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远林 王兆鹏:宋诗分期问题研究述评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364 次 更新时间:2016-05-31 22:57: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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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远林   王兆鹏 (进入专栏)  

   【内容提要】 民国以前,大多为感悟式判断,缺少严密科学的论证,“点”的描述胜于“线”的把握;民国后至建国前大约有以时间分之二分法、三期说、五期说及以体派分者;建国后70年代前进展不大,80年代后呈现多元化态势,时间性、整体性和系统性是此期研究的突出特点。

   【关 键 词】宋诗/分期问题/研究述评

  

   20世纪以来,对“唐诗分期,已有深入的分析把握,宋诗这方面的情况还很模糊。”[1]为便于今后对宋诗的分期作深入探讨,本文拟将历来有关宋诗分期的意见作一综述,以了解前人今贤有关宋诗分期的各种意见。

  

   一、民国以前有关宋诗分期的看法

   早在南宋,便已有人注意到宋诗的几度变化,南宋初的张元干曾指出北宋诗有三次变化:首先是杨亿、刘筠诸人的西昆体,沿袭唐人;其次是欧阳修诸人继起,“文风丕变”;然后有苏轼及其门人黄庭坚等崛起诗坛,“诗法大振”。(注:张元干《芦川归来集》卷九《亦乐居士集序》:“国初儒宗杨、刘数公,沿袭五代衰陋,号西昆体,未能超诣。庐陵欧阳文忠公初得退之诗文于东汉敝箧古文书中,爱其言辨意深。已而官于洛,而与尹师鲁讲习,文风丕变,寝近古矣。未几文安先生苏明允起于西蜀,父子兄弟俱文忠公门下士。东坡之门又得山谷隐括律,于是少陵诗法大振。如张文清、晁无咎、秦少游、陈无己之流,相望辈出,世不乏才,岂无渊源而然焉。”(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版))

   宋末严羽也认为宋诗有三变,只是阶级的划分与张元干不同。他认为“国初之诗,尚沿袭前人”;至苏轼、黄庭坚“始自出己意以为诗,唐人之风变矣”;“近世”永嘉四灵又学晚唐,“复就清苦之风”。(注:严羽《沧浪诗话•诗辨》:“国初之诗尚沿袭前人,王黄州学白乐天,杨文公、刘中山学李商隐,盛文肃学韦苏州,欧阳公学韩退之古诗,梅圣俞学唐人平淡处。至东坡山谷,始自出己意以为诗,唐人之风变矣。山谷用工尤为深刻,其后法席盛行,海内称为江西宗派。近世赵紫芝、翁灵舒辈,独喜贾岛、姚合之诗,稍稍复就清苦之风。江湖诗人多效其体,一时自谓之唐宗。”(《历代诗话》下册第688页,中华书局1981年版)

