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兴泽:四重意识:老舍五六十年代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92 次 更新时间:2016-04-13 10:02: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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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兴泽  

   五六十年代的老舍是难以认识、不易把握的多元复合体。老舍研究界曾有“滑坡”、“上坡”之争,但讨论刚刚开始,就受到非学术性的干扰,研究也就因此搁浅。近几年来,大家都有意无意地回避这个课题。这一方面是因为它牵连着敏感的神经,另一方面则由于这时期的老舍内涵混乱复杂:其创作道路曲折崎岖,其理论主张杂议蓬丛,或顾左右而言他,或夸示坚矛又炫耀固盾,热切的呐喊常常掩饰着困惑,执着的追求往往相伴着犹疑……一向以“真人”著称的老舍被种种弄不清的“真象”“假象”错乱着。由是歧议重重,困难重重,但这是一个重要的课题,是一个不该回避也回避不了的课题。解读老舍五六十年代留下的各种文字,把握他那复杂的思想构成,我惊异地发现,那些文字背后站着的,竟不是一个老舍,而是若干老舍——由各种思想意识分别形成的老舍!从认识文学思想这个角度看,主要有:作为文化官员的意识形象;作为普通公民的意识形象;作为作家的意识形象;作为理论家的意识形象。这些“老舍”把老舍的思想意识分成四个组成部分或日子系统层次。它们相互矛盾又彼此渗透,各有侧重却又相互影响,其间的更迭交替构成了复杂而微妙的四重奏。

  

   走近老舍意识世界,首先看到的是那个作为文化官员的老舍。新中国成立后,老舍的社会地位大提高。他头上顶着诸多的桂冠:中国文联副主席、北京市文联主席,还有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政协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政务院文教委员、北京市政府委员、北京市中苏友好协会副会长……长期的或临时的,主事的或挂名的数十个头衔。按中国传统,既在其位,便司其事;既司其事,便明其理。既然顶戴着“花翎桂冠”,就要“扮演角色”,而思想感情,也就在扮演的过程中被角色异化。是为进入角色。

   新中国成立后,老舍着实荣光。他频频地出现在各种公开场合,出席各种会议,发表各种演说,传达各种文件,撰写各种文章,此外,还有题词祝贺、参观访问、组织学习等等。这些兼职活动,不仅花费了他很多的时间和精力,还时时左右着他的思想走向。他不仅要按照自己的思路思考,而且还要按照社会的需要去思考;不仅要从发展自我的角度思考,而且要从“角色”的角度思考;他不仅要接受或接触他自愿接受或接触的事物,而且还要接受或接触他不愿接受或接触的事物,甚至要接受和接触他厌烦或接受不了的事物:当他以某种身份发表演说或写文章时,当他以某种特殊的身份出现在某种场合或坐到主席台上时,他不仅要讲他自己想讲的,还要根据“角色”的需要讲他不想讲的,甚至是与他自己的思想相左的。于是,我们时或看到这样的事实:

   ——他未必有志致力于剧本创作,即使打定主意写作剧本,也未必认为《龙须沟》的方向是他创作的通衢大道,但当他因此而成为“人民艺术家”的时候,这些身份(角色)便主导了他的思想,因而他认定了《龙须沟》的“艺术冒险”,强调政治热情对创作热情的作用,进而强调创作热情对创作规律的胜利,表示“我还要努力学习写剧本”, 〔1〕一次又一次地进行《龙须沟》式的“艺术冒险”;

   ——他未必赞成“为目前的政治任务写作”的口号,但是,当这一口号被视为社会主义时代的要求,是社会主义文学创作的特点时,作为文艺界的领导,却又发表文章,提倡“赶任务”,强调“赶任务”的重要性,〔2〕而“赶任务”的重要性, 也就因此成为他思想理论的组成部分,并指导着他的创作实践;

   ——他也许对大众文艺、民间文学有五分热情,六分兴趣,但既然是《说说唱唱》的主编、民间文艺研究会的副会长,就必须拿出十分的热情,十二分的努力,致力于这些艺术形式的理论研究和创作实践,不仅要研究它们的创作规律,而且还要强调它们的重要性,由是写出一篇篇讨论通俗文艺的文章,而通俗文艺中的许多问题,就趁势积淀在他的思想之中,成为他思想理论的构成因素之一。

