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建勇:1928-1929年白崇禧入新风波

——兼论南京国民政府对新疆之统合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798 次 更新时间:2015-12-28 16:08: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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冯建勇  

   【内容提要】 1928年7月7日,新疆都督杨增新被戕,引发新疆乱局。这一偶然性事件为南京国民政府统合新疆提供了一个契机。随后,国民政府就经略新疆之人选引发了一场风波,白崇禧卷入其中。从国民政府试图统合新疆的历程来看,面临着三重困境:一是自身力有不逮,无法掌控新疆局势;二是所得人选的个人心境;三是来自新疆地方政府的反应。但从结果来看,显然实现了多赢的效果:中央政府获得了新疆地方的高度认同;新疆地方得到了中央政府的授权,维护了统治的合法性;白崇禧则掌握了舆论上的主动。

   【关 键 词】白崇禧/南京国民政府/新疆/统合

  

  

一、引言

   1928年7月7日,新疆军阀杨增新被戕,引发新疆乱局。杨增新被刺的消息初传至内地时,引起朝野震动,舆论哗然。事实上,新疆“三七事变”的发生,南京国民政府可谓始料未及,直到事隔半月之后,才采取了一些比较模糊的举动,对新疆政局的处理显得捉襟见肘。此间,中央和地方报纸均对此做了大量报道。震惊之余,人们对于新疆政局未来之运行给予了积极关注。与此同时,对中央政府统合新疆之举措亦有相关报道见诸于媒体。

   是时,南京国民政府、新疆地方政府、社会舆论就新疆局势之演变及化解新疆政治之危机展开了宣传与公关,并进而引发一场关于白崇禧入新的风波。此间,白崇禧入新事,引起了社会各界的强烈关注。热烈欢迎、翘首以盼者有之,如此时社会媒体;忌恨者有之,如西北军阀;恐惧观望者有之,如新疆地方既得利益者;心不在焉、瞻顾者有之,如白崇禧本人及其所在的桂系军阀;有心无力、拟强干弱枝者有之,如中央政府执权柄者蒋介石等。真可谓刻画了一幅幅精彩生动的浮世绘。

   关于白崇禧入新及其背后蕴含的中央政府对新疆统合之决心的研究,据笔者检阅,关注者不多。其中,张大军《新疆风暴七十年》①、吴绍璘《新疆概观》②的相关章节对这一事件有较多叙述,但多是史料的罗列,未得其事后之精髓。此外,事件亲历者本人白崇禧在其个人回忆录③中对此事有所提及,其部下程思远《我所知道的白崇禧》系列文章④对此事件亦有相当反映。但总体来说,或浮光掠影,或语焉不详,终不得事件之要领。

   基于对上述先行性成果之分析,笔者认为,有关此期白崇禧入新事的研究是不充分的,尤其是对它的动态演变过程及其背后反映出的中央政府对新疆之统合,还有进一步探讨的必要。本文拟将依靠相关文献、档案及当时报纸的相关报道,由白崇禧入新事件着手,叙述这次风波背后的故事,进而通过这个风波所反映出来的三方力量的博弈,分析中央政府统合新疆之决心及其实效。

二、契机:中央政府物色入新人选

   1912年3月10日,袁世凯在北京接受授职,出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前清新疆巡抚袁大化第一时间给予承认,并通电拥护。为统一全国各省职官名称,新疆巡抚被改为新疆都督,袁大化就任新疆第一任都督。新、伊和谈⑤后,杨增新就任新疆都督,主持新疆军政大局。总体来说,鉴于袁世凯在前清时期继承下来的崇高政治权威,杨增新对于袁世凯甚为膜拜,并对其所领导的北京政府保持了高度认同。或可言之,从1912-1916年间,新疆地方与中央政府大致保持了实质上的和精神上的联系。如果说袁世凯因为基于正统的地位及其政权来源的合法性而得到了杨增新的认同,那么对于1916-1928年间历届昙花一现的中央政府而言,无论是其正统性、权威性,还是合法性,都难以得到杨增新的承认。与此相对应,此间杨氏领导的新疆地方政府与中央政府的精神纽带亦相当疏离。至1928年北伐成功,蒋介石接管南京国民政府,杨增新尽管采用了“认庙不认神”的故伎通电拥护,但实际上新疆仍处于游离国民政府之外的半割据状态。

