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永东:战时国家之城的形象建构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31 次 更新时间:2019-10-30 01:00:13

进入专题: 老舍     战时国都     重庆     民族国家     城市想象     抗战  

李永东  

   内容提要:在老舍的重庆想象中,重庆作为民族国家的象征,拥有对北平性格进行评价的权力,北平故事被控制在国都重庆/民族国家的观念框架中,主要人物的城市去留策略,满足了老舍作为“北平之子”和“国家之子”的意愿。“下江人”来到重庆,展开了人与城的对话。在对话中,身份迁移、季节转换、新旧冲突等题材被整合到重庆想象中。“下江人”既有的“身份”与重庆战时语境相龃龉,“身份”在国家意义的层面被重新建构。战都重庆拥有轰炸季与雾季两副城市面孔,面孔的转换嵌入叙事机制中,演绎了“下江人”的命运变奏和民族共同体观念的分合。无论走向重庆还是离开重庆的叙事安排,老舍都是基于民族国家立场的考量,以此完成了对战时国家之城的构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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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要为战时国都——重庆,选一位最赤诚的歌者,或者说城市代言人,我认为,非老舍莫属。郭沫若、茅盾、巴金、司马訏,甚至张恨水,都不如老舍合适。他们不如老舍对这座城市心热,也不像老舍那样,面对抗战生活中自己应分得的那份苦难,“决不怨天尤人”①。老舍热情建构重庆形象的背后,是赤诚的民族国家情怀。

   老舍写得最多的城市,除了北平,就要算重庆了。老舍1938年8月流亡到重庆,直到1946年3月才离开。他在重庆的八年,正是重庆作为战时国都期间②。老舍对重庆形象的建构,各种文体都用上了,如诗歌《陪都赞》,小说《鼓书艺人》《不成问题的问题》《民主世界》,戏剧《残雾》《面子问题》《大地龙蛇》《归去来兮》《谁先到了重庆》,报告文学《五四之夜》,散文《八方风雨》等。他的重庆书写一直与抗战建国的时代主调保持一致,他认为,“在全面抗战中,一切工作都须统纳于抗战建国一语的里面”③。他认识到抗日战争是全方位的“现代战争”,包括“军事战争,经济战争,文艺战争”,“每个人都当作个武士”,笔则是他参与抗战的武器④。老舍的抗战文艺观念,决定了他的重庆想象执着于民族国家观念的表达。

   老舍在《我为什么离开武汉》一文中写到:“流亡者除了要跟着国旗走的决定而外,很难再有什么非这样或那样不可的主张。”⑤“国旗”的方向把他引到了战时国都重庆。“跟着国旗走”是老舍对“国家至上,民族至上”观念的诗意表达。在大片国土被侵占,家乡沦陷的情形下,民族国家意识最切实的寄托空间,就不再是故乡、古都,而是中央政府所在的城市。正是在这种情形下,作为战时国都的重庆,在流亡者的心中就等同于民族国家,老舍也是把重庆当作民族国家的象征来书写的。《陪都赞》一诗对重庆的巡礼,就把重庆形象与民族国家观念进行了对接,诗歌开头即把重庆纳入反法西斯的民族国家叙事中:“兴邦抗战此中心,重庆威名天下闻。太平洋上风云紧,巴山蜀水倍精神。”⑥诗歌以城市代表国家,把重庆与莫斯科、华盛顿、伦敦看作“民主同盟四重镇”,进而借由地名的双关修辞构设了重庆在抗战建国中的圣地身份:“复兴关下,扬子江滨,精神堡垒,高入青云,东亚我为尊。”⑦诗歌对重庆“风光无尽”的礼赞,最终落脚于“伟大山城胜利之根”一语。重庆正是在抗战主题下,在民族国家观念的指涉中,衍生出神圣国都的价值。

   本文研究老舍的重庆想象,当然不是为了给“爱国作家老舍”增添一条注脚。老舍的重庆想象,在取材、构思、人物、观念等方面,皆有匠心独运之处,呈现了动态、多面的重庆形象。老舍与战时国都,相互照亮,沿着这束光亮,或许能发现别样的重庆想象。

  

   一、跟着国都走,到重庆去

  

   在老舍笔下,战时国都重庆被符号化、象征化,代表民族国家,从而成为万众归心的神圣之城。归依重庆,也就是归依民族国家。民族国家至上的情感,赋予战时国都特殊的价值和地位,以至于老舍长于斯、念于斯的北平,在抗战话语的映射下,也被重新赋意,用来反衬战时国都的神圣地位。