   这其中,固然有官样文章,应景文字,如他说的随便说说之类,但确实有不少内容渗下去,化作他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他的角色越多,束缚就越多,自己的思考就越少,他便在沼泽地里陷得越深,他陷得越深,他的“自我”意识就越弱,由此造成非良性循环,以致被角色异化……

   所幸的是,他并没有被“异化”。这一方面是因为,1956~1957年那次还没有放开就收缩的思想解放和反右斗争使他清醒,他开始变得复杂,开始与“角色”之间保持一定的心理距离;更重要的是,当他进入某种“角色”,在其支配下往深处陷的时候,其他意识形象也还在起着强有力的制约作用。受其制约,老舍不可能在什么时候都虔诚地把各种桂冠都戴在头上,任其左右自己的思想。他在推辞不掉的情况下,有时罩在脸上,成为荣格所说的为社会需要而必备的“假面”;或者拿在手里,作为一种应酬需要。这时,他的文章和报告中的思想指向已经与他的本意形成间离,很难将此作为他文学思想的构成对待。这些文字所塑造的老舍,已经从老舍的“自我”中分离出来了。

  

   作为普通公民的老舍,位于老舍意识世界的第二个层面。对此,我们并不陌生。抗战初期他就曾有过突出的表现,几乎同化其他意识独自牵引着老舍走进普通公民的行列,后来才随着抗战的持续而弱化,隐潜下去。进入新中国以后,他又重新高昂起来,或率直地说,老舍首先以普通公民的身份进入新社会,以普通公民的心态感受新生活。他亲眼看见,他所热爱的北京回到人民手中,他所同情的下层市民过上了幸福的生活,党和人民政府真心实意为人民谋幸福,社会主义新中国光辉灿烂,自己也沐浴在新社会的恩泽之中。作为公民,他总觉得自己欠缺些什么:既没有象工农兵以及其他作家那样,为推翻旧社会出过力,也不能象其他公民那样,生产一斤铁,或一斤米,为建设新中国做出什么贡献。对他这种把吃亏当成份内事,只求施舍而不求索取的人来说,其心理是难以平静和平衡的,他放弃或否定了自己优越的一切。他不以知识者自居,而以能为人民中的一员为荣。他矮下身子,走进普通公民的行列,悉心做普通公民,一切从头学起,从头做起。当他以普通公民的眼光来审视自己时,是非优劣全颠倒过来:知识分子的知识是狂妄的资本,知识分子的追求是资产阶级名利思想,知识分子的优越是接近人民的障碍,知识分子的感情是不健康的、影响进步的包袱……

   这种心理对他的文学思想的构建影响很大。正是受此影响,他间断了自己原来的创作道路,否定了长期以来形成的文学故我,“我得忘了我是有二十多年写作经验的作家,而须自居为小学生,从头学起”〔3〕,他这样说。他严格按照当时的要求和流行的理论指导创作道路的铺设,填充思想理论的空白。又因空白的填充和道路的铺设是在社会政治热情高涨、补缺意识强烈的心理状态下进行的,所以,填充得痛快,铺设得顺利,他的思想急速地向着尽职——追求功利——看重宣传效果的方向发展。他说他要按照时代需要去歌颂新社会新人物,认识多少歌颂多少,“不应因为声微而放弃歌颂”。他说他不想用作品证明自己是个了不起的文学家,只想证明是新文艺队伍的小兵,虽然腿脚不利落,也咬着牙跟随。〔4〕他说他要抓紧学习,诚诚恳恳地向人民学习, 丢掉资产阶级名利思想,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以期写出为工农兵服务、为社会主义政治服务的作品来。

   他这样说,也这样做。他建国后的创作,在很大程度上就是由公民意识发动的。进入新社会,他年交五十。这个年龄的作家常患“贫血”和“保守”两种病:因生活库存的空虚而不能写作,因跳不出自己的模式而难以创作。在当时,因这两种病辍笔者不少。老舍却进入了创作盛期。正象我们说过的他似乎不是长途跋涉者,就象刚刚离开起跑线的运动健将一样出现在社会主义文学道路上。〔5〕他自己则说他是文艺队伍中的一个新兵。他之所以能够这样,就在于他那日益高涨的公民意识激发了他的政治热情,也激发了他的创作热情。热情膨胀着,非写难已,非写不能平衡心理的倾斜,摆脱欠缺的折磨——不能生产一斤铁,又不能生产一斤米,不勤奋写作,怎配当新社会的公民?这是一种顽强的心理意识,持续了很长时间。

