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光:纪念顾准和当代启蒙运动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660 次 更新时间:2015-10-01 21: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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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光 (进入专栏)  

(一) 6月30日上午,在北京城西北角的一个餐馆里,聚集着四十来位老中青的时政关心者。他们每月聚餐一次,见见面,聊聊天,没有任何组织形式,也没有固定的仪式议题,只是就大家共同关心的时政热点和社会发展等问题,畅谈交流,各抒己见,有的慷慨陈言,有的条分缕析。既有共识,相互补充;也有异见,彼此砥砺。往往历三四小时,方尽兴而别。

这次聚餐,适逢次日(7月1日)是启蒙思想家顾准诞生100周年,所以,纪念顾准,,就自然而然地成为当天漫谈的主题之一。

顾准的后半生颠沛流离,直到1972年,才获得静心研究的机会。他的研究是围绕“娜拉出走后怎么办?”这个问题进行的,也就是中国今后应该走什么道路问题。这个问题的提出,意味着他已经意识到毛泽东所选择的道路是一条歧路、死路,必须改弦易辙,另觅新路。然而,天憎奇才,不假以年,他1974年便在贫病交迫、举目无亲的困顿中告别人世。因此,他的研究开始不久就中断了,留下来的很少作品,当时既没有出版机会,他那些惊世骇俗、足以启蒙当代的深刻思想,也没有产生任何影响。直到九十年代,才在他胞弟陈敏之等的努力下,先后出版了《顾准文集》和《顾准日记》等著作,使他的卓越见解得以面世。它促进了许多因“八九血案”而反思历史的知识分子的觉醒,发挥了具有历史意义的启蒙作用。

时至今日,当年顾准提出的“娜拉出走后怎么办?”,依然没有明确的科学答案;蒙昧主义、奴隶主义、民粹主义、拜金主义、虚无主义等等逆历史潮流而动的思潮,依然弥漫于整个社会。中华民族迫切需要一场新的启蒙运动。顾准虽然没有对“娜拉出走后怎么办?”作出完整的答案,但他当年的研究成果,为我们提供了寻求答案的线索,可以成为亟待开展的新启蒙运动的推动力。老人聚餐会把纪念顾准诞辰100周年作为当天的谈话内容之一,不但是对这位启蒙思想家的崇敬和怀念,而且有着为推进新启蒙运动加油助力的重大意义。

(二) 顾准从小就很聪明,1927年12岁时进入上海著名会计师潘序伦创办的立信会计事务所当练习生,几年里就掌握了会计学的全面知识,16岁到立信会计补习夜校讲课,19岁写出会计学专著《银行会计》,成为当时的大学教材;随后又连续出版六部会计学教科书和专著,并且在沪江大学、之江大学等校教授会计学。

在此期间,顾准还积极参加了抗日反帝的民族民主运动。1940年25岁时离开上海,到苏南、苏北和延安等地工作和学习。1949年5月,他作为接收旧政府财经部门的负责人回到上海,接着担任上海市财政局局长兼税务局局长、财经委员会副主任等职务。在这些领导岗位上,顾准克尽厥职,为恢复与建立上海经济的新秩序,进而支援全国,都作出了积极的贡献。但他生性耿直,终因在税收政策上坚持“按率计征”,拒绝接受不合理的“自报公议”等群众运动式的征税方法,被加上“一贯严重的个人英雄主义,自以为是,目无组织”等罪名,撤销党内外一切职务(据新华社1952年2月29日电讯)。顾准从此走上了生命唯危的不归之路。

1956年,顾准被调入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在此前后,他潜心研究经济理论,发表文章,主张价值规律,抨击计划经济,1958年竟被划为右派,谪配农村劳动,1962年摘帽后重返经济研究所。1965年,因他在大学上学的外甥组织“马克思主义研究组”,向他请教,他曾回过一封信。不料这个读书会竟被打成“反革命集团”,顾准以“反革命后台”的罪名,在被隔离审查四个月后,再次戴上右派帽子。略有好转的命运,又陷于不可自拔的灾难深渊,家庭破裂,妻离子散。在接着而来的文化大革中更是备受凌辱,1972年才回经济研究所。直到这时,他才有了比较稳定的生活环境。他计划用十年时间,从研究世界历史和中国历史入手,探索人类社会和祖国发展的正确途径。但这个宏伟计划只进行了两年,1974年12月3日,他就因患肺癌不治逝世。

(三)顾准的十年研究计划,主要是为了寻求“娜拉出走后怎么办?”的答案。他是从考察古希腊的历史开始他的心路跋涉的。他考察了雅典城邦从贵族寡头专政向直接民主过渡的历程,认为是梭伦的改革和法典,奠定了希腊城邦制度的法治传统,进而确立了主权在民和民主政治的体制。正是希腊的立法者,“把贵族政体基本上改变成了民主政体”,尽管这还只是贵族民主。顾准由此发现希腊民主和法治的不可分割,认为这是希腊文明创造性的特征的根本来源。希腊城邦制度的流风余韵对西方民主制度有着巨大的影响,民主和法治的相得益彰正是希腊文明的重要遗产。

顾准认为,直接民主是同城邦制度相互依存的,城邦制度的精神是自治自给,是完全的主权和完全的独立。但这种民主形式只适合于城市,不适合于广土众民的大国。大国的民主形式只能是议会制度。大国如果实现直接民主,到头来只能成为“君王权术的伪善借口”。而议会制度则是“一种复杂精巧的、适合于广土众民国家实行民主的制度——迄今为止,还没有找到一种足以代替它的制度,虽然它极不完善。”

