谭新红 王兆鹏:论清人词话的学术背景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206 次 更新时间:2016-05-29 23:32: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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谭新红   王兆鹏 (进入专栏)  

   【内容提要】 清词话作者的学者化,使清人词话与清代学术有着为更密切的联系。清代实学、朴学及今文经学对清词话都有一定的影响。

   【关 键 词】实学/朴学/今文经学/清词话

  

   较之于宋、元、明而言,清词话作者的学人身份更加突出。以《词话丛编》[1]所收清词话的作者而言,清初的毛奇龄,清中期的焦循、张惠言、宋翔凤,清末的谭献、王国维等都是满腹经纶的饱学之士。文人身份使他们能准确地把握词的文学特质和审美特征,而学者身份则又使此时的词话具有鲜明的学术著作的特性,摆脱了早期词话的随意性而趋于科学性和系统性。

   清代是中国古代学术文化的繁荣昌盛时期,也是古代学术文化的集大成时期。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将清代学术分为启蒙期、全盛期、蜕分期和衰落期四个阶段,实学、朴学、今文经学则贯穿始终[2]。不同阶段的学术文化总是直接或间接地制约和影响着该阶段的词话创作,而不同时期的词话创作又反过来参与和充实该时期的学术文化活动。本文拟从实学、朴学和今文经学三个方面考察清代学术对清人词话的影响。

  

     一、实学与清词话

   清代前期,许多有识之士清醒地认识到,晚明理学的空疏无本是导致明王朝覆亡的重要根源。顾炎武《夫子之言性与天道》即说:

   刘石乱华,本于清谈之流祸,人人知之。孰知今日之清谈,有甚于前代者。昔之清谈谈老庄,今之清谈谈孔孟。未得其精,而已遗其粗;未究其本,而先辞其末。不习六艺之文,不考百王之典,不综当代之务,举夫子论学论政之大端一切不问,而曰“一贯”,曰“无言”。以明心见性之空言,代修己治人之实学。股肱惰而万事荒,爪牙亡而四国乱,神州荡覆,宗社丘墟。(注:《日知录集释》卷十九,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影印本。)

   黄宗羲也说:

   明人讲学,袭语录之糟粕,不以六经为根柢,束书而从事于游谈。(注:《清史稿》卷四八○《黄宗羲传》。)

   这种反省,流露出对宋明理学空洞说教的强烈不满。痛定思痛,在顾炎武、黄宗羲等学者的倡导下,学术界一改晚明“束书不观,游谈无根”的空疏学风,重实证,讲求经世致用,提倡以有用之“实学”取代“明心见性”的空谈。梁启超即云:“清初之儒,皆讲‘致用’,所谓‘经世之务’是也。”[2]

   在实学思潮的影响下,人们要求文学也要“务实”,以“经世致用”为依归,魏禧明确提出:“明理而适于用者,古今文章之所由作之本。”顾炎武更主张“文须有益于天下”:

   文之不可绝于天地间者,曰明道也,纪政事也,察民隐也,乐道人之善也。若此者有益于天下,有益于将来,多一篇,多一篇之益矣。若夫怪力乱神之事,无稽之言,剿袭之说,谀佞之文,若此者,有损于己,无益于人,多一篇,多一篇之损失。(注:魏禧《魏叔子文集外编》卷五《答曾君有书》,《宁都三魏全集》本。)

   所谓“适于用”、“有益于天下,有益于将来”,都是以“经世致用”作为衡量文学的标准。

   与实学思潮相呼应,清初词论也重视词的社会功用:

   梁冶湄曰:叔父(按指梁清标)家法,自理学、经济诸书外,稗官野史,不许子弟流览。然使其涉猎诗词者,所以发其兴观群怨,使知古来美人芳草,皆有寄托也。(注:沈雄《古今词话•词评下卷》引,《词话丛编》第1037页,中华书局1986年版。)

   文长论诗曰:“如冷水浇背,陡然一惊,便是兴观群怨。”应是为佣言借貌一流人说法。温柔敦厚,诗教也。陡然一惊,正是词中妙境。(注:刘体仁《七颂堂词绎》,《词话丛编》第623页。)

   “兴观群怨”,原是孔子对诗的社会作用所作的言简意赅的表述,它将诗与教化、政治紧密联系起来。而梁清标等也认为词有“兴观群怨”的作用,将词上接《诗经》,从而使词合于“六经”之旨、当世之务,成为“有用”之文。

