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一兵:反鲍德里亚

———个后现代学术神话的祛魅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792 次 更新时间:2016-05-30 00:07: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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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一兵 (进入专栏)  

   内容提要:鲍德里亚是欧洲后现代思潮之激进语境中出现的一个最重要的思想家。鲍德里亚被指认为一个曾经的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后来又转型为一位重要的“后现代主义”思想家,这几乎是国际上鲍德里亚研究中的共识。其实,这是对鲍德里亚思想的一种严重误识。鲍德里亚从来就不是一位马克思主义者,他的理解逻辑起点是后马克思思潮,但其最重要的理论依据则是莫斯—巴塔耶的文化返祖式的草根浪漫主义,本真的象征交换关系成为他反对现代性和批判性透视资本主义后现代现象的思想武器。所以,将鲍德里亚指认为一个后现代主义者,纯属是一个肤浅的当代学术笑话。

   关 键 词:反鲍德里亚  马克思主义  后现代主义  构境论  草根浪漫主义

  

   鲍德里亚(Jean Baudrillard,1929—2007,也译作“波德里亚”),是我们这个时代最重要的学术思想家之一。不久之前他的离世,无疑更增强了外界对他的学术关注。①通常,鲍德里亚在人们眼中曾经是一位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后来又成为“后现代主义”思想的一代宗师,甚至“被誉为是新纪元的高级牧师”。②如今,斯人已逝,但其巨大的国际学术影响仍然在深刻而广泛地发生着。本文在此提出一些与上述观点不同的看法,以期研究的深入。

  

   一

   毋庸置疑,鲍德里亚是欧洲后现代思潮之激进语境中出现的一个最重要的思想家,但依我的思忖,人们对他在当代西方思想史中的定位问题里却始终存在着几个重要误识:一是人们认定鲍德里亚曾经是一位西方的“新马克思主义者”,而我却认为他事实上从来就不是一个马克思主义的信奉者,甚至可以更确切地指出,鲍德里亚的学术出场恰好就是从对自己老师“左派”政治立场的背叛开始的。回望欧洲20世纪60年代末那个著名的“后68”时段,我们不难看到,这种背叛正是后马克思思潮③的逻辑缘起,这个时期也是整个后现代思潮的同体生成时刻。其二,人们通常将鲍德里亚看作一位“后现代主义”大师,而从严格意义上考察,我则发现鲍德里亚并不是一个“后现代主义”者④。若深入探究其本质,鲍德里亚不仅一直在鲜明地反对整个现代性,甚而也不遗余力地从根本上批判和拒斥全部后现代景观。故而,将鲍德里亚指认为“后现代主义”的思路同样是一种严重误读。在我看来,长时段地深植于青年鲍德里亚思想镜像深处的他性理论构架,实际上是由法国社会学家莫斯基于原始部族的人类学研究而形成的象征交换理论,这种学说后来被法国哲学家巴塔耶从文化学的意义上更广泛地阐释出来。以我之见,这个妖魔化的莫斯—巴塔耶的学术逻辑从其根本上就是反人类现代文明的。不过,我们不妨先将这种思想定义为文化返祖式的草根浪漫主义(关于这个概念,我将在下文中作详细说明),以便展开分析。此外,还应当指出,鲍德里亚所依从的这种批判逻辑与德里达、利奥塔等人对后现代存在状况的肯定性论说也是截然异质的。其实,后现代思潮恰恰是的德里亚在其反讽语境中着力鞭挞的拟真物。⑤其三,人们对鲍德里亚思想中关键性概念的非同质性问题也缺乏准确的认知。我注意到,在目前国内外学术界关于鲍德里亚学术思想的研究中,大多数论者对鲍德里亚在不同阶段使用过的一些相近概念(如象征交换、系列、真实等)的讨论,常常不假思索地就赋予了同一性的内涵,这实际上是一种非历史的研究方法,势必导致对鲍德里亚思想中不断变化的理论逻辑的同一性暴力。

   翻开西方学术界许多关于鲍德里亚的研究文献,不难发现,较普遍的观点是将其早期的思想发展时段直接指认为一个处在新马克思主义框架内的研究时期。譬如,波斯特即认为,在1973年以前,鲍德里亚“对资本主义商品经济的批判基本上仍是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和结构主义的大框架中进行的”。⑥凯尔纳和贝斯特大略也持这样的观点⑦。我翻查了一些相关的中文资料后意识到,国内大部分研究者似乎也基本上无批判地接受了这种断言。然而,当我仔细读完鲍德里亚早期的两部书稿《物体系》⑧和《消费社会》后,特别是在读过他写于1973年以前的另外几部论著后,国内外学术界的这个共识判断则开始成为我的怀疑对象。

