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兆鹏:中国古代文学传播研究的六个层面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264 次 更新时间:2016-05-31 22:55: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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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兆鹏 (进入专栏)  

   【内容提要】 中国古代文学传播的研究,要探讨六个层面的问题:一要追问传播主体,即追问是谁传播文学,有哪些人或哪些机构传播;二要追问传播环境,即追问在什么环境中传播文学;三要追问传播方式,即追问怎样传播;四要追问传播内容,即追问传播什么,传播谁的作品和什么样的作品,哪些人的作品能得到及时地传播,什么样的作品更受当下和后世的欢迎;五要追问传播对象,即追问向谁传播;六要追问传播效果,即追问传播有什么作用和效果,为什么会有这种效果。

   【关 键 词】中国古代文学/传播/接受

  

   文学传播与接受的研究,是21世纪文学研究的发展方向之一。文学接受的研究已取得不少实绩,而文学传播的研究还刚刚起步,它的研究方法、研究对象、研究范围还不太明了。至少是中国古代文学的传播,究竟要研究哪些问题?如何操作?学术界还没有形成共识。这里就谈谈我个人的一点思考。

   在我看来,中国古代文学传播的研究,要探讨六个层面的问题:

   一要追问传播主体,即追问是谁传播文学,有哪些人或哪些机构传播。

   中国历史上,各个时期文学传播的主体不尽相同,既有个体,又有群体;有民间机构,如家族、书坊、行会、寺庙等,也有政府组织,如官府和学校等。就宋代而言,民间的家庭、书坊、官方的秘书省、国子监和各级地方政府以及州县的学校,都曾经编刻印行文学类书籍。学校不仅刻书,而且像图书馆一样收藏书籍,开放借阅书籍。寺庙虽然刊行文学书籍较少,但负责经营石刻传播的,很多是寺庙的住持长老。像北宋的苏轼、黄庭坚和秦观等名流经常寄诗文给杭州的长老们刻石,类似于当今的作者向出版社或报刊投稿;而有些寺庙的僧侣又常常向当世名流们索取诗文刻石,类似于当今的约稿。唐代的寺庙,兼有学校教育与图书馆传播文化的双重功能,不少士人都曾到寺庙长期住读。古代寺庙在文学传播方面的功能与贡献,很值得关注。

   不同的传播主体,传播的目的、宗旨、动机、观念不一样,有随机自发性的,也有目的明确的;有营利性的,也有非营利性的;有职业化的或专业化的,也有非职业化的业余性的。如宋代唱词的歌妓,元明清时期的戏曲演员,宋元时期说书的书会才人,都是职业化的文学传播者。而先秦时期各诸侯国的行人在外交场合诵诗赋诗,则是一种非职业的文学传播者。至于民间自发的随机性的传抄、传诵、吟唱,自然也是非职业化的了。

   不同的传播主体,由于各自的角色身份不同、社会地位和影响力不同,他们传播文学的作用、效果肯定也不一样。在特定的时期和范围内,官方机构传播文学的影响力辐射力应大于民间机构。营利性专业性机构,如书坊等,由于有专人运作和富有经验,他们传播文学作品的数量、速度和广度应大于非营业性的机构和个人。

   从文学传播史的角度而言,我们既要考察每个历史时期文学传播的主体有哪些,还要探讨文学传播主体的变化;既要从共时性的角度把握传播主体的特征、身份、观念、目的,又要从历时性的角度考察其不同时期的差异和变化。

   二要追问传播环境,即追问在什么环境中传播文学。

   环境,可分硬环境和软环境两大类。硬环境,指显性的传播场所:官府学校等官方场所、寺庙村落等公共场所、歌楼妓馆等娱乐场所、勾栏瓦市和书场戏院等演出场所、书坊书铺等营业场所、家庭亲友聚会等私人场所。我们要了解的是,每个历史时期进行文学传播的相对固定的场所和临时场所有哪些,每种场所各传播哪些文学作品,各有哪些特殊的作用和影响力,又各有哪些限制或负面的效应。

