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勇:李鸿章、伊藤博文与甲午战争:两个人的战争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569 次 更新时间:2016-05-02 20:57: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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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勇 (进入专栏)  

   一百二十年前的甲午战争,以中国的完败而结束,先前几十年增长顷刻间化为乌有。中国人的自信心受到严重打击,此后的中国,维新、变法、新政、宪政、革命、共和,直至1915年重回帝制。中国在短短二十年,模拟、实验了人类历史上几个阶段的体制,一波比一波更激进。中国人始终不解的一个疑团是:

   为什么一个大国不敌小国。探究的结果,许多人认为中国在甲午战争中的失败并不反映中日两国真实力量,而是李鸿章不敌伊藤博文。因此,许多人将中国之败尽归李鸿章一人。

   惺惺相惜

   在一定意义上说,历史确实是英雄创造的,人民群众不过是陪衬。中国的失败是李鸿章等人决策、指挥失误,而日本的成功,就是伊藤博文、陆奥宗光等人的侥幸。历史当然可以这样书写。只是将一场战争的输赢完全归于一两个人,似乎太简单。所以,梁启超在为李鸿章作传时强调:

   若以中国之失政而尽归于李鸿章一人,李鸿章一人不足惜,而彼执政误国之枢臣,反得有所诿以辞斧钺,而我四万万人放弃国民之责任者,亦且不复自知其罪也。西报有论者,曰日本非与中国战,实与李鸿章一人战耳。其言虽稍过,然亦近之。

   梁启超不同意将甲午战败的全部责任归于李鸿章,引申强调,由于特殊条件,中日两国间的战争,就中方而言,简直就是李鸿章以一人敌一国。

   李鸿章或许没有西方论者、梁启超所说的那样伟大,但李鸿章确实是一个令对手敬佩的人,几十年与李鸿章数度交手的伊藤博文,不止一次表示,李鸿章是中国惟一有能耐与列强一争长短的人。

   伊藤博文与李鸿章打了几十年交道,他对这位长者一直心存敬仰。而李鸿章对这位年轻自己十八岁的后生也一直抱持欣赏的态度,几十年数度交往,不管愉快,还是失望,李鸿章并没有贬低过伊藤博文,始终有一种棋逢对手的快感。这是后人不太容易理解的情结。真实的说法应该是,甲午之战是中日两国为朝鲜前途而战,又是李鸿章与伊藤博文“两个人的战争”。

   甲午战争即便经过马关议和认真算账,大致了结,但在李鸿章、伊藤博文的感觉中,事情依然没有完。第二年,李鸿章不管年迈路远,也不管朝野风言风语,风尘仆仆前往俄、德等欧美国家,为中国前途奔波。又过了两年,辞去内阁总理大臣职务的伊藤博文前往中国游历,抵达北京迅即前往贤良寺拜望李鸿章,除了表达自己对这位前辈对手的敬意,不忘顺带讥讽李中堂此次欧美之行为中国在北方“建造了一个伟大势力的屏障。”(林权助:《戊戌政变的当时》,《戊戌变法》第3册,570页。)

   李鸿章、伊藤博文均为十九世纪下半叶东亚最伟大的政治家,他们两人为各自国家做出了不朽贡献。如果一定要说他们的差别,那么李鸿章与伊藤博文相比,还是因时代落差稍逊风骚,缺少了一点远见。

   基于中国悠久的历史传统,特别是两次鸦片战争被打败后的被动觉醒,李鸿章在追随曾国藩那一代精神领袖的时候,确实发自内心相信中国文明的永恒,相信中国文明并不会因为暂时落伍而退出。李鸿章那一代人不明白中西之异不是先进与落后,不是西方先走了一段,中国可以赶上来。

   伊藤博文在这一点上就比李鸿章高明些,毕竟伊藤是明治维新的重要参与者,青年时代又有机会留学英伦,目睹并真切体会了西方的富强,知道富强对西方来说只是表象,支撑富强的还是制度、文明因素。东西之异不是西方人先走几步,而是东西两种文明代表了两个时代。如何基于现代工业文明重构日本政治制度,是伊藤博文此后政治生涯的全部使命,也是日本最后成功的关键。日本在1894年打败中国,实际上就是伊藤博文那代人构建的制度战胜了李鸿章那代人坚守的“中体西用”。

