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光:透视关于改革的争论

——征求意见稿之三十一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5473 次 更新时间:2006-06-20 22:00: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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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光 (进入专栏)  

  

  已经过去的2005年被有些人称为“改革攻坚年”,也有人称之为“改革反思年”。这两种说法都不无道理,因为它们是从不同的角度对2005年的改革形势所作出的概括。一方面是攻坚,另一方面是反思,这是现阶段的改革形势所要求的。改革二十多年来,我们的成就有目共睹,但也出现了许多不良的社会现象,其中有些是难以避免的,如一定程度的贫富差别、地区差别等等,有些则是应该避免、也是可以避免的,如国有企业改革中的国有资产流失,教育、医疗体制改革的种种弊端,等等。对于这些问题,都需要进行具体分析。为了使改革攻坚的目标更加准确,进展更加顺利,以扩大已有的成就,逐步消除各种不良的社会现象,就必须总结经验教训,分析改革的成败得失。去年有些人士对改革提出质疑,展开争论,无疑是具有积极意义的。不论是反改革者和改革者的争论,还是改革者之间的争论,都有助于对改革作出清醒的认识。有的专家曾经指出,改革不仅是体制的改革,同时也是理念的改革,而且首先是理念的改革。我很赞成这个见解。二十多年来围绕改革的争论,归根到底都反映了理念的差异。因此,回顾与反思改革的成败得失,首先要从理念着手进行解剖。本文试就这个角度,围绕几个敏感问题,作一些分析,聊充引玉之砖。

  

  (一)改革是前进还是倒退?

  

  去年对改革的种种质疑,最后都集中在这样一个问题上:改革应该继续前进还是适当后退?在这个问题的背后,还潜藏着一个更深刻的问题:经过二十多年的改革,我们的社会究竟是前进了,还是倒退了?反改革者所提出的各种责难,如“私有化”、“资本主义泛滥”“违反宪法”、“否定公有制主体地位”等等,都包含着改革导致倒退的意思,认为中国社会正在从社会主义向资本主义倒退。他们甚至还把贫富分化、社会不公、贪贿公行、道德败坏等现象,也都归因于改革。在气势汹汹的反改革者的质疑面前,改革派只能强调改革以来的成就,以证实改革的必要性和合理性,而对于“私有化”、“资本主义泛滥”等责难,却无法作出有理有据的批驳。因为他们虽然有着西方经济学的武器,但基本上仍然是承认、甚至立足于斯大林主义的社会主义理念。因此,他们在同反改革者的较量中,就处于理不直、气不壮的被动状态,束手无策,有苦难言。这就是为什么在去年的反思改革的讨论中左派气焰万丈的基本原因。

  要澄清这个难题,需要从理论上搞清楚,我们是在什么样的社会条件下开始改革的,改革体现了什么样的社会意义和历史价值。如果坚持认为我们的改革起点就是社会主义社会,改革不过是社会主义的自我完善,那么,左派的那些指责当然理直气壮,改革派噤声不语也是合乎逻辑的。但是,这个前提是禁不起认真推敲的。

  要了解改革开始时我们处于什么样的社会状态,先要对上世纪五十年代的“社会主义革命”进行一些回顾。以“过渡时期总路线”为纲领的“一化三改造”(国家工业化和对农业、手工业、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剥夺了农民和资本家、手工业工人的生产资料所有权,这是进步还是倒退?为了剖析这个问题,我们不妨引用一段经典论述:“无论哪一个社会形态,在它们所能容纳的全部生产力发挥出来以前,是决不会灭亡的;而新的更高的生产关系,在它存在的物质条件在旧社会的胎胞里成熟以前,是决不会出现的。所以人类始终只提出自己能够解决的任务,因为只要仔细考察就可以发现,任务本身,只有在解决它的物质条件已经存在或者至少是在形成过程中的时候,才会产生。”(《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3卷第9页)用这段历史唯物主义名言来对照所谓的“社会主义革命”,我们不难发现:第一,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仅仅五六年内,不论是农村的小农经济还是城乡的资本主义工商业和手工业,“它们所能容纳的全部生产力”都远远没有发挥出来;第二,“新的更高的生产关系”,即社会主义生产关系所赖以存在的物质条件,首先而主要的是高度的生产力发展水平,当时远未具备,更谈不上“成熟”;第三,“社会主义革命”的任务,是在“解决它的物质条件”并不存在的情况下提出来的。可见,以“一化三改造”为主要内容的“社会主义革命”,是在根本不具备应有的物质条件的前提下,只凭毛泽东的主观想象推行开来的。依照当时中国的社会发展水平,最佳的选择是在“新民主主义”的架构内,把民主革命进行到底:经济上发展小农经济和资本主义工商业、手工业,使它们在市场经济的范围内,把它们的全部生产力都发挥出来;政治上建立民主政府,逐步扩大选举权,消除封建专制主义;文化上推行多元化,在继承优秀传统文化的同时,吸纳全世界的文明成果,批判并肃清专制主义意识形态。只有在完成上述民主革命任务的过程中,才能逐步为社会主义创造必要的物质条件。但是,“社会主义革命”却破坏了刚刚建立起来的“新民主主义秩序”。取而代之的,自以为是社会主义体制,实际上却是前资本主义的垄断专制体制。因为,实现社会主义的物质条件并不具备,我们还不可能建立社会主义(国有经济不是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这一点下面还要进一步说明),所以,破坏了民主主义的社会体制,就只能向前资本主义倒退了。

