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曦:伯林式焦虑症与自由的价值*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529 次 更新时间:2016-05-06 13:47: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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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曦  

   摘要:以赛亚·伯林对消极/积极自由所做的二分法建立在一系列误解之上。一方面,即使我们接受伯林指派的观点,把自由价值当作一种具有内在善性的东西,这也并不意味着我们就能像伯林所希望的那样,可以将对自由价值的消极理解设想为一个融贯的思想。另一方面,如果我们对伯林的“不受他人故意干涉”思想作出反思,我们也并不能将其当作是具有内在善性的价值的一个要件。伯林的误解根源于他对客观价值观念的某种过度焦虑。

  

   1958年,以赛亚·伯林发表了著名的演讲《论两种自由概念》。在这篇演讲中,伯林提出了一个一直到现在都具有重大影响的思想:消极自由和积极自由的二分法。[1] 本文将论证表明,伯林对自由二分法的设想、以及他的关于消极自由作为自由价值唯一可接受的概念形式的思想,也许并不像乍看之下那样合理。

  

   一

   就政治自由这个主题而言,就像伯林提醒的那样,我们并不特别关注人类是不是在根本上受制于自然能力的约束,因为这种约束大概并不对人类的政治自由构成特别突出的威胁。按照伯林的思想,就政治自由来说,最大威胁乃是来自于他人或者他人组成的集体对行动者行动的故意干涉、来自于他人或者他人组成的集体有意地采取某种方式打断行动者正在开展或者正在慎思开展的一个行动或者行动意图。

   伯林在论证自由二分法时有一个重要的思想起点,即,自由是一种价值。我们当然立即要问,自由价值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价值?搞清这个问题,对于我们当前的论证,是极为重要的。虽然伯林确实把自由价值当作构成人类繁荣的诸多价值(比如幸福、友谊、忠诚等等)中的一个,然而,自由价值并不是一种一般而论的价值(value as such)。对于伯林来说,尽管他后来也确实承认,自由价值虽然不是完全不可违背的,但是,这种违背只是发生在一些“不正常的条件中”(Berlin,p.52),在这类情况下,对自由价值的违背本质上是对它的一种牺牲,而不意味着自由价值本身的善性(goodness)受到了削弱。因为,自由价值之具有内在善性(intrinsic goodness)只是出于这样一个事实:任何行动,只要它是行动者的行动,那么,光是这个事实就足以决定它是一个具有一种不可替代的价值的行动[2]。虽然就像我们即将看到的那样,伯林在这里并没有清楚地意识到一个行动是不是自由的行动这个问题,并不同于一个自由的行动是不是有价值的行动,不过,无论如何,伯林都确实前后一致地把自由视为了一种不可替代的“根本价值”(ultimate value)。

   当伯林说自由价值是一种根本价值,他的意思是说,一个行动,只要它是出于个体行动者自己的掌控,就构成了上述的那种不可替代的价值,因此,诸如这个行动在品质上是否高贵这类问题,并不对它的那种价值构成相关性。(Berlin,p.36)根据伯林的意思,我们大概可以总结,当伯林说自由价值是一种根本价值的时候,他的意思其实是在说,自由价值体现了“作为个体的人类行动者是自由行动者”这么一个根本特点,同时,正是出于这个特征,自由价值就是一种自我完备(self-completeness)的价值。但是,自由价值是一种自我完备的价值,不等于自由价值是一种自我充分(self-sufficient)的价值。如果说自由价值是一种自我完备的价值,乃是因为这种价值根源于这样一个事实,即我们人类行动者在根本上是自由的,那么,自由价值不是一种自我充分的价值,则根源于我们人类行动者并非可以全能地实现我们的全部社会性目的(socially omnipotent)这一事实。大概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说自由价值是自我完备的价值,不等于说自由价值不需要依赖于行动者对某种基本能力的掌握。也正是在这一点上,伯林后来才反对把自由价值的根源,理解为是出于行动者欲望的独立性。无论如何,在自由价值的自我完备性和非自我充分性之间的张力,突出地说明,在“个体行动者作为他自己的行动的作者”这一事实,与“个体行动者必须参与社会生活以成就许多对于自由价值来说必要的各种各样的目的”这一事实,两者之间存在张力。而伯林更进一步的焦虑则在于,人类一旦参与到社会生活之中,在不同行动者之间开展的目的的协调就成了一件格外困难的事情。根据伯林的观察,为了让真实世界的人类目的体现出和谐性(harmoniousness),哲学史上有无数的思想企划,试图通过诉诸于某种高阶自我(higher self)或者理想自我(ideal self)的思想,来统一其实最终根源于行动者个体的那些目的和价值。按照伯林的观察,这种企划本质上是在把自由从一个只是因为个体对自己行动的独立掌控而存在的价值,变成一个据说因为具有了某种外在于个体行动者经验特征的哲学概念(比如理性能力、高阶目的等等)才得以存在的价值。[3] 伯林强烈地批评这种他称之为“积极自由”的对自由价值的理解进路。这种哲学思想之所以是危险的,据说就在于,那种寻求高阶自我和理想自我的哲学思考,很容易变成政治生活中对个体生活特别是个体价值生活的强制。