   从公民的价值判断出发,他把作家的思想意识看成知识分子的清高骄傲,非但不能作为思想的依据指导创作,反而视之为消极的思想包袱必须抛弃。他轻装上阵,径直地走上为尽职尽责而创作、为宣传而创作的道路。他并不长于写剧本却编写剧本,他本不熟悉新生活却执着地“热爱今天”,写新生活新人物,他本来认为“赶任务”赶不出好作品,却又非赶不可,他本来知道创作应当写熟悉的生活,却又放弃熟悉的不写偏偏到陌生的土地上耕耘……谁能责怪一个公民没有作家的思想意识和追求呢?在公民眼里,那些规律、那些原理又算得了什么呢?

   但公民意识的锐气并不是恒定不变的。不仅它自身有疲乏懈怠的时候,而且它自始至终处在其他意识撕裂之中,自始至终受到其他意识的制约和挑战。因而,在它的淡化处我们又看到那个作家的老舍。

  

   客观地说,老舍意识的分裂主要是作家老舍的分裂。是一个作家根据社会和自我发展的双重需要而被动或自觉地分化成不同的意识形象。但无论怎样分割肢解,都不会泯灭作家的意识——万变不离其宗。即使建国初期,公民意识领带着跟在政治运动后而奔跑时,作家意识也没完全淹没在普通公民意识的海洋里。在很多情况下,他还保持着作家的个性追求。简洁地说,公民意识支配着他选定题材和体裁,确定主题和创作宗旨,而一旦进入创作过程,公民意识便失却作用拱手揖让给作家意识支配。也就是说,老舍的创作主要是在作家的思想意识支配下进行的。因此,我们看到,他总是保持严肃的创作态度,严谨的写作作风。他不肯因非明智的选择简而化之,他总是极大限度地恪守创作规律,——他常常选择他不擅长的体裁尽职,而一旦进入创作过程他总是尽力照顾体裁的特点,不肯因宣传效果而随意为之。他不肯因宣传效果而把人物简单化、概念化,他能够严格按照人物生活和性格的逻辑发展刻划人物,既不轻易把人物当成观念的传声筒,也不轻易让人物说出他自己不能说的话。他永远忘不了文学是语言艺术,始终强调提炼语言之美,无论作者语言还是人物语言都如此,作品语言也许通俗,但他尽力挖掘通俗美,人物语言即使三言两语,也力求显示人物性格。

   有时,公民意识将他带到陌生的地方,写不熟悉的人与事,有时甚至“遵命而作”。在这种情况下,他总是尽力以精心的艺术构思弥补选择的不足。他的弥补是极其艰难的,有时也是卓有成效的。如《龙须沟》的创作。该剧的宗旨是通过修沟歌颂党和人民政府为人民服务的精神,但他对修沟本身并不熟悉。他就不去正面描写组织修沟过程,而是避开这些,从他所熟悉的人物的生活写起。他选择解放前后人与沟的矛盾变化显示人民生活和精神面貌的变化,侧面歌颂。这样精心的艺术剪裁正透露出剧作者的良苦用心。

   自然,在创作道路上,作家的个性追求也有被抑制的时候。由于生活枯窘或思维偏狭,艺术家的才能和追求总是笼罩在公民使命意识的雾气之中,挣脱不开,摆脱不掉,作家的能动作用受到限制。如创作《春华秋实》,在运动中写运动,可谓自始至终都是配合宣传,自始至终都是沿着政治运动的线路发展,而不能离开线路的规定随意想象和创造。但即使这时,作家的意识也在发挥作用:十易其稿,不只是图解政治运动的需要,也是为了艺术上尽可能地完美。

   凡此种种,均说明,老舍在公民意识支配下走上偏离艺术规律的“羊肠小道”,却又在作家意识作用下,努力摆脱束缚,纠正偏离,向着艺术大道靠近,靠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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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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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学习与探索》(哈尔滨)1996年0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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