   鲍德里亚早年之思果真经历过一个具有马克思主义理论立场的发展阶段吗?就我目前的研究来看,结论是否定的。仔细分析起来,多数论者之所以得出这个错误结论,通常是基于“鲍德里亚始终在批判资本主义”这样一个事实判断。然而,一个虽十分显而易见却很容易产生理论斜视的逻辑关系是:批判资本主义并不一定就是马克思主义。我认为,鲍德里亚从来就没有成为过一个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即便他在建构自己的理论逻辑空间最初时刻,鲍德里亚所持有的理论立场就皈依于后马克思思潮。其中,十分具有象征意义的文本事件是:他的第一部作品《物体系》发表于1968年⑨。事实上,那也是欧洲左派思想史上一个重要的现实分界线。时至20世纪60年代中期,鲍德里亚的三位思想导师列斐伏尔、巴特和德波其实都已经不再直接处于传统的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逻辑的语境之中了。晚期的巴特虽系欧洲左派,可他素来就不是一位马克思主义者,而列斐伏尔和德波此时的理论立场也已经转变为对马克思的超越。⑩这是一个十分重要的支援背景上的理论定位。这也就意味着,当青年鲍德里亚最早开始筑就自己的镜像逻辑时,支配他初始思想生成的大写他者就已经是后马克思思潮。并且,这里还应该指出的是,鲍德里亚此时的后马克思思潮的理论倾向,对他自己的思想逻辑筑模来说只是一个过渡性的暂存理论寄居体。更何况,后马克思思潮并不是马克思主义(11)。

  

   二

   在早期的《物体系》和《消费社会》两部书中,鲍德里亚把自己的老师列斐伏尔、巴特、德波等人对资本主义社会最新变化的批判转喻成了一种抽象的哲学反思,尤其是在《消费社会》一书中,鲍德里亚只是将列斐伏尔、德波已经意识到的当今社会生活中俯拾皆是的主导性消费现象(列斐伏尔的表述是“消费被控制的官僚社会”,而德波的形容则为“以景观控制为显性社会结构的消费社会”)通俗而夸张地表达出来罢了。我想特别指出的是,鲍德里亚在这两部文本中的理论思考所基于的他性理论支撑点,主要不是历史唯物主义,而是列斐伏尔最早所展现的那个远古社会中未被功用性价值逻辑污染的象征性本真存在。因而,在这两个文本的理论问题式生成的全程里,马克思历史现象学批判逻辑的偶尔在场反倒显得十分牵强。我认为,青年鲍德里亚思想源初语境的真正建构支点,是莫斯、巴塔耶那种以原始社会(部落)中的礼物回赠交换关系和非功利耗费观念为核心的草根主义历史观。不过,我也发现,这个重要的他性理论镜像在鲍德里亚早期理论构境中的在场,如在《物体系》和《消费社会》中的现身,都还只是遮遮掩掩的零星露面。

   从深层叙事逻辑的断面来看,《符号政治经济学批判》、《生产之镜》和《象征交换与死亡》三本书,可以说是的德里亚拟构的真实存在(象征交换)被完美谋杀故事的学术三部曲,也是他走向反马克思主义立场的三部曲;而从鲍德里亚自身的整体思想发展脉络来看,这又是他从自主性理论筑模到原创性思想空间转换的关键时期。

   1972年完成并出版的《符号政治经济学批判》(12)一书,可以看作是的德里亚从后马克思语境中,以叛逆的姿态向反马克思主义逻辑通道的最早出走。必须承认,这部书是的德里亚早期学术理论建构中份量最重的论著之一,也是其“死亡三部曲”的第一步。从此书的前两章中,在对德波的“景观社会”观念进行符号学改写的基础上,鲍德里亚从已经出现唯心主义片面超越的“景观社会存在”更极端地跳跃到空无的符号王国里,并以符号生产和抽象的差异性社会关系彻底取代了马克思所强调的前提性的社会物质生产结构。于是,鲍德里亚在对当代资本主义社会性质的指认中,从“消费社会”又超越性地进入“符号社会”。从第三章开始,鲍德里亚则彻底告别马克思,成为马克思的社会批判理论、政治经济学和整个历史唯物主义的直接反对者。至此,鲍德里亚思想的逻辑构境已经出现了跨越式的变化,他提出了自己的聚焦于生成差异性能指的象征劳动和符号价值存在的当代资本主义批判逻辑,并且,也开始直接批评马克思劳动价值论(主要是使用价值)和经济拜物教理论。(13)

