免于支配的自由与公民共和主义的理想*

————对菲利普·佩蒂特教授的专访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426 次 更新时间:2016-06-05 00:06:04

进入专题: 共和主义   免于支配的自由   免于干涉的自由  

张曦  

   采访对象:菲利普·佩蒂特教授(普林斯顿大学教授)

   采 访 人:张 曦

   张:佩蒂特教授,我很荣幸地代表《中国学术》对你作独家专访。据我所知,你2010年稍晚的时候对中国作了访问,这对于中国学术界来说毋庸置疑是一个重要的事件,因为我们都知道,你的作品和其中的思想近年来受到了相关领域越来越多中国学者和学生的关注。你的大部分著作,比如说《人同此心》、《共和主义》、《一种自由理论》以及《语词的创造》都已经或者将要出版中文译本。作为当今时代最有影响的政治哲学家之一,你的名字在中国正在变得越来越为人所知。

   据我所知,除了在社会和政治哲学领域的成就之外,你也对哲学学科的许多专业领域都贡献颇多,比如说伦理学、心灵哲学以及形而上学。特别是,多年以来,你一直试图辩护一种后果主义式的道德理论。就我的观察来说,在中国,一些做政治哲学的学者并不很清楚这一点:政治哲学与道德哲学之间具有关键性的关联。因此,我的第一个问题是这样的:你对后果主义道德理论的承诺与你对社会和政治哲学的思考有什么关联?因为,也许,在没有某种道德观念作为基础的情况下,政治哲学是无法开展的,你认为呢?

   佩:道德和伦理理论——就我们当前的讨论来说,这两个术语可以被看作是一回事情——有两个主要的部分:一个是关于善好(good)的理论,另一个是关于正当(right)的理论。关于善好的理论主要致力于这样一些方面的问题:通过它来解释对于某个东西来说什么才是好的、或者有价值的这么一个问题;在此基础上进一步鉴定出那些价值究竟是什么;对价值作出分类,以便识别出比方说哪些价值是“行动者中立”的、哪些价值是“行动者相对”的;以及确定一些价值相对于另一些价值来说在排序上优先到什么程度。关于正当的理论主要用来解释这样一些问题:我们所作出的那些选择的辩护基础究竟何在?那些能够获得辩护的选择到底是由个体性的行动者、一群采取集体方式行动的行动者所作出的,还是由一群被加以组织化的、彼此合作的行动者(例如公司、教会或者国家)所作出的?

   道德理论中的一个大问题,就是要去回答正当到底如何与善好相关。后果主义认为,正当的选择就是那种能够促进最大的总体性的行动者中立的善好的选择。所谓行动者中立的善好是这样一种东西,即,它是行动者(agent)或者具有能动性的机构或组织(agency)站在一种不指称“自我”(self)的立场上所识别出来的东西,比如说人类的幸福、环境的正义或者动物的福祉等等。与行动者中立的善好这个概念相对照的,是“行动者相对的善好”,比方说我的幸福、我们的正义或者我们的福祉,等等。很明显,这里说到了“我的”、“我们的”,因此标志了这些行动者中立的善好是一种指称到“自我”的概念。

   非后果主义的道德理论认为,事情并非如此,有些情况下,一个行动者可以采取那些不会产生出最大的行动者中立的善好的选择,对于他们来说,这种选择也依然是正当的。就关于正当的理论而言,存在着形形色色的非后果主义形式的理论。比方说约翰逊·兰西(Jonathan Dancy )的“特殊主义”(particularism),这个观点否认存在着能够回答“什么是正当的”这个问题的一般原则,并且因此也就否认了后果主义对这个问题的回答。再比方说塞缪尔·谢夫勒(Samuel Scheffler)所提出的“特权论”(prerogativism),这个理论认为,后果主义的原则在大多数情况下可以决定什么是正当的,但是又坚持说,如果促进那些善好、要求行动者付出的个人代价超过了某个程度的话,那么行动者(甚至是具有能动性的机构或组织)也有一种特权去拒绝这么做。还有一些非后果主义的理论则为后果主义所捍卫的那种思想提供了一种可供取舍的观点。其中一种替代方案就是康德主义式原则,根据这种观点,你应该绝不要将人仅仅当做手段来加以对待。或者是托马斯·斯坎伦的契约主义原则,根据斯坎伦的观点,在和他人打交道时,你应该去采取那些不能被任何人合乎情理地加以拒绝的原则,将其当作行动的调节性原则。

