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小兵:王鼎钧:谛听哭声或同声一哭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532 次 更新时间:2019-07-05 09:32: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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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小兵 (进入专栏)  

  

   去年夏天,因难得机缘到哈佛燕京学社访学一年,就一直筹划着去离波士顿不远的纽约拜访王鼎钧先生。

  

   今年 4 月,哈佛燕京学社组织纽约之行,得偿所愿。事先与鼎公沟通,他极表欢迎,在通信中叮嘱我注意防范纽约的小偷,并告知在其居住的皇后区法拉盛预订了一家湾仔海鲜店,一派老式的周到。会面当日,朋友雅婷驾车带我们到达时,鼎公携夫人已在餐厅一角的圆桌旁等候。他照旧一身蓝色长袍,手拄青藤拐杖,即使端坐,也可感知身材挺拔,一如其峻直人格。之前,《读书》杂志编辑饶淑荣跟我讲过她拜访鼎公的感觉:肃穆,让人肃然起敬而难以亲近;鼎公夫人则是大家闺秀温婉亲和。初次照面,确实。好友棣文在纽约地铁迷路,辗转多时才到,平白给我们添加了一个小时的餐前交谈。我坐在鼎公边上,借这难得机会,就治学之困惑与人生之问题,一一求教。鼎公作答要言不烦,一如其历史写作,字字珠玑。

  

往日

  

   一次受访,被问及一生写作中最重要的回忆录作品《昨天的云》《怒目少年》《关山夺路》和《文学江湖》时,鼎公说:“为历史作见证是我写回忆录的抱负,这是很低的抱负。”这四部回忆录 2009 年在台北出版繁体字版(同一年齐邦媛教授的《巨流河》和龙应台女士的一本同背景著作出版),2013 年由北京三联书店引入简体字版,随后一纸风行,在大陆发行四十余万册,长销不衰。

  

   我自 2009 年毕业留校、任教华东师大始,一直开设一门面向本科生的通识课程《回忆录、口述史与 20 世纪中国》,因此对海峡两岸三地出版的回忆录、口述史都有留意。最初注意到鼎公此书,是源于钱永祥先生主编的《思想》杂志发表了高华教授生前的一篇文章《冷战时代一位读书人的困窘与坚守》,就托钱先生给我寄来了台版回忆录的第四册《文学江湖》,读罢不忍释卷。后来三联书店出版,责编饶淑荣女士惠赠四卷本回忆录,收到后先读记述 1945 年到 1949 年国共内战的第三卷《关山夺路》,深深为之折服,作者对盘根错节的纷繁世事的记录、对隐微人心曲折通幽的洞察,以及从历史的脉动来探究国共两党兴衰强弱转化之谜,皆有独到的识见和入情入理的理解。

  

   这本回忆录被我列入 20 世纪中国历史书写最好的著作之一,与高尔泰的《寻找家园》、齐邦媛的《巨流河》等,同样属于史笔、史观和史识都一流的上乘作品。后来,因参加台湾中研院一个关于 20 世纪中国中期的历史记忆的国际学术研讨会,我提交了论文《记忆的战争与战争的记忆——有关 20 世纪中期中国的回忆与书写》。在这篇文章中,我用一半的篇幅讨论《关山夺路》的历史记忆对理解内战的卓越价值,并提出这样的追问:“作为回忆录的《关山夺路》在历史叙述上展现出了几重张力,而这些张力或者说叙述困境的存在,恰恰丰富了作者的叙述层次,同时在某种意义上对读者固有的认知历史框架构成了挑战。从对国共两党成败之因果的探寻来说,王鼎钧对作为失败者的国民党及其军队似乎并没有同情,他费了最多的笔墨试图寻找强弱转化之道,从对于战败的日本与国民党、苏联军队来说,他对于作为胜利者的后者缺乏任何意义上的认同,反而有意选择对战败者的‘尊严’做更多的记述。因此,王鼎钧的历史记忆的价值基点就不再是简单的人道主义逻辑(当然,纵览全书,他始终对弱者、失败者有同情感),也不是胜者为王败者为寇的霸道逻辑,这就提出了一个饶有意义的挑战:面对 20 世纪中期的战争记忆,我们的立足点究竟应该归置在何处?这场战争能够用正义与非正义来严格区分敌我双方吗?道德的模糊性与情感的强烈性,居然如此奇特地搅拌在一起,冲击着我们理性的堤坝。”

