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兴泽:老舍:在批评的航线上前进与沉没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237 次 更新时间:2016-04-11 20:47: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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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兴泽  

   从1929年2月朱自清发表《〈老张的哲学〉与〈赵子曰〉》[①]到六十年代中期老舍生命终结,文学批评始终影响着老舍的创作。文学批评总是具有社会批评的性质,时代不同,批评的标准、侧重、指向不同,对老舍创作道路发展演变所起的作用也不相同。对此进行具体分析,近可认知老舍创作道路兴衰浮沉的一种原因,远则由此管窥中国现当代文学批评的演变得失。

   朱自清是在那两部作品发表不久就以艺术家独具的慧眼发现老舍创作的个性异彩撰文批评的。现在看来,他的批评至少有两个方面的意义。其一,当时革命文学建设紧锣密鼓,老舍远离时代话语中心由着自己的心性摸索文学之路,他隔膜了时代文学主流,也被激进的批评家所冷落,即使鲁迅、茅盾,也因忙于建设革命文学而对他的创作表示了保留意见。而冷落,即使不能泯灭那刚刚燃烧的创作欲望,也会延缓老舍个性意识的觉醒。朱文的发表既刺激着老舍的创作欲望,也助长了他艺术个性的张扬。他说创作《老张的哲学》、《赵子曰》是在黑暗中摸索[②],朱自清的批评无疑使他从中看到了自己的某些长短,而扬长避短正意味着个性意识的张扬。其二,朱文从讽刺文学发展演变的高度观照老舍的小说创作,对其承袭发展、分类归属、成败得失都做了切中肌理的分析。客观准确的分析和界定以及由此所表现出来的批评精神、学术态度,为后来的老舍批评开了一个好头,自此至抗战即第一阶段的老舍批评正是在此基础上由点到线及面逐渐铺展开来,在老舍研究历史上写下极其扎实的一章。

   这一阶段参与老舍批评的人,朱自清之外,还有李长之、赵少侯、常风、吴联、李影心、尹雪曼、王淑明、唐穆……这是一个富有启示意义的名单。它至少说明,老舍是带着真正艺术家的追求走上文坛探索文学道路的,注意他的也大都是像他那样追求艺术完美的人,那些具有艺术慧眼或学术意识的人,也是把老舍的作品当作真正的文学进行审美鉴赏的人。在那个以谈革命文学为时髦而又争相追逐时髦,把文学当作武器用以批判社会指导阶级革命的年代,只有这样的人才对远不激进的老舍创作产生兴趣,“不识时务”地选择他的作品为批评对象。

   这未尝不是老舍的幸运。一般说来,他们思想上没有条条框框,既很少受艺术以外某些因素的干扰,也很少掺杂因党派、宗派滋生的感情因素;既不像后来(五、六十年代)那样因他的自由民主立场而无端挑剔,也不像更后来(八十年代)那样因相同的原因而溢美。他们以对作品负责、对自己的批评负责的态度对老舍的作品进行审美分析,其批评是冷静的、客观的,是充满科学精神的艺术的或学术的批评。

   虽然那时的批评还处在追踪评点的层面,远没达到学术研究的境界,但大都抓住了作品的特点,并在分析过程中发现了许多被后来的研究证明颇有价值的话题,如老舍创作与狄更斯及外国其他作家的关系,与《儒林外史》等清末谴责小说的关系;如老舍创作的幽默风格、地域特色、语言艺术以及景物描写、人物塑造等等。这些话题的提出及其阐释为后来的深入研究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有的批评甚至达到了相当的高度。

   但我们最感兴趣的是这期间的批评对老舍创作的影响。对于刚刚走上文坛不久,其创作还处在摸索阶段的作家和那些缺乏艺术自觉、创作自信的作家来说,批评的导向作用是非常重要的。朱自清及稍后的批评家们对老舍提出批评的时候,老舍还缺乏足够的艺术自觉,既把握不准艺术规律,对自己的长短也缺乏足够的认识。他在黑暗中摸索,摹仿时或流于“效颦”,探求有时陷于误区。他不懂技巧,不会控制,幽默往往失之油滑;他找不到艺术根据地而跟着感觉东碰西撞——从《二马》到《小坡的生日》,到《大明湖》,到《猫城记》,留下的是歪歪斜斜的足迹。促使老舍在创作状态上由自然自在向自觉自律转变且在转变之后使他在艺术道路上迅速前进的因素很多,如创作经验的积累、理论学习、对自己创作的不断反思等等。但批评的促进作用尤其重要。健康的批评不仅使老舍明白了许多理论问题,渐次的掌握了艺术技巧,把握住创作规律,而且使他从中看清了自己的长短得失;既有力地促进了他个性意识的觉醒和艺术自觉,也启发他不断调整艺术思维,改进艺术选择和操作方式,进而创作出一大批优秀作品。