   现代与传统

   李鸿章给中国的贡献在洋务新政,他与乃师曾国藩等人在打败太平天国前后,出于最现实的政治考量,发起了一场异乎寻常的“体制革命”,将先前数十年对西方文明的抗拒转为“有限度接受”。从强兵到富国,中国开启了一个新时代。所谓“同光中兴”,让一度陷于谷底的中国人唤醒对固有文明的认同,这是一个了不起的贡献。

   但是,李鸿章不清楚经济与政治的关联,不知道中国问题的根本症结究竟在哪里。李鸿章的幕僚马建忠,很早就根据在欧洲的实地观察提醒李鸿章,西方的富强并不是简单的富国强兵,更不是那点坚船利炮,而是一种制度,一种文化,中国必须抛弃“中心主义”错觉,必须抱有欣赏的态度看待西方社会的进步,必须从制度层面、文化层面学习西方。假如李鸿章那时能够听进并采纳这批具有西方背景谋士的建议,中国即便较日本迟些,也一定会构建一个全新价值观,在东亚区域整合中共同努力。无奈,李鸿章那代人没有办法从传统中走出,他的理念还停留在“中国中心主义”,不愿直面那个真实的世界。

   基于“中国中心主义”,李鸿章无法容忍“宗藩解体”,只要还有可能,李鸿章那代人一定会继续维护以中国为中心的宗藩体制。所以,当日本吞并琉球,废藩置县时,中国没有帮助,是因为力量不具备。当中国稍有力量,法国人试图染指越南时,清政府出兵抗争。因此,当日本试图踏上朝鲜半岛,李鸿章当然不会同意。他几十年的外交生涯,除与西方列强打交道,就是对日交涉,就是防止日本侵害中国利益。

   与李鸿章情形相当,伊藤博文几十年政治生涯,一方面引领日本走向世界,渐渐成为国际主流社会的一员;另一方面就是地缘政治,就是与朝鲜,与中国交涉。不过,日本毕竟经过“近代化”洗礼,日本对朝鲜的觊觎、染指,在近代早期,即在“日韩合邦”之前,也就是说,在伊藤博文被刺杀之前,说到底还是一个“近代意义”上的“势力范围”,不再是传统意义上的宗藩体制。

   像西方国家一样,日本出于地缘政治考量,一直试图打开朝鲜大门,通商贸易。但朝鲜是中国的属国,日本像其他国家一样,没有中国的帮助不可能进入。而中国出于地缘政治考量,很难主动帮助各国进入朝鲜。所谓“番国自主”,就是告诉各国不要这样想。

   西方各国没有顺利进入朝鲜,只有日本既有迫切需要,又懂得“番国自主”真切含义。日本利用1875年“云阳号”事件,软硬兼施让朝鲜与日本达成通商协议,即《江华条约》。

   《江华条约》是朝日直接交往的开始,是中国外交的失败。中国,特别是李鸿章当然不会轻易接受日本的这种安排。此后几年,中国绝地反击,利用壬午兵变、甲申政变,重新夺回了对朝鲜的控制权,让朝鲜继续留在中国的宗藩体制中,尽管到了这个时候,中国的番邦仅剩下朝鲜一个。

   为甲申政变善后,伊藤博文专程前往天津,与李鸿章会谈。李鸿章此时正忙于越南问题善后,担心日本借题发挥,让中国两面受困。特别是,李鸿章很清楚,甲申政变在最后关头出现有利于中国的转机,主要是因为驻扎在朝鲜的袁世凯当机立断,率兵冲进朝鲜王宫,赶走了日本公使。

   李鸿章担心伊藤博文在这些细节上纠缠,不料伊藤博文出于更远的考虑,大度接受了中方的解释。

   伊藤博文的大度让李鸿章感动。感动之余,李鸿章做出一个令人诧异的自选动作,郑重其事告诉伊藤:

   我有一大议论,预为言明,我知贵国现无侵占朝鲜之意,嗣后若日本有此事,中国必派兵争战;中国有侵占朝鲜之事,日本亦可派兵争战;若他国有侵占朝鲜之事,中日两国皆当派兵救护。缘朝鲜关系我两国紧要藩篱,不得不加顾虑,目前无事,姑议撤兵可耳。(《李文忠公全书》“译署函稿”卷十六,37页。)