   老舍所喜欢的城市格调,其实是比较固定的,那就是古都北平的类型,与之类似的有成都、昆明、济南等,这类城市体现出城乡协调的特性,古朴、宁静、闲适。而摩登、喧闹、中西景观错置的城市,老舍则从心底表示拒斥。即使在抗战时期,亦大致如此。流亡武汉时,他喜欢武昌讨厌汉口,“因为武昌像个静静的中国城市,而汉口是不中不西的乌烟瘴气的码头”⑧。他自言“在北平,济南,青岛住惯了”,“连上海都不大喜欢,更不用说汉口了”⑨。不过,老舍对号称“小上海”的重庆却多有溢美之词。

   抗战时期外地人士对重庆的观感,有重庆像上海的论断⑩。重庆的繁华摩登、五方杂处、喧闹拥挤,无不像上海。面对如此重庆,老舍并没有像对上海、汉口一样表达拒斥之感,反而在重庆、北平的双城记中,抬升重庆价值,针砭北平风味。这是为何?

   “像中国城市”是老舍对一个城市产生好感的基本前提,这种偏好包含了对民族价值的认可和重申,与民族抗战的观念相契合。对城市的态度折射了老舍的家国情怀。老舍“很喜爱成都,因为它有许多地方像北平”(11),成都成了老舍思乡恋土的替代空间。在《可爱的成都》一文中,老舍谈到成都的可爱,首要理由就是“成都有许多与北平相似之处,稍稍使我减去些乡思”(12)。《在成都》一文也谈到“成都的确有点像北平:街平,房老,人从容”,但老舍同时指出:“只是街平,房老,人从容,是没有多大用处的。北平的陷落,恐怕是吃了‘从容’的亏;成都,不要再以此自傲吧。”(13)这些叙述,表明老舍在民族抗战的语境中,对北平的态度有所调整,北平在他心中分解成情感北平和理性北平两种形象。作为承载生命记忆、情感趣味的北平,老舍对它满怀深情,“因为我的最初的知识和印象都得自北平,它是在我的血里,我的性格与脾气里有许多地方是这古城所赐给的”(14)。老舍甚至因太爱北平,心里便难以容下其他城市。到了抗战时期,尽管老舍仍然眷恋北平风物,对北平一往情深,但又对北平风味、北平性格进行了理性反思,他意识到抗战“所需的是热血与刀枪。用不着那使人衰颓的北平风味”(15)。战前空旷静寂、悠然自适、享受清福的北平,令老舍着迷的北平,在战时则显露出柔弱、衰颓、屈辱的面影。

   在话剧《谁先到了重庆》中,“北平的味儿”被看作制造“顺民”的文化,章仲箫不愿离开北平,就是因为“北平这个地方害了我!吃的,喝的,住的,听的,看的,全这么合适,舒服;哪里再找第二个北平去呢?我每从一出永定门,或是德胜门,一看见了黄土大道,我就不敢再往前走啦,唯恐丢了我的北平”(16)。个人成长历程所沉淀的北平情愫,并不容易抹除,所以在《谁先到了重庆》中,老舍以吴凤鸣身心两分的形象来安置这种矛盾的情感,让吴凤鸣的身体留在北平,灵魂到了重庆。与其说吴凤鸣被当作北平的抗敌英雄来塑造,不如说为了兼容老舍难以割舍的私人北平和国家重庆的双重情感,吴凤鸣的城市去留策略,接近“忠孝两全”,满足了老舍作为“北平之子”和“国家之子”的意愿,故土情怀与国家观念以一种巧妙的方式实现了沟通。

   四幕剧《谁先到了重庆》的创作,调动了老舍的北平记忆与战都观念,剧名指向重庆,剧情却在北平展开,讲述了北平的忠奸对抗故事。北平故事和重庆形象的对接,在戏剧中主要通过人物冲突的构设来实现。人物冲突的焦点围绕离开北平、奔赴重庆与阻止离开北平、消灭重庆思想而展开。剧中主要人物为北平皇城根相邻两个院子的市民,但剧情发展的动力来自重庆,以“到重庆去”来触发人物的矛盾冲突、精神蜕变和命运走向,维持剧情的内在张力,并在吴凤鸣中弹牺牲前的自白中结束戏剧:“凤羽,小马儿,还是我先到了重庆!”(17)

   尽管国都重庆并未作为前景出现在剧中,却具有强大的感召力量,无形中干预、决定着人物的命运走向和剧情的延展方向。可以说,《谁先到了重庆》讲述的是一个装在重庆形象中的北平故事。戏剧采用倒叙手法讲述北平的忠奸斗争,故事被控制在国都重庆/民族国家的观念框架中。戏剧开始,国都重庆以幕后景、画外音的方式得以呈现:

