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海鹏:第二次世界大战历史的宏观反思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5145 次 更新时间:2022-05-14 21: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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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海鹏 (进入专栏)  


70年前结束的第二次世界大战(以下简称“二战”),比较100年前发生的第一次世界大战(以下简称“一战”)而言,是人类有史以来一次真正的世界性大战。一战卷入的国家,主要是欧洲国家,战场主要在欧洲。日本虽然对德国宣战,却借口德国在山东有租借地,向山东进攻。中国虽然参战,但没有派军队到欧洲去,而且遭到同样对德宣战的日本的侵略。美国感受到德国的威胁,对德宣战,只是给协约国提供军备,后来派军队到欧洲去,战争就快结束了。战场虽然延续到非洲,那是争夺非洲殖民地的战争,规模不大。英属的澳大利亚 、加拿大、印度、新西兰、南非参战,是因为它们同为英国殖民地的缘故。所以,一战主要参战国是欧洲国家,主要战场在欧洲。俄国因为发生十月革命,退出战争。德国因国内反战,支持不下去,宣布投降,1918年战争结束。从战争爆发到结束,前后近五年。当时中国的新闻报道大多称之为“欧战”,是有道理的。

二战则不同。卷入战争的有60多个国家和地区,地跨亚洲、欧洲、美洲、非洲、大洋洲,涉及人口约17亿,占世界人口的80%,损失人口5000万以上,(中国大百科全书总编辑委员会《外国历史》编辑委员会、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编辑部编:《中国大百科全书 外国历史Ⅰ》,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0年,第236页。也有不同估计,如损失人口1.05亿。参见刘庭华:《中国抗日战争与第二次世界大战统计》,解放军出版社,2012年,第323页。)时间至少8年。爆发战争的原因很复杂,矛盾点不止一个;战争爆发点也不止一个;战场几乎囊括了全球。纵观二战的历史,我们可以发现这次大战有两个战争策源地,有两个战争爆发点,有两个主要战场,有两个胜利纪念日,还有两个不同的战后处理及对战争结局的不同的认识。对于这些,在世界人民反法西斯战争暨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70周年的今天,有必要加以重新思考和阐明。

两个战争策源地

一战是一次帝国主义战争,是为争夺殖民地、争夺商品销售和资本输出市场、争夺世界资源而爆发的。战争策源地只有一个。德国因与俄国、法国有历史积怨,一直在积极筹备战争。可以说德国是那次战争的策源地。

二战不同,战争策源地不止一个,而是两个。东方是日本,西方是德国。引起战争的矛盾极为复杂:有帝国主义之间的矛盾,有帝国主义与社会主义国家之间的矛盾,也有军国主义日本与半殖民地半封建中国以及亚洲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之间的矛盾,也有日本与欧美国家之间的矛盾。

由于普法战争和一战留下的矛盾,德国有复仇心理和准备。法国是欧洲大陆最强大的国家,德国要称霸欧洲必须让法国臣服。德国在希特勒上台后就一直在筹划战争。德国是欧洲的战争策源地没有异议。

日本自明治维新后就建立了“开疆拓土,布国威于四方”的基本国策,它扩张领土的对象是琉球、菲律宾、朝鲜、中国台湾和中国大陆。通过120年前的甲午战争,它取得了琉球、朝鲜、中国台湾,实现了“开疆拓土”的部分目标。通过甲午战争后帝国主义在华的瓜分狂潮,日本取得了福建作为势力范围。通过日俄战争(1904—1905),又取得了在中国东北的大量权益。1927年,日本内阁通过了侵略中国的“大陆政策”,1931年发动九一八事变,占领中国东北。1937年7月,发动卢沟桥事变,开始全面侵略中国,并叫嚣“三个月内灭亡中国”。日本是亚洲战争策源地,无论是从历史史实和历史逻辑来说,也难有异议。

只有德国一个战争策源地,无法解释二战那样一场真正涉及全球,特别是欧亚两大洲的战争的历史。在欧洲,虽然德国与意大利作为法西斯国家成立“柏林—罗马”轴心,柏林的作用是主要的。1936年11月,德国、日本以“反共产主义”相标榜,签订《反共产国际协定》,1937年11月,意大利加入,表明东西两个战争策源地已经形成,并且在反共的大前提下联合起来。罗斯福评价说:“轴心国之间经过精心地预谋,已经紧密地勾结在一起。在他们的战略计划中,全球所有的大陆、所有的海洋,都被视作一个巨大的战场。”( 〔美〕富兰克林?罗斯福著,张爱民、马飞译:《炉边谈话》,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9年,第152页。)但是,德国和日本并没有首先向苏共领导下的苏联进攻。德国和日本首先进攻的都不是共产主义的国家。日本首先进攻的是中国,一个经济落后、在国际上没有地位的半殖民地半封建大国,而且志在必得。德国首先进攻的是波兰、法国、英国等欧洲资本主义国家。可见,德国和日本都是在反共的幌子下发动世界战争的。那时候的社会主义国家苏联,已经实现了工业化,经济上成为欧洲最强的国家。德国和日本都不敢贸然向苏联发动进攻,都与其签订了互不侵犯或者中立条约,试图麻痹苏联和世界。1940年9月,德国、意大利、日本签订三国同盟条约,德国和日本这两个企图占领全世界的法西斯国家,在照顾彼此利益方面取得共识,确认德国在欧洲的领导权和日本在亚洲的领导权,同时决定把下一步斗争矛头对准了美国和苏联。这就是为什么同在1941年,德国向苏联发起进攻,日本向美国发起进攻的原因。欧亚两个战争策源地的握手,把二战的战火推向了顶峰。即使如此,反共也只是他们的幌子。因为他们进攻的,一个是世界上最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苏联,一个是世界上最强大的资本主义国家美国。可见他们的目的并不是要消灭共产主义,他们的目的是要称霸全球。这就是为什么苏联、美国、英国、中国等并非意识形态一致的国家组成统一战线,共同开展反对德、意法西斯和日本军国主义的世界性战争的原因。因此,二战不是资本主义、帝国主义国家与社会主义国家之间的战争,也不是帝国主义之间的战争,而是坚持和平发展、坚持人类正义的力量与反人类正义的战争机器之间的搏斗,是坚持法西斯、军国主义与反法西斯、反军国主义之间的战争。毛泽东在1941年7月12日向中共党内指出:“在目前条件下,不管是否帝国主义国家,或是否资产阶级,凡属反对法西斯德意日,援助苏联和中国者,都是好的,有益的,正义的,凡属援助德意日反对苏联和中国者都是坏的,有害的,非正义的”,指示坚持了“目前是法西斯与反法西斯两大阵线斗争的新的历史时期”这个基本观点 (《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3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第164页。),这个判断不管是站在中国的立场上,还是站在世界的立场上,都是完全正确的。

