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一兵:心灵无产阶级化及其解放途径 ——斯蒂格勒对当代数字化资本主义的批判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574 次 更新时间:2018-02-26 01:56: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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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一兵 (进入专栏)  

   法国著名的技术哲学家贝尔纳·斯蒂格勒,作为德里达的重要弟子,以其一系列重要的学术论著跻身于目前欧洲最著名的社会批判理论家行列。他的三卷本的巨著《技术与时间》是其技术哲学和批判理论的奠基之作。这里,我们以他在南京大学所开课程为基础,简要复构斯蒂格勒关于心灵无产阶级化现象的批判及其解放路径的基本线索。

  

超级工业时代的“无产阶级化”

  

   斯蒂格勒说,早在十年前,他就提出了资本主义已经进入到一个所谓“超级工业时代(hyper-industri- al age)”的观点。他认为,是德勒兹最早预见到了这个超级工业时代的来临:“当德勒兹指认他所说的控制社会(control societies)时,他就已经预告了超级工业时代的到来。对注意力和欲望的破坏性捕获就在德勒兹根据 20 世纪末电视对消费者的非强制性调节所描述的控制社会中,并通过这种控制社会发生着。

   这些控制社会出现在消费主义时代晚期,它们要做的就是设法向超级工业社会时代过渡。”在斯蒂格勒看来,德勒兹在自己关于控制社会的讨论中,已经涉及超级工业社会的到来,因为他通过电视与消费者的非强制性的支配,发现了资产阶级对人的注意力和欲望的捕获和深层控制,预见了晚期消费社会向超级工业时代的过渡。

   具体说,斯蒂格勒希望向我们证明,在超级工业时代中,不久前支撑工业资本主义存在和运动的一些最基本的建构性要素已经解构了,它的最重要的表现就是原来在消费社会中制造出欲望的象征性的毁灭。“这是一个严重的象征性贫困(great symbolic misery)的纪元。它导致欲望的结构性毁灭,也就是说,它摧毁了力比多经济即投机的市场营销,而已经变得具有霸权性,并系统性地利用各种驱力,这些驱力的一切附属物都被剥夺了。”

   《象征贫困》是斯蒂格勒于2004~2005年写下的两卷本的大书。显然,斯蒂格勒这里的批判性构境隔着一种断裂,即正在被替代的资本主义力比多经济学的场境。依我的理解,所谓力比多经济学也就是资产阶级在 20 世纪创造出来的以制造人的虚假欲望为内在驱动力的经济发展模式。

   其实,这正是后来资产阶级用广告制造欲望的内在机制。弗罗姆和鲍德里亚对此都有极为深刻的讨论。如果说,资产阶级的力比多经济学是用人的 欲望来驱动经济,那么,斯蒂格勒眼中今天的资本主义经济发展则是一个“结构性的欲望毁灭”的过程,其核心是象征的贫困。以斯蒂格勒的解释,所谓“象 征 贫 困 源 于 所 谓 的 感 性 的 机 械 转 向(mechanical turn of sensibility,Nicolas Donin 有着同样的说法), 这是一种器官学变化,即把个人的感性生活(生命) 置于大众传媒的永恒控制之下”。这里的意思是,原来个人感性生活的内驱力是欲望,欲望通常是由象征性知识来驱动,象征性引导人们的注意力,当象征性已经由大众传媒所控制时,人的感性生活已经成为虚假的景观产品机械投放地。

   斯蒂格勒将马克思与弗洛伊德式的欲望经济学结合起来。依他的观点,马克思的哲学就是充分肯定了人的主体外化活动的经济学。如果知识总是在人们追逐欲望对象的过程中产生的,那么,知识就必然是欲望经济学与外化经济的连接。并且,在斯蒂格勒看来,“象征性贫困的原因和欲望的毁灭既是经济学的,也是器官学的:它既与那种消费主义模式有关,也与 20 世纪初期借助文化工业和大众传媒来俘获和控制消费者的注意的各种工具有关。这些由市场营销控制的工具绕过了消费者的如何生活的知识,并使他们在这些方面出现短路”。