   幕启前数分钟,有一架强烈的聚光灯射向舞台,在未拉开的幕布上,映出重庆的精神堡垒,或别的壮观的建筑的阴影,幕前安置广播机,先放送音乐——像《义勇军进行曲》之类的抗战歌曲,而后广播消息如下:

   “重庆广播电台,播送新闻,北平,吴凤鸣,吴——凤——鸣义士,为国除奸,杀死大汉奸胡继江,及日本驻平武官西岛七郎,吴凤鸣义士亦以身殉国。闻国府将有明令褒奖吴——凤——鸣义士……”如有必要,可念两次。(18)

   重庆“精神堡垒”的投影和重庆广播电台的新闻,虽然是以幕后景、画外音的形式呈现,却为北平故事定下了道义法则。“精神堡垒”可以看作战时中国的象征符号,由重庆电台播送的新闻,表明重庆拥有代表“民族国家”发声的权力,它的战时国都身份决定了其声音的权威性。吴凤鸣作为在北平殉国的义士,被纳入重庆的民族国家话语的评价范畴。对于吴家兄弟等北平青年来说,重庆代表民族国家。在戏剧第一幕中,吴凤鸣就对弟弟吴凤羽说:“你总迟早也得到重庆去!重庆是咱们的首都,这里只是咱们的家;国比家大!”(19)当家所在的城市沦陷,从而脱离国家权力的管控范围时,北平人应离家赴国。家只有整合到重庆和大后方中,整合到民族国家中,才能家国合一,才算真正的家。正如吴凤鸣对吴凤羽所说:“小马儿是东北人,你生在北平,都已经是无家可归的人,我要你们上重庆,不单是为逃出这里,也还为是给国家作点事!”(20)一切个人的利益、欲望,包括吴凤羽与小马儿的爱情婚姻,都需要整合到民族抗战的需要中。“到重庆去”,即意味着回到民族国家的怀抱。

   重庆与北平形象被整合到抗日主题中,并接受战时民族国家观念的审视,由此,两个城市构成了对峙的关系。古都北平本身是令人留恋的,吴凤鸣出场时“带着感情的擦拭”桌上的铜香炉,表明了他对古都北平的深厚情感。然而,日寇统治下的北平已成为一座“死城”,一座“监牢似的城”。呆在北平的,要么被魔鬼所收买,要么被日寇汉奸控制欺凌,“三分像人,七分像鬼的活着”(21),家与国在北平都无以托庇。位于北平皇城根的吴宅,就是北平人家国命运的隐喻。北平沦陷,敌伪势力以凶残的手段铲除北平人的国家意识,汉奸管一飞扬言要在北平“扫荡给重庆作事的人,铲除同情重庆的思想”(22)。吴宅被汉奸流氓管一飞强占,变成了管宅,吴家兄弟由此失去了家,“世界和平大会筹备会”这样的汉奸机构进驻了他们的家,吴凤羽、小马儿被囚禁在自己的家中。这意味着,北平、家已成为青年的囚牢,热血青年都应当逃离这座城市。而“去重庆”,就成了北平人拯救自我和拯救民族国家的重要通道。不过,由于老舍对北平的眷恋,以及为了唤醒沦陷区人民抗敌的勇气,故给老北平人预留了在这座城市呆下去的变通方式,这就是吴凤鸣的方式。吴凤鸣敦促、安排吴凤羽和小马儿离开北平奔赴重庆,自己则留在北平剪除日寇、汉奸势力。最后,他在北平以身殉国,精神到了重庆。“谁先到了重庆”这个问题,在戏剧中被区分为两种情形,一种是精神去了重庆,身体留在北平,另一种是身体、精神都去了重庆。戏剧把国族认同作为无形的、绝对的力量,对沦陷区人民进行心理拷问,由此演绎了如何自处的多种形态,进而宣扬了“国家至上,民族至上”的观念。

在抗战期间,“国家至上,民族至上”的观念,以及参与抗战的程度,赋予不同区域及其群体以不同的政治资本和身份价值,也就是说,个人的家国体验和存在价值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所处的区域和城市,由此形成自我体认的生命价值差序,从沦陷区到大后方到抗日前线,从北平到重庆,个人与空间结合后,为民族国家所规约的个体价值便具有了可比性。抗日前线,被认为是个人价值与民族国家结合的崇高形式;留在沦陷的城市,(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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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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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2018年第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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