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鼎钧:满纸荒唐见人心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794 次 更新时间:2016-05-28 13:12: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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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鼎钧 (进入专栏)  

  

   国共内战打到一九四八年,国军在两个主力决战的战场上都告失败,东北只剩下长春、沈阳、锦州,山东只剩下济南、青岛、烟台、临沂。眼见反攻无望,坚守也难持久,河北战场唇齿相依,这时候也只剩下北平、天津、新保安、塘沽。

  

   形势日非,倘若由作家构想情节,我们人人垂头丧气,惶惶不安。然而我们那个承办后勤军运补给的办公室里,却经常出现亢奋的情绪,哄堂的笑声。秦皇岛到沈阳的火车已全线不通,押运员闲来无事,畅谈他们所见所闻。他们讲述国军投降或败退的情状痛快淋漓,共军征集民工两万六千人,以两昼夜工夫,将锦州到山海关之间的铁轨全部翻转,他们嬉笑述说,如欣赏一幕闹剧。他们的情绪感染整个办公室的人,大家爱听,如同接受一个免费的娱乐节目。

  

   回想起来,那些押运员很像替我们“采风”,靠他们居间传播,我们得以略闻当时的街谈巷议,市井流言。那时是民国三十七年,民间耳语,中华民国的国运到民国四十年走到尽头,因为孙中山先生的遗嘱说过:“余致力国民革命,凡四十年!”中国“谶语”之说深入人心,这句“戏言”很有震撼力。一九五○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了,好像是应了那句“谶语”。以后国民党在台湾的日子,有人描述为“借来的时间,借来的空间”。一九七一年,台湾朝野庆祝“中华民国”开国六十年,我觉得恍如一梦。我写这篇文章的时候,已是二○○四年了,这些年,海外多少华人盼“中华民国”消失,盼到头发掉光,她也没消失;又有多少华人盼中华人民共和国崩溃,盼到糖尿病末期,她也没崩溃。

  

   且说秦皇岛当年,眼看国军就要完全退出东北,中央的战略要确保华北,大家说:东北既然不保,紧接着华北也要丢掉,因为流行的口头禅是“没有关西(关系)”。那时候人对语言文字怎会那么敏感,“共产党一定成功”,你看凡是跟“共”字合成的词都吉利,共和、共同、共享、共生、共存、共荣、共有、共渡、共得。蒋委员长当初教中国人“走路要靠左边走”,注定了中国人都要归共产党管。训政结束,宪政开始,当局沿用孙中山《建国方略》里的说法,宣告国民政府“解散”,全国报纸以头版头题特大铅字刊登,大家说:“完了,完了,解散了!”这些校官尉官的声调表情简直幸灾乐祸,完全没想到那将是他们的末日。

  

   我一直很难了解那些人的感情,事前事后,他们都绝非中共的工作人员,国民党政权是他们的衣食父母,他们何以完全没有留恋顾惜?一九四八年八月,金圆券出笼,钞面印上蒋介石总统的肖像(以前都是孙中山先生的遗像)。他们拿着新钞指指点点:谁的像印在钱币上谁垮台,袁世凯,孙中山,现在是蒋介石!他们又说,蒋穿着军服,面相瘦硬倔强,没有王者气象。为了预防钞票折叠时磨损人物肖像,新钞设计把蒋氏的相片从中间稍稍右移,这也成了恶兆,国民党要“偏安”!我知道,他们这些话都从亲朋邻舍那里听来,但是他们非仅不能过滤选择,而且好像炫耀自己的创造发明。

  

   我还记得,我们那个单位有位上尉,他读完了辽西战败的新闻,到处找《三国演义》,他要悠然低吟卷首那首西江月:“是非成败转头空,青山依旧在,几度夕阳红。”好像他真以为自己是明代的杨慎或罗贯中,可以“古今多少事,尽付笑谈中”。一九四九年我到台北,好不容易进《扫荡报》工作,不久,报社的财务发生问题,永久停刊。那时新职难觅,对员工本是很大的压力,可是人人如释重负。后来我读到意大利文豪卡尔维诺的话:“既想自卫又想逃跑,既希望消灭敌人又希望被敌人消灭。”好像被他说中了!