  

   就这一点而言,鼎公是处理历史复杂性和人性复杂性的高人,他冷静、肃穆而入世地洞察一切幽微,又同时持有一种“高冷”背后的“温热”。在他与诸多访问者往返答问的随笔集《东鸣西应记》(这本文集注意的人不多,其实是对鼎公一生八十余部作品的集中阐释,字里行间妙趣横生且不乏真知灼见)里,当记者问他内战之后如果留在大陆会是怎样的结局时,他说:“这是我们一再做过的推演。我出身地主家庭,父亲是知识分子,母亲信教,叔父是黄埔军官,我自己当过宪兵。我具备这样五个条件,一颗子弹足以致命,我连中五枪。……我是极容易知足、极容易感恩的人,一瓢水可以换我一生的眼泪。”

  

   因论文里涉及大陆两位史家对龙应台著作完全对立的评价,我便从淑荣处要来了住在纽约的鼎公的邮箱(那是 2015 年,鼎公九十岁),将自己的困惑和论文发给了鼎公。鼎公听力微弱,但熟练使用电脑和电子邮件,很快回信。其中有一段话,也许对今人理解 20 世纪中国的历史不无裨益――

  

   感谢您对拙作《关山夺路》以大量的篇幅予以梳理审视,使我如对宝鉴。您问我意见,我能说的不多:

  

   1)我们写的,只是对历史某一句某一段的小注,史家不必注意它的史观史论,尤其不必从其中抽绎出史观史论来评论。

  

   2)文学作品见木不见林,这是常态。文学作品也能“寓无限于有限”、“纳须弥于芥子”,那得把题材处理成高级象征。这三本书(指自己、齐邦媛和龙应台同年在台北出版的书)都无此抱负。

  

   3)文学作品要发乎情,历史家不必费太多精神料理个人感情,不管是一家哭、一路哭,哭声对历史家并不重要。文学家谛听哭声,陪伴啼哭的人,或者与之同声一哭,史家也不必藐视。

  

   4)恕我说句外行话:历史研究和历史教育并非一事,各国皆然,也许美国不同,至于“不同”到甚么程度,我没有能力提出说明。知无不言,聊供参考。

  

   字里行间可见,鼎公自设是历史的见证人,也是历史中人的倾听者,他关切的是历史变动中小人物的身世与命运,给出的是有温度的、能够感通和同情的历史写作。而这种抒情的历史写作,又在最大程度上保持了一种节制和自省,避免了感情泛滥无归甚至扭曲事实。他无意充当历史审判者,也不愿仅做一个无所用心的围观者,用他自己的话说,他是一个聆听哭声的捕蝶人。

  

   友人潘晖是鼎公的超级粉丝,几乎搜罗并研读了鼎公的所有著作。他认为:“鼎公的文学与历史相通的一面,在于他以客观的态度写作,不轻以价值观作是非褒贬。文学的训练使他善于观察生活,对生活的观察让他发现了许多常人并不注意或无心审视的细节,这些多量的生活细节积累起来,他对世界的认识竟与一般人有了较大的分野。好多貌似不合理的现象,鼎公因为细心的观察,提出了他独特一己的解释(或者疑问)。我觉得他的本事不在思想的深刻性,而在观察的细腻与周延。”简言之,鼎公是 20 世纪中国历史内在的他者,这种入乎其内、出乎其外、情见乎辞而理在其中的写作方式,是绝大多数大陆出版的同类主题回忆录所望尘莫及的。

  

