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光:贱民生涯第一课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2889 次 更新时间:2017-03-23 14:00

杜光 (进入专栏)  


1958年春,我在高级党校反右运动的尾声中被补划为“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资产阶级右派分子”,开除党籍,跌入社会最底层,沦落为低人一等的贱民,与地富反坏为伍,并称为“五类分子”,也被称为“黑五类”。

在强大的政治压力之下,我不得不“低头认罪”,但在思想深处,我却满怀悲愤,拒不低下高傲的头:“我是比你们更加合格、更加优秀的共产党员!”可是,现实比思想更有权威,教训很快就来临了,第一个给我教训的,是一个年轻的少尉军官。

高级党校的教职工中,共有32人被划为右派分子,我是被划得最晚的。当时,多数右派分子已跟着下放干部到山西太谷农村去劳动改造,留在校里的,只有我和陈仲平、王名衡、许诺、马鸿模等几位也被划为右派的老干部。有一天,我和他们被派去稻田插秧。刚插了不一会儿,就有人来叫我,说有一个人来找我调查,让我到团委办公室去。我过去曾有过多次接待外调的经验,不以为意。

到了团委办公室,只见校团委书记李树生从办公桌前站起来,指着另一张办公桌旁坐着的一个挂着少尉领章的青年军官说:“杜光,这位部队里来的同志找你调查情况,你按照他的要求告诉他。”

李树生是我比较熟悉的,1954年高级党校成立职工俱乐部,校部办公室主任于子元兼任俱乐部主任,我和李树生为副主任。俱乐部的活动,多由我主持,经常同他商量。有一次他还把校团委给校党委的报告稿给我,让我帮他修改。所以每次见到我,他都很热情。但这次就不一样了,扳起脸来,说完就坐下了。

我点点头,应了一句:“好的。”就在那青年军官对面的一张椅子上坐了下来。

我刚坐下,就听那军官大吼一声:“起来!谁让你坐的!你这反革命右派,架子还不小!”

这个下马威使我大吃一惊,我只好站起来。我活了三十岁,还从来没有受到这样的侮辱,即使是大大小小的反右批判会,批判我反党反社会主义,也没有发生过不许我坐的人身虐待!我十分气愤,却无可奈何。这时李树生过来,对那军官说:“还是让他坐下吧,坐下来好谈。”那军官白了李树生一眼,不高兴地说:“坐吧!”

那军官一开始不说他要调查什么,却要我交代上学的经过。我把在家乡上小学,到上海上中学的历史说了一遍。他问我中学有哪些同学,我说了十几个,其中包括黄思兆。他说:“你说说黄思兆的情况。”我这才知道他是要调查的对象是黄思兆。

黄思兆是我在伯特利中学的同学,比我低一班,但同住在一个大宿舍里,彼此很熟悉。他勤恳朴实,学习刻苦,成绩总是名列前茅,多次被推选为班长。我在班级里也多次当班长,常在一起开会。我1946年1月离开伯特利中学后,同他有几年没有来往。1952年听说他上了协和医学院,学习实习都特别认真,全身心投入,成为名医吴英恺的得意门生。1953年初他和戴恩凤在协和医院结婚时,我还参加了他们的简朴婚礼。1956年一次偶然的机会,我在高级党校南院的门口见到他们两口子,才知道黄思兆随同吴英恺,被派到离高级党校不远的黑山扈,参与筹建一个胸科医院。此后我曾多次到黑山扈去看望他们,他有时陪我爬上山顶,指着山脚将盖一个专科医院的前景。戴恩凤生女儿时,黄思兆把母亲接来照顾。他母亲慈祥而健康,我有时带着两三岁的儿子去,她总是亲切招呼,拿出当时还十分稀罕的糖果给我儿子。协和医院是归部队管的,黄思兆是军医,挂着中尉的领章。这个来调查的是个青年军官,就可以理解了。