   清初大词人纳兰容若论词也有这种倾向。他曾说:

   花间之词如古玉器,贵重而不适用。宋词适用而少贵重。李后主兼有其美,更饶烟水迷离之致。”(注:谢章铤《赌棋山庄词话》卷七引,《词话丛编》第3416页。)

   又有《论词诗》说:

   诗亡词乃盛,比兴此焉托。往往欢娱工,不如忧患作。冬郎一生极憔悴,判与三闾共醒醉。美人香草可怜春,凤蜡红巾无限泪。芒鞵心事杜陵知,祗今惟赏杜陵诗。古人且失风人旨,何怪俗眼轻填词。词源远过诗律近,拟古乐府特加润。不见句读参差三百篇,已自换头兼转韵。(注:张德瀛《词徵》卷六引,《词话丛编》第4181页。)

   纳兰将词的源头直接上溯《诗三百》,把韩偓香艳之作比诸屈原《离骚》的香草美人,意在要求词需用比兴手法,借美人香草以抒发内心深沉的忧患意识。这种“适用”的词学观,正与当时“经世致用”的实学思潮一脉相连。

   清初实学并没有被发扬光大,而是很快就销声匿迹,代之以考据为重的乾嘉汉学。梁启超分析个中原因时说:“清初‘经世致用’之一学派所以中绝者,固由学风正趋于归纳的研究法,厌其空泛,抑亦因避触时忌,聊以自藏。”[2]认为这种转变,既是学风本身发展使然,也是因为统治者的高压政策。用于浅斟低唱的“小词”也不能逃脱文字狱的厄运,张德瀛《词徵》记载:“相传有怨家摘其(毛奇龄)词曲中语,以为讪谤。按验无实,得不坐。”(注:张德瀛《词徵》卷六,《词话丛编》第4178页。)词也可以成为构陷的工具。因此清初词学中的“兴观群怨”说、“比兴”说也没能得到继续发展,而是被朱彝尊的“清空骚雅”说所取代,词逐渐成为粉饰太平的工具。嘉道以还,积威日驰,人心也渐获解放。加之统治日靡,大乱将至。人们追寻根源,归咎于学非所用,今文经学应运而生,“经世致用”之说才重新抬头。词学上,常州词派的“意内言外”说、“比兴寄托”说又才与清初词学接上榫。

  

     二、朴学与清词话

   乾嘉年间,文禁森严,朴学(乾嘉汉学)代替实学,成为学术文化的主流。皮锡瑞《经学历史》云:“乾隆以后,许、郑之学大明,治宋学者已鲜,说经皆主实证,不空谈义理,是为专门汉学。”汉学家们大多背离了顾炎武等人倡导的“通经致用”的实学精神,片面地继承了顾炎武等人讲求音韵、训诂之学的治学方法,局限于古书的辑录、校勘、辨伪和一字一义的考据,说经主实证而不谈论义理,甚至陷入繁琐的训诂考据之中而不能自拔。到乾隆中期,朴学的研究范围由群经而旁及诸子列史,几至“家家许郑,人人贾马,东汉学烂然如日中天矣”。以至于梁启超在《清代学术概论》中说:“其在我国,自秦以后,确能成为时代思潮者,则汉之经学,隋唐之佛学,宋及明之理学,清之考证学,四者而已。”[2]朴学的影响一直延续到光、宣年间,几乎与清朝国运相始终。

   近世词家赵尊岳曾说:

   有清一代,朴学大盛,流风余韵,泽被词苑。丛刊之出,汲古维先。四印、彊村,重以雠校。而万氏制谱,戈氏论韵,阳湖选政之精严,浙派操觚所荟萃,乃至松陵之词话,东塾之定律,莫不穷膏晷之功,崇雅正之始。辨微茫于寸黍,商旋羽于五声,是皆 越畴曩,卓然宗工。降及并世,荫樾益繁。驰声闻于海外,列专教于庠序。或事汇刻;或订遗篇;或进言板本,以溯其渊源;或僻搜遗词,以存其坠绪;或著年谱,由论世以知人;或抉微言,尽阐扬之能事。(注:《南唐二主词汇笺序》,唐圭璋《南唐二主词汇笺》卷首,正中书局1936年版。)