德国、日本之所以成为二战的策源地,根源是在两国出现了法西斯和军国主义势力。一战之后,作为战败国,德国被迫接受《凡尔赛条约》的苛刻条款,很不满意。在这种情况下,一些极端的民族主义主张开始兴起,纳粹法西斯就是其中最典型的代表。“法西斯主义作为一种极端反动而又蛊惑人心的社会思潮和政治运动在欧洲的兴起,是现代西方资本主义工业文明的深刻危机的表现。” (罗荣渠:《辉煌、苦难、艰辛的胜利历程——第二次世界大战若干问题的再认识》,《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5年第4期。)1929年世界性的经济危机爆发后,德国资产阶级政府一筹莫展,无所作为,于是希特勒的法西斯势力依靠欺骗性的宣传,以“救世主”的姿态掌握了政治权力。不过,法西斯并没有什么灵丹妙药,其掌权的奥秘就是通过不断的冒险和战争,将德国国民拴在无法停歇的侵略扩张的战车上。

日本与德国的情况有些不同。在近代初期,和周边邻国一样,日本同样面临着西方列强的侵略和压迫,同样有沦为殖民地、半殖民地的危机。不过,通过明治维新,日本得以克服了民族危机,走上了近代化的道路。可是,在这个过程中,日本对西方列强的“船坚炮利”心服口服,对弱肉强食的国际政治法则深信不疑,顶礼膜拜。因此,作为一种国家意志,其基本的政治哲学就是通过对周边国家进行侵略扩张,力求进入列强的行列,“脱亚入欧”。如果说,在一战前,日本的基本方针还是和西方列强沆瀣一气,共同侵略亚洲国家的话;一战之后,日本对华盛顿会议签订《九国公约》对它的限制并不买账,野心膨胀,企图排除欧美而独霸亚洲。当时,军国主义团体开始在日本出现,其明确的目标就是建立军国主义、法西斯政权,扩大侵略权益,在亚洲排挤其他西方列强。正因如此,日本在远东地区和美国的矛盾日益加深。在1929年世界性的经济危机发生后,面临着国内革命、中国抵抗和列强挤压的多重压力,日本军国主义、法西斯势力借助恐怖活动和军事政变掌握了政治权力,将日本纳入到军国主义、法西斯的轨道,企图通过冒险、战争来解决国内、国际矛盾,把侵略中国作为最高国策。

二战前世界上存在东、西两个战争策源地,这个观点前人已经指出过 (参见军事科学院军事历史研究部:《第二次世界大战史》第1卷,军事科学出版社,1995年,绪言,第14、15页。)。但是,虽然指出了两个战争策源地,却没有把它与两个战争爆发点联系起来,学术界长期争论二战的起点究竟在欧洲还是在亚洲。

