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光:顾准:一位落寞的启蒙思想家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159 次 更新时间:2015-09-29 21:13: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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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光 (进入专栏)  

   今年7月1日是顾准诞生100周年的日子。这位被李慎之先生誉为“拆下肋骨当火把,点燃自己,照破黑暗”的启蒙思想家,在一个凄凉落寞的寒夜离开人世,已经41年了。在纪念他的百岁诞辰之际,重读他的著作,既有恍同隔世之感,仿佛是倾听着已经远逝的呼声;同时,那些娓娓道来的感悟和心声,却又那么贴近现实,那么亲切而深刻。这些出自肺腑的诉求和期盼,在当代仍然有着启智发蒙的重要意义。

   顾准是近年来所谓的“两头真”的先行者。他从追求共产主义到探寻社会发展的正确道路,都是怀着真诚的赤子之忱,义无反顾地全身心投入,为他选定的理想而奋斗。他的两头之真,虽然包含的内容大不相同,一个是终极目标,一个是科学真理,但都展现出真诚的理想主义。他的人生,可以概括为从理想主义到理想主义,他是在锲而不舍地探求理想真理的过程中,刚开始有所发现就遗憾离世的,这就使他的理想主义充满了悲剧的色彩。

   顾准少年时代就聪慧过人,1927年12岁时进立信会计事务所当练习生,很快就掌握了会计学的全面知识,16岁就在立信会计补习夜校登台上课,19岁时写出会计学专著《银行会计》,被当时的大学采用为教材;接着又陆续出版六部会计学教科书和专著,并且在沪江大学、之江大学等校兼职教授会计学,直到1940年25岁时离开上海。

   面临抗日救国的民族危机,顾准从1933年18岁时开始,就在写作和教授会计学的同时,积极参加了抗日反帝的民族民主运动。起初,他与友人组织秘密社团,制定纲领,出版刊物,介入工人运动,并且同共产党的外围组织建立联系。1935年2月,顾准参加中国共产党,成为共产党在上海开展抗日救国活动的积极分子。1940年8月他离开上海,到苏南、苏北的抗日根据地工作。1943年3月去延安,抗战胜利后回华东。1949年5月上海解放,顾准作为负责接管上海财经系统的“青州总队”的队长回到上海,先后担任上海市财政局局长兼税务局局长、财经委员会副主任等职务。在这些领导岗位上,顾准以他的专业特长,为上海经济的恢复和稳定,为支援全国,作出了积极的贡献。无奈他生性耿直,对自己看准了的问题,坚持不屈,终因在税收政策上与上级闹翻,成为“三反运动”的审查对象。有关领导机构查不出他的贪污事迹,就以“目无组织,自以为是,违反党的政策,与党对抗”等罪名,撤销他的党内外一切职务。顾准从此走上了命运蹇楚的不归之路,同时,也就开始了他走向第二个“真”的转变——探寻历史的规律和中国的发展道路。

   1953年后,顾准被分配到建筑工程部等处工作,1955年到中央高级党校学习一年后,调入科学院经济研究所,1958年被划为右派,谪配农村劳动,1962年重返经济研究所,1965年以莫须有的罪名被隔离审查四个月后,再次戴上右派帽子,文化大革中备受凌辱,下农村劳动改造,1972年才回经济研究所,1974年12月3日因患肺癌不治逝世。

   顾准在青年时代怀着崇高的理想,追求共产主义,经历了理想的破灭,转而探寻“娜拉走后怎么样?”的答案。在他生命最后几年的岁月里,他处于贫病交迫、孤身一人的困境,却呕心沥血地穷思竭虑,计划用十年的时间,通过对西方历史和中国历史的研究,探索人类社会和祖国的未来发展走向。遗憾的是他的人生过于短促,这一宏愿刚开始起步,远未实现,他就离开人世。但就在这短短的两三年里,他仍然给后人留下了宝贵的思想遗产。在《希腊城邦制度》和《从理想主义到经验主义》里,我们不但可以领会到他的思想深度,而且可以沿着他所开辟的思想线索,去发现真理,寻求“娜拉走后怎么样?”的正确答案。