   鼎公自己在应邀为一家中文刊物撰文比较《关山夺路》与《巨流河》时有一段妙论:“一本作品就是那个作者的世界,我的世界是江湖,齐教授的世界是学院。江湖的对面是台阁,是袍笏冠带,我见过;江湖的对面是园林,是姹紫嫣红,我游过;江湖的对面是学院,是博学鸿词,我梦过,这些经历并未改变江湖的性质,只是增添了它的风波。我志在反映现实,齐教授不然。齐教授沉浸英诗,她的散文非常‘清华’,我的烟火气太重。她的风格雅,我的风格俗。”鼎公也进一步对两书加以评论:“《巨流河》欲说还休,《文学江湖》欲休还说;《巨流河》是无意中让人听见了,《文学江湖》是故意让人听见;《巨流河》如此精致,如此雅正,如此高贵,《文学江湖》如此周密,如此老辣,如此江湖!《巨流河》材料集中,时序清晰,因果明显,是线形结构;《文学江湖》步步向四周扩充,放出去又收回来,收回来又放出去,是袋形结构。”这是切中肯綮的知人知书之论。

  

   由那次通信,我开始与鼎公邮件往来,如他所言:“人之相知,贵在知心,文字之交就是知心之交,东鸣西应,俨如神迹。”其时我正好开始研究左翼文化与中国革命,而鼎公在《关山夺路》中对左翼文学多有草蛇灰线伏脉千里的记述,而且一些论述极为精辟。比如他曾指出:“我爱好文学,但是没参加过他们(注:指中共或亲中共人士)的‘读书会’,所以无从领会那些作品的价值(注:指巴金、茅盾、郭沫若等左翼作家的作品)。那时读书会是个很普遍的组织,左翼作品的内涵外延,靠它解说引申;左翼作品的正确伟大,靠它肯定建立;左翼作品前瞻方向,靠它指点导引。假如巴金的《家》是马太福音,读书会就是各地的教堂,没有教堂,马太福音只是一本小册子,有了教堂,马太福音就是《圣经》。有一位学者说,左翼文学并未发生多大影响,他举当年那些作品的销售数字为证,他忽略了:第一,当年一本书全家看、全校看,第二,读书会的组织和教化。”这是对中国革命的一种全新阐释,也敏锐地注意到了中国革命无论在组织形式还是精神气质上的准宗教性,同时也凸显了左翼文学和读书会在革命动员中的角色。就此,我多次写信向鼎公讨教。作为一个亲历者,鼎公的洞察让人信服:“左翼文学的主调指出,现实社会完全让人绝望,读书会则指出,共产主义革命是唯一的出路,左翼文学设计谜面,读书会则揭露谜底,左翼文学公开而不违法,读书会违法而不公开,分工合作,密切配合,文学作家把足球盘到网口,读书会则临门一脚。”这或许也就能够解释,为什么在 1927 年前后大革命惨败,而左翼文学与文化却在中国最具资本主义特征的上海繁盛起来的原因吧。

  

当日

  

   晤面当日,谈及民国时期的左翼文化。鼎公从一个特殊的视角指出,它在文艺战线上一直都占据优势,对于社会生活有着特殊的解读方式。它所倡导的文艺作品,通常将社会成员分成穷人跟富人,并指出穷人有多种美德,富人则有各种罪恶。通过这样的方式,争取到左翼和大多数穷人的支持。这些文艺作品简单易懂,很容易接近大众。反观当时的国民党,对文艺并不重视。比如,国民党办报,主要抓住两个板块:一为社论、一为头条;文艺副刊被视为“报屁股”,随便找个人编编就行了。社论、头条都比较严肃,看的人并不多;但是文艺副刊不一样,贴近生活,容易被读者接受。随着时间推移,文艺副刊多被左翼文化人士占据。非左翼的作品不能发表,非同情穷人的态度不能见报。到后来,与左派相异的声音逐渐失去了在公共舆论中发声的空间。他举例说:上海有一富家女,负笈英伦,学习戏剧,回国后编排了一出非左翼的戏剧,居然找不到剧院上演。鼎公所论,对照夏衍的《懒寻旧梦录》以及左翼作家的《左联回忆录》皆可验证,当时左翼知识人确实利用了上海的各种报刊的副刊空间来延展扩大左翼文化与艺术的社会影响力,吸引了一大批中小知识青年。

  

鼎公被誉为台湾的“文学教父”,(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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