  

   那时中共高喊“形势比人强”,形势在变,人的想法在变,谈话也就换了内容。某同事信佛教,拜菩萨,我问拜哪位菩萨,他说我拜“大势至”菩萨,听来悚然一惊。新到差的参谋主任算是本单位的二把手,他为了联络同人感情,发起赴北戴河一游。北戴河距离秦皇岛十三公里,以避暑胜地闻名全国,我也跟着去了,那是我仅有的一次出游。我没有心情写游记,只记得看见一栋一栋精雅的别墅(现在知道有三百栋之多),全是当朝显要的产业,全国硝烟弥漫,山水失色,主人留下一个人看守空屋,飘然远去,预料他永远不再回来。我在庙里抽了一根签,签语是:“昨日云,今朝雷,明晚霞;释氏空,塞翁失,楚人得。”十分奇特。

  

   抗战时期,爱好京戏的人信口哼几句“我主爷起义在芒砀”(萧何追韩信),内战末期,爱好京戏的人信口哼几句“未开言不由人珠泪滚滚”(让徐州)。那时最流行的流行歌曲是:“你你你,你这个坏东西,当年的一切给了你,你却白白把我弃……从今以后,再也不要你这个坏东西!”它本是一部电影的插曲,剧中妻子唱给负心的丈夫,电影演完以后,歌曲脱离剧情,自己生长,社会供给营养。新闻报道说,宋子文坐船游西湖,被某大学游湖的学生发现,学生的十几条船包围了他的船,大家齐唱“你你你,你这个坏东西”,发泄对财经政策的不满,宋氏十分狼狈。(所以国民党退守台湾后,电影检查的办法里增加规定,某一部电影可以上映,但是其中的歌曲不准广播,不准制成唱片出售)。还有人把几首抗战歌曲混编,唱成:“委员长前进,我们跟他前进!委员长胜利,我们跟他胜利!委员长失败,我们跟他失败!我们再也无处流浪,也无处逃亡!”

  

   说到逃亡,那时流行一个说法,中国人有五等去处:第一巴西(想不到吧?),二次大战期间,美国国库的黄金运到巴西贮存,那里最安全。第二澳洲,原子尘的降落量最低。第三瑞士,永久中立国没有战争。第四昆明,第五广州,两地气候温暖,饿死冻不死,紧邻中南半岛和香港,如有必要,可以继续往外逃。美国和台湾榜上无名(更想不到吧?),美国有种族歧视,那时排华的风气还很表面化。台湾面积小,逃去的人已经太多了,道路传闻“连厕所里都住人”,有钱人都往外国逃,后来听说有人写了一篇很叫座的文章,题目是《资产阶级无祖国》。

  

   那时,茶余酒后有些小故事也该传下去。据说两个小国的国王见面交谈,一个问:“如果第三次世界大战发生了,你站在哪一边?”一个答:“我加入苏联集团,帮他们打美国。”那是为什么?美国有原子弹,胜算比较大啊?对方回答:“我也知道美国会打败苏联,我战败之后,美国一定给我大量金钱和物资,也会派很多专家来帮我修桥、盖楼、造铁路,我就有好日子过了。”结论是,宁可做美国的敌人,不可做美国的朋友。国民党正是美国的朋友!

  

   国军军服改制似在一九四六年,我查了好几种版本的大事记,都没有记载,服制改革是大事,比一城一地得失重要,编大事记的人没眼光。“失败主义”气氛弥漫,这件旧事也加入话题,新式军服废除了“武装带”,武装带模仿日本陆军,日本既已战败,成为可耻的或可同情的对象,中国应该走出它的阴影,可是民间说国军解除武装,难怪溃败投降。日本军官在武装带上挂指挥刀,中国军官在武装带上挂短剑,剑柄刻字“成功成仁”,服制改革后短剑不再随身佩带,国军从此既不能成功又不能成仁。旧式军服衣领上有“风纪扣”,军人出门必须把它扣好,否则就是违纪。这个风纪扣实在麻烦,它用铜丝制成,一公一母(以钩形钩住圈形)。被服厂工作粗糙,或者没有对准,或者没有钉牢,军服不是量身定做,领口太松或太紧,反而制造许多风纪问题,新式军服索性废除,大快军心,可是民间说从此国军风纪荡然。

  

   品

  

   有人说,以上种种都出自中共文宣,中共改造了或者污染了国民党治下的意识形态。如果中共真有偌大能耐,咱们也服了,他也许像破坏铁路一样,自己起个头,拔掉几颗钉,以后靠铁轨枕木本身的压力自动进行。那时候我也对新式军服有“看法”,年轻人当然喜欢新衣服,我用今天的语言述说当年心情,新式军服受美军影响,设计比较“人性化”,但是它“颠覆”了国军陆军的形象。陆军的光荣史是北伐和抗战,战史留下许多照片,英雄健儿头戴窄边帽(野战小帽),身穿中山装改造的上衣,打着绑腿,这个造型和战史一同深入人心,上面附着多少人胜利的信心和英雄崇拜。忽然换成大盘帽,好像一阵风随时可以吹掉,窄腰身大裤脚,帽子上绣着嘉禾,上校帽檐有金色梅花,将官帽上有金箍,三分像征衫,七分像戏装,从服饰上看,陆军和它的光荣史脱离了。再看眼前的战争,陆军自从穿上这套明盔亮甲以后,怎么总是打败仗,有时全军覆没,有时全军投降,人们对这套新衣服很难产生敬意好感。