   在那些风雨如磐、万马齐喑的日子里,顾准的真知灼见,无异于可以照亮暗夜的明灯,启蒙民众的箴言。但当时那个异常特殊的环境,却封闭了这些揭示真理的哲思。经过他弟弟陈敏之的长期努力,几经周折,直到九十年代初期,他的《从理想主义到经验主义》和《希腊城邦制度》才陆续问世。接着,《顾准文集》和《顾准日记》也在1994年、1997年先后出版,在当年那个正趋于低潮的理论思想界,发出了强烈的启蒙之光,使许多正处于思想觉醒与转型过程的知识分子,获得了新的推动力。有一位长期从事党务工作的离休干部在读了《顾准文集》后说:“这本书确实引导我思想走向重新启蒙的方向。”“顾准是我国新的一次启蒙运动思想的大师。”他认为“顾准的思想应当永远流传下去,更确切一些说,这是中国学术界的当务之急。”为此,他对《希腊城邦制度》和《从理想主义到经验主义》作了详细摘抄,达十五六万字,并略加评注,作为他的《读书笔记(第三集)》的主要内容,正式出版。

   顾准著作对我的启发良多,一是进一步认识到盲目追求理想主义的虚妄与危害;二是对“娜拉出走后怎么办”的新思考;三是从希腊文明理解马克思主义的源头,重新认识马克思主义。

   我是在青年时代,通过阅读《社会发展史纲》、《新民主主义论》、《论联合政府》等著作,经由民主主义而接受共产主义的,认为那是比民主主义更崇高的理想,志愿为实现这个伟大理想而奋斗终身。但在实际工作中的所见所闻,却使我感到我们的社会离这个理想越来越远,为什么?我们的那些领导人宣扬着宏伟的理想目标,实践中却同这些理想背道而驰,为什么?顾准给我们提供了一条理想主义为什么会异化成为专制主义的重要线索:“如果革命家树立了一个终极目的,而且内心里相信这个终极目的,那么,他就不惜为了达到这个终极目的而牺牲民主,实行专政。”这里排除领导人的个人品德,仅就指导思想来说,为了实现这个终极目标而不择手段,必然从理想主义走向专制主义;而为了巩固专政即专制统治,又必须采取新的专政手段。从过渡时期总路线、反胡风、反右派、大跃进、反右倾、四清到文化大革命,历史为我们画出了一个清晰的轨迹,展现出在理想主义掩盖下厉行专制主义的实践过程。这里的问题,除了终极目标本身的虚妄与渺茫之外,还在于实现这个目标的途径,从意识形态到制度设计,都存在着不容异议的排他性,以致堵塞了历史必由之路。我们在上世纪的八十年代,曾经有一个从解放思想开始,反思理想主义、清算专制主义的大好机会,经过十来年的博弈,最终却在1989年遭到遏止,惜哉!

   顾准提出“娜拉出走后怎么办?”反映了他对我国当年发展道路的关切和疑虑。他在1957年发表的《试论社会主义制度下商品生产和价值规律》,首创在国民经济发展中应当遵循价值规律的主张,振聋发聩,却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直到八十年代才被人们接受。进入七十年代,顾准的思考和研究越出了经济领域,转而探索人类和中国社会的发展规律,寻求“娜拉出走后怎么办”的答案。遗憾的是他的十年研究规划开始实行不久,他就离开人世。但他初期的研究成果,无论是《希腊城邦制度》,还是《从理想主义到经验主义》,都给后人留下了深入思考的基础。如他表示:“当今天的人们以烈士的名义把革命的理想主义转变为保守的反动的专制主义的时候,我坚决地走上彻底经验主义、多元主义的立场,要为反对这种专制主义而奋斗到底。”当我读到他的这些义无反顾的誓言时,我深深地被他的战斗精神和坚定决心所感动。它推动我进一步深入地思考我国近现代的社会矛盾和社会性质,从中探索“娜拉出走后怎么办”的答案。我前几年提出的一些理论主张,认为:自从西学东渐以来,我国社会的基本矛盾就已经是民主和专制的矛盾,开展民主主义革命,就是为了解决这个历史性的社会矛盾;迄今为止,专制主义及其派生形态奴隶主义的普遍存在,意味着这一矛盾至今还没有解决,民主革命尚未完成;现阶段的改革目标,应该是经济市场化、政治民主化、文化自由化、社会平等化;如此等等,就是对“娜拉出走后怎么办”的探索。

