了《中苏互不侵犯条约》,尽管仅仅是一个克己的防御性条约,但条约申明了双方的友好关系,最为重要的是,重申了中国对外蒙古的主权地位。这一时期,传统的“友邦”如英、美等国及其操纵的“国联”并未能给予中国政府必要的支持,与此相对应的是,苏联则允诺为中国提供相应的物质援助,这更强固了双方的友好关系。于是,在构筑统一的抗日民族阵线的旗帜下,外蒙古作为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加入中国抗战成为一般国民的普遍期待。这种情形反映在此期间的国内社会舆论层面,可以观察到,有关外蒙古、苏联的主流报道和评论大多洋溢着友好的气氛。②

   亦恰在前述的一种对苏联、外蒙古友好的氛围下,国内外报纸、舆论盛传外蒙古出兵加入抗战的消息。对于“外蒙古出兵论”的考察,当前学术界鲜有人关注,本文试图对此问题作一个整合性的阐述,并期待通过对该事件的解读,发现“外蒙古出兵论”背后的隐喻。

一、外蒙古出兵的传说

   抗日战争爆发以后,中外媒体屡屡传出外蒙古取消自治,内附祖国,并出兵参加中华民族统一抗日阵线的消息。据笔者查阅相关文献资料,国内抗日宣传刊物《译丛周报》实为始作俑者。1937年12月底,该报纸首先以《蒋介石公子率领外蒙军》为题,报道了外蒙古拟将出兵的消息。内中声称:“本星期内中国官方报告,蒋委员长之子,蒋经国司令已任为外蒙十万精军之总指挥。按此项军队,在其今夏由莫斯科返国后,已加以组织训练。”③

   随后不久,国民政府陆军机关报《扫荡报》于1938年1月11日报道称:“中央政府已将外蒙划为正式战事区域,一切制度,皆与中国本部其他各战事区域同。外蒙政府主席,已被任为外蒙古战事区域总司令,另有一杨将军(系指国民政府赴苏军事代表团团长杨杰将军——引者按)者,则被任为副总司令。外蒙古现既恢复为中华民国之一部分,则不久将来即可参加对日抗战。”此间,《统一评论》杂志在其“世界一周”专栏中报道称,外蒙古当局连日召集最高干部会议,业已正式决定,取消独立,重返祖国,拥护中央,参加抗战,并同时颁布全蒙总动员命令。该评论指出:“在敌人愈见深入,中苏利益愈受威胁之际,外蒙之返国参战,实有莫大影响,吾人拭目以待。”④

   当时关注国内外局势者对此类消息极为留意。一般意见以为,就所传苏联将承认中国对外蒙古之主权来看,外蒙古参加对日作战,实为可能之事。由美国人主办、对中国抗日战争持同情态度的上海《密勒氏评论报》摘译英国《曼彻斯特卫报》报道称:“日本方面非常害怕苏俄怂恿外蒙古人加入中国方面作战。就法律意义上而言,外蒙仍然是一个中国的省份。这一点事实,结果可以造成个乖巧的机会,去援助中国,而苏俄方面也不必放弃它的中立地位。”⑤

   果然,几天后即传来了外蒙古军队业已占领百灵庙的消息。据《扫荡报》1938年1月14日报载:“自外蒙实行军事行动以来,日本在天津、北平之军队,分向满洲及内蒙边境调遣,据本日所接甘省兰州及晋省临汾之华方消息,外蒙军队已占领察北重镇,即内蒙德王自治政府所在地之百灵庙,据闻日方因外蒙军队已在察哈尔积极参战,已赶调援军前往,以免在绥远及晋省前线作战日军之后方,为外蒙所扰。”对于这一消息,另有报纸以《外蒙军队节节南下》为标题做了报道:“西安讯,外息,外蒙军队加紧移动,开始进攻绥远,其军事行动进展甚速,前锋部队已向百林(灵)庙挺进中,该处系德王之大本营,据闻内蒙军队有一部向德王倒戈,加入外蒙军队,合力猛攻包头,德王闻讯,急携同家眷避往长春,外蒙军队声势甚盛,闻该批劲军,系由一外蒙军事领袖名拿鲁统率。拿氏之部属军官,皆曾受苏俄军事训练云。”⑥

   对于该消息,《译丛周报》亦有报道:“外蒙大军进占百灵庙:汉口(1938年)一月十四日电,(美联社讯)中央通讯社临汾电称,据自百灵庙归来之某中国商人谈,外蒙军队一万人今已驻扎于百灵庙。”⑦由此报道的内容分析,内中强调了两点:一是对外蒙古军队的数量作了更为具体的估计,给受众的直观感觉是,显得更为真实可靠;二是,内中声称消息的来源是一个自百灵庙归来的商人,并非记者亲历。两个相对矛盾层面上的消息被整合在一起,给人的感觉是,如果不是报道者故意散播虚假之消息,则可能是对外蒙古出兵的愿望过于急迫了。

   当时关心时局之社会精英对外蒙古出兵的可能性作了分析。有论者基于外蒙古仍属中华民国领土之不可分割一部分立论,强调外蒙古必将出兵。该论者撰文呼吁:“外蒙古是中国的版图,1924年中苏协定,苏联并特别声明承认外蒙古是中国的领土的一部分。有领土有主权,现在全面抗战既已展开,外蒙古当然起来参加抗战。”⑧时人且多认为,外蒙古参战,是影响今后战事进行的重要因素,“外蒙陆军向受苏联训练,一切配备,皆与苏联陆军相似,若能参加作战,则对于苦战数月,实力减削之华军,实为最有价值之助力。”⑨在他们看来,历史上,“成吉思汗时代,铁木真、忽必烈统带游牧几十万大军到东欧,俘虏俄罗斯皇帝,到普鲁士、希腊,当时欧洲人曾敬畏为‘黄祸’”,现在,“外蒙古在全面抗战的感召下,我们相信,英勇的外蒙古战儿,一定会给以残暴的日寇以意外致命的严重打击”。⑩显然,在时人眼中,尽管自晚清以降中国政府与外蒙古的关系跌宕起伏,屡经波折,但依据既有条约,外蒙古仍为中国领土之一部,因此自有充分的理由为保护本国领土而与日本作战。