  

   我觉得这些都是写文章的好材料,可是我的文章一篇一篇寄出去无人采用,我的作家梦受到严重打击。那时我的心思全在如何写成一篇文章,我的喜怒哀乐全由文章是否见报所左右,时而欣然,时而茫然,时而兴致勃然,时而生趣索然,情绪极不稳定,长官同人常用好奇的眼神看我。那时他们不知道我心里想什么,我也不知道他们心里想什么,他们不知道我做什么,我也不知道他们做什么,用今天的新词说当年事,我和别人严重“疏离”,彼此没有情感关系,没有道义关系,没有利害关系,以后的变局怎么应付,我完全没得到别人的关心指点,我也完全不能关心别人。一个人怎么能那样度过战乱,回想起来,那也是我很危险的时候。

  

   我读到一句话:“好文章是好的意见说得好。”好意见是内容,说得好是形式,有些文章并非论说,这把尺可以稍稍松动一些:“好的材料写得好。”以我的阅读经验,有些文章的技巧平常,只因材料难得,或者有些文章材料平常,只因技巧出色,也都能站得住,我有好材料为什么就不行!我把这些材料藏在心里,带到台湾,台湾文网严密,我是惊弓之鸟,不敢泄露只言片语。后来带到美国,打算写自传,这些见闻未曾轻易使用。一九九九年给纽约《世界日报》写定期小专栏,受截稿线煎熬,偶尔吐露些许。眨眼之间,于今五六年了。

  

   那时国民政府的公信力跌到谷底,无论政府说什么,老百姓总是不相信。那时英国人讽刺伦敦的气象预报,“如果他说今天是晴天,你出门时一定带一把雨伞。”中国人就拿这句话来讽刺自己的政府。这时候发生川岛芳子的生死问题,全国关心,扰攘不休,我也在一片嘈杂声中有幸发表了一篇文章。

  

   川岛芳子的中国名字叫金璧辉,满族肃亲王之女,日本政客川岛浪速收为义女,日本特务头子土肥原把她训练成一名重要的间谍。抗战时期,她是许多传奇故事的主角,抗战胜利被捕,关押在北平第一监狱,一九四七年十月以汉奸罪判处死刑,一九四八年三月执行。川岛芳子受审和处死,都是轰动全国的大新闻,中外记者前来采访,旁听席满座三千人,庭外还有几千人拥挤,法院一度延期审理。

  

   川岛芳子的死刑是在夜间执行,刑场设在监狱里,不准中国记者进入监狱实地采访,法院称为“秘密执行”。众家无冕皇帝守在监狱门口看了一眼尸体,子弹射入头部,血迹模糊,长发散乱,无法辨认脸孔。于是谣言四起,记者大作反面文章,川岛没死,死者是一名替身。报纸扩大发掘,种种内幕出笼,替死的代价是一百根金条。有女子出面自称是她的姐姐替死,她家只拿到三十根金条。死刑执行多日之后,有人收到了川岛芳子一封信。有一家报纸在四月一日登出愚人节消息,记者深夜与金璧辉见面,第二天这家报纸虽然登出更正启事,但前一天造成的轰动效应继续滚雪球。中央政府派员调查,所有的传说都是凭空捏造,但民众只相信传说,不信政府的调查报告。

  

   当时各报质问的重点在“秘密执行”,为什么秘密执行?有何不能告人之处?我对这个问题略有了解,死刑本是公开示众以儆效尤,“看杀头”何止是“中国人的劣根性”?法国断头台四周不也万头攒动?后来法律观念进步,发现公开执行可能出现两种后果:如果犯人恐惧战栗(有时不能举步,必须由人抬进刑场)。观众会觉得法律太残忍,损害政府的形象,也助长社会大众滋生残忍心。如果犯人很勇敢,昂然上路大喊小叫,那又打击法律尊严,助长悍然不顾一切的风气。因此现代法院处死犯人不再让大众参观,所谓“秘密执行”不过如此。如果“秘密执行”代表黑幕舞弊,怎能挂在法官嘴上?又怎会明文写在法律条文里?

  

   这篇文章登在天津的《经世日报》上,川岛芳子死了,我的信心活了。但是川岛仍然没死,几十年来,多少人谈论她的故事,仍然用买方替死结尾。到了八十年代,大导演李翰祥在香港写回忆录式的专栏,还咬住“秘密执行”不放。九十年代,李碧华以川岛的素材写小说,还暗示这位大间谍在日本终其余年。我那篇文章没人注意,有人即使看了也不肯吸收,成见是铜墙铁壁。“秘密执行”从日文译来,中文“秘密”一词有负面含义,当年翻译家或者不知语言“染色”之说,或者不信一粒沙里面有一座山。以后多年我一直寻思,怎能另外想一个词句代替“秘密执行”,我也没想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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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王鼎钧《关山夺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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