   尔后不久,在次年出版的《生产之镜》一书中,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就成了鲍德里亚直接攻击和否定的靶子。《生产之镜》亦即鲍德里亚真实存在谋杀三部曲的第二步,虽然此时他的思想中尚存一定的后马克思思潮的逻辑残渣,但此书的出版足可视作鲍德里亚成为彻底的反马克思主义者的标志。鲍德里亚反对马克思,并不是因为他简单地持有布尔乔亚的意识形态立场,而恰恰由于他认为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的批判不是彻底的:因为马克思仍然站在资本主义所构筑的工业性物质基础和创造这种基础的全部西方文明之上。而在鲍德里亚看来,真正败坏的,不仅是资产阶级社会的经济关系和政治结构,而恰恰是被马克思刀下轻易放过的物质生产方式本身,资本主义不过是这个历史的功用性有序社会存在方式的最高水平而已。根据鲍德里亚的指认,马克思的错误就是将资本主义所特有的经济学构架普遍化了,只在“交换价值体系”中才会出现的劳动生产、使用价值和生产方式,被马克思泛化为“人类生成的一般模式”。所以,马克思固然也真诚地反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致力于深刻揭露资本逻辑的剥削本质,可是,他并未意识到自己这个以有用的劳动生产为逻辑中轴而展开的历史哲学话语,从本质上还是资产阶级价值交换体系无意识的编码产物。对马克思来说,人之所以是人,即因之于生产:我生产故我在。这也是鲍德里亚所说的“生产之镜”的本意。根据鲍德里亚在《生产之镜》一书中阐述的思路,人们在斯密—马克思的生产之镜中获得了一种意象,并由此建构出一个虚假的功用世界、一个对效能性实践主体的自我指认,而这种镜像的本质恰是功用性的价值逻辑,因此,生产之镜也可以扩展为全部政治经济学之镜、大写的自然之镜和历史之镜。鲍德里亚认为,历史唯物主义的隐性本质与资本主义正好是同体同质的,马克思却将构序的生产力中性化了,并将其视为一般社会存在和进步的基础,从而未能意识到生成整个功利性的价值存在坐标即是这种效用性的有序生产体系本身。在鲍德里亚看来,正因此,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批判非但没能一劳永逸地解决问题,反而更深地遮蔽了事情的真相,使表面看似激进昂扬的革命道路偏离了正确的方向和轨道。所以,马克思其实并没能真正改变资本的逻辑,他力图反对资本主义的经济关系本身,可却又无意识地沦为“资本精心阐述的最巧妙的意识形态幻象”。

   鲍德里亚声称,自己正是要彻底否定这种“我生产故历史在”的存在本体论,既彻底拒绝马克思主义,也拒绝自己曾经拥有的后马克思思潮中所有虚假的生产性激进话语。此时,鲍德里亚明确拒绝将全部社会存在和历史运动建立在塑形的物质生产之上,拒绝承认以历史进步为核心的有序社会发展观,拒绝把人视为生产者(劳动力)。一语概之,他旗帜鲜明地反对生产的效用性塑形逻辑,反对将发展物质生产力视作人的目的。借用当代西方学术界已某种程度上达成共识的概念来说,他要打倒生产主义。我认为,这也是的德里亚的真正可怕之处。作为西方马克思主义的一个门内逆子,《德意志意识形态》法译本的参与者之一,鲍德里亚与其他众多马克思主义的外部敌人完全不同,后者大多只是浮于表面地简单攻击马克思思想不同的历史派生形态及其意识形态幻象,而鲍德里亚则直接、准确地定向爆破了历史唯物主义理论大厦内部最重要的一个支撑性结构——物质生产基始论和历史现象学批判逻辑。可见,鲍德里亚所发出的质疑性提问对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而言,必定不是无关痛痒的东西,他注定要成为马克思真正强大的理论对手。

在1976年写下的《象征交换与死亡》一书中,鲍德里亚之思似乎又发生了更大的逻辑异轨——鲍德里亚自己的原创性理论构境逻辑终于形成。如果说,在前两部书中,鲍德里亚主要做的还只是以象征交换为逻辑尺度,(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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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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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学术月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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