洪子诚:乐黛云:有生命热度的学术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050 次 更新时间:2016-04-02 00:14: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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洪子诚 (进入专栏)  

   上高中和刚进北大的时候,我就知道乐黛云的名字,在文艺刊物上读过她的文章。1956年,她的连载于《文艺学习》上的《现代中国小说发展的一个轮廓》,也认真读过。56年9月我入学时,她在北大已经有四年的教龄。但在校五年学习期间,却没有听过她的课。原因很简单,1957年春天,她和文学史教研室的另外八位青年教师,筹办名为《当代英雄》[1]的同仁刊物。不知道记忆是否准确,我在当时中文系办公地点的文史楼二楼墙上,看到创刊号的目录预告;里面有和毛泽东《讲话》商榷的文章。刊物没有办成,几位先生(好像还有傅璇碂、沈玉成、褚斌杰、金开诚、倪其心、裴家麟、潘兆明……)却都成了右派。乐黛云是领头的,成了“极右分子”。受到的惩罚是:开除公职,每月16元生活费,遣送京郊门头沟山区的斋堂“监督劳改”。她自己说,因为总不“认罪”,右派“帽子”迟迟不能摘掉。1962年才回到中文系的资料室当资料员。

   我和乐先生有较多机会接触的时间,一是1963-65年间。当时,她“获准”担任写作课的教学,和我在一个教学小组。说是教学小组,人数多的时候竟有二十多人。另外就是69年底到71年秋天的江西鲤鱼洲“五七干校”劳动。但我们并没有很多交往。印象里,因为是“摘帽右派”的身份,那种精神和学术才华被压抑、不得施展的明显感觉。那个时期,许多有才能的人都遭遇这样的境遇,反倒是平庸者得意而神采飞扬。

   80年代,特别是90年代以来,乐先生的能量得以逐渐释放,著述编纂成果丰硕。受囿于窄狭小的知识储备,和实用主义的读书习惯,我读过的大体是与自己“专业”相关的论著,以及她讲述自己生活的自传、随笔[2]。另外,她主持的“北大学术讲演丛书”和“比较文学研究丛书”,也认真读过一些。虽然不能完全理解,但对我的学术眼界、方法的更新,常有难以忘怀的启示意义[3]。

  

一、“罗网困陷”的体验

   1980年乐黛云发表了两篇文章。一篇是《论〈伤逝〉的思想和艺术》[4],另一篇是《尼采与中国现代文学》[5],它们我都读过。刊载论《伤逝》的这一期的《新文学论从》[6],也有我的《关于对“写真实”的批判》。对比之后,就意识到在学识、修养上的分明差距;最主要的是我的文字的那种浮躁之气。不过对她的这篇文章,当时也不以为就怎样出色,觉得于“当代”的相关研究,好像没有很多的超越。有关涓生、子君的“个性主义”局限,以及对“个人主义”危害的揭发,在右派批判中,在58年“讨论”巴金,讨论《约翰•克利斯朵夫》的时候,已经听得够多了。因此,当时没有读出这篇文章另外的涵义。待到后来,参照了乐黛云的自传和其他文章,才意识到某种独特东西从我的阅读中漏掉。其实,文章中所谓个性主义的局限,个体在社会生活中的困境,别有一种指向,蕴含着作者生命的苦涩体验,和对这些体验的思索。这篇文章虽然发表在80年,却写于1963,那时乐黛云从劳动改造的乡下回到学校不久。文章投给《人民日报》,但未能发表。1994年,在生命流逝已有一个甲子的时候,乐黛云回顾来路有这样的感慨:“我的生活充满了跌宕起伏,无论好事坏事全都来得出人意料,完全无法控制;大事如此,小事亦然。”所以她说:“……米歇尔•傅科曾经断言:个人总是被偶然的罗网困陷而别无逃路,没有任何‘存在’可以置身于这个罗网之外。”[7] 《论〈伤逝〉的思想和艺术》讲述的,就是这种生存经验。“当我作为极右派在农村‘监督劳改’的时候,我常常想起《伤逝》,想起靠‘一点小米维系残生’的‘鸟贩子手里的禽鸟’,想起‘被系着细线,尽情玩弄、虐待’的坏孩子手中的蜻蜓,想起那无所不在,而又看不见、摸不着,冠冕堂皇,无法反抗的‘无物之阵’”。对乐黛云来说,个人的这种“偶然的罗网困陷”,其实并不需要读了傅科才能明白,那便是她的生活本身。由是,她常常“不免满心悲凉” 。[8]