   新疆地方政府对南京国民政府的离心倾向,这在当时已是众所周知的事实,即使在新疆的外国人亦有所察觉。美国人巴敦指出:“新疆在表面上仍然属于中国,而实际上则与中国其余各部分显然分离,成了独立的状态。”⑥瑞典人斯文•赫定也观察到了这一点:“中央政府在新疆当局的眼里显然形同虚设。”⑦此间关心西北者,大多意识到新疆表面尚称无事,而隐患已预伏渐深,苟不急图,屏藩立可倾覆。南京国民政府当然对此有深刻的认识,亦曾多次在不同时期、不同场合表达了统合新疆之愿景。尽管如此,终杨增新主政之期,新疆地方与国民政府之游离关系一直未有变化。

   直至1928年,新疆发生的一场事变,总算为中央政府统合新疆提供了一个契机。是年7月7日,杨增新参加新疆俄文法政专门学校毕业典礼,席间被戕身亡。杨增新被刺的消息传至南京,朝野惊异,徒以邈远,真相莫名。中央政府接到金树仁关于新疆事变的报告后,一面去电抚慰金树仁暂时代理新疆省主席,妥为维持地方治安;一面致电距离新疆较近的甘肃省主席刘郁芬,嘱咐其派员前往新疆调查军队情形和政治情况,为国民政府控制新疆做足准备。随后,国民政府于7月29日、30日先后收到刘郁芬的两封电报。电文报告了新疆事变的大致经过,强调新疆比邻苏俄,民族复杂,金树仁才智远逊杨氏,恐新疆从此多事,国防亦要吃紧。建议若要统合新疆,“必须中央派遣才学兼优、声望素著之大员前往,方有建设新疆之可能。如此种人选一时不易,以目前情形论,似不如派一老成稳练与负清望之人物前往收拾较觉相宜。”⑧

   此间,新疆实际为金树仁所控制,由中央政府派员接管新疆无异于与虎谋皮,金氏必定竭力拒之。当时就有人观察到了这一点,并撰文指出:“我以为永久的治理与最近的收拾,绝非派一个什么大员,带几个随从如内地走马上任就可以的。第一是不谙新疆内情,处理不周,即可以断送新疆,糜烂新疆;第二是现在维持现状的杨氏僚属,正在用杨氏老把戏来拒绝派人,若以不相熟识或与本地素无关系的人去,足以酿成最近的第二次政变,也许因此引起全省的大混乱;第三是邻近两大帝国主义,正在想吞并新疆为己有,而我们又不慎重的处理,给他们一个绝好的机会,他们何乐而不为?”⑨其中前述两个问题正是国民政府统合新疆面临的现实困境,即中央政府与新疆地方政府的博弈,派遣大员与新疆地方政府的博弈,而第三个问题则是因与新疆地方政府的关系处理不当,可能带来的远景威胁。

   事实的确如此,新疆局势异常复杂,远非孱弱的中央政府所能把握。是时,南京国民政府在新疆问题上颇费踌躇,武力控制新疆力有不逮,听任金树仁割据西陲亦情非所愿。综合多方面因素,中央政府为表明统合新疆之坚决立场,遂决定选遣赴新大吏,徐图处理之。而新疆民族杂处,人选不可不慎。当时情形下,中央政府内部有两位人选呼声颇高:其一是冯玉祥,其二是白崇禧。

   冯玉祥应声而出不难理解。早在1919年之时,北京政府就曾有移兵新疆屯垦之议,冯玉祥因之欲西进,但杨增新绝对不允许冯玉祥染指新疆。是时,杨氏笼络新疆各族王公、头人,让他们联名通电中央阻止冯玉祥入新。由于措辞激烈,冯玉祥畏难而止。⑩1923年以还,冯玉祥兼西北边防督办,他非常清楚新疆是个地广物丰的地方,而且离自己的地盘又近,若能控制新疆,将其作为今后屯兵养兵的基地,那么进一步扩充自己的实力亦有保障。随后,冯玉祥的部下刘郁芬进驻兰州,担任甘肃省主席;宋哲元亦担任了陕西省主席。这为冯氏进驻新疆奠定了基础。杨增新被刺身亡之后,伸足新疆仍是冯玉祥的目标。据1928年8月8日《中央日报》报道,冯玉祥在豫,极注意新疆,并有回族代表马廷襄、马超群、定希程先后至河南、南京,分头请愿整理新疆政治及政府垦荒,国民政府亦曾批令开封政治分会就近办理。前后各代表又继续请愿,希望冯总司令以革命手段改革新政。冯玉祥决定先派员赴新疆调查,以备改制划区。