两个战争爆发点

关于二战的起点,或者爆发点,以往学术界多半以1939年9月1日德国侵入波兰为标志。欧洲学者大多如此主张。(参见〔英〕C.L.莫瓦特编,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译:《新编剑桥世界近代史》第12册,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年,第656,978—979页。)日本学者也是这样看法。( 〔日〕信夫清三郎编,天津社科院日本问题研究所译:《日本外交史》下册,商务印书馆,1980年,第642页;〔日〕伊田熹家著,卞立强等译:《简明日本史》,上海远东出版社,2003年,第324页。)中国学者虽有不同意见,大多也接受这样的看法。( 齐世荣:《论中国抗日战争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地位和作用》,中国史学会编:《第十六届国际历史科学大会中国学者论文集》,中华书局,1985年,第334页;王桧林:《三余丛稿——我与中国现代史》(下),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5年,第517—519页。)也有中国学者为了强调中国作为二战东方战场的作用和地位,把1937年卢沟桥事变甚至1931年九一八事变作为二战的起点。 较早提出把七七事变作为第二次世界大战起点的,(可见龚古今、唐培吉:《中国抗日战争史稿》上册,湖北人民出版社,1984年,第5页。)有学者指出:此论点论述还不充分,未能很好地将其有机地注入全书内在体系之中,说服力还嫌不足,而且导言和正文有关地方提法也不统一。(参见王建辉:《〈中国抗日战争史稿〉评介》,《世界历史》1985年第8期。)这些当然都有各自的理由,但都不充分。如果真正把二战作为一个全世界主要国家都以不同程度、在不同时间卷入的战争,我们会看到其真正成为世界性的大战是有一个过程的。看到二战矛盾的复杂性和过程的曲折性,应该明确其起点或爆发点是两个。简单地把1937年7月7日或者1939年9月1日作为二战的起点,都不足以阐明其过程的复杂性。今天从二战的全部历程来看,卢沟桥事变是亚洲地区一个军国主义国家向一个大国发起全面进攻的开始,我们应该把这次进攻看作是二战的亚洲起点。两年后,德国侵入波兰,成为二战另一个起点,即欧洲的起点。以往的中外历史学家大多主张德国入侵波兰是二战的起点,有一定道理,但道理不能服人。之所以这么说,是因为不能完整地解释二战原因的复杂性、矛盾的尖锐性和战争过程的长期性、曲折性。如果我们站在70年后甚至80年后这个历史高度,俯视当年爆发的这场世界大战,如果真正认识到这次大战有两个战争策源地,我们会看到每个战争策源地都有一个战争发动时间。1937年7月卢沟桥事变是二战东方战场的起点,1939年9月1日是二战西方战场的起点。如果承认二战有两个起点,我们观察二战的历史就会全面、客观、符合历史实际。 军事科学院军事历史部所著《第二次世界大战史》第1卷的绪言部分在讲到两个战争策源地以后,也讲到“七七事变就成为中日全面战争的起点和大战在东方的爆发点”,“德国入侵波兰便成了欧洲战争的起点和大战在西方的爆发点”,该书第1卷第4编标题为“大战在东方的爆发”,第5编标题为“大战在西方的爆发”。这个论述与本文观点极为接近,但有稍许区别。本文从二战矛盾的复杂性和过程的曲折性明确指出二战有两个战争策源地,因而有两个战争起点或者爆发点。该书没有明确指出这一点,而且在论述大战的分期和过程时,把大战的第一阶段称为“大战的序幕与爆发(1931.9—1939.9)”,实际上把两个战争起点的观点淹没在其中了,因为大战的序幕与大战的起点,可以看作一件事,也可看作两件事。在这里,作者至少是没有贯彻其观点的彻底性。

实际上,二战先后在亚洲和欧洲爆发前,亚洲和欧洲都出现了法西斯国家、军国主义国家对外侵略的事实。1931年日本侵略中国东北,随后还把战火延烧到长城沿线;1935年意大利侵略埃塞俄比亚;1936至1939年意大利、德国武装干涉西班牙,都是帝国主义发动的侵略战争,被侵略国家人民都开展了反法西斯斗争,这些都是二战爆发的前奏。过了这个前奏,二战就先后爆发了。

只强调欧洲是二战的起点,是没有看到亚洲战场的重要性;只强调亚洲是二战的起点,是没有看到欧洲战场的重要性。只有既看到亚洲,也看到欧洲,俯视全球,看到二战的爆发是在亚洲和欧洲先后发生的,才能准确阐明其爆发是非常复杂的历史现象,才能阐明亚洲战场与欧洲战场同时存在的历史合理性。

说战争的起点,是说战争的爆发点,不是说战争一旦爆发就在全世界展开。二战的全面展开有一个复杂过程。1937年7月卢沟桥事变发生,中国掀起全民抗战,但全世界各国都在观望,美、英对日本侵略中国采取了绥靖政策。尽管日本侵略中国就是要排除美、英在中国的势力,但美、英没有决定是否投入战争。苏联为了自身的利益支持中国抗战,中国抗战也维护了苏联远东的安全;随后美国也支持了中国抗战,中国的抗战也支持了美国,虽然美国同时也用贸易手段支持了日本。意大利侵略埃塞俄比亚,德、意武装干涉西班牙,欧洲主要国家也都采取了绥靖政策,直到1939年9月1日德国侵入波兰,欧洲形势紧张起来,英、法才结束绥靖,对德宣战。但是英、法出于自身利益,坐视波兰败亡,此后很长时间欧洲无战事,出现了半年之久的所谓“假战争” (《新编剑桥世界近代史》第12册,第983页。)还有著作称“奇怪的战争”,这指的是大多欧洲学者的看法,(参见军事科学院军事历史研究部:《第二次世界大战史》第2卷,军事科学出版社,1995年。该卷第16章题名为《“奇怪的战争”与德国入侵北欧》。)。到了1941年6月德国侵略苏联导致苏德战争,德国深入苏联国土850至1200公里,把二战的欧洲战场无限地扩大了。1941年12月,日本偷袭珍珠港,那时美国正在与日本进行改善关系的谈判,一下措手不及。日本随即向美、英宣战,大举南下,把战场扩大到中国以外的东亚、南亚等太平洋地区,形成了太平洋战场。如果没有苏德战争、太平洋战争的发生,二战如何定义将是另一个样子。如果没有德国进攻苏联和日本进攻美国、太平洋地区各国,二战可能还在亚洲和欧洲分别进行,可能还是地区性战争,可能不能称作世界大战。 艾瑞克?霍布斯鲍姆也持这种观点。他说:“1939年爆发的战争只能算是欧战。事实上,在德国入侵波兰,又于三周内和中立的苏联瓜分该国之后,所谓欧战,已变成纯粹由德国与英法对打的西欧战争了。”但是,他把二战的爆发点定位1941年12月日本轰炸珍珠港。(参见〔英〕艾瑞克?霍布斯鲍姆著,郑明萱译:《极端的年代:1914—1991年的世界史》,中信出版社,2014年,第46、49页。)苏德战场和太平洋战场的开辟,是二战成为世界大战的最后标志。这以后就把世界上的主要国家都卷进战争的漩涡了。苏联和美国是两个世界大国,它们对战争的态度和动向,在一定意义上决定了二战的结局。这充分说明二战的爆发和展开是一个非常复杂的过程。

