洪子诚 郑莹:“想到故我今我同为一个人并不使我难为情”——洪子诚访谈录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58 次 更新时间:2018-08-19 23:30: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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洪子诚 (进入专栏)   郑莹  

   洪子诚从青年步入中年,是上世纪50至70年代—— “这个时代,目前在各种历史表述中仍含混不明、充满歧义。”回顾过往,个人见闻与体验有助于从原有叙述中发现隐蔽的缝隙,作为思考的起点,“也由此滋生了某种‘虚无’,冷漠的倾向。当然,‘虚无’也不是真的。因此才写了一些书,一些文章。”

   50至70年代文学中的一些重要事件,诸如“百花运动”、“反右”、“文革”等,在洪子诚早些年出版的《中国当代文学史》《中国当代文学概说》与《1956:百花时代》等著作中已经形成了一套相对完整与成熟的历史叙述。2016年出版的《材料与注释》一书中,洪子诚重新谈论这些话题,尝试以材料编排为主要方式的文学史叙述的可能性,关注历史事件中个人的细微情感、反应,这在总体叙述中常常被忽略。

   原本打算从50年代开始,选择一些比较典型的材料做注释,看能否贯穿当代文学史脉络。但因为材料掌握上的限制,也因为对这一写作方式的合理、有效性产生怀疑,洪子诚没有再继续下去。学者钱理群阅读过后疑惑于“洪子诚先生总是不满意于现有的文学史叙述与结构方式,甚至有一种持续焦灼?于是,就有了不断试验、寻求突破的冲动,但又总是半途而废,这又是为什么?”

   自1980年代以来,“为着改善被统一价值熨平的心灵”,洪子诚处于持续焦灼的心态之中。学生贺桂梅评价,洪子诚的学术、文学趣味和精神诉求都是更“俄国式”的——将整个人格与文学相关联。这与50年代读书期间的经典资源相关——19世纪俄国文学作品得到系统的翻译,也因相近的精神气质,都关注人精神的完善与追求。然而研究究竟有何用处,也是持续存疑的问题。学生经常问起,洪子诚只能用一个公式化的回答搪塞,“无用之用,大用也。”

   1959年1月寒假期间,在高校学术大跃进的集体写作文学史热潮中,在《诗刊》时任副主编徐迟的建议、组织下,洪子诚与谢冕、孙玉石、孙绍振、殷晋培、刘登翰一起编写《新诗发展概况》,用“主流”和“逆流”来划分五四以来的新诗历史。这段经历成为洪子诚学术研究的起点。此后学术上的“选择”是“知道自己做不成什么之后才确定这么做”。写诗写小说行不通后想做学术研究,但被学校分配教没有太强专业性的写作课,作为留在北大的条件。他认为自己可能在研究上不一定能做出些什么,便同意教。写作课取消后进入当代文学教研室,在当代文学因“历史承担”成为热潮时写过评论文章但不满意,“缺乏敏锐感,很多事情都要退回来经过一段时间后才能慢慢理清脉络。另外,心理承受能力太差,我畏惧面对面甚至书面上的争论。”

   教学工作要求注意“十七年”的资料,洪子诚便“选择”了当时很少人关注的当代文学史。在落满灰尘的资料中理出线索,他认同学者李零所言:“学者的命就是替人读书,因而常常无法享受阅读的愉快。如果他受毕生之苦,甘之如饴,非要别人和他一起吃二遍苦,受二茬罪,而不是替人分劳省力,那是不仁之至也。”(《简帛古书与学术源流·前言》)。

   书写文学史,洪子诚始终保持着克制,更愿意采取“一种收缩的姿态”、“微弱的叙述”。他赞许法国作家加缪的《鼠疫》,认为它体现了叙述者“清晰的限度意识”。对于自身在处理历史议题时可能存在的限度,他同样有清醒的自觉。在研究时,面对“对象”,哪怕是一些受到鄙弃、谴责的人物,他有时都会产生“我有资格(学识、智慧、感受力和才情)评论他们吗”的疑问。