   软环境指隐性的经济环境、政治环境和相关技术条件等。不同的经济环境、政治环境,对文学传播的推动力和影响力不一样。经济发达,有利于文学的传播,人们既有经济实力传播文学,也有更多的物质条件来接受和消费文学,文学消费能力的提高会反过来促进文学的传播。政治环境的开放程度和自由程度,相关传播政策和出版法规的宽严,也直接影响到文学的传播。一般说来,宽松的政策、开明的政治,会促进文学的传播,而严酷的政治环境,会限制阻碍文学的传播。但我们也应注意到事情的复杂性,严酷的政策有时却潜在地刺激文学传播,如北宋党争,对政敌作品的禁毁,一方面限制了被禁作家作品的传播,另一方面又潜在地刺激了广大接受者对被禁作家作品的好奇心和获取拥有的欲望。苏轼诗文在徽宗朝曾经以黄金论价,与当时的强令禁止不无关系。

   我们对于中国历史上各个时期有关传播制度,特别是有关文学传播法规的了解,还非常有限,这方面需要探讨的问题很多。

   三要追问传播方式,即追问怎样传播。

   在传媒不发达的古代,古人运用哪些传播媒介、手段、方式、途径来传播文学,每个时期各自的传播方式有哪些特点,有哪些发展和变化。

   我们可以根据传播手段的不同,将古代的传播方式分为两大类:口头传播和书面传播。

   口头传播有吟诵、歌唱、讲唱、演出等,《墨子》所说的“诵诗三百,弦诗三百,歌诗三百”,就都是口头传播。其他如汉乐府的歌唱、唐宋词的歌妓演唱、敦煌变文的讲唱、宋元话本的说唱、元明清戏曲的演出,都属于口头传播。这每一种传播方式的具体情形、功能特点及其变化过程,都有待于深入地考察。

   至于书面传播,有手抄、题壁、石刻和镂印等。手抄虽然是一种比较原始和落后的传播手段,但在漫长的中国文学传播史上却一直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当然,在不同时代,它的传播功能和作用是不同的,在唐五代以前,属主流的传播方式,宋元以后,就变成了一种非主流的辅助性传播方式了。至于手抄本的文学作品,是通过哪些渠道、途径传播,不同的时代又有不同。题壁传播,中晚唐以后开始流行,宋金元时期最为兴盛,题壁成为一种便捷的发表文学作品或阅读接受文学作品的重要媒介。文人所到之处,都要看看当地的题壁诗,白居易《蓝桥驿见元九诗》就说:“每到驿亭先下马,循墙绕柱觅君诗。”北宋周邦彦《浣溪沙》词也说过“下马先寻题壁字”,南宋陆游《客怀》诗有“壁间闲看旧留题”的话头,金人赵秉文和元人虞集分别有“下马来寻题壁字,拂尘先读草堂碑”① 和“里父留看题壁字,山僧打送舍田碑”② 的诗句。题壁作为一种固定的文学传播方式,在唐宋金元时期有关题壁的规定和制度,题壁的主体、处所、管理运作的方式以及传播途径等具体情形,都需要做深入的研究。石刻作为一种传播媒介,至少在秦始皇时代就已开始。到了宋代,就成为一种重要的文学传播方式,并有职业化的经营者。石刻拓本,既是书法艺术的载体,也是文学作品的载体,具有特殊的传播功能和价值。过去的金石学,对石刻形制上的特点和史学价值已有比较成熟的研究,但从文学传播的角度探讨石刻传播的特点、功能和管理运作的过程,还不多见。镂印的文集,过去是版本目录学、出版史和印刷史研究的对象,如何从文学传播的角度给予新的诠释,还有待开拓。

   四要追问传播内容,即追问传播什么,传播谁的作品和什么样的作品,哪些人的作品创作出来后能得到及时地传播,什么样的作品更受当下和后世的欢迎。

   古代文学的传播,具有强烈的“时差性”。有些作家的作品一写出来就立即得到迅速而广泛的传播,特别是知名度高的作家,其作品基本上能及时传播,如宋代苏轼、黄庭坚等人的诗文一落笔,即为人传诵。而有些作家,特别是知名度比较低的作家,其作品就很难及时传播,常常是生前藏之深山,身后才得以传之后世。宋代人的文集,有不少是在作者本人去世几十年甚至上百年后由其后代子孙亲友刊印流传。文学传播的“时差性”必然会造成作家影响的延后性,即作品传播滞后的作家,不可能对同时的其他作家产生影响,而只有当他的作品传播之后才会产生影响。一般说来,作家知名度的高低与传播的速度与广度成正比。作家的知名度越高,读者阅读的欲望也越高,需求量越大,传刻的版本就越多。