不仅战争的起点是两个,战争的结束点也是两个。1945年5月8日,在苏军摧枯拉朽的攻击下,德国丧失还手能力,签署了无条件投降书,宣告欧洲战场结束。同年8月15日,日本天皇接受《波茨坦公告》,宣布“终战”,命令所有日军放下武器。9月2日,日本政府代表重光葵和军部代表梅津美治郎在无条件投降书上签字,亚洲战场最后结束。两个投降日(对同盟国来说是两个胜利日)的出现,再次证明二战过程的复杂性。

两个主要战场

二战有两个战争策源地:东方和西方;有两个战争爆发点即战争的起点:亚洲,日本侵略中国;欧洲,德国侵略波兰。历史和逻辑都证明,二战还存在两个主要战场:一个是亚洲战场,一个是欧洲战场。这两个战场的变化、胜负,决定了二战的变化和胜负。

亚洲战场最大的特点是日本对中国的侵略。如果说日本在天津驻军还符合《辛丑条约》的话,1932年后日本华北驻屯军发动山海关事变,配合关东军逐渐蚕食长城内外,把军队移驻到北平西南丰台,就是完全违反国际法的。这是造成卢沟桥事变的根源。日本学者争论宛平城的第一枪是谁开的?这在纯战争史或者军事学角度看可能有意义,但在日本侵略中国这个大主题上实际上没有意义。因为日军到了北平附近的丰台,本身是完全非法的,除了肆意侵略,难有更准确的解释。即使第一枪不是日军开的,也改变不了日军侵略的本质。

在中国独立抗日的前三年,苏联给予中国最多援助,前后三次低息贷款2.5亿美元给中国政府,(参见王庭科:《共产国际、斯大林与中国革命》,成都出版社,1992年,第245页。)还派出了大量航空人员来中国帮助作战,库里申科等飞行员牺牲在中国抗日战场上。英、美一开始都对日本侵华采取了绥靖政策,直到1938年日本宣布建立“大东亚新秩序”,日本侵略行为威胁到国际安全,日美关系开始恶化,美国才给中国援助,从1938年到1940年四次贷款差不多1.2亿美元, (参见韩永利、张士伟:《二战期间美国战争资源的对外投放考察》,《世界历史》2010年第1期。)但是,1941年前美国卖给日本的石油、废钢铁等战略物资数量很大,对日本侵略中国是有力的支持。 据1940年日本工商省的统计,美国对日军需品贸易的比率,1937年为33.5%,1938年为34.3%,1940年3月份更増至38.7%。据1940年公开的统计材料,全年美国输日的战争物资总数达2.00638亿美元。据1938年华盛顿中国经济研究协会统计,在世界各国输入日本的军需物资,美国所占的各种比例是:煤油和石油产品为65.57%;金属工业及机器为77.09%;钢铁及废铁为90.39%;铜为90.39%;飞机及零件为6.92%;钢铁半制品为53.67%;汽车及零件为64.67%;金属合金为99.33%。其中如煤油,日本侵华战争头三年内所消耗的4000万吨汽油,有70%是美国供给的。1938年美国输日作战物资竟占日本全部消耗额的92%。可见,日本侵华所需要的各种武器,绝大部分是“中立”的美国政府供给的。(参见刘大年:《美国侵华史》,人民出版社,1951年,第150页。)还有学者研究指出:1937年美国对日出口总值为2.89亿美元;其中,石油、精炼油、废钢铁、原棉四项战略物资就占1.42亿美元;日本来自美国的石油,1937年为80%,1938年为85%。(参见齐世荣主编:《绥靖政策研究》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1998年,第413页。)

直到1941年12月珍珠港事变后,美、英等国才与中国站到同一个战壕里,才给予中国军事、经济等实际援助。由于美、英实行“先欧后亚”的战略方针,鼓励中国战场拖住日本军队,实际上英、美的大量援助都用在欧洲,对中国的军事支援比例很低。中国当时还是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经济上十分落后,与早已资本主义化的日本在国力上相差极大。日本为了实现“大东亚秩序”,把英、美排除出中国,独占中国,乘着英、美势力逐渐退出中国的机会,大肆占领中国领土。中国作为一个贫穷落后的大国,就是在这样的国际国内背景下开展了抵抗日本侵略的斗争。从卢沟桥事变到1937年底,日本向中国战场(包括东北)投入了21个师团,在朝鲜和日本国内只有3个师团,88%的兵力都在中国。以1938年为例,日本陆军总兵力有34个师团,分布在中国的有32个,占其总兵力的94%。再以1941年12月为例,日军陆军总兵力有51个师团,分驻于中国的有35个,占其总兵力的69%;分布在太平洋战场的有10个,只占其总兵力的20%。( 参见〔日〕服部卓四郎著,张玉祥等译:《大东亚战争全史》第1册,商务印书馆,1984年,第336页。) 1942年太平洋战场开辟以后,日本投入太平洋战场的军力也不过占其军力的26%,64%的兵力在中国(参见《大东亚战争全史》第1册,第364页;《中国抗日战争与第二次世界大战统计》,第176页。)。1943年日军在中国战场仍部署了28个师团,其中有8个甲种师团、5个乙种师团和15个丙种师团 (参见军事科学院军事历史部:《第二次世界大战史》第3卷,军事科学出版社,1998年,第453页。)另据刘庭华统计,日本在华兵力38个师团,占总兵力54%,另有33%兵力在太平洋战场。(参见《中国抗日战争与第二次世界大战统计》,第176页。)。1944年日本在华发动“一号作战”,企图打通豫湘桂,进入南亚,然后通过中东,实现与德国军队的会师。中国军队虽然一败涂地,一溃千里,但还是拖住了日军,使它不能进入南亚,日军发动“一号作战”的战略意图未能得逞。太平洋战争开始后,中国战场始终抗击、牵制了100万左右的日本陆军主力。1945年8月日本投降时,在华兵力为128万人。 (参见《中国抗日战争与第二次世界大战统计》,第189页。)中国人民以其巨大的牺牲和百折不挠的抗战精神,支持了苏联的对德战争,使其有一个稳定的后方;又支持了美、英的太平洋战场,大大减少了它们的压力;又粉碎了日、德法西斯打通欧亚的企图,使它们不能在更大范围内给人类带来灾难。中国抗战的胜利及其对世界和平力量所作的贡献,使其开始摆脱弱国的处境,并有资格作为一个世界大国出现在世界的面前。