   宋末元初的戴表元,则认为宋诗有四次变化:最初“汴梁诸公言诗,绝无唐风”;待梅尧臣出,“一变而为冲淡”;至黄庭坚崛起,“又一变而为雄厚”;到了永嘉四灵,再“一变而为清圆”。(注:戴表元《剡源文集》卷九《洪潜甫诗集序》:“始时,汴梁诸公言诗绝无唐风。其博赡者谓之义山,豁达者谓之乐天而已矣。宣城梅圣俞出,一变而为冲淡,冲淡之至者可唐,而天下之诗于是非圣俞不为。然及其久也,人知为圣俞而不知为唐。豫章黄鲁直出,又一变而为雄厚,雄厚之至者尤为唐,而天下之诗于是非鲁直不发。然及其久也,人又知为鲁直而不知为唐,非圣俞、鲁直不使人为唐也,安于圣俞、鲁直而不暇为唐也。尔来百年间,圣俞、鲁直之学皆厌,永嘉叶正则倡四灵之目,一变而为清圆,清圆之至者亦可唐,而凡枵中捷口之徒皆能托于四灵,而益不暇为唐,唐且不暇为,尚安得古?”(《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与戴表元同时的方回,也比较详细地论述过宋诗的发展过程。从他的论述中,我们可以抽绎出宋诗发展的六个阶段:一是宋初学晚唐的三体(白体、晚唐体和西昆体);二是欧、苏、梅等诗人继出,“一变”而学李白、韩愈之诗,“晚唐于是退舍”;三是王安石、苏轼、黄庭坚、张耒和陈师道等各擅胜长,各立一宗;四是南渡之际,陈与义和曾几为诗坛“巨擘”。五是“乾淳以来,尤、范、杨、陆、萧”最为杰出。六是“嘉定而降”,“永嘉四灵复为九僧旧。”(注:方回《桐江续集》卷三十二《送罗寿可诗序》:“诗学晚唐,不自四灵始。宋剗五代旧习,诗有白体、昆体、晚唐体。白体如李文正、徐常侍昆仲、王元之、王汉谋;昆体则有杨、刘《西昆集》传世,二宋张乖崖、钱僖公、丁崖州皆是;晚唐体则九僧最逼真。寇莱公、鲁三交、林和靖、魏仲先父子、潘逍遥、赵清献之父,凡数十家,深涵茂育,气势极盛。欧阳公出焉,一变为李太白、韩昌黎之诗,苏子美二难相为颉颃;梅圣俞则唐体之出类者也,晚唐于是退舍。苏长公踵欧阳公而起;王半山备众体,精绝句、古五言或三谢。独黄双井专尚少陵,秦、晁莫窥其藩。张文潜自然有唐风,别成一宗,惟吕居仁克肖。陈后山弃所学,学双井,黄致广大,陈极精微,天下诗人北面矣。立为江西派之说者,铨取或不尽然,胡致堂诋之。乃后陈简斋、曾文清为渡江之巨擘。乾淳以来,尤、范、杨、陆、萧,其尤也。道学宗师于书无所不通,于文无所不能,诗其余事,而高古清劲,尽扫余子,又有一朱文公。嘉定而降,稍厌江西,永嘉四灵复为九僧旧。”(《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比方回稍晚的袁桷,也考察过宋诗的流变。他认为,宋初西昆体盛行,镂声错采;至梅尧臣、欧阳修诸人,始“发为自然之声”;其后“诗有三宗”,即王安石的“临川之宗”,苏轼的“眉山之宗”和黄庭坚的“江西之宗”,其中苏、黄“二宗为盛”,唯临川宗“莫有继者”;“至乾淳间,诸老以道德性命为宗”,而“眉山、江西之宗亦绝”;四灵继起,“唐声渐复”;至宋末,诗人又学晚唐音调,“力孱气弱”,宋之三宗荡然无存(注:《清容居士集》卷四十八《书汤西楼诗后》:“玉溪生往学草堂诗,久而知其力不能逮,遂别为一体。然命意深切,用事精远,非止于浮声切响而已也。自西昆体盛,襞积组错,梅、欧诸公发为自然之声,穷极幽隐,而诗有三宗焉。夫律正不拘,语腴意赡者,为临川之宗;气盛而力夸,穷抉变化,浩浩焉沧海之夹碣石也,为眉山之宗;神清骨爽,声振金石,有穿云裂竹之势,为江西之宗。二宗为盛,惟临川莫有继者,于是唐声绝矣。至乾淳间,诸老以道德性命为宗,其发为声诗,不过若释氏辈,条达明朗,而眉山、江西之宗亦绝。永嘉叶正则始取徐、翁、赵氏为四灵,而唐声渐复。至于末造,号为诗人者,极凄切于风云花月之摹写,力孱气消,规规晚唐之音调,而三宗泯然无余矣。”(《文渊阁四库全书》本))。袁桷似乎也是认为宋诗的发展经历了六个阶段,与方回有些近似。但他无视“乾淳间”中兴四大家的存在,而以讲道德性命的道学诗为此时诗坛的代表,未免偏激。

   明代的胡应麟,对宋诗的研究用力颇多,虽然他没有系统地提出过宋诗发展过程的意见,但他在《诗薮》外编卷五中多次用“宋初”、“盛宋”、“南渡”、“晚宋”等时间概念来论宋诗,对后来仿效唐诗分期来为宋诗分期者不无影响。

   至清代,有关宋诗发展、流变的意见渐多,如叶燮的《原诗》、宋荦的《漫堂说诗》和沈德潜的《说诗晬语》等,都有零星的论述(注:叶燮《原诗》卷一《内篇上》:“宋初诗袭唐人之旧,如徐铉、王禹偁辈,纯是唐音。苏舜钦、梅尧臣出,始一大变。欧阳修亟称二人不置。自后诸大家迭兴,所造各有至极,今人一概称为宋诗者也。”(《清诗话》下册,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版,第566页)

   宋荦《漫堂说诗》:“唐以后诗派,历宋、元、明至今,略可指数:宋初晏殊、钱惟演、杨亿号‘西昆体’。仁宗时欧阳修、梅尧臣、苏舜钦谓之欧、梅,亦称苏、梅,诸君多学杜、韩。王安石稍后,亦学杜、韩。神宗时,苏轼、黄庭坚谓之苏、黄;又黄与晁补之、张耒、陈师道、秦观、李廌称苏门六君子;庭坚别开江西诗派,为‘江西’初祖。南渡后,陆游学杜、苏,号为大宗。又有范成大、尤袤、陈与义、刘克庄诸人,大概杜、苏之支分派别也。其后有江湖、四灵徐照、翁卷等,专攻晚唐五言,益卑卑不足道。”(《清诗话》上册,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版,第419页)按,宋氏将年代相去甚远的范成大、尤袤、陈与义、刘克庄并提,不合适。也许宋氏不太清楚这四位各自的生活年代。