   文革期间在鲤鱼洲,乐黛云是劳动能手,有力气,也不吝惜力气。我不止一次听她说,她常有这样的念头:能在农村有一间茅草屋,房前种豆,房后种瓜,也养鸡养鸭,过着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简单生活。说这些话,有时候是在表示 “扎根”农村的决心,有时候则是检讨“消沉”的思想。但我当时将信将疑,甚且是不愿相信,觉得这不大真实。当时在开会的时候,我也会说些什么“长期扎根”的话,心里其实是盼望、并且也认为终会离开这个对我来说其实是“无根”的地方,回到原来的生活轨道。以己度人是我常犯的毛病,因此就很容易地忽略不同生活经验在心灵中留下的不同刻痕,忽略她的那种对“政治”厌恶、恐惧,对知识分子群体警惕的心理内容[9]。这也就是没有能读出她的文章中真实含义的原因。这种隔膜,这种丝毫没有觉察,不由得使我想到,人们有时候在言语,在文字,在举手投足中的寄托,可能就难以被“读”出,如果不是自己出来解说,就永久埋藏,或没有留下任何痕迹地失散飘逝。

   当然,对个人“罗网困陷”的深切体验,在乐黛云那里,并没有导致放弃个人责任的悲观厌世,也不是推导至无是非的相对主义。从“本质”上说,即使身处逆境,她也是对未来仍有期待的理想主义者。只不过意识到“罗网”存在,理想也就剥离那种虚无缥缈的成分,而行动也更为坚实。最主要的是,她意识到个人的这种处境,不仅是特有的经历,而夸张、放大这种受难。正如一位评论者说的,“在她看来,错误并不都在一面,而是由于许多个人无能为力的、错综复杂的历史机缘所造成。”因而,个人在受限的处境中的行为轨迹,虽是生命中偶然的点和线;但是,将各种“偶然”连成一气,也有可能展现那“似有似无”的“必然”。这就是“别无逃路”的个人的勇气和胆识的根据:

   如果把某种主体意识通过自身经验,建构而成的文本也看作一种历史,那么,这些点点线线倒说不定可以颠覆某些伟大构架,在一瞬间猛然展现了历史的面目,而让人们于遗忘的断层中得见真实。[10]

  

二、“思想之源”的鲁迅 

   和读了论《伤逝》的毫无感觉不同,她发表于同年的《尼采与中国现代文学》[11],我却印象深刻;它在当时的学术界也发生一定反响。反响来自几个方面。首先是有关尼采的研究。在“当代”中国,尼采大部分时间是以“法西斯思想的先驱”、“歌颂帝国主义战争”、宣扬“弱肉强食”的“权力意志”的反动、丑恶面目出现[12]。在这篇文章中,这样的图像发生翻转式的改变,他成为一个质疑旧价值观的偶像破坏者,成为一个“超越平庸”的,精神健康“超人”形象。这是当时让人感兴趣的一点。其次,有关鲁迅与尼采的关系,它“大胆肯定尼采对鲁迅思想影响具有积极意义”[13],而不是像“当代”通常论述那样,将尼采影响看成是消极因素的损害。第三,对于比较文学学科“重建”,和在中西文化比较的领域、方法开拓的意义上。