美国提出“先欧后亚”的战略,虽然把支持的重点放到欧洲,让中国战场在艰难困苦中继续支撑,但也等于提出了欧亚战场是统一的世界大战战场的认识。1943年,美军在西太平洋对日作战中消灭了日海军有生力量,掌握了太平洋战场的主动权。苏、美、英等国际力量给中国抗战巨大的支持,中国战场的持久作战也给了国际反法西斯力量巨大的支持。

中国战场实现持久作战的最大特点是中国国内实现了正面战场和敌后战场的对日作战,实现了以国民党为中心的领导和以共产党为中心的领导, (参见张海鹏:《走向民族复兴的重要标志——论抗日战争胜利的历史意义》,《抗日战争研究》2005年第3期;张海鹏:《中国抗日战争领导权问题的思考》,《中国社会科学报》2010年9月2日;张海鹏:《为什么说共产党是抗战中流砥柱》,《北京日报?理论周刊》 2015年6月8日。)两个战场、两个领导中心,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旗帜下,进行了有效的战略配合,坚持了长达八年的抗日战争,终于在国际反法西斯力量的支持下取得最后胜利。没有国际力量的支持,中国的抗战还要艰难得多。中国抗战初期,正面战场起了积极作用,到中后期,正面战场作用降低,敌后战场作用升高。“中日战争标志着中国的政权从国民党一方转移到共产党一方,这一过程无法避免” (〔英〕拉纳?米特著,蒋永强等译:《中国,被遗忘的盟友——西方人眼中的抗日战争全史》,新世界出版社,2014年,第18页。)。敌后战场把游击战提高到抗战军事战略的高度,在战争史上是第一次。美国军事评论家威尔纳指出: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没有一个地方的游击战能够担当起游击战在中国将要而且能够担负的战略任务” (〔美〕威尔纳:《日本大陆战略危机》,《解放日报》1945年7月18日。)。中国战场的这种特点是独特的,别的国家没有这种情形。应该明确指出:中国人民的抗战是战胜日本军国主义的决定性力量。战后美国战略轰炸调查处在研究了中国战场和太平洋战场的作用后指出:“即使不投原子弹,即使俄国不参战,即使不制定进攻计划,日本也是会投降的。” (〔美〕拉尔夫?德贝茨著,南京大学历史系英美对外关系研究室译,吴世民、沈宗美校:《美国史》上卷,人民出版社,1984年,第376页。)对中国抗战来说,这个判断是客观的。

欧洲战场主要是欧洲国家,加上苏联和美国对付德国侵略势力。德国出兵波兰,英、法虽然对德宣战,但在波兰被占领后,出现了6个月的平静期,欧洲史学家称它为“幻想的冬天” (《新编剑桥世界近代史》第12册,第983页。)。这个“幻想的冬天”纵容了希特勒德国的战争野心,次年一些欧洲国家被占领,于是法国投降,英军撤退到英伦三岛,伦敦遭到了德国的狂轰滥炸。欧洲几乎无还手之力。德军横扫欧洲,30天内灭亡波兰,44天中占领荷兰、比利时、卢森堡和法国。号称“欧洲最大强国”的法兰西也只撑持了短短6个星期就投降了。据研究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欧洲学者论证,德国发动侵略波兰的战争,自己在军事上也没有准备好。当时,波兰和法国共有130个师,德国只有98个师,其中38个师尚未经过训练。德国在西部边界经过训练的师只有11个,而法国在那里部署了85个师。如果法军敢于攻打德军的西线,德国不一定顶得住。(参见《新编剑桥世界近代史》第12册,第981—982页。)但是,法军在面对波兰灭亡时,没有做好战争准备,不能及时施以援手,自己也落得投降的下场。1941年6月,德军进攻苏联,初期给予苏联沉重打击。至11月,德军进入苏联纵深850至1200公里,占领的苏联领土相当于3个法国的面积。(参见朱贵生、王振德、张椿年等:《第二次世界大战史》,人民出版社,2008年,第252页。)苏联人民进行了顽强反击。经过莫斯科保卫战和斯大林格勒会战,沉重打击了德军,使德军损失83万多人,战线向西推进400公里,(参见朱贵生、王振德、张椿年等:《第二次世界大战史》,第263页。)苏军掌握了战争主动权,开始了战略反攻。苏德战场成为欧洲主要战场。