   为了避免这种危险,伯林推荐我们采取他所坚持的那种“消极”式理解,也就是按照“没有他人故意干涉”这样一个形式来理解自由价值。因为,据说只有这个形式才充分体现出对“个体行动者是他的行动的真实作者”这样一个事实的尊重。

   但是,能不能接受伯林关于自由价值的思想,关键取决于能不能接受伯林关于人类个体作为价值的唯一源泉(包括自由价值)的思想,或者更准确地说,能不能接受伯林对“价值源泉”这一思想本身的那种独特理解。比方说,如果我们认为,人类个体在本质上既是他自己的某种价值的唯一源泉,又必须参与到社会生活之中以便实现这种价值,那么,我们大概就会认为,在“个体行动者作为自己某种价值的源泉”和“社会生活作为那种价值实现的途径”两者之间没有什么必然的紧张,准此,伯林对积极式理解就是过分偏执的:因为在这一理解下,我们大概找不到合适的理由说,社会生活在对那种价值的实现的同时也必然地构成了对那种价值的威胁。

   然而,伯林始终坚定地认为,因为只有个体行动者才是自己的价值源泉,所以自由作为一种价值,它的源泉也在行动者自己,正是从这个意义上,不存在任何独立于行动者自己的价值起源,行动者是自己的最高权威(sovereign)。后面我将通过论证表明,伯林的这个充满焦虑的思想不仅是不令人信服的,而且在根本上建基于一系列重大误解之上。

  

   二

   由于自由对于人类来说具有价值这个论题,对于伯林而言是一个定见,因此,他的工作所要处理的,就只是如何理解这种价值,以及在这个理解的基础上如何说明这个价值的源泉。当伯林劝告我们接受他所提供的消极式理解时,他实际上是指派(assign)给我们一个关于自由价值的理解进路。不过,就算我们接受他的立场,认为人类行动者确实是自己行动的作者,有一点也仍然是成问题的。

   我们显然需要区分描述一种行动状态或者行动者能动性的“自由”和伯林在做出二分法时所采取“自由价值”这一独特理解。日常上,我们使用“自由”这个词也许是为了描述行动者的行动、意愿,或者更一般地说,来描述行动者能动性的某种本质特征。本质上来说,行动自由的问题是要问,什么样的条件对于一项行动得以成为自由的行动来说是充分必要的。但是,这个问题并不等同于“自由价值”概念所要针对的问题。因此,伯林对自由价值的构想,相对于行动自由的条件问题来说,是具有独立性的。

   进一步地,就算我们承认伯林的预设包含了一个“自明之理”,即,承认说自由对于人类来说是具有价值的,自由价值的消极理解也并不是这个“自明之理”的推论。对自由价值的消极式理解,看起来要求我们承诺的是这样一个观点:自由价值的实现要求行动者处于一个特定事态之中,在这个事态中,行动者不受任何来自他人的故意干涉。不过,对这个观点来说,可能存在有两种不同的理解方式。由于意志和行动的自由,与自由是不是具有价值以及如何理解自由价值,是两个分立的问题,因此,如果那个特定事态被打破,那么,为了理解接下来究竟发生了什么,我们或许可以问两个问题:到底是行动者是失去了自由?还是新的事态丢失了自由价值?这两个问题不是等同的,因为,如果伯林的回答是行动者失去了自由,那么他就需要告诉我们,他是如何确认作为一种对自由价值的理解方式的消极自由观念,能够一步跨越而成为作为对一般而论的意志或行动自由条件的注解的。

