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范今:解读老舍:他的文化启蒙主义的特点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391 次 更新时间:2016-04-11 20:51: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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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范今  

   老舍是中国现代文学中屈指可数的大家之一,然而像许多知名的现代作家那样,在被社会接受甚至被赞美的过程中,也没有逃脱被误读误解的命运。比如把老舍当作一个“政治型”的作家或者把他表现“政治斗争”的内容作为一种政治立场来对待,无论是批评还是回避,都是出于一种误解。而为了矫正这一点,现在,有识的学人正以新的研究,力图为老舍作出更切合实际的定位,为老舍研究指示出一个准确的视角来,那就是文化启蒙主义。然而,仅此一个泛化的指定,是否就能说得清老舍呢?事实上怕是亦未必尽然。

   有一个显见的事实是必须解释的,那就是同样坚持文化启蒙主义立场的鲁迅,却未能像对待其他文化启蒙主义作家那样,给老舍的文化启蒙更多的认同和接受。据老舍的好友罗常培回忆,《老张的哲学》脱稿后,罗常培把它转呈给鲁迅看,“鲁迅先生的批评是地方色彩颇浓厚,但技巧尚有可以商量的地方”〔1〕。批评一位新人初作的技巧, 这是很正常的事,但值得注意的是,鲁迅所给予肯定的只是“地方色彩”,而不是“文化批评”。而到1934年,此时老舍的创作已进入成熟期,可是鲁迅在给台静农的一封信里,反而对其创作倾向有了不以为然的看法,担心林语堂的创作“如此下去,恐将与老舍半农,归于一丘”〔2 〕。当然,鲁迅自有鲁迅的道理,和来自其他方面或他人的批评不能作等量齐观。1944年为老舍搞纪念活动期间,罗常培说过:“老舍这22年的创作生活,文坛上对他毁誉参半,毁之者大多是文人相轻,誉之者也间或阿其所好。假如,让我这三十多年的老友说几句话,那么,老舍自有他‘不废江河万古流’的地方,既不是靠着卖乡土神话成名的作家所能打倒,也不是反对他到昆明讲演的学者所能诋琪。”〔3〕看来, 在那时,老舍的创作不能为一部分作家所接受,而且也不能为一部分学者或者说由他们所代表的那种“学院精英文化”所接受。那么,问题就来了,既然大家关注的都是文化,为什么还会出现上述的现象?对此,用“文人相轻”一语概之,不可能触及问题的症结所在。真正的原因,还得到老舍与众不同的文化立场、态度和独特的对象选择中去寻找。而这,恰恰是我们今天解读老舍,所应该着力思考的问题。

   我以为,只要我们真正做到把老舍作为一定历史语境中的“个性”来研究,就不难发现他在“文化启蒙”和“文化关注”方面,确实明显地存在着与鲁迅、与其他乡土作家或别的什么作家、与某些学者文化的区别,而且这些差异是相当深刻的。可以试从以下三个方面来加以辨识:第一,文化价值立场和视角的不同。本世纪以来,特别是“新文化运动”和“文学革命”时期,文化启蒙主义的价值立场实际上表现为一种西方文化中心主义,基本的价值坐标是向西方倾斜的。虽然他们有着强烈而深在的历史焦虑,并表现为异乎寻常的爱国主义精神和历史使命感;但出于他们对历史文化积弊的痛切感受和非彻底摧毁不足以改变历史的认识,因此在中西文化比较中别无选择地认同了西方文化的价值立场。也许是因为出身经历方面的原因,比如与主潮性启蒙行为的隔膜,又如由亲仇而必然更为痛切感受到的西方列强的欺弱本性,再如在英国期间更是感同身受的民族歧视,老舍从一开始创作就没有把文化价值认定的立足点置放在西方。当然,也没有放在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守成性认同上,老舍毕竟是在“新文化运动”和“新文学运动”的感召和导引下走上文学创作的,从《老张的哲学》开始,就已明确地确立了对传统性腐朽文化的批判立场。后来老舍曾经回顾说:“反封建使我体会到人的尊严。人不该作礼教的奴隶;反帝国主义使我感到作中国人的尊严,中国人不该再作洋奴。这两种认识就是我后来写作的基本思想与情感。”〔4〕在“新文化运动”和“新文学运动”初期, 把这两方面在同一认识层面上有机结合起来是有一定难度的,在理智与情感的撕裂和对“先生”与“敌人”共时性确认的矛盾中,只好以先自觉(以西方文化为师)再自强的逻辑组合方式平衡心态。而在中西文化比较中,则不能不采取了倾斜的立场。到了20年代中期,即老舍开始创作之时,历史的选择有了新的内涵,文化启蒙主义者也由困惑而致分流发展,因此他把两者置于同一层面上作文化思考已成为可能。老舍的独特性在于,他已不再像前此的文化冲突中双方对立场的非此即彼的选择那样,也没有服膺现实中一些人对原有立场的坚持,而是超越对中西文化进行比较的既定价值模式,既不皆以彼为是,也不皆以此为非,站在一种并不为两者中哪一方面已单独实现了的价值确认的立场上,又以“人”和“民族”或者说“国家”的关系为特殊视角,进行综合性的批判考察。因此,在他的作品中,没有哪一个民族或国家的文化是理想的,中国的文化固然如前所述,不能不予批判,而西方的文化也决非理想之境,这也是我们不当不予明察的。就看《二马》中的英国人吧,那种对中国人的歧视就在精神上严重伤害着中国人的自尊。伊牧师在中国传过20多年教,对中国无所不知,简直的可以算一本带着腿的“中国百科全书”。“他真爱中国人,半夜睡不着的时候,总是祷告上帝快快地叫中国变成英国的属国;他含着热泪告诉上帝:中国人要不叫英国人管起来,这群黄脸黑头发的东西,怎么也升不了天堂”!所以,老舍不无义愤地说,在《二马》中,“对于英国人,我连半个有人性的也没写出来”〔5〕。