苏军斯大林格勒大捷和美军西太平洋大捷,以及日本大部分军力被拖在中国战场上无法达成战略目标,标志着二战的转折点,这也成为召开1943年开罗会议和德黑兰会议的背景。随着1944年欧洲第二战场的开辟,战线转入德国国内。苏军展开了柏林攻击战,并与美军在易北河会师,柏林成为最后埋葬希特勒德军的战场。

在亚洲,中国战场仍然拖住了日军的主要兵力,除了中缅战场和八路军的敌后根据地展开了反攻作战外,正面战场没有实现战略反攻。美军直接攻击日本本土,亚洲战场的重点转移到西太平洋和日本本土。美国在广岛、长崎扔下原子弹,苏军出兵中国东北,歼灭了日本关东军。 巴兹尔?利德尔?哈特指出:“原子弹轰炸对日本政府的影响,比西方当时所设想的要小得多。俄国于8月8日对日宣战,次日立即出兵满洲,看来对提早结束战争产生了几乎同样的有效的作用。”( 见《新编剑桥世界近代史》第12册,第1041页。)在这种形势下,日本天皇被迫接受波茨坦公告,命令各地日军放下武器投降。

日本虽是后起的资本主义国家,19世纪末才发展为帝国主义国家,但它又是一个国土面积狭小、资源贫乏的国家。它侵略中国的总战略是“速战速胜”,尽量避免拖延。中国虽然是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是一个落后的农业国,却是一个广土众民的国家。日本的侵略激起中华民族的同仇敌忾,形成国共合作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国各阶层人民和政治团体都加入其中。中国抗日战争的总战略,就是毛泽东论证的“持久战”,用“拖”字诀应对日本“速胜论”,用敌后战场和正面战场“拖”住侵华日军的手脚,使它难以实现“速胜”的战略总目标。中国的“拖”字诀把日军的80%都“拖”在中国战场上,从而帮助了苏联,使其避免了东西两线作战的困境;同时也帮助了美国,减轻了太平洋战场开辟后的压力。日本侵华造成南京大屠杀、敌后大量的“万人坑”、“无人村”等无数惨状,抢掠了中国无数的物质财富,给中国带来了极其惨重的人员和财产损失,极大地延缓了中国社会的进步。中国抗日战争对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贡献是巨大的,应该得到国际舆论的客观评价。 但是,有的欧洲学者,如巴兹尔?利德尔?哈特在叙述第二次世界大战历史时,居然对中国战场的作用只字不提。近年来,由于中国国力的逐渐强大,中国国际地位逐渐提高,一些西方历史学家开始重新审视中国抗战对于反法西斯战争的作用。牛津大学中国研究中心主任拉纳?米特指出:“在过去的几十年里,我们对‘二战’中有所贡献的盟军的认识,有着巨大的偏差……中国依然是被遗忘的盟友,它的贡献随着亲历者的离世而渐渐被人遗忘”,“1937—1945年,中国国民党和中国共产党是东亚地区唯一坚持反抗日本帝国主义的两大政党”,“如果没有中国人民的英勇抵抗,中国早在1938年就沦为日本的殖民地。那将给日本控制整个亚洲大陆提供有利条件,加速日本对东南亚地区的扩张。一个屈服的中国,也更有利于日本入侵英属印度”。他还说:“中国在20世纪三四十年代参与那场艰苦卓绝的战争,不仅仅是为了国家尊严和生存,还为了所有同盟国的胜利。正是在那场战争中,东西方一起抗击了有史以来最黑暗的邪恶力量”。(《中国,被遗忘的盟友——西方人眼中的抗日战争全史》,第19、361—362页。)

战时同盟国的领袖肯定过中国战场的巨大作用。1942年美国总统罗斯福曾指出:“假如没有中国,假如中国被打坍了,你想一想有多少师团的日本兵可以因此调到其他地方作战?他们可以马上打下澳洲,打下印度——他们可以毫不费力地把这些地方打下来。他们并且可以一直冲向中东……日本可以和德国配合起来,举行一个大规模的夹攻,在近东会师,把俄国完全隔离起来,割吞埃及,斩断通过地中海的一切交通线。” (〔美〕依里奥?罗斯福著,李嘉译:《罗斯福见闻秘录》,新群出版社,1951年,第49页。)罗斯福在著名的“炉边谈话”中多次谈到中国的抗战。他说:“五年来,勇敢的中国人民抗击日本的侵略,歼灭了无数日军,摧毁了大量的日本军事物质。援助中国进行的英勇抗战并最终发起反击是非常必要的,因为中国的抗战是最终战胜日本的重要因素。”他还说:“我们不能忘记,中国人民最先起来抵抗侵略者并与之浴血奋战。在未来的岁月中,不可战胜的中国人民将在维护东亚与世界和平繁荣中起到应有的作用。” (《炉边谈话》,第161、172页。)英国首相丘吉尔说:“中国一崩溃,至少会使(日军)十五个师团,也许有二十四个师团腾出手来。其后,大举进犯印度,就确实可能了。” (〔英〕温斯顿?丘吉尔:《第二次世界大战回忆录》第4卷,商务印书馆,1975年,第266页。)苏联元帅崔可夫说:“在我们最艰苦的战争年代里日本也没有进攻苏联,却把中国淹没在血泊中,稍微尊重客观事实的人都不能不考虑这一明显而无可争辩的事实。” (〔苏〕崔可夫著,万成才译:《在华使命》,新华出版社,1980年,第38页。)这些评价是较为客观的。可惜,由于中国当时国际地位很低,这些客观评价并未完全落实在相关的国际条约中。