  如果说仅仅是经济领域的革命尚不足以证明中国从民主主义向前资本主义倒退的话,那么,政治领域和文化领域的发展走向,便是最好的补充说明。按照毛泽东的说法,“单有1956年在经济战线上(在生产资料所有制上)的社会主义革命,是不够的,并且是不巩固的。”“必须还有一个政治战线上和一个思想战线上的彻底的社会主义革命。”(《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461页)这就是毛泽东发动反右派运动的理论依据。反右派运动的完成,曾经被认为是“社会主义革命”的全面胜利,但在实际上,它却标志着专制制度在政治和文化领域的全面建立和巩固。在反右派运动以前,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批判《武训传》、《红楼梦研究》和胡适的唯心主义,等等,已经为这个倒退作了必要的铺垫。反右派运动彻底镇压了知识分子要求自由民主的尝试,扑灭了民主革命的最后一点火种,终于完成了中国社会从民主主义向专制主义的倒退。

  从反右派运动到改革开放,中国的社会性质并不是完成了社会主义革命的社会主义社会,而是完成了专制化过程、向前资本主义倒退的专制社会。上世纪七十年代末从安徽农村发端的体制改革,是不甘于忍受垄断专制体制压迫的劳动人民奋起反封建反专制的伟大斗争。他们点燃民主革命的火炬,使改革之火烧遍全国,首先在经济领域突破了国家对生产资料所有权的垄断。改革是使中国脱离专制主义而回到民主主义的伟大变革,是民主革命的继续,是民主主义同专制主义的对决。只有把视角聚焦在这个点上,才能准确地判断改革二十多年的艰难曲折和所取得的巨大成就的历史意义和社会价值,才能自觉地继续推进改革、深化改革,使我们的社会沿着民主革命的轨道不断前进。

  

  (二)怎样看待“姓社姓资”的争论?

  

  “姓社姓资”的争论是一个虚构的伪问题,是反改革者为了否定改革而精心炮制的极具杀伤力的武器。从本质上说来,争论不是什么“姓社”还是“姓资”的问题,而是专制主义还是民主主义的问题,是保持垄断经济还是建立市场经济的问题。反改革者挑起“姓社姓资”的争论,是要抢占社会主义的制高点,把改革者推上资本主义的被告席。改革者无法应付它的强大火力,因为他们没有摆脱斯大林主义的社会主义理念,只好依仗威权,高挂“不争论”的免战牌。“不争论”是改革者的迫不得已的选择,它至少可以在这个免战牌的遮挡下把改革推向前进。但这绝对不是最有利于改革的选择。他们如果能够跳出斯大林主义的藩篱,完全可以揭露“姓社姓资”争论的本质,变被动为主动,变防守为进攻,把反改革者批驳得体无完肤。因为“姓社姓资”的争论,掩盖着坚持专制制度还是推行民主主义的本质。剥开社会主义的画皮,那些反改革者维护专制垄断体制的真面目便会暴露无遗,而所谓“姓资”云云,则不过是继续民主革命、推进民主主义罢了。

  迄今为止,“姓社姓资”的争论还只是在经济领域展开。在政治领域,这个争论表现为一党专政、以党代政,还是还权于政、还政于民;在文化领域,则表现为舆论一律、定于一尊,还是多元多样、出版自由。这些都反映了专制主义和民主主义的分歧,但在反改革者的眼中,这些都是“姓社姓资”的争论。当然,这个争论现在还不很突出,但已经在网络和某些报刊上初见端倪。它将随着改革的深化,特别是政治领域和文化领域的改革深入到实质性阶段的时候,越来越明显地呈现在我们面前。