   除了《新诗发展概况》之外,洪子诚还曾参加年级组织的现代文学史、古代戏曲史编写,最后都不了了之。“以论带史”是那个时代的潮流,不论日常生活还是学术研究,都强调观念、立场、路线的重要性。对流弊的清理,花了很大力气。洪子诚在一次采访中提起,“58年科研大跃进建立的文学历史叙述框架、线索,是按照阶级、阶级斗争和‘两条道路斗争’来划定作家、作品的,文学派别的历史位置决定了对它们的评价。这在当时被认为是天经地义的真理。‘文革’后的历史反思、历史重写,就是在反思这个评价标准和叙述方式……90年代后期以来,又开始反思80年代这种反思、重写的缺失,即对现代中国左翼文学的经验否定过多的问题。”

   2006至2007年,洪子诚策划、主持对50年代集体编写《新诗发展概况》的集体科研活动的反思,意在尽可能地呈现其历史条件和这些条件如何塑造写作者自身。因此拟出若干问题由当年参加者分别作答,形成《回顾一次写作——〈新诗发展概况〉的前前后后》一书。结果令人沮丧的是,“我们的记忆、经验,对记忆的提取、使用、安顿,在很大程度上只有借助已经被‘雕刻’过的‘时光’,依靠集体记忆形成的标志性事件和阐释框架,才能有效。本想通过‘返回’而发现新的意义,在‘大叙述’之外提供一些‘次要’的参照、补充,到头来却发现已不自觉地落入到现成的‘圈套’之中。”反思摆脱不了时间框架,即便想办法摆脱局限,“到头来都不可能完全做到。”

   “自我批评”是洪子诚这几年里经常考虑的一个问题。他认为现在重提自我批评,“是在一定程度上试图偿还80年代反思运动所留下的历史债务。”而在对当代所作的历史反思中,与诸如告密、揭发、伪证、见风转舵等联系在一起的道德问题经常被提起。道德问题是他切身遇到的要害问题,引起了他的关注。

   1991年至1993年末在日本度过,在一定的观照距离之下,洪子诚对80年代的总结跟反思却很难进行,缺乏资讯和与朋友、同事、研究者的交流。国际长途通话昂贵,他总在夜里11点之后给家中打按半价收费的电话。他被教委派去日本东京大学教养学部教汉语,虽然潮州方音浓重,但东大中国语教研室主任说:“不要紧,有一些日本学生讲潮州口音的汉语也不错。”除汉语外,他也给高年级学生和研究生讲三个学期的“中国当代文学”专题课。在日本期间,电视转播最多的是棒球赛,他琢磨出棒球规则后选择一个球队来支持,好让球赛看得有点劲头。回到北京,洪子诚偶然读到佩里·安德森写于70年代初的小册子《西方马克思主义探讨》,触动最深的是其中有关不可逆的“降落”的叙述,是无力感和宿命意味的“悲观主义”情绪。

   去日本之前,洪子诚在写《作家姿态与自我意识》一书,其中一章涉及文学反思的问题,讲到80年代的文学反思潮流在处理历史跟个人的处境问题上,大概有三种类型。一种是虚构英雄的形象,来回避自己的责任。突出苦难,突出所谓历史幸存者的形象。第二种是经过历史的转折,从英雄的幻觉里头清醒过来,意识到自己不过就是一个普通人。第三种是通过严肃而且近乎苛刻的自我反省,试图重现知识分子的启蒙的英雄角色,如巴金的《随想录》。

   在洪子诚看来,巴金的反思基本上是在一个没有经过反思的启蒙主义的框架里头进行的,有对自主的主体性的信仰,而且过分倾注于道德层面。而道德评价标准或者道德地看待历史的方式,有很大的脆弱性。在《材料与注释》一书中,洪子诚关注1957年以来历次文艺批判运动中的批判者和被批判者的道德问题,用材料揭示在揭发被批判者的道德问题时,批判者也采用非常不道德的手段。批判者跟被批判者之间的界限并不稳固,变换转化经常发生。洪子诚在书中的《“当代”批评家的道德问题》一文中叙述历次文艺批判运动中颠倒错乱的过程和“悲喜剧”般吊诡的历史,试图廓清当代政治生活中权力与道德的关系的实质。

   在文末,洪子诚补充,“虽说不应将‘道德’问题与社会环境剥离,但也不应将一切推到外部环境,认为个人无需担责。也不必做什么忏悔吧,至少是有那么一点不安和愧疚,哪怕是沉默静思也好……如今,我们在谈论‘真诚’这类问题的时候,是否也产生了类乎特里林在上世纪70年代做《诚与真》的演讲时那样的感叹:  ‘“真诚”一词昔日所有的尊荣如今已消失殆尽。我们今天听到这个词时,会有一种恍若隔世的古怪感觉。如果我们说真诚,我们可能会不太自在或含讥带讽。 ’”

  

  

“在四分五裂的碎片中重建一致性”

  

   人物周刊:当代人写当代文学史的问题您谈过多次。提到个人经验的时候,您说“既有抑制,也有借重,这种平衡有时候也相当劳神费心。想问问您, “平衡”有何困难之处?