两个不同的战后处理和战争认识

在二战中,苏联、中国、美国、英国、法国等都付出了各自的努力。其中,苏联和中国遭受损失最大。人口、财产损失巨大。德国和日本因战败也遭到毁灭性打击。

由于苏联和美国在二战后期贡献最大,同时也是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它们在战后获得好处也最多。中国是一个弱国,战后虽然获得了联合国常任理事国地位,但是发言权很小,除了收回台湾外,自己的领土主权还难以得到保障,固有领土钓鱼岛未能收回,与国家利益相关较多的琉球未能按照国际条约的规定实现联合国代管,反而由美国以“施政权”名义送给日本。这是极不合理的。《开罗宣言》《波茨坦公告》有关日本领土范围的规定并未得到严格落实。

战后对德国的处分和对日本的处分不完全一样。由于希特勒本人在苏军攻克柏林过程中自杀,德国旧的国家体系被瓦解,军事力量被彻底粉碎,纽伦堡审判最终有18个纳粹分子被判以“战争罪”和“反人类罪”,其中11人被判处死刑。对德国来说,纽伦堡审判是同希特勒纳粹主义的过去划清界线的开始。德国学者沃尔夫冈?施文特克认为:纽伦堡审判“标志着一系列法庭审判的开始,并一直持续到距今不远的过去” (沃尔夫冈?施文特克:《充满争论的记忆——德国、日本战争体验与历史政策》,《抗日战争研究》2014年第3期。)。德意志民族从此开始了对历史的反省。日本的情形与德国有所不同。1945年8月,除了还有128万军人在中国外,在日本本土和海外的军人超过百万,为了减少牺牲,美军未进入日本本土作战,日本本土除了遭到原子弹轰炸外,未受到沉重打击,军事力量还存在。东京远东国际军事法庭最终判处日本7名甲级战犯绞刑,16名甲级战犯无期徒刑。但是没有给犯有战争罪行的昭和天皇任何处分,还有甲级战犯嫌疑犯在战后当了首相。日本的投降是名义上的无条件投降,事实上的有条件投降。施文特克认为:东京审判“标志着对战争进行司法清理的结束”( 沃尔夫冈?施文特克:《充满争论的记忆——德国、日本战争体验与历史政策》,《抗日战争研究》2014年第3期。)。美军占领日本,虽然对日本社会进行了一定改造,成立了“和平宪法”,但没有从根本上根除军国主义思想。所以,日本战后的政治家很少有人对日本的战争罪行进行深刻反省。今天德国人如果歌颂希特勒、纳粹是犯法行为;而日本人如果歌颂昭和天皇完全是合法行为。这就令亚洲国家人民担心日本可能复活军国主义。这就是战后对两个战争策源地不同处分的结果。欧洲战后国际关系较为和谐,亚洲则较为紧张,原因就在这里。德国和法国是两个世敌,两国对反法西斯战争形成了共同认识,两国关系得以和解,到今天成为欧盟的核心成员,对欧洲稳定起了重要作用。

战后日本社会不乏对战争、对侵略行为进行反省的群体和个人,一些学者的反省很深刻。但总体而言,日本这个民族缺乏反省精神。我们至今没有看到日本对战争的真诚反省。日本在明治维新以后,是一个富于侵略性的民族,伴随着日本资本主义成长的是军国主义和帝国主义的成长。除了一些学者对日本军国主义、帝国主义行为有深刻批判外,政治活动家大多不愿意接触这个话题。德国人民在反省战争行为时可以说我不爱德意志这个民族,德国总统可以说我不爱德国这个国家。总统魏茨泽克在1985年纪念二战结束40周年时还说:“5月8日是解放之日,它把我们大家从纳粹独裁统治下解放了出来。” (《德国当代史学泰斗、国际历史学会前会长尤尔根?科卡对〈环球时报〉表示:日本须用认真反思换取国家信誉》,《环球时报》2015年7月9日。)这表明德国经历了反省战争历史的内心煎熬。日本不可能说这样的话,日本人没有经历过这样的内心煎熬。

全世界都在纪念二战胜利。今年德国总理默克尔还在5月10日到莫斯科访问,到红场无名烈士墓祭奠。而日本只纪念8月15日的“终战日”,不纪念9月3日胜利日(虽然日本在9月2日无条件投降书上签字)。以往还有政治家在8月15日到靖国神社祭奠14名甲级战犯。日本政治家坚持如此,就是怀念、肯定、歌颂策划亚洲战争策源地的战争罪犯。他们的这种行为,当然导致了日本社会不愿意承认侵略战争,右翼人士认为承认侵略是“自虐史观”,不愿意与军国主义时代和军国主义精神划清界限。

德国人至今还在追诉纳粹分子,立法禁止歌颂纳粹行为。德国与法国还联手编写历史教科书,教育子孙后代,不要忘记希特勒德国的战争罪行。德国人这样做是对历史负责,子孙后代都要对历史负责。能够反省自己历史的民族,能够揭自己疮疤的民族,是一个优秀的民族。当德国总理向华沙犹太人纪念碑俯身下跪时,时人评论道,勃兰特跪下去,德意志站起来。这个评论是深刻的。

日本社会出现了“受害者”和“加害者”的概念。许多日本人愿意说自己是“受害者”。“在日本,受害者的角色比罪犯的认知要强大得多。”(沃尔夫冈?施文特克:《充满争论的记忆——德国、日本的战争体验与历史政策》,《抗日战争研究》2014年第3期。)首相安倍晋三也强调日本是“受害者”,闭口不提自己首先是“加害者”。这是一个撇开了“侵略”原罪,只记住了“受害”的很奇怪的逻辑。他们记住了东京大轰炸、广岛和长崎的原子弹爆炸,却记不住卢沟桥事变、南京大屠杀、在华北的许多“万人坑”,也记不住袭击珍珠港。日本人是不大愿意到夏威夷去参观美国“亚利桑那”号军舰纪念堂的。东京大轰炸、广岛和长崎的原子弹爆炸固然使日本人民受到了损害,但这是对战争策源地的惩罚。如果说损失,首先是日本军国主义者带来的,是战争策划者带给普通人的损失,账要算到统治者身上。这种“受害者”的认识,在德国人身上是不容易出现的。