   政治哲学与道德理论之间是具有连续性的,因为政治理论总是要去为我们判断诸如“国家应当采取哪种选择来应对国内问题以及同其它国家打交道”或者“一国之公民应当采取什么样的行动(这些行动最终将会塑造出他们生活于其中的国家所要采取的行动方式)。非后果主义的政治哲学,比如康德或者罗尔斯所捍卫的那种政治哲学,将论证说,公民和国家所能采取的那些选择的正当性,是根据某个基础性的理由而获得确立的,而并不是像后果主义所宣称的,一项选择的正当性就在于那个选择是最大化地促进了某种中立的善好。之所以说罗尔斯站在了这种非后果主义的路线上,是因为他认为在公民之间并不存在一个被分享的单一的善好观念(conception),因而也就不存在任何公民作为整体或者是任何国家在采取行动时都应当加以采纳的观念。

   我自己的观点是,在思考国家和公民应当如何去塑造政治制度时,在思考如何制定公共政策时,在思考如何采取某种全球性议程时,后果主义的思想是不可替代的。因此,问题就变成:后果主义所要促进的善好到底是什么?那种有待被促进的善好应当是这样一种东西,它们应当被共同性地当作是一种善好。理想地说,不管人们是不是还有别的目标,那些善好都是人们因其本身的特点而必须加以追求的东西:我们可以从罗尔斯那里借一个术语来理解这一点,这就好像是他所说的 “首要善好”。但是,另一方面,它也是一种对其的促进需要公民和国家有所行动的东西,而不是什么仅仅靠人们自己的努力、在不依赖于政治组织协助的情况下就可以实现的东西。此外,它也是一种面向所有人展示的首要的和公共的善好,“公共性”也应当是它的一个特征。

   我希望我已经解释了为什么我认为政治哲学与道德理论之间是连续性的。我刚才已经说过,我所设想的善好,在概念上要满足三个条件:它是一种首要善好、一种公共善好、并且是一种得到展示的首要的和公共的善好。

                                            

   张:刚才的问题也使我想到了另一个相关的问题。在我看来,你在《人同此心》这部著作中试图去构造一种整全式的学说,并且试图在那个整全式学说的基础上发展出你自己在社会和政治理论上的一些思想。在《正义论》中,约翰·罗尔斯曾经试着这么去做,但是在他后来的作品中,特别是《政治自由主义》中,他改变了这个思路。因为,罗尔斯担心,如果一种有关正义的政治概念需要建基于某种据说可信的形而上学之上,那么它就很难被那些在社会和文化观念上与自由主义社会和文化根本不同的社会或共同体采纳。当然,罗尔斯在这方面的考虑是很复杂的。不过,许多经典政治哲学家都承认这一点:某种有关人类本质(human nature)的预设对于构造一种理论或者构想一个正义的政治社会的安排,是必不可少的。看起来,在你的社会和政治哲学中,你也同意这一点。那么,现在,我要提的问题是:在做政治哲学时,如果我们要一方面试图基于对人类本质的某种理解来提出一些具有普遍性的观念或者原则,另一方面又试图避免落入罗尔斯所担心的那种“形而上学恐惧”之中,这是否可能呢?或者,我们其实可以采取一种“形而上学的”理解,但是那种理解不必是罗尔斯所担心的那个意义上的?

   佩:我在《人同此心》中所要表达的主要观点是说,尽管个体性的人类存在者在心理上是具有自主性的(用一个比喻性的说法,他们既不是历史的棋子,也不是社会强力的玩偶),但是,他们之间的联系和相互依赖、他们组建和归属于一个他们在其中才能得以发展出典型的人类能力(human capacities)的共同体,这些并不是偶然的。就前一个方面来说,我的立场是亲个人主义的,但是就第二个方面来说,我的立场也是反原子论的。那本书试图论证说,我们有一些很深的理由来回答为什么一种典型的人类能力(比方说推理能力)只能在社会关系的语境之下才会出现。

   这是一种有关人类本质的形而上学,它当然刺激我在政治学方面的许多思考。因此,它也使得我坚持说:不管对于政治生活来说什么样的价值才算是核心性的,离群索居地去享有它们,与作为一种社会存在者那样地去享有它们,相比较而言,肯定是大不一样的。就像《人同此心》第三部分所论证的那样。这一思想为我坚持这样一个观点提供了理由:自由不能被视为是人们在离群索居的状态下就可以得享的东西,而必须被视作是一种资格(status),人们只能作为和其他人类存在者共同形成的共同体中的一员,才能享有。最初,正是这一思想路线的形成才使得我对漫长的共和主义传统产生了兴趣。从那时候开始,我就发现,自由在共和主义传统中乃是被当作一种社会资格来理解的东西,它被当作一种原子论式的术语,也就是说,被当作为是一个甚至那些离群索居的人都能实现的理想,其实只是从后来的思想家比如早期功利主义者和经典的自由主义者那里才开始的。