  

   顾准通过对希腊城邦制度的研究,把马克思主义的产生同希腊文明联系起来,同基督教的精神联系起来,是很有见地的。他突破了所谓马克思主义的三个来源的传统观念,引导人们从更宽广的历史视野来理解马克思主义。如他认为:马克思在早年的博士论文中引述埃斯库罗斯在《普罗米修斯》一剧里普罗米修斯的自白:“我憎恨所有的神”,就是马克思一生信念的宣言书;马克思“十分向往雅典民主”,“他早期著作中热诚的民主主义倾向,……启示无疑得自雅典民主”; 雅典民主是马克思所写的《法兰西内战》一书的基调,他在书中“为法国人设计的一套政治制度,分明以希波战后‘雅典同盟’为其原型”。顾准特别指出:“资本主义是从希腊罗马文明产生出来的”,“应该承认,马克思生长于希腊罗马文明中,他所认真考察过的,也只有这个文明。中国不少史学家似乎并不懂得这一点。”顾准认为,马克思对于民主政治问题“过分理想化”,他“取法于他深爱的雅典;然而雅典民主的条件又不存在了,结果反而被挂羊头卖狗肉的僭主们所利用,真是遗憾!”

   顾准通过对基督教的原始教义如“千年王国”、消费共产主义、原罪和信仰得救,及由此引申出的解放全人类的分析,得出了基督教是希腊思想的宗教化、精致化的结论。基督教会“保存了古代文明的主要部分,使之代代相传,没有这一条,文艺复兴和近代那种炫人眼目的科学发展是不可能的”。说到这里,基督教对马克思的思想影响也就呼之欲出了。

   我虽然文革期间通读过《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但那是用传统的把它视为神圣经典的思维方式去阅读的。顾准从希腊文明探寻马克思主义的源头,促进我摆脱对马克思主义的神圣感,从历史的文化的地域的多元的角度,重新梳理马克思主义,重新认识马克思主义对当代中国社会的价值和意义。特别值得注意的是,顾准在对希腊文明的研究中,往往融入了对当代中国问题的思考。如他十分含蓄地谈到:马克思主张,“在物质生产还不丰裕的时候,不可以实施平等主义。他认为,这种平等主义是僧侣共产主义。”他这里说的平等主义,实际上是指社会主义;而在物质生产还不丰裕的时候,要推行平等主义,它就必然异化成为僧侣共产主义。所以顾准说:“要克服异化而又反对僧侣共产主义、斯巴达平等主义,这是非常非常高的理想,是一种只能在人类世世代代的斗争中无穷尽的试验与反复中逐步接近的理想。马克思的学生中未必有几个人能够懂得这一点。”十分明显,这里隐含着对列宁和毛泽东等的批判。顾准的这些思想,连同他“要为反对这种专制主义而奋斗到底”的誓言,加强了我运用马克思主义来重新评价五十年代的社会主义改造,和重新认识现阶段社会性质的决心和信心。

   顾准的思想成果虽然留下来的不多,但仅就后人可以读到的著作来看,他的成就已经达到那个时代的理论思想的顶峰。他不能启蒙那个时代的芸芸大众而落寞地逝去,确实是莫大的遗憾。但他的著作在九十年代出版之后,适时地启蒙了正在觉醒反思的社会群体,促使他们成为新世纪的思想者和批判者。这个历史功绩必将记录在当代的思想史上。在纪念顾准生辰一百周年的时刻里,我非常希望他的思想能够在更广泛的范围里得到传播,在当代社会发挥重大的启蒙作用。

   2015年6月1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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