   这不是抽象的推理。且不说白涤洲及时指出他作品中半文半白的“语病”及其危害,提醒他加强文字训练,追求语言的“俗”“白”之美;也不说李长之等人关于地域特色的分析使他认识到自己的“根据地”在北平,他从《离婚》开始结束了“流寇式”的选题,打定主意“返回北平”,这对他艺术风格的形成起了重要作用;还不说人们对他的短篇小说《牺牲》的批评指责使他醒悟:事实本身不是小说,太信任材料就容易忽略艺术,进而促使他思考生活与创作、写实与虚构、事实与真实的关系,使他在思考中把握住了现实主义创作原则的命脉,创作出了《月牙儿》、《骆驼祥子》这样的优秀作品。这里仅就两个事实做援征性说明:一是关于幽默问题。老舍初涉文坛就显示出幽默才能,敏感的批评家也准确地捕捉住这一特点进行评论,有具体分析,有整体概括,有比较归类,有寻根探源,有欣赏称赞,也有人感到“过火”讨厌,无论彼此,都基于文本忠于阅读感受。对这些批评,老舍不可能全部接受,有时感到“委屈”,甚至明确表示“不以为然”。但这并没有妨碍批评对他创作的影响,即使那些在老舍看来明显误解的批评,也起着“闻者足戒”的作用。最突出的表现是,各种各样的批评引起老舍对幽默问题的反复思考,他就此撰文《谈幽默》。他在不断深入思考中明确了幽默与讽刺、与滑稽、与机智等等的区别,熟练地掌握了幽默的技巧,把握住了幽默的“度”;其作品也不断洗尽语言和趣味的油腔滑调,而露出了纯正的个性风格。二是对老舍创作内容及思想倾向的影响。且以中短篇小说创作为例。老舍30年代因“应急”而写短篇小说,又因不重视这一形式而对作品的思想内容和艺术技巧都不十分讲究。他说他随便写写。写了若干篇之后,开始苦心经营,其作品思想内容和艺术风格都出现了许多变化。最突出的变化是:由鞭挞某些消极现象和丑恶小人的品质德性发展成为揭露社会黑暗和时代荒唐,描写黑暗年代下层市民的悲惨生活和悲惨命运,作品的艺术风格也因少了讽刺多了同情显示出日渐强烈的悲剧色彩。这变化是老舍的自觉追求。但追求是否成功?该持续发展还是回到从前?老舍自己把握不住,犹豫不定。批评家常风则具体分析了老舍创作的变化及其得失,明确地说:“我们大胆的代老舍君回答:这些变动是好的,同时,我们还期待着老舍君更大的贡献。”[③]老舍从这里得到鼓励,坚定了信心,继续前进,又发表了《断魂枪》、《新时代的旧悲剧》、《新韩穆烈德》、《且说屋里》、《我这一辈子》等作品;而《骆驼祥子》的出现,无疑是若干“变动”累积的必然结果。

   批评启发着老舍不断思考创作和理论问题,从而有力地促进了老舍的文学自觉;其中的肯定与否定从两个方面架起云梯,帮助老舍攀登上艺术高峰。本来,如不发生意外,老舍将在这样的批评引导下进一步总结经验,汲取教训,其创作必将在《骆驼祥子》的基础上继续前进,取得更大成就。然而,正当老舍的创作即将飞速发展之际,中国开始了长达10余年的战乱,老舍创作也随着对他的批评进入第二阶段。

   历史车轮脱离原有轨道在血与火的荒野上急驰。老舍的生活方式和思想感情发生了巨大变化,其文学思想和创作追求也发生了很大变化。过去他以作家虔诚的态度追求艺术完美,现在他以国民的身份投身抗战。国民的责任和义务冲淡了作家的艺术追求,他的创作从反封建的文化启蒙急速地转到反帝斗争的救亡宣传。因宣传需要,他不仅不能依据个人情趣写他愿意写的,而且要以极大的热情和精力写他不愿写的和他写不了、写不好的,甚至还要违背自己的意愿“尊命而作”。艺术与功利变换了位置,他把自己的创作绑在了时代的车轮上!这与那个时代的批评导向有直接关系。全国许多许多作家、评论家云集一处,杀敌报国的热情使他们在思想理论和艺术追求上达成一致,“一切为着抗战,一切服从抗战”的宣言、誓词、理论倡导形成一种浓得化不开的情绪氛围。“文协”及时提出“文章下乡”“文章入伍”的口号,“教育部、中宣部、政治部也都向文人们索要可以下乡入伍的文章”,制作通俗文艺,宣传抗战,成为当务之急[④]。这样的氛围即使顽石钝根也会作出反映,何况老舍原本就是爱国意识极强的作家,又何况,他在主持“文协”事务时结识了革命文学的积极倡导者,他们已经成为抗战文学的主体,老舍在与他们的交往中,同他们建立了深厚友谊,接受了他们那种重功利的文学理论的影响。他中断了已经开始的几部小说,冷落了自己的个性世界,在“服从抗战”的批评指导下制作鼓词、戏曲、数来宝,写作抗战宣传剧。