   如果伯林告诉我们的是前者,消极自由既是对自由价值的一种理解方式,也是对意志或行动自由充分必要条件本身的说明。那么,他实际上就是在说,意志或行动自由的实现所需要的,就是意愿和行动的历程中不受他人故意干涉这么一个条件。进一步地,在这个理解下,我们就需要搞清楚,到底什么是“不受他人故意干涉”,以及它据说的那种重要性究竟在哪里。一个瘾君子虽然有“不要继续吸毒”的一阶欲望,但是当毒瘾发作时,他还是无法听从“二阶意愿”的引导,仍然吸了毒。在这个过程中,假设没有任何来自“他人”的“故意干涉”,但是,这个瘾君子在根本上仍然是不自由的,因为他无法按照一个经过合理化的“二阶意愿”的要求来欲求(want)自己应当欲求的事情。所以,“不受他人故意干涉” 这个要件既不是意志或行动自由的必要条件,也不是它的充分条件。

   此外,为了使得一个行动得以成为自由的行动,能动性的概念也不仅仅只是要求行动者的行动历程免于“他人的故意干涉”。相反,一个恰当的能动性概念,还需要对行动者本身的能力有一个恰当的关切,它不仅要关注行动者能不能在选项间做出选择,也要关注行动者的能力状况是不是允许它实际地达到(access to)各种可能的选项,并且关注是不是有足够的选项是实际上向行动者开放的。[4] 当然,如果伯林确实把“不受他人故意干涉”当作意志和行动的自由唯一条件,那么,他的理由或许就在于,只有当行动者“能够做可供取舍的事情”时,行动者才是自由的。在这个根本观点的基础上,伯林也可能会修正说,虽然作为意志和行动实现自由的要件就在于“不受他人故意干涉”,但是,行动者可资利用的能力和资源对自由的实现对于自由来说也具有重要作用。然而,就算“能做可供取舍的事”确实是行动者自由的主要标志,我们大概也很难把这个标志与自由所据说具有的价值必然地联系在一起。毕竟,说一种东西具有价值,是站在一个评价性立场来说的。如果伯林确实是打算在作为意志和行动的自由与自由价值的消极理解之间建立一个紧密的联系,这个联系肯定不是直接推导出来的,而必须补充许多细节论证,特别是,这些细节要说清楚为什么“做可供取舍的事”本身一般而论地构成了一种对于行动者而言的价值。不管怎样,就目前来说,即使是伯林的支持者,也很难说,伯林所要求的“自由行动”内在地就具有“自由价值”。所以,对于伯林来说,关于自由意志的思想与关于自由价值的思想之间的鸿沟,不是那么容易就能跨越的。

   如果在这里伯林坚持要告诉我们说,他所设想的“自由行动”本身就一般而论地构成“自由价值”,那么,他实际上要告诉我们的是,自由价值在根本上是独立于他人的评价的。这个思想显得很古怪,因为按照这个思想,那么,自由就被设定为一个独立于人类生活的社会化要求的一种东西,先验地构成了与这种要求之间的冲突。如果伯林没有更好的证据表明这种冲突的先验性,那么,他不过是在积极自由论者所提出的关于人的本质的乐观主义独断论的地方,给出了一个关于人的本质的悲观主义独断论。准此,我们并没有更好的理由去接受伯林的思想。

如果伯林的意思是想从后一个方面来设想问题,即认为自由价值是一种针对事态而言的东西,一旦新的事态失去了“不受他人故意干涉”这么一个要件,新的事态就失去了自由价值。那么,我们也可以从两个方向上发现,(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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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caokangl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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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道德与文明》2012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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