   然而,站在南京国民政府之立场,它万难容忍冯玉祥入主新疆,其动机可谓了然,即不希望冯玉祥在西北一人独大,对中央统合地方之可能性构成挑战。显然,从民族国家之构建和中央政府之权威的视角来看,这具有合理性。故而,作为应对,南京国民政府必须物色一个较为合适的人选,一方面要给舆论公众一个交代,另一方面也可避免形成冯玉祥指斥中央之口实。基于此,中央政府积极物色入新的中意人选。而最终,这个人选被圈定为白崇禧。

三、风波:白氏入新故事的演绎

   白崇禧是一位自青年时期就对新疆充满兴趣和情感的政治家。1915年6月间,白崇禧升入保定军官学校第三期。在校两年,毕业时,白崇禧与徐培根、陆权等二十多个同学,自愿分配到新班担任见习官。大家均想训练一支边疆新军,为巩固边防、增强国防之用。青年白崇禧认为,他自己是一个回教徒,如去西北地区工作,极易与当地人民亲密合作,发挥其应有的积极作用。关于这一段历史,据白氏回忆称:

   我动身之前,书禀先妣,并与诸兄弟辞别,言此行意在效法张(骞)班(超)立功异域之壮志。比及北京,向训练总监部,按章领取旅费国币交通银票五百元。原定由京奉路经东北,转乘西伯利亚火车,沿土西铁路至阿里木铎,然后换公路至迪化报到。恰巧此时苏俄红军于列宁领导下,推翻尼古拉政权,白党谢米诺夫退据西伯利亚,我们无法经过西伯利亚,因而打算由陕甘出玉门关入星星峡。不料陈树藩盘踞陕西与北京政府为敌,不准我们通行。训练总监见无路可至新疆,改分发我们回广西原籍见习。我回广西被派至陆军第一师第三团。此我回广西之始,也是我第一次未实现去新疆之志愿。(11)

   通过白氏之回忆录以及相关文献的佐证,我们完全有理由相信,青年时代的白崇禧出于一颗赤诚之心和一个革命军人的责任感,对新疆之行充满期待,也真心希望在新疆创造出一番事业。但颇为无奈的是,兵燹之灾让白氏无功而返。

   到1928年,年仅33岁的白崇禧已成长为一方诸侯。如果说,1915年之行是由于外在环境的客观因素让白氏难偿所愿的话,那么,际会于历史的风云,新疆“三七政变”则再次为白氏提供了一个契机,使其前往曾经向往的新疆成为可能。

   此间即北伐军光复北平后,蒋、桂之间表面上似乎还算平静,彼此礼尚往来,但由于曾经有逼蒋下野故事,暗中内讧之象不断,矛盾日益加深。坊间亦传出了种种秘闻,声称白氏功高恃力,欲长留北方,经营北平。(12)站在南京国民政府的立场予以体察,在消除奉系张作霖之患后,如何安排白崇禧,成了一个头疼的问题。恰逢新疆政变之际,从阎锡山的天津卫戍司令部里吹出一股冷风:蒋介石欲以国民革命军总司令的身份,要求白崇禧做出抉择,要么到新疆做官,要么出国到欧美视察,总之就是要削去白崇禧的兵权。基于当时情形,这一传言具有一定的可信性。可以想见,对于南京国民政府而言,若能将白崇禧从北平礼送出境,转赴新疆,一则可以名正言顺地接收北平,起到“强干弱枝”之功效;二则可以利用白崇禧牵制西北独大的冯玉祥部(13);三则对于新疆混乱局势的控制又不啻是一个转机;再则倘若白崇禧不愿服从中央政府之安排,拒绝入新,则至少可将白氏入新事作为一个棋子,表明了中央政府统合边疆之决心,亦可对新疆地方政府施加一定的压力。此可谓一举数得。

就白崇禧个人而言,一方面,其本人是回族,而新疆少数民族多信仰伊斯兰教,(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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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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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云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昆明)2010年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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