   可见朴学对清代词学有着深远的影响,举凡校刊词集、论声制谱、撰著词话等,无不受朴学的浸染。

   朴学对词话的影响,首先体现在研究精神和研究方法上。朴学家们的治学方法,重在“实事求是”、“无征不信”。词话也体现出这一特色来,词学史上许多湮没不闻的问题经清代词话家们的发抉而得以彰显,有些以讹传讹的问题经他们的考辨而得以纠正。如宋黄昇《唐宋诸贤绝妙词选》卷六载:

   元祐中,东坡守杭,泽民(毛滂)为法曹掾,秩满,辞去。是夕宴客,有祐歌此词(即《惜分飞》)。坡问谁所作,以毛法曹对。坡语坐客曰:“郡察有词人不及知,某之罪也。”翌日折柬追还,留连数月。泽民因此得名。(注:《四部丛刊》本。清无名氏《乐府纪闻》亦载此事,参王兆鹏《乐府纪闻考》,《文献》1996年第4期。)

   吴衡照《莲子居词话》卷一就此考证说:

   东坡守钱塘,毛滂为法曹掾。既辞去,以赠妓《惜分飞》词,激赏于东坡,遂折柬追回,留连数月。说见黄昇《绝妙词选》。按《东坡集》施元之注,元祐初,公在翰苑,滂自浙入京师,以诗文谒见。公出守钱塘,滂适为掾云云。是公与滂在翰苑日已知之,不自守钱塘始也。公尺牍中答滂者七,其一、其二皆翰苑时作,尤为可据。至滂在元祐初为知名士,同时如孙使君、贾耘老、沈文伯咸与交。以公之视礼爱才,顾俟既去,始见其词而激赏追回,应无是理。昇,南宋人,考证若是之疏,不可解也。(注:《词话丛编》第2415页。)

   经此考证,事实瞭然,讹误立辨。清词话中类此者实多。即以《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而言,在对每部词集进行评述时,必先考述词集版本的流变、辩证词作在流传过程中的错误、澄清关涉词史的一些以讹传讹的事实。

   清人在这方面的努力,为后人撰写词史提供了便利。

   朴学对词话影响之二体现在对学问、学识的注重上。要考证事实,必博览群籍,清初大儒黄宗羲就要求人们多读经、史、子、集之书。他说:“昔之为诗者,一生经、史、子、集之学,尽注于诗。夫经、史、子、集何与于诗?然必如此而后工。”(注:《南雷诗文集•马虞卿制义序》,《黄宗羲全集》第十册,浙江古籍出版社1985年版。)冯班在《钝吟杂录》卷三《正俗》中也说:“有一分学识,便有一分文章。”(注:《文渊四库全书》本。)这一学术思想也影响到文学的创作和理论中。在创作中,“学人之诗”大量出现。在理论上,出现了翁方纲的“肌理”说,提倡以考据为诗。对古文,程廷祚则云:“今欲专力于古文,惟沉潜于六籍,以植其根本。”(注:程廷焯《青溪集》卷十《复家鱼门论古文书》所附尺牍,《金陵丛书乙集》本。)焦循也说:“词章之有性灵者,必由于经学。”(注:焦循《雕菰集》卷十三《与孙渊如观察论古考据著作书》,道光四年刻本。)都是要求文人们重视学问、重视书本。

   词本来是以写情见长的即兴之作,与学问的深浅关系不大。然在朴学提倡学问的影响下,词与学问也联系了起来,清代一些词话家就提倡词人要多读书,如彭孙遹《金粟词话》云:

   词虽小道,然非多读书则不能工。观方虚谷之讥戴石屏,杨用修之论曹元宠,古人且然,何况今日。(注:《词话丛编》第724页。)

   蒋敦复《芬陀利室词话》卷一也说:

   昔人论作诗必有江山书卷友朋之助,即词何独不然。不读万卷书,不行万里路,不交万人杰,无胸襟,无眼界,嗫嚅龌龊,絮絮效儿女子语,词安得佳。澹园自谓填词三十年,余语之曰:“恨君少读十年书。”(注:《词话丛编》第3465页。)

在这种风气影响下,清代出现了许多以学问取胜的词人。谢章铤曾云:“竹坨以学胜,迦陵以才胜,容若以情胜。”(注:谢章铤《赌棋山庄词话》,《词话丛编》第3472页。)认为朱彝尊的词是以学问见长。晚清朱彊村的词也以学问取胜,王国维曾评其词曰:“学人之词,斯为极则。”(注:王国维《人间词话删稿》,(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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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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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南阳师范学院学报:社科版》2002年0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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