看来,民主同法治的结合和议会制度,是顾准通过对希腊文明的解剖发现的、可以解答“娜拉出走后怎么办”的重要线索。

(四) 顾准在他的研究中还把马克思主义的产生同希腊文明联系起来。他说:“马克思是雅典精神的热烈赞扬者”。马克思在博士论文中曾引用雅典悲剧作家埃斯库罗斯的剧本:“普罗米修斯的自白,说句老实话,我憎恨所有的神。”顾准认为,“憎恨所有的神”是马克思“一生信念的宣言书”;马克思早期著作中热诚的民主主义倾向,“启示无疑得自雅典民主”“《共产党宣言》所树立的共产主义目标:‘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自由发展的条件’,雅典气味就更浓了。”顾准还说:马克思“十分向往雅典民主,这就是《法兰西内战》一书的基调。”此书“为法国人涉及的一套政治制度,分明以希波战后‘雅典同盟’为其原型。”“马克思生长于希腊罗马文明中,他所认真考察过的,也只有这个文明。中国不少史学家似乎并不懂得着一点。”确实如此,在当代那些热衷于染指所谓“马克思主义研究工程”的专家学者,有谁懂得马克思主义同希腊文明的联系呢?


顾准批评马克思“过分理想化”。“他不免取法于他深爱的雅典,然而雅典民主的条件又不存在了,结果反而被挂羊头卖狗肉的僭主们所利用,真是遗憾!”他在这里把斯大林、毛泽东之辈比喻为“僭主们”,真是神来之笔!

顾准还论证了基督教对马克思主义的影响。他认为基督教是“希腊思想的宗教化”。基督教把上帝的选民由以色列人扩大到全人类,“凡是信他的,都能得救”。作为上帝的选民,基督的信徒不但解放了自己,而且还有责任解放全人类。所谓建立一个“千年王国”的理想,也由以色列人的王国,扩大为全人类的王国。基督教义的这些革命性的变化,对于曾经受洗为基督徒的马克思的思想发展来说,不会是没有影响的。

(五) 按照顾准为自己设定的十年计划,对中国问题的探索将在研究世界历史和中国历史的基础上进行。这个计划由于他的早逝而未能实现,但由于他亲身所受到的苦难和天赋智慧,他对中国的历史、现状和未来,应该是萦绕于心、经常思考的问题。如果说,“娜拉出走后怎么办”是对未来的探索,那么,他回顾历史的重点,就是寻求理想主义如何异化为专制主义的秘密了。他从自己的切身经历中体会到:“如果革命家树立了一个终极目的,而且内心里相信这个终极目的,那么,他就不惜为了达到这个终极目的而牺牲民主,实行专政。”基于这个认识,他抛弃了终极真理的理想主义,批判因某种远大的理想而引起宗教式的狂热,转而回归理性(这里的“终极真理”、“远大的理想”,显然是指共产主义,只是在当时的政治环境下不便明说罢了)。他倡导科学精神,倡导多元主义,认为“所谓科学精神,不过是哲学上的多元主义的另一种说法而已。”他进而指出:科学精神同权威主义是水火不相容的,权威主义扼杀进步,民主才是必须采用的方法;民主的基础是学术自由和思想自由,而学术和思想的自由则须以多元主义为前提。只有容许不同的学术主张、不同的理论思想在实践中较量、交融,才能揭露专制主义的真容,找到“娜拉出走后怎么办”的答案。

正是在对理想主义异化为专制主义的深刻认识的基础上,顾准斩钉截铁地表示:“当今天的人们以烈士的名义把革命的理想主义转变为保守的反动的专制主义的时候,我坚决地走上彻底经验主义、多元主义的立场,要为反对这种专制主义而奋斗到底。” 这些义无反顾的誓言,突出地展现出顾准同终极真理决裂的坚定决心和反对专制主义的战斗精神,今天读来,仍然掷地有声,鼓舞人心。

(六) 顾准在文化大革命后期的七十年代就已经认识到中国社会的专制主义性质,确实是非常难得的。遗憾的是当时整个社会都处于个人崇拜和奴隶主义的笼罩之下,他的先进思想没有传播的机会。伟大的启蒙思想没有发挥丝毫的启蒙作用,这是那个疯狂岁月的社会条件决定的,无可奈何。幸而经过他胞弟陈敏之和一些热心朋友的努力,终于在九十年代陆续出版了《希腊城邦制度》、《从理想主义到经验主义》及两者合编的《顾准文集》和《顾准日记》,使顾准的卓越思想得以面世。当时,体制内外的许多知识分子从八九血案的震撼中恢复不久,正在重新观察和思考着现当代的历史和祖国的命运。顾准的著作有力地推动了他们的觉醒,发挥了具有历史意义的启蒙作用。

从那以后,二十来年过去了,环视当今社会,现实告诉我们:全国上下、体制内外,仍然深陷于蒙昧主义而不自知;“娜拉出走后怎么办”的正确答案还没有找到,认识与实践就更谈不上了。现阶段需要开展一场全民性的启蒙运动,才能打破蒙昧主义的梦境。当代知识分子的历史责任,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推动新的启蒙运动。纪念顾准,宣传他的思想,将有助于启蒙运动的开展。这是本文开头提到的老人聚餐纪念顾准的心愿。

2015年7月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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