我们再来看一下天皇裕仁的所谓“终战诏书”。第一,裕仁在诏书中解释所以对美英两国宣战,“实乃出于帝国之自存与东亚之安宁”,发动战争是为了“帝国之自存”。但是,甲午战争以后,日本帝国“自存”没有受到来自任何方面的威胁,“自存”不能成为发动战争的借口;为了“东亚安宁”也不能成为发动战争的理由,东亚(主要指中国)虽受到欧美侵略,但八国联军之后,东亚相对是安宁的,正是由于日本的侵略破坏了安宁。坚持所谓“东亚安宁”,就是坚持“大东亚秩序”的陈词滥调。第二,又说“然交战已阅四载……战局仍未好转,世界大势于我不利。而敌新使用残虐之炸弹频伤无辜,其状之惨不可预测”。这里只承认1941年后与美英两国作战,所谓交战“已阅四载”,至于与中国的八年作战并未提及,显然不承认侵略中国。又指出原子弹爆炸“频伤无辜”,这是“受害者”心态的最早表示。第三,宣称“对于与帝国始终戮力同心致力于东亚解放之盟邦,朕惟有深表遗憾”。这里显然是再次坚持“东亚解放”的谬说。第四,要求今后“发扬国体之精粹”,所谓“国体之精粹”,实际上最核心的是要坚持作为“现人神”的天皇制度。 巴兹尔?利德尔?哈特曾正确地指出“日本政府通过无线电广播宣布愿意投降,只要天皇的君主地位得到尊重——关于这一点,7月26日的盟国波茨坦公告不详地一字未提。经过讨论,杜鲁门总统同意了这一条件,这是对‘无条件投降’的重要修改”。(见《新编剑桥世界近代近代史》第12册,1041—1042页。)刘庭华也认为,“保留天皇制——日本有条件投降,成为战后日本重建右倾保守政治体制的政治基础和精神支柱”。(见《中国抗日战争与第二次世界大战统计》,第129页。)我们在这份“终战诏书”里看到了“大东亚秩序”“大东亚解放”“受害者”“发扬国体”和不承认侵略的种种说辞,就是今天主张自由主义史观的那些右翼人士所坚持的理由。天皇裕仁是日本右翼势力的总根子。

十多年前我到日本访问,老一代的日本学者告诉我,他们担心战后出生的这一代日本人,因为他们不愿意承担战争责任。安倍晋三等政治家正是战后出生的。如果这样的日本人出掌政柄,要他们承认侵略,对被侵略国人民道歉,改善与邻国关系,都是困难的。当然,他们要使日本成为一个正常的国家的愿望,也可能是难以达成的。

我们有理由提出疑问:不承认侵略,不向被侵略国道歉,却要到靖国神社祭奠发动战争的罪犯,却要立法修改“和平条约”,要建立派兵到世界各地的“安保体系”, 2015年7月16日,日本当局不顾超过50%的民意反对,强行在众议院通过了“新安保”法案。当天就有日本在野党批评所谓“新安保”法案是战争法案。这是要向当年的战争策源地进行忏悔呢,还是想要保存或者恢复战争策源地?

客观面对历史,正确认识历史,犯了再大的错误也可以新生,可以有机会拥抱光明的未来。在基本的历史事实面前遮遮掩掩,没有承认历史错误的雅意,还想掩盖错误,只能生活在未来的阴霾中。历史是无情的,不尊重历史的人将得不到历史的尊重。我深以为在日本从事政治活动的人们要好好考虑这个问题。

二战后形成了以美国为首的资本主义阵营和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的“冷战”局势。昔日纳粹德国和军国主义日本挥舞的反共旗帜,被美国接了过来。这就使得美国从意识形态出发,并不那么珍惜由一系列战时和战后国际会议和条约建立起来的战后国际格局。在这种情况下,由于中国、韩国、日本分别属于“冷战”的不同阵营,从而“免除了日本在占领结束后努力取得两个邻国谅解的外部压力”。 (法尔克?平厄尔:《德国的经验——以中学历史教科书为中心》,《抗日战争研究》2014年第3期。)还应该看到,美国多方面培植不认真反省战争罪行的日本,是今天亚洲局势紧张的基本因素之一。安倍晋三搞所谓“地球仪”外交或者意识形态外交,也只能是一个掩人耳目的幌子,其结果究竟对美国有利还是不利,还需要观察,还需要未来的历史发展来检验。

总结二战的历史教训,如何预防可能的战争策源地死灰复燃实属必要。国家不分大小,都有在世界上生存的权利。大国欺侮小国,大国灭亡小国,今天都不可行。地球只有一个,各个国家只有和平共处、合作共赢,才能创造一个美好的地球,创造人类美好的未来。

中日两国,一衣带水,唇齿相依,近代以前有长期友好的历史。日本如能像德国那样,建立了对侵略历史的正确认识,中日两国携手,和亚洲各国人民共创亚洲历史的未来,是可以期待的。

回顾二战的历史,回顾二战中日本作为战争策源地从兴起到灭亡的历史,是中日两国人民、亚洲各国人民认识这段历史的症结点。


(本文作者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所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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