   斯蒂格勒认为,这里知识的短路主要是指工业对人的关注的控制。这又是一个很难进入的精神分析学的构境层。他说,依弗洛伊德的理论,人的注意力的形成是一个复杂的历史过程。“注意力是通过教育、通过认同(这是在弗洛伊德意义上而言的第一认同和第二认同)过程而塑造的,关于如何生活的知识占据着代际关系的核心,而构成这种代际关系的教育是精致而复杂的。”

   这里有两个核心概念:一是注意力,这是人异质于一般动物的重要心理特征,专注导致人格的心理积淀;二是认同,这是在注意中对特定观念的肯定。在斯蒂格勒看来,这二者都是由教育中知识传递所建构的。当然,这里的教育通过两种途径:一是家庭教育,“养育子女就是以独特的方式传递一种关于如何生活的知识,然后子女会接着将这种教育以独特的方式传递给他或她的伙伴、朋友、家庭以及无论远近的同辈人”。在拉康那里,这正是小他者认同反向投射关系的起始。二是学校的教育,在孩子从幼儿园到大学的学习中,通过各种知识教学(象征符码)所塑造的“如何生活的知识”。

   与动物的生物性关注不同,这是一种通过象征符码面对世界的特殊注意能力。在拉康那里,这正是大他者认同的塑形。斯蒂格勒认为,恰恰是这个由象征性构成的特殊关注成为了今天资本主义“工业性的捕获注意力所系统性地改变(deform)的东西”。当象征符码成为工业技术操控的对象,人的一切关注则被掏空,这是一种彻底的本体论意义上的象征性贫困。

   欲望的经济是通过认同和超个性化的过程而成型的,这也是转移对社会投资的目标来约束驱动力的能力集合与代际关系的过程相互交织。注意力的工业性变形和转移避开和绕过了这些认同和超个性化的过程。这样一来,由消费者资本主义导致的象征性贫困就积变为去-象征化,从而不可避免地导致力比多经济的毁灭。原来的 20 世纪资本主义力比多经济学就是欲望的生产,它通过对欲望的认同和社会趋同的超个性化来实现。这是一个需要分解入境的复杂构境层。

   其一,作为欲望对象化的爱之认同。不同于拉康在否定的构境中使用的欲望的对象概念,斯蒂格 勒这里,欲望就是通过对爱的认同“投入到对象之 中,体验它的一致性”,这种“由爱所构成的表面上美妙的感觉是不断超越生命的那种生命的超凡性的知识的化身——由此,生命通过超越生命而创造”。通常,这种对爱的认同的欲望会“超越了一切计算”,因 此,这种认同爱的欲望会“带来一种生活中的自发的 信仰,这种信仰通过这个作为超凡力量的对象来展 现自身。在爱能够赋予非生命——通常是非生命的东西以生命的意义上,所有的爱都是幻想的”。

   其二,欲望经济中的超个性化。个性化概念是西蒙栋哲学中的关键词之一,它是指人的个人主体存在之发生,基于一种劳作和生活中生成自我内部结构的过程,与生物个体的自然关系不同,人的个性化也发生于一种集体现实共在和精神共同体之中,这使得人的个性化内嵌有超个性的因素。欲望经济本身通过对象征符号的认同,会产生一种超个性化的因素。

   在斯蒂格勒看来,传统欲望经济中的这两个主要方面在资本主义的超级工业发展中彻底崩溃了。 所以,当基于人对爱的认同之上的欲望都被资本主义的工业“变形和转移”之后,真实的认同中的欲望就被文化工业和大众传媒以虚假的东西代替,其结果,“消灭欲望就是清除一切依恋和一切忠诚即一切信任——没有这些,任何经济都是不可能的——从而最终清除一切信仰和一切信用”。在此,超个性化的进程也必然被中断。产生的恶果是:“消费者的无产阶级化、去象征化、非认同化以及痛苦的分娩使一切独特性都屈从于可计算性,后者使当今世界变成一片荒漠,置身其中会荒谬而日益强烈地感到,随着工业创造的越来越多,结果却是生活被创造的越来越少。”

   因为,在认同和超个性化这二者之中,象征性注意都是这一欲望经济过程的核心。可是,当这种象征性注意在新的数字化资本主义工业中发生变形和转移之后,象征性符号本身就发生贫困化和萎缩,甚至变成去象征化。正是这种象征性贫困所导致的知识短路,也就造成了斯蒂格勒所指认的整个资本主义社会存在中的无产阶级化。马克思在《1844 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那段著名的表述在这里被改写了:“随着工业创造的越来越多,结果却是生活被创造的越来越少!”