   洪子诚:这看在研究过程里具体怎么处理,很难找到一个规律性、一劳永逸的解决方案,它是在研究过程中,针对具体问题不断探索的过程。现在经常用“代”来划分作家、学者,其实有一定道理。你无法摆脱你所属时代的塑造,会习惯性地按照原有的思维方式或者情感反应来应对所面对的各种问题,学术研究也是这样。

   个人经验在批评和研究中究竟是财富,还是障碍?大家谈得很多。其实不能一概而论。譬如对我的研究,有先生认为优点是我能“努力克服主观视野的遮蔽”,但也有先生说我的好处却是能积极调动个人的经验。我想他们说的都对,借重和抑制都存在。“平衡”的困难,在于它们在我这里经常发生冲突,有时候还是很激烈的。如果你读过我写看小剧场《切·格瓦拉》的那篇笔记,就能感受到;它收在《我的阅读史》里面。归根结底是一个时期形成的认知和情感,要扭转、调整相当不容易。不过,我确实更警惕那种“自恋式”的态度,对个人经验不加反省的滥用,以及将个人经验、记忆简单转化为道德判断的倾向。

   我想,“个人经验”的积极意义,不在于它自身,而是在与另外的经验、叙述的比较、冲突中才能呈现出来。具有“积极意义”的个人经验,一般来说,大多不是为主流的历史建构、为公共历史叙述所整合的那些,而是未被赋予“合法性”而被忽略、遮蔽的“异质”的部分,它产生的效果,不是完全颠覆原有的叙述,更重要的是呈现差异和复杂性。

   人物周刊:您刚才也说到个人经验对研究也有积极意义,您个人经验应用在研究中的部分是什么?

   洪子诚:一个是研究中关注点的侧重,另一方面是不回避矛盾,而且有时候会主动呈现这种矛盾。所以,在我的文学史和评论文章里,不难发现许多看起来“互异”的因素。这个情况的产生,有两个方面的因素,一个是我觉得历史的复杂性,有时候看起来相对立的事物不一定都是“正”、“误”的关系,还有是出于我对事情判断没有把握,就愿意保存这个矛盾。

   说到研究的关注点,简单说就是人性、精神方面的因素。50年代初,我开始读中学,有一种懵懵懂懂的对新的社会、人的崇高精神境界的期盼。开始的社会氛围也支持这个期盼。我喜欢文学与这种关注是分不开的。但是,我自己,还有许多作家、知识分子在当代,精神上经历很多挫折,是希望、期待、破灭、希望重新燃起的复杂交替。

   从某种角度上说,研究当代文学,既是研究当代史,也可以说是研究当代人的精神史。我80年代末开始对当代文学的制度、物质条件方面的研究,比较早研究当代文学体制、作家生活方式、稿酬、作品评价、传播方式等等。看起来好像是更注重物质的层面。其实,最初我关注制度问题,还是由作家的精神问题引起,觉得仅从精神自身无法作更深入的探索;物质因素提供了另一切入精神问题的角度。我并不喜欢像张贤亮这样的创作,但是在课堂上讲了很多。吸引我的不是他写到当代禁区的“性”,也不是写到饥饿,而是他的那些展现人在特定历史阶段精神变异、扭曲的细节,包括当时的那种缺乏反思的满足感、苦难的荣耀感……“历史终结”?我在当时说这是一种封闭式的结构,是“一个句号”。

人物周刊:50至70年代那段历史中的复杂经历和记忆,成为您长久反思、咀嚼的对象,那些见闻、体验如何影响、塑造了您?您常谈到生命分裂与连续的关系,提起有时尝试拼接思想、感情的碎片,重建看待历史、现实的连贯性,但这种努力往往没能实现。为何未能实现?(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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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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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人物周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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