   李鸿章显然是对伊藤立场的善意回应,其作出的让步远远超出伊藤预想。伊藤对这段话非常感动,以为李鸿章所说“光明正大,极有远见”(《清光绪朝中日交涉史料》卷七,40页。),希望两国按照这个思路共同维护东北亚稳定。

   各为其主

   伊李天津交涉,现在的讨论众说纷纭。但从当时情形说,中日两国并非必然走向敌对,利益的交集并不必然冲突,两国政治家如果心怀坦诚,和平可期,战争必然远去。

   不过,也必须承认,李鸿章的“大议论”让中国先前一直不愿承认的问题发生质变。朝鲜不再是中国一家的附属国,朝鲜如再发生类似壬午、甲申之类事情,中国出兵时,一定会告诉日本。而日本也有类似权力。这远出乎日本的期待。当然,这个共识为十年后的战争埋下了“毁灭的种子”。

   1894年5月底,持续数月的东学党抗争让世界各大国心烦意乱,各国在朝利益受到威胁,各国军舰云集朝鲜周边。中日两国由于地缘之便,利益最大。朝鲜政府没有力量稳定秩序,中日两国驻朝外交官格外焦虑。日本希望中国伸出援助之手,出兵朝鲜。李鸿章碍于十年前的共识,并不愿意接受这样的安排。无奈,朝鲜局势日趋恶化,朝鲜政府郑重其事请求中国出兵。

   朝鲜的请求使中国找到了法理依据,日本的推动说明他们在这个时候承认中国与朝鲜具有特殊关系。对中国来说,这是《江华条约》后巨大外交收获,因此,李鸿章稍事犹豫还是派兵援朝。

   李鸿章记得十年前的约定,他通过外交渠道向日本通报出兵消息。日本在获悉消息后,迅即成立大本营予以应对,其规模、动机,不能不让人忧虑,也势必将李鸿章置于尴尬境地。

   对于日本的动机,李鸿章没有恶意猜测,但鉴于朝鲜局势在清军抵达后渐趋平静,李鸿章建议中日共同撤军。无奈,日本内部强硬派久欲扭转在朝被动,节外生枝提议中日两国“共同改革朝鲜内政”。

   日本的动议蕴含着对中国宗主权的否定,因而李鸿章不愿答应。李鸿章没有利用外交渠道与伊藤博文直接交涉,而是将希望寄托在列强调停上,更没有与日本在朝鲜顽强对抗的预案,结果让日本占了上风。高升号事件、成欢驿之战、平壤之战,直至黄海大战,中国一路溃败。不得已,李鸿章在1895年春前往马关,与伊藤博文谈判。

   马关谈判关涉两国利益,最后达成的协议也是中日两国地位转变的分水岭。这场谈判主要在李鸿章、伊藤博文之间进行,他们各为其主,坚持原则,又注意适度妥协、退让。李鸿章恰如其分利用被刺事件打出悲情牌,让伊藤博文不得不做出一些让步,先前费尽心机要求而不得的停战议和终于因此而实现。

   经过数轮艰难谈判,李鸿章与伊藤博文终于达成共识,并经两国最高层同意。这不是李鸿章的私事,也不是他可以独自作出决定的小事。但毕竟此次损失太大,李鸿章在4月15日下午最后一次会谈时依然竭尽全力作了最后一次努力,近乎哀求伊藤博文尽量让些赔款数额,哪怕作为一个老人回程旅费。

   李鸿章的哀鸣并没有打动伊藤博文,但让伊藤以及他的日本同事很久不能理解的是,他们吃到嘴里的辽东半岛,竟让还是让李鸿章“以夷制夷”外交方针要回去了。

   战场上不如人,使李鸿章的外交处处吃紧;而战场上不如人,又是李鸿章那一代人不知道向伊藤博文那样改造体制。吃一堑长一智。甲午战争的失败既是近代中国前半段的结束,如果从资本主义发展,从政治体制改革而言,如果没有甲午一战,中国不可能在1895年转身向东学习日本,开始维新。

   历史的因果关联很难一言以蔽之。十九世纪晚期东亚格局的转变,如果不是李鸿章、伊藤博文两人,又会是怎样的结果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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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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