   因为老舍选取了这样一个关系视角和文化价值立场,所以在国人的文化觉悟方面,他更为看重的不是冲决一切网罗的“个性”解放,而是由群体的自觉所体现出来的国家观念和自尊自信的民族意识。谈到《二马》,他说:“我不能完全忽略了他们的个性,可是我更注意他们所代表的民族性。”〔6〕他在这里所讲的“个性”, 诚然包括着艺术创造上的“个性”要求,但与“民族性”相对应,当然也就更包容着对人物文化“个性”的指涉。这种对小说人物“符号”化的理解和设置,在艺术的创造上无疑会使小说的艺术性受损,但却以较为直露的形式,使我们更易于了解老舍的文化理解和文化指向。老舍却在谈到《小坡的生日》的创作时,不惮于坦言:“我要写这么一本小说。这不是英雄崇拜,而是民族崇拜。”他接着解释说:“所谓民族崇拜,不是说某某先生会穿西装,讲外国话,和懂得怎样给太太提着小伞。我是要说这几百年来,光脚到南洋的那些真正好汉。没钱,没国家保护,什么也没有。硬去干,而且真干出玩艺来。我要写这些真正的中国人,真有劲的中国人。”〔7〕我以为老舍在这里给我们的深刻启发是, 文化既然是以“一人群单位”为体现的,而且“教育,伦理,宗教,礼仪,与衣食住行,都在其中”,“所蕴至广”,“变化万端”;〔8〕那么, 在广大民众中,就必然深蕴着一种巨大的文化生力。只有它,才是民族自立自强的血脉之根;也只有它,才是中西文化冲突中广纳博取、催促新生的酵母和生力所在。在南洋,他发现了这一点,抗战时期,他又以切身感受深化了这一认识:“谁也得承认以我们的不大识字的军民,敢与敌人的机械化部队硬碰,而且是碰了四年有余,碰得暴敌手足无措——必定是有一种深厚的文化力量使之如此。假如没有这样的文化,便须归之奇迹,而今天的世界上并没有奇迹!”〔9〕因此, 他说了一段极发人深省的话:“一个文化的生存,必赖它有自我的批判,时时矫正自己,充实自己;以老牌自夸自傲,固执地拒绝更进一步,是自取灭亡。在抗战中,我们认识了固有文化的力量,可也看见了我们的缺乏——抗战给文化照了‘爱克斯光’。在生死的关头,我们绝对不能讳病忌医!何去何取,须好自为之!”〔10〕