   考察这个时期的老舍批评,给人最突出的感觉是批评队伍及其批评风气的变化。过去老舍以纯正的艺术家的身份出现在文坛上,对他感兴趣的批评家大都从艺术的角度对其作品进行审美的批评;现在,他以国民——艺术家的形象出现在重新组合的文坛上,有的批评家因故离去,新的批评家满怀兴趣走近他的文学世界:罗常培、吴祖湘、孙伏园、徐光霄、刘念渠、胡秋原、欧阳春之外,还有包括茅盾、胡风在内的革命文学的积极倡导者。他们大都操着抗战期间特有的价值尺度衡量当时的文学创作,因而这期间的老舍批评发生了较大的变化:弱化审美批评,强化功利批评,由实事求是的文本分析转向根据需要进行人本精神的赞扬。譬如说,老舍通俗文艺的成就不很大,人们就称道他配合宣传抗战的热情和尝试精神;老舍剧作的艺术境界也不甚高,人们却给予热切关注,几乎每个剧本发表或演出,都引起程度不同的反响。这些反响虽然也有审美分析,但大都着眼于是否真实地反映了现实,是否有益于抗战等。虽然有的批评也指出某些作品的不足,但更多的则是予以赞扬、鼓励。至于1944年举行的老舍创作20周年纪念活动及其间出现的大量批评文字,更突出地反映了上述变化。

   这固然可以理解,甚至应当予以肯定:民族危亡在即,文学不强调服从抗战强调什么?但无论如何不能忽视这样的事实:正是这样的批评,引导老舍放弃了个性追求,做出一次次可以理解但实际上并非理智的选择。譬如说,老舍在朋友的怂恿下,抱着补缺尝试的态度写出抗战宣传剧《残雾》,作品成功与否他没信心,也不特别重视;反正仅此一回。如果当时有人指出作品的不足,指出像他这样“知其不可而为之”是创作的大忌,告诉他写小说同样可以服务于抗战,甚至只要不热烈的给他评功叫好,老舍或许就此打住,重操小说创作旧业。但是,意想不到的赞扬一下子把他提高到“剧作家”的位置,甚至不容离席,而他也觉得“盛情难却”,遂在赞扬中失去足够的冷静、自主,离开小说创作的轻车熟路走向戏剧创作的新途。他被拉着写了一个又一个剧本,直到绞尽脑汁也写不下去才不得不止。指出老舍创作选择的非理智性,既不是说他的创作一无是处,也不是说作家应该抱着一种体裁终其一生,实际上,他的努力不仅取得了不可忽视的成就,而且为日后写作《茶馆》成为著名剧作家奠定了基础。但良好的结果不能代替苦涩的初衷,播种与收获的反差以及道路的艰难更突出表明,那时的批评引导对老舍的创作确实起了不可高估的作用。

值得一提的是对《骆驼祥子》的评论。作品属于上个阶段的产品,因成书较迟,直到1939年才引起批评家的注意。毕树棠、吉力、司徒珂还能像李长之们那样从文本出发对作品进行审美的、实事求是的分析,提出了许多颇有价值的见解。巴人以及许杰则明确提出了否定性的意见。巴人从无产阶级革命文学理论的高度框定作品,认为祥子是老舍用“世俗的”、“自然主义的、现象学的方法”塑造出来的“类型人物”,并就此判定老舍对革命的认识也是“世俗的”;而“世俗的”,“本质上是反动的”,他倡导要“从思想本质上对这反动性予以批判”[⑤]。许杰则从《骆驼祥子》引起美国人的兴趣着眼对作品进行具体而系统的分析,一方面批评作者没有写出祥子毁灭的真正原因,另一方面又责怪作者“对性描写用力过分”,却没有表现近代中国社会的变革运动,也没有表现出中国和中国人民的出路[⑥]。这些观点固然不足取,但这两个批评者却值得一提:巴人和许杰,(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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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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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齐鲁学刊》(曲阜)1996年06期第88-9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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