   此外,还有论者撰文从统一的中华民族认同和中国国家命运之角度,强调外蒙古出兵的可能性。该文指出:“中华民国之建立,系由汉满蒙回藏五大民族组合而成。蒙古占全国组成分子的五分之一,与中国有悠久之历史,有综错的地形,其于政治经济文化诸端,均有相依为命之性质,与唇亡齿寒之联系,勿论基于任何条件,均无相互脱离各自为政之理。自卢沟桥事变发生,倭寇挟其飞机大炮之威力,逞其封喙长蛇之野心,其目的非在得我一城一地,实欲危害我整个国家民族之生存,中国若亡,外蒙又岂能幸免!值此神圣抗战紧急之际,为外蒙本身计,断无坐观其败之理。近月来关于外蒙取消独立重返祖国参加抗战之风声,甚嚣尘上,最近已由风声而渐接近事实,并闻已颁布总动员令,派员南下接洽。因是外蒙现在过去之一切情形,想为一般人所乐闻。”(11)

   对于外蒙古出兵的传说,亦有论者从地缘政治关系的角度予以考察,认为伴随着外蒙古之参战,苏联亦必将加入到对日作战之阵线中来。该论者说:“外蒙是保护苏联易受人攻击的边疆的缓冲国,任何敌人拥有了外蒙古,他就利于侧击贝加尔湖区的地位,可疑威胁将苏俄的远东区从苏联的其余部分切离开来。”(12)更有甚者,有杂志以《苏联必援助外蒙对日作战》为标题,强调了此间苏联援助中国抗战的可能性:“据国社党机关报民众言报驻远东访员电称:中国境内战事演进情形,颇不利于日军,苏联若自外蒙援助华军,既足妨碍日军之推进,且可在满洲国边境有所举动,而予日以极大牵制,苏联此项计划,若果见诸事实,则外蒙即由苏联予以援助,而成为对日作战区域云云。”(13)显然,在时人看来,苏联的出兵如果实现,不仅外蒙古的军力可以控制伪满,导致华北战局急转直下,而且对于苏联的外交和其国家利益并不是无关,“事实为最大的雄辩,我们虽然不一定期待,合理的事态,似乎应该为合理的实行”。(14)

   此后,为准备武汉会战,苏联的航空员、机械师以及苏联飞机的到达中国前线,更使得一般人均深信苏联加入中日战争为期不远了。《密勒氏评论报》甚至声称:“前一些时大家认为苏联的国内条件将使苏联一时期内不至牵入中日战事中,但实际情势显然并不如此,现在虽不能确知目前来华的苏联航空员和苏联飞机究有多少,但两者的确已抵达中国则已毫无可疑。”(15)

   正是在上述消息的刺激下,此时社会各界对外蒙古出兵参加抗战充满了期待。有论者撰写《要求外蒙同胞一致参加全民族的抗战》一文,内中急切地呼吁:“伟大的抗日战斗已经将中华民族整个的灵魂溶合起来,震醒起来。在目前我们已经协和了一切内在的政治上矛盾经济上冲突,团结凝固,只在抗日图存四个大字下度共同的奋斗生活。”“事急矣,寇深矣!为今之计,只有外蒙出兵是最好的一着。由外蒙经察北入热河,这样可以牵动日本在华北军事的全局,可以促进我们第八路反攻的胜利,可以发动伪国更大的内变与义勇军的声势,同时更可以增加国际上的声援,也就是黩武主义者最致命的打击。我们因此不能不希望当局采取迅速有效的方法促请外蒙的出兵,而各方面蒙古有关系的同胞更应当尽最大的力量发动外蒙同胞舆论上的助力。”(16)最后,该作者还发出号召,应当把“五族共和”之名,要更具体化实践起来,“让我们三呼中华民族团结万岁!中华民族复兴万岁!中华民族胜利万岁!来欢迎外蒙同胞一致参加历史上最有价值的民族战斗!”(17)

   这一时期,国人对于“外蒙古出兵”的期望之情,有人撰文作了如下的描述:“国内各报曾用挺大的字,宣传外蒙出兵,参加全民族的对日抗战,一种兴奋和震颤,曾在我全国人民的身心上同时地流贯起来;这种情形,正好像一个年老的父亲,看见了自己的浪子漂流了很多时以后,一旦回到故乡来的时候一样地兴奋,一样地使人震颤。”(18)至此,原本差不多已从国人脑海中遗忘了的外蒙古,忽然地发出了一声“归宗”的宏响,其结果是震动了一般人们的心灵。至于其意义,时人撰文指出:“在这举国上下一致在中央领导下从事御侮救亡的时候,前线官兵以血和肉与强敌争尺寸土地的殊死战中,外蒙四百余万方里的土地和百万兄弟的归来,其意义的重大,简直无可比拟。”(19)

二、外蒙古真的出兵了吗

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外蒙古出兵的传说似乎并未得到确认,这让一部分对于外蒙古出兵较为急切的国人感到失望和沮丧。(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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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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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中国边疆史地研究》(京)2012年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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