  

   张:最近,阿玛蒂亚·森和玛莎·纳斯鲍姆都表达了对罗尔斯的某种批评,他们至少是部分地试图放弃罗尔斯的理论所严重依赖的那种契约主义式框架,以便论证一种更加“全面的”(在这个意义上也是更加具有现实性的)的正义观念。就你的工作来说,你已经在一些论著中(比如说《能动性自由和选择自由》)试图论证说,你的共和主义自由观念至少在某种关键的程度上容纳对自由的阿玛蒂亚·森式的理解。不过,森也认为,你并不能完全同意他的观点(他已经在《自由的观念》这本新著中表达了这一点)。那么,你是否真的认为对能动性自由的考虑在你和森之间存在着真正的分歧呢?如果确实存在某种分歧的话,你认为它在什么地方?

   佩:自由的理想有两个方面。一方面,这是一种相对于选择的践行(exercise)而言的理想,另一个方面,这是一种相对于在选择中应当可用的(available)机会或者选项而言的理想。我认为,不管哪个方面,我跟森或者纳斯鲍姆之间都不存在什么更深的分歧。就践行的方面来说,我认为,为了能够自由地在两个选项(比方说X和Y)之间做出选择,在做选择的时候,你应该不至于屈服于另一个人(比方说,我)的意志。识别你是否屈服于我的意志主要有三个标准:第一,如果我干涉了你(比方说,我移除掉一个选项。或者用一个具有惩罚性的替代选项来取代原来的某一个选项,或者欺骗或操控你以至于你不能在各个选项之间恰当地推理),那么,你是在屈服于我。第二,如果我有一种干涉的力量,但是,也许出于对你的某种好意,我允许你根据你自己的好恶来做出选择,那么,在这种情况下,你也是在屈服于我,因为在这种情况下,你的选择取决于我是否愿意维持那个好意,你只是在被我允许的意义上做出了选择。第三,如果你认为我有一种干涉的力量,于是你调整了你的选择行为或者改变了你的行为,以便取悦于我,那么,在这种情况下,你还是在屈服于我。在第一种情况下,我是干涉了你;在第二种情况下,我是“监视”了你;而在第三种情况下,我是恐吓了你。对你的选择的所有这三种侵犯都是支配(domination),因为在你的选择过程中,它们给了我支配者或者主人的地位。我称这个践行方面的自由为“免于支配的自由”。

我对自由的这个践行方面的理想的描述不同于森和纳斯鲍姆,但是我认为,我们在这个问题上的观点仍然是非常接近的。如果我们看起来有什么不一样——森也只是认为存在一点小小的差别——那是因为,我并没有清楚地指出:在自由的践行理想之外,还存在一个机会(opportunity)理想。在机会的意义上,我有多自由,是取决于相对于践行一个特定的选择来说,(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进入专题: 共和主义   免于支配的自由   免于干涉的自由  

本文责编:caokangli
发信站:爱思想(http://www.aisixiang.com),栏目:天益学术 > 哲学 > 政治哲学
本文链接:http://www.aisixiang.com/data/100001.html
文章来源:《中国学术》第三十辑(商务印书馆,2011年)

1 推荐

在方框中输入电子邮件地址,多个邮件之间用半角逗号(,)分隔。

爱思想(aisixiang.com)网站为公益纯学术网站,旨在推动学术繁荣、塑造社会精神。
凡本网首发及经作者授权但非首发的所有作品,版权归作者本人所有。网络转载请注明作者、出处并保持完整,纸媒转载请经本网或作者本人书面授权。
凡本网注明“来源:XXX(非爱思想网)”的作品,均转载自其它媒体,转载目的在于分享信息、助推思想传播,并不代表本网赞同其观点和对其真实性负责。若作者或版权人不愿被使用,请来函指出,本网即予改正。
Powered by aisixiang.com Copyright © 2018 by aisixiang.com All Rights Reserved 爱思想 京ICP备12007865号 京公网安备11010602120014号.
易康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