   现在看来,文章还表达了乐黛云当时对鲁迅的看法。鲁迅是乐黛云重要的“思想之源”,是她心目中“二十世纪最了解中国的人”。虽然在写了有关《伤逝》,和鲁迅与尼采的文章之后,没有将鲁迅作为主要研究对象,但对鲁迅的基本理解,一直是她观察社会、文化问题的主要思想支柱。在八九十年代,她先后编选了两册海外鲁迅研究论集[14],它们在研究界曾发生不小的影响,尤其是收入夏济安、林毓生、李欧梵、丸山升、竹内实、普实克等人文章的《国外鲁迅研究论集》。不夸张的说,当时这本论集,对我有一种打开“新的天地”的冲击。也许丸山升、竹内实、普实克等在思路、用语上,我还不是那么陌生,因而对这些文章的重要价值有些忽略。冲击主要来自“英语国家”的那些观点和论述角度。论集中夏济安的两篇文章,题目都有“黑暗”这个词[15]。“黑暗”就是我那时获得的深刻感性印象。鲁迅写到目连戏中的鬼魂,在“当代”通常理解为是他强烈、决绝反抗精神的体现。但现在有了一些颇为“陌生”的说法。说“鲁迅无疑背负着某些鬼魂”;说他对这些鬼魂“甚至隐藏着一种秘密的爱恋”;说表现了“死的美和恐怖”的无常与女吊“在鲁迅一生中都保持着魅力”;说鲁迅“透过浓厚的白粉胭脂的假面,窥探着生命的奥秘”……夏济安有些遗憾地认为,鲁迅并未完成对这一奥秘的探究,他更多的是表达对社会罪恶的抗议,“然而,使他区别于他的同时代人的,正是他承认这种秘密,而且从不否认它的威力,他甚至可以被生活中存在的这种黑暗的威力所震魇。他同情那些脱离了他们的社会环境而处于孤独时刻的个人。”[16]这些说法带来的新鲜感,源自那种对比性的感受。在此之前我读到的“标准”的鲁迅论述,基本上是“明亮”的,“白天”的:处理的对象既是“可见”的领域,而方法也逻辑而单向;所有的一切,包括情感心理,都只能在社会矛盾、制度的“物质”层面得到解释。对一个多少已被神化的人物的谈论,可否以“唯心主义”的语言方式,来触及其隐匿、且复杂难明的生命世界,他的心灵秘密,他个人的孤独感,这是当时产生的疑问。夏济安他们的这些谈论,影响(确切地说,应该是预告)了80年代中国大陆“存在主义鲁迅”的逐渐浮现。鲁迅阐释的这种转向,甚至也表现在“新启蒙”倡导者的李泽厚身上。1979年,李泽厚出版了著名的《中国近代思想史论》。在《略论鲁迅的思想发展》那篇文章中,也说到尼采的影响,但目的是区分尼采和鲁迅:尼采“那种践踏群众高倨人民之上的超人哲学,与鲁迅本质格格不入”;“尽管个性主义的孤独感对鲁迅一生有强大影响,……但鲁迅一生的出发点和着眼点始终是广大人民”。李泽厚又说,在“人道主义”和“个性主义”问题上,对鲁迅来说,前一因素比后一因素“要更为基本,更为持久,也更为重要”,“尽管从表面看来(例如常引尼采等)情况似乎相反”。他将鲁迅“不再是抽象的人性探讨,而是切实具体的社会揭露和批判”,看作是思想发展的重要标志[17]。

   文革刚结束的“新时期”,是李泽厚呼喊、憧憬“农业小生产基础和立于其上的种种观念体系、上层建筑终将消逝,四个现代化必将实现”,“人民民主的旗帜要在千年封建古国的上空真正飘扬”[18]的时候。这样的时候,不需要,也不应该发掘鲁迅的“孤独感”。但到了80年代后期,似乎已经“超越启蒙”的李泽厚对鲁迅有了新的解释。他说,鲁迅之所以有独特光辉和强大吸引力,除了对旧中国的传统文化鞭挞入里之外,是因为他“一贯具有的孤独和悲哀所展示的现代内涵和人生意义”。对于鲁迅与尼采的关系,也有了新的认识:鲁迅早期接受尼采哲学作为人生观,是他贬视庸俗,抨击传统,勇猛入世,呼唤超人的思想武器;但“也是他的孤独和悲凉的生活依据”,“这种孤独悲凉感由于与他对整个人生荒谬的形上感受中的孤独悲凉纠缠融合在一起,才更使它具有了那强有力的深刻度和生命力。” 李泽厚引述鲁迅的《野草•一觉》之后,说他是在意识到“死”时感受到“生”的光彩,是在对“死亡”的意识中,在对人生极大悲观中,加深了存在的“强力意志”。在这个时候,李泽厚明确地将鲁迅与加缪联结,说“可惜加缪晚生,否则加缪将西西福斯(Sisrphus)徒劳无益却必须不停歇的劳动……比作人生,大概是会得到鲁迅的欣赏的吧?”[19]李泽厚的鲁迅论述的变化,从一个侧面,呈现他自己,以及思想、文学界80年代的思潮演化的轨迹。

乐黛云编辑的鲁迅论集,在中国大陆最早提供具有“存在主义”色彩的鲁迅形象,但我猜想,她自己可能不是很认同这种描述。80年代后期,曾经有名为《拯救与逍遥》的著作为众多人所阅读。作者刘小枫在这本中西文化比较的书中也谈到鲁迅,(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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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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