我把我所了解的有关黄思兆的情况告诉那个青年军官。他不耐烦地打断我的话,说:“你不要替他评功摆好,说说他的问题。”我不知道他说的问题是什么,有点茫然地说:“他原来是虔诚的基督教徒,现在还是不是就不知道了。”他说:“你不要避重就轻,跟我耍滑头!老实交代你们的政治历史问题。”我又大吃一惊,怎么把我也搅进去了?不知道这个年轻人是在诈唬我,还是掌握了什么扭曲不实的材料,担心他会给我出什么难题。我说:“我的政治历史问题,高级党校的党组织都知道,没有什么好交代的。黄思兆有什么政治历史问题,我没有听说过。”他大喝一声:“你还不老实!你们和卢文渊是什么关系?”我一听就明白,这些搞政治运动的人把你定为运动对象,就会捕风捉影地大胆假设你的问题,然后连蒙带唬,没有问题也要榨出些问题。卢文渊是黄思兆的同班同学卢文深的哥哥,原来也是伯特利孤儿院兼中小学的学生,抗战开始后伯特利迁往香港,1941年初迁回上海,卢文渊就留在香港了。我只听别的同学说起卢文深有个哥哥卢文渊在香港,却没有见过他,也不了解他。所以我对那个军官说:“我认识卢文渊的弟弟卢文深,但不认识卢文渊。黄思兆可能认识他,因为都是伯特利的学生。不过黄思兆回上海时才十二三岁,以后也没有同卢文渊联系,不会有什么问题。”那军官指着我的鼻子说:“你这个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老右派,还这么不老实!你们在香港时常在一起,怎么不认识!”我没有想到,他居然说我到过香港,这可太荒唐了!我说:“我没有到过香港,也不认识卢文渊。”他站起来说:“你没有到过香港?你再说!”我说:“再说也是没有到过。你出来调查材料,应该先把基本情况搞清楚!不要这样无中生有!”这下把他惹火了,他恼羞成怒,手指着我说:“你这个反革命右派,胆敢来教训我!”一面说一面绕过桌子,朝我扑过来,看样子想要打我。我站起来躲开他。这时李树生过来,拦住他说:“不要这样激动!好好谈!好好谈!”把他劝回原来坐的地方。他气恼地说:“他不交代问题,居然还要教训我。”李树生退回去坐下说:“还是要实事求是!实事求是!”看来,他对那位青年军官的所说所为,颇不以为然。

这个局面有点尴尬。我对青年军官解释道:“我13岁时到上海伯特利中学,在这以前,一直生活在浙江的乡村里,没有到过香港。伯特利中学和孤儿院抗战前在上海,后来搬到香港,1941年初从香港搬回上海,我是伯特利搬回上海后才进去的。卢文渊原来在伯特利,但伯特利搬回上海时他留在香港了,没有回上海,所以我到伯特利中学后没有见过他。”那青年军官说:“那你就交代黄思兆和卢文渊的关系。”我说:“黄思兆在香港时同卢文渊有什么接触,我不知道。都是十来岁的孩子,又是同学,免不了会一起玩耍,有什么问题呢!”他厉声说:“有问题才找你,你老实交代!”我说:“我不了解情况,你要我交代什么?”他拍着桌子斥责我不老实,我则一再表示没有什么好交代的。僵持了一会儿,他又站了起来,恶狠狠地盯着我说:“我不相信治不了你这个反革命!”说着话又想冲过来打我。李树生当时一面工作,大概也注意着我们的谈话,一看情况不对,就赶紧过来拦住他,对他说:“不要激动,坐下来谈,坐下来谈!”把他劝坐下后,李树生对我说:“杜光,要老老实实地把情况说清楚。”我说:“我知道的,我都说了;不知道的,我不能乱说。”他可能从我和那军官的对话中,听出了问题所在,对那青年军官说:“我看杜光谈不出什么了,他正在劳动,让他去劳动吧!”他不管那个军官同意不同意,接着又对我说:“你劳动去吧,好好劳动!”我应声站了起来,深为李树生替我解围而高兴,心想如果没有李树生在旁边,我今天非挨揍不可。退出团委办公室时,只听那军官说:“这个人当了右派还那么嚣张!对这样的反革命右派不能太客气,你们高级党校对右派太宽大了。”

我很担心黄思兆会不会成为反右派运动的补课对象。如果这样的话,在类似那个青年军官的批判审查之下,恐怕要吃不少苦头了。但也有一个可能,就是他申请入党,党组织审查他的历史,那就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