  经济领域的“姓社姓资”的争论虽然因为“不争论”的压制而趋于沉寂,但对“姓资”的指斥仍然不绝于耳,至去年而气焰大张。由于传统的斯大林主义意识形态对社会的长期熏染,加上十几年来愈演愈烈的腐败现象和社会不公,使这种指斥颇有市场。因此,这里有必要揭示“姓社”的底牌,以正视听。

  “姓社”的理论基础是对公有制的斯大林主义诠释。所谓国家所有制即全民所有制,是社会主义公有制的高级形式,集体农庄的集体所有制是初级的社会主义公有制,是斯大林在上世纪的三十年代提出来的。这个谬论在全世界范围流传了七十多年,我们也毫无保留地接受了这个错误理论,并在上世纪五十年代成为“社会主义革命”的标志性指针。直到今天,不论是反改革者还是改革者中的多数,都落入这个陷阱而不能自拔。他们都坚持“以公有制为主体”,把国家所有制的垄断经济看成为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但在争论中的表现却大异其趣。反改革者用“否定以公有制为主体”来攻击改革;改革者也抱住“以公有制为主体”不放,认为这是他们必须坚持的底线。他们两方面都承认自己的指导思想是马克思主义,却不认识这种公有制观是对马克思主义的直接背离。事实上,国家所有制经济既不是全民所有制经济,更不是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按照马克思的见解,取代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新生产方式,即社会主义公有制的形式,应当实现劳动者与生产资料所有权的结合,它是“联合起来的社会个人的所有制”,在这种自由联合体里,联合起来的劳动者共同占有企业的生产资料,同时又在联合占有的生产资料中享有一份属于自己个人的所有权。这样,他们就可以摆脱雇佣劳动的枷锁,成为自由的劳动者。这才是社会主义公有制。劳动者占有一定的生产资料所有权后,就获得了成为企业主人的经济基础,并且有了成为国家主人、社会主人的物质条件。返观我们的国有企业,没有任何职工享有生产资料所有权,与资本主义国家的国有企业没有什么本质的不同。所谓“全民所有制”,是斯大林及其追随者用来自欺欺人的虚构,这种所有制形式,在任何空间、任何时间里都是不可能产生的,过去从来没有过,将来也不可能有。在这种虚假的“全民所有制”的国有企业里,劳动者由于没有属于自己的生产资料所有权,不具备成为企业主人的经济基础,他们的劳动性质仍然是雇佣劳动而不是自由劳动,所以,磨洋工、生产效率低下,便成为这些企业的通病,大量国有企业亏损甚至倒闭;有些大型国有垄断企业只是依靠垄断资源、垄断产品、垄断价格,剥削劳动者、压榨民营企业,才得以维持高额利润。这种违背市场规律的现象,正是落后的所有制关系的反映。

  国家所有制经济是处于三岔路口的经济形式,它进一步可以向公有制前进,退一步可能蜕化成为权贵所有制。因此,从积极的方面来说,它是走向社会主义公有制的捷径,因为它可以凭借国家权力来推行与生产力发展水平相适应的公有制,如通过职工持股、股份合作制等形式,实现劳动者与生产资料所有权的结合。从消极方面来说,由于国家所有制与政治权力的密切联系,权力的腐败必不可免地要导致企业的腐败,使企业蜕化变质。所以,国有企业不能不面临着两种选择、两种前途:一是改革,一是蜕化;而改革也有两种选择:公有化,还是私有化。在上世纪的九十年代,有的国有企业拿出国有资产的一定比例(如25%—35%),无偿或低价分配给本企业的职工,这是真正“姓社”的公有化步骤,符合于改革的社会主义方向。因为这些资产本来就是职工的劳动创造的,现在拿出一部分来还给劳动者,实现劳动者与生产资料所有权的结合,是完全合理的,正当的。但是,那些深深地中了斯大林主义之毒的改革者和反改革者却群起反对,批判之为“私有化”、“国有资产流失”,手握国家权力的改革者甚至勒令恢复原状。这种肆意破坏公有化的行径,一方面说明,即使是主张“不争论”的改革者,也不可避免地陷入“姓社”的陷阱;另一方面,则暴露出所谓坚持“姓社”的本质,不过是维护专制性的垄断经济体制,维护政治专制制度的经济基础。(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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