   第二,对批评对象所取的态度不同。毫无疑问,老舍是一个对历史对社会极有责任心的人,但他对责任的理解却有其独特之处。一方面,他对角色定位的理解不是“战士”,而是“平民”。他说自己写《八方风雨》,只是“希望它既能给我自己留下一点生命旅程中的印迹,同时也教别离八载的亲友得到我一些消息”。“此外,别无什么伟大的企图。在抗战前,我是平凡的人,抗战后,仍然是个平凡的人。”所以,这篇作品只是“一个平凡人的平凡生活报告”。〔11〕而且,他还说过自己“生平不善争夺挤抢。不管是名,利,减价的货物,还是车位,船位,还有电影票,我都不会把别人推开而伸出自己的手去”〔12〕。也就是说,他是一个生平不善挤抢的“平凡人”。国难当头时,他可以别妻抛雏奔赴国难,甚至不惜以血来践行国民的职责;但在文化批判的责任担当上,却不会取一往永前、义无反顾的决绝态度,不会制造紧张也不愿进入紧张。另一方面,宗教精神的影响和介入,使他在文化批判的态度上,也必然与文化启蒙主义战士有所不同。谈到自己的责任理解和担当,他在纪念“双十”的一篇文章中说:“我愿将‘双十’解释作两个十字架。为了民主政治,为了国民的共同福利,我们每个人须负起两个十字架——耶稣只负起一个:为破坏、铲除旧的恶习,积弊,与像大烟瘾那样有毒的文化,我们须预备牺牲,负起一架十字架。同时,因为创造新的社会与文化,我们也须准备牺牲,再负起一架十字架。”〔13〕老舍对世俗世界的关注使他不会步入宗教,成为一个宗教家,但却是以为在中国的人世间,只有在宗教精神中才能“得到一些崇高的感觉”。在他看来,“伟大人物中必有一颗伟大的心,必有一个伟大的人格。这伟大的心田与人格来自写家对他的社会的伟大的同情与深刻的了解。除了写家实际的牺牲,他不会懂得什么叫同情;他个人所受的苦难越大,他的同情心也越大。”〔14〕正是基于对世间的感喟和对作家“心”与“人格”的这种来自两方面的认识,他于是便把作家的责任理解为以自苦和自我牺牲的方式,以博大的同情之心,去启迪和激发缺失了灵性的人们。

   对世人的平等对待和沟通理解,和对人缺欠性生存的同情之心,使老舍在进行文化批判时要笑骂,又不“赶尽杀绝”,采取了“一半恨一半笑的去看世界”的态度,于是便“失了讽刺,而得到幽默”〔15〕。恰恰就是在这一点上,不仅使鲁迅有了看法,就是与鲁迅在社会历史观上分道扬镳的胡适也颇不以为然,“以为老舍的幽默是勉强造作的”〔16〕。鲁迅等人从对文学批判力度的削弱方面对其“幽默”产生的看法,在其具体的历史情景中,自有其道理;胡适以其绅士派的趣味偏嗜而致生的隔膜,也不难理解。但对来自这不同方面的批评和看法,老舍也表示了有保留性的意见:“有的人急于救世救国救文学,痛恨幽默;这是师出有名,除了太专制一些,尚无大毛病。”〔17〕而在他自己呢,艺术的处理失当的地方,他可以尽其可能地予以调整,改进,至于其幽默的基调,却是颇为自信地坚持着。因为,他认为:

   据我看,它首要的是一种心态。我们知道,有许多人是神经过敏的,每每用过度的感情看事,而不肯容人。这样人假若是文艺作家,他的作品中必含着强烈的刺激性,或牢骚,或伤感;他老看别人不顺眼,而愿使大家都随着他自己走,或是对自己的遭遇不满,而伤感的自怜。反之,幽默的人便不这样,他既不呼号叫骂,看别人都不是东西,也不顾影自怜,看自己如一活宝贝。他是由事事中看出可笑之点,而技巧的写出来。他自己看出人间的缺欠,也愿使别人看到。不但仅是看到,他还承认人类的缺欠;于是人人有可笑之处,他自己也非例外,再往大处一想,人寿百年,而企图无限,根本矛盾可笑。于是笑里带着同情,而幽默乃通于深奥。〔18〕

   很显然,他的理解中所含纳的,首先是一个做人和看人的态度。据他的朋友吴组缃回忆:“老舍看人是高度现实主义的。他认为世界上没有尽善尽美的东西,现实生活也不会十全十美。”“他好像认为,小生产者社会的落后面是客观存在的,这也包括他自己在内。‘我是个老几?’意谓自己也不高明。别人有那个弱点,我有这个缺点,根深蒂固,很难补正。在心态上,他确是抱着同情阅人阅世的。这就是他的幽默感的来由。”〔19〕他曾跟吴组缃讨论,且多次争辩,但不改初衷:“讽刺当然好,但要看得比别人高,比别人远,比别人透。我有时也有讽刺,但不多,也不够辛辣,那好像往往也包括我自己。我也是个芸芸众生,和别人一样;别人有的,我也有。我只能同情地看待,莞尔一笑,不痛不痒。”〔20〕

对于老舍的“幽默”,我以为有两点须予以明辨:一,在文化批判方面,可能会因它而失了力度,但却未必没有深度。就老舍和在紧张对峙中进行“呐喊”和搏击的文化启蒙主义战士相比较而言,(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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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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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京)1998年02期第65~8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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