无产阶级化的第三阶段

  

   斯蒂格勒很快宣告了一个新的看法:今天,资本主义社会中发生的掏空认知力的无产阶级化已经进入到它的第三个阶段。显然,他面对中国学生的时候,更想早一些提出自己关于当代资本主义批判的最新研究成果。斯蒂格勒说:“从工业民主的崩溃中产生的超级工业社会构成了彻底无产阶级化的第三个阶段:我们看到了19世纪的技能知识(savoir-faire)的丧失,20世纪的生存知识的丧失。在21世纪,我们见证了这个理论知识丧失的时代的诞生——似乎令我们震惊的原因是处在一种绝对难以想象的发展中的。”

   从上面的讨论中,我们已经知道斯蒂格勒这里的“无产阶级化”构式完全异质于马克思原先在经济所有制关系中的没有生产资料的劳动者的贫困性构境,而主要转境为一般个人主体认知能力的缺失。在他后面的课程讨论中,还一本正经地做过一个系列的逻辑链接 ,即马克思的外化=无产阶级化的观点。

   首先,在斯蒂格勒看来,马克思的观点是黑格尔思辨辩证法的“唯物主义版”,也就是将原来黑格尔的观念外化颠倒地“理解为物质化”,也就是利用生产“资料”进行人的技术的自我生产,斯蒂格勒指认,正是在《共产党宣言》中,马克思“第一次以明确的方式提出了无产阶级化的问题,也就是由于知识的外化而导致的知识的破坏”。显然,斯蒂格勒这里的解读是完全错误的。马克思对黑格尔唯心主义逻辑的颠倒,并非是在物质化的层面承认知识外化的合法性,而是将知识归基为实践的历史产物。

   其次,斯蒂格勒认为,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的唯物主义首先在于确认智力存在于他们的技术能力的第 一‘历史活动’。非-非人存在一旦开始生产自己的生存工具,他们就将自己与动物区分开来”。这又是严重的曲解。马克思和恩格斯在讨论人类历史的发生时,第一个历史活动是劳动产生。在那个远古时代 ,知 识根本还没有从具体的劳作过程中分离出来。

   再次,斯蒂格勒指认说,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中确认的一一个由于外化而导致的知识的丧失这个观点在大纲中被进一步发展了”。然而,“尽管《大纲》是以我所说的第三持存的形式描述知识的物化,但工业社会中关于知识的一般问题并没有被辩证唯物主义真正提出来:技术没有被主题化为知识和非-知识的一个要素,没有(提出)一种知识的器官学或力比多经济学——即升华的欲望意义上的一种知识经济学”。这个第三持存是斯蒂格勒技术哲学中的关键词。这没有说错,可是让斯蒂格勒预见在 22 世纪中发生的科学技术发展和以后工业生产中的新成果也是不可能的,这并不能证明斯蒂格勒比马克思要更高明。

   斯蒂格勒这里的逻辑线索为:首先,在 19 世纪的资本主义工业生产中,马克思已经看到了技术与劳动过程的分离,劳动者失去了原来在手工艺生产中那种技能与劳动的总体性,机器化大生产成了科学技术的对象化过程。斯蒂格勒将其指认为无产阶级化的第一阶段,其中,大机器生产已经导致了劳动者 的技能知识的丧失。

其次,到了 20 世纪,资本主义的超级工业的发展,进一步剥夺了所有消费者的生存认知力,这是无产阶级化的第二阶段。在社会的层面上,特别是:“从1980 年代开始,国家的衰落、战略性的市场营销和金融化的霸权被推行到世界和社会的每一个角落。紧随这些变化而来的是基于内驱力的痛苦和投资缩减,(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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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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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探索与争鸣》2018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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