   沈德潜《说诗晬语》卷下:“宋初台阁倡和,多宗义山,名西昆体(以义山为‘昆体’者非是。)。梅圣俞、苏子美起而矫之,尽翻科(窠)臼,蹈厉发扬,才力体制,非不高于前人,而渊涵渟滀之趣,无复存矣。欧阳七言古专学昌黎,然意言之外,犹存馀地。”(《清诗话》下册,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版,第544页))。然而最富有启发性的,还是《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和全祖望的见解。

   《四库全书总目》卷一六五《云泉诗提要》说:

   宋承五代之后,其诗数变。一变而西昆,再变而元祐,三变而江西。江西一派,由北宋以逮南宋,其行最久。久而弊生,于是永嘉一派以晚唐体矫之,而四灵出焉。然四灵名为晚唐,实宗姚合一家,所谓武功体者是也。其法以清切为宗,而写景细琐,边幅太狭,遂为宋末江湖之滥觞。(注:中华书局影印本,第1410页。)

   同书卷一六七《杨仲宏集提要》曰:

   宋代诗派凡数变,西昆伤于雕琢,一变而为元祐之朴雅,元祐伤于平易,一变而为江西之生新。南渡以后,江西宗派盛极而衰,江湖诸人欲变之,而力不胜。于是仄径旁行,相率而为琐屑寒陋,宋诗于是扫地矣。(注:中华书局影印本,第1441页。)

   两处说法基本相同,都是说北宋诗历经三变,至南宋永嘉四灵出而又一变为小巧琐屑。这虽然未尽全面,但着眼于“变”来描述宋诗的历程,对后来研究宋诗流变者颇多启迪。

   全祖望《宋诗纪事序》的看法与之近似:

   宋诗之始也,杨、刘诸公最著,所谓西昆体者也。说者多有贬辞,然一洗西昆之习者欧公,而欧公未尝不推服杨、刘。……庆历以后,欧、梅、苏、王数公出,而宋诗一变。坡公之雄放,荆公之工练,并起有声。而涪翁以崛奇之调,力追草堂,所谓江西派者,和之最盛,而宋诗又一变。建炎以后,东夫之瘦硬,诚斋之生涩,放翁之轻圆,石湖之精致,四壁并开。乃永嘉徐、赵诸公,以清虚便利之调行之,见赏于水心,则四灵派也,而宋诗又一变。嘉定以后,江湖小集盛行,多四灵之徒也。及宋亡,而方、谢之徒相率为急迫危苦之音,而宋诗又一变。

   在全氏看来,宋诗经历了六个阶段:先是有宋初西昆体盛行;庆历以后,欧、梅和苏舜钦诸公出,宋诗一变;其后王、苏、黄各树一帜,宋诗又一变;建炎以后,萧、杨、陆、范四大家并起称雄;至四灵崛起,宋诗又一变;至宋亡,宋诗又一变。全氏的看法显然比四库馆臣的看法要周全圆通,但所论萧、杨、陆、范诗歌各自的特点,则不太精到,尤其是说杨万里的诗“生涩”,更不确切。

   至近代,陈衍仿唐诗的四分法而将宋诗分为初盛中晚四期。他在《宋诗精华录》卷一中说:

   此录亦略如唐诗,分初、盛、中、晚。吾乡严沧浪、高典籍之说,无可非议者也。天道无数十年不变,凡事随之,盛极而衰,衰极而渐盛,往往然也。今略区元丰、元祐以前为初宋;由二元尽北宋为盛宋,王、苏、黄、陈、秦、晁、张具在焉,唐之李、杜、岑、高、龙标、右丞也;南渡茶山、简斋、尤、萧、范、陆、杨为中宋,唐之韩、柳、元、白也。四灵以后为晚宋,谢皋羽、郑所南辈,则如唐之有韩偓司空图焉。[2]

   这种分法,虽省便易行,但硬套唐诗,很难切实把握宋诗发展的曲折历程。

   综观前人对宋诗发展变异的看法,大多是主观感悟式的判断,缺少严密科学的论证。“点”的把握胜于“线”的描述,即只注意几个点的状况,而缺乏线性的全程把握。史的线索不太清晰,更不系统。

  

   二、民国后至建国前有关宋诗分期的意见

   “五四”前后,西学东渐,给传统的中国学术注入了新的活力。在新的学术观念和研究方法的指导下,有关宋诗分期的探讨也向前推进了一大步。从当时风行的文学史著作和有关宋诗研究专著中,我们可以寻绎出当时学者对这一问题的思考。概括起来,大约有如下几种意见:

二分法。一类是打破王朝界限,(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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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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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阴山学刊》(包头)2002年04期第9~1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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