   作品传播的速度与广度,除与作家的知名度有关之外,又与作品本身的审美趣味相关。能迎合当下审美风尚的作品往往能够及时传播而广为人接受,反之,独立于时代审美风尚之外的作品,则常常不被认同而不能及时传播。如北宋柳永的词作,符合当时市民大众的审美趣味,故传播及时而广泛,以至于“凡有井水饮处,皆可歌柳词”。而北宋中后期的黄裳,是神宗朝的状元,在社会上的名气不算小,因为他写词,不注重娱乐性,不考虑听众的审美趣味,只是按自己的志趣写风雅之词,“以清淡为正,悦人之听者鲜”③,所以无人传唱,也无人欣赏,只好孤芳自赏。

   作品传播的历程,常常不是直线型的而是曲线型的,有沉寂期也有盛行期,有低谷也有高峰。

   有些作家作品的传播,具有连续性,在当时及后世都盛传不衰,如宋代欧阳修、苏轼和辛弃疾的作品,问世后历来都为人传诵,刻本不断。

   有些作家作品的传播,则呈现出间歇性特点。盛行一时后,就湮没无闻,沉寂一段时间后,又重新崛起。比如,李清照的作品,在南宋盛极一时,当时刊行的李清照作品集有《李易安集》十二卷本,《易安居士文集》七卷本,《易安词》六卷本,《漱玉集》一卷本、三卷本和五卷本等多种版本。到了明代,李清照的作品集又全部失传,以至于像杨慎那样博学的学者,也未见过李清照的词集。而近代以来,随着李清照在文学史上地位的不断攀升,她的作品又得到重新整理,并广泛传播。20世纪以来,其词的选本、全集笺注本之多,少有词人能望其项背。与李清照同时而略晚的朱淑真,在南宋仅有魏仲恭编的《断肠集》,而且流传不广,影响甚微。明代以后,随着朱淑真声名的鹊起,其诗词集又得到广泛的传播,就连通俗小说中女主人公的案头也常摆放着朱淑真的诗词集。

   作品的传播,又有突起性的现象。当时传播不广,在后代某个时期,因为某种特别的机缘而大受关注,广为流传,之后又复式微。如宋末周密、张炎、王沂孙等人的唱和词集《乐府补题》,在当时传本极少,元明两代一度失传,清代康熙年间朱彝尊偶然发现让人在北京镂板刊行后,即大受追捧,广为传播,词坛上一时形成学习模仿《乐府补题》的热潮,京城的词风为之一变。此后,《乐府补题》虽然并未绝版,但传播有限,以至于在20世纪连一个校注本都没有出现过,跟宋代其他的词选相比较,其传播的广度相对狭小。这种情形,文学史上并不是孤立个别的现象。南宋人编选的《草堂诗馀》,其传播历程即约略相似。此书在南宋一代,传本极少,到了明代,又盛极一时,成为明人学词最主要的典范读本。其传刻批注增补本之多,没有任何一个词选本能与之比肩。明末毛晋曾大为感叹:“宋元间词林选,几屈百指,惟《草堂》一编,飞驰几百年来,凡歌栏酒榭,丝而竹之者,无不拊髀雀跃。及至寒窗腐儒,挑灯闲看,亦未尝欠伸鱼睨。不知何以动人一致如此!”④ 到了清代,因为浙西词派的词学主张与《草堂诗馀》所代表的词风格格不入,浙西词派的领袖朱彝尊对《草堂诗馀》大为不满,严加指责,从此《草堂诗馀》就备受冷落,一蹶不振。

   一个时期,不仅是传播当代的作品,还要传播前代的作品。一种作品,不仅是在当代传播,还要在后代传播。所以考察一个时期文学的传播,不仅要考察其同代作家作品的传播,还要考察前代作家作品在该时代的传播。如果研究宋代文学传播,就不仅要关注有宋一代先后传播了多少宋人的作品和文集,还要注意当时传刻了多少唐人及唐以前的文学作品集,前代哪些人的作品在宋代最具影响力?是杜甫诗传播更广,还是李白诗传播更多,同时期有哪些变化?

   五要追问传播对象,即追问向谁传播。

   文学作品的传播,最终是要作用于读者受众,只有接受者接受后才能实现作品的价值。而接受者的价值取向对文学作品的传播也有着重要的影响。

接受者有三种类型:首先是消费型的读者。如果细分,(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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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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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江汉论坛》(武汉)2006年5期第109~11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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