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巍:“中国新文化运动史”写作传统——兼谈乐黛云“新文化运动另一潮流”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250 次 更新时间:2018-03-06 00:40: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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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巍  

  

   把诸如林纾、辜鸿铭、严复、章士钊以及《学衡》派对《新青年》派的攻击视为“旧文化”对“新文化”的攻击,是“中国新文化运动史”的传统写法,而铺垫这一历史叙事传统的正是《新青年》派自己——尤其是其中热衷于写史而且往往把文化运动史写成个人自传的胡适。这样一部完全基于《新青年》派的角度或者立场的“中国新文化运动史”将《新青年》派视为“新文化”的绝对代表,而他们的反对者或者异议者则一律代表了“旧文化”。一部“中国新文化运动史”,一言以蔽之,就是“新文化”与“旧文化”进行斗争并大获全胜的历史。可是,如果说卷入这些争端的对立派系或者阵营的人员界线是清晰的,那么,“新文化”本身却是界线模糊的。因而,关键在于:何谓“新文化”?早在1915年,汪叔潜就感于“新旧文化”的界线过于模糊,说“吾国自发生新旧问题以来,迄无人焉对对于新旧两语下一明确之定义”,于是,他在《青年杂志》(后易名为《新青年》)1卷1号发表《新旧问题》,要对“新旧”文化进行“界说”:“今日之弊,固在新旧之旗帜未能鲜明,而其原因,则在新旧之观念与界说未能明瞭。夫新旧乃比较之词,本无标准,吾国人之惝恍未有定见者,正以无所标准导其趋舍之途耳。今为之界说曰:所谓新者无他,即外来之西洋文化也。所谓旧者无他,乃中国固有之文化也。”他批评混淆“新旧”的人将“新旧”理解为“时间的,而非空间的”,因而其“新旧”标准也就变成了“主观的,而非客观的”、“比较的,而非绝对的”。对他来说,“新旧”的性质绝不相同,且断无妥协调和的可能。

   汪叔潜这一基于“空间”的“界说”悉为《新青年》派所接受,例如陈独秀在1917年2月《新青年》2卷6号发表的《文学革命论》中将“新学”定义为“欧美文明”,再定义为“近世文明”,谓“可称曰‘近世文明’者,乃欧罗巴人之所独有,即西洋文明也;亦谓之欧罗巴文明”。同样基于“空间”的标准,1917年的李大钊根据自己对北京市景的观察撰写了《新的!旧的!》,他感叹于北京城里中西之物的并存,说“同时同地不容并存的人物、思想、议论”凑在一起是一件“绝大憾事”:

   矛盾生活,就是新旧不调和的生活,就是一个新的,一个旧的,其间相去不知几千万里的东西,偏偏凑在一处,分立对抗的生活。这种生活,最是苦痛,最无趣味,最容易起冲突。这一段国民的生活史,最是可怖……此等“风马牛不相及”的人物思想,竟不能不凑在一处,立在同一水平线上来讲话,岂不是绝大憾事!中国今日生活现象矛盾的原因,全在新旧的性质相差太远,活动又相邻太近。换句话说,就是新旧之间,纵的距离太远,横的距离太近;时间的性质差的太多,空间的接触逼的太紧。同时同地不容并有的人物、事实、思想、议论,走来走去,竟不能不走在一路来碰头,呈出两两配映、两两对立的奇观。

   《新青年》派不能忍受这种“同时同地不容并存的人物、思想、议论”凑在一起的景象,发誓要“全盘西化”。然而“全盘西化”并不像这种言之凿凿的“主张”乍看上去那么简单明瞭,“西方”这个笼统的地理概念掩盖了西方的非同一性,不仅掩盖了西方各国之间在语言、文学、历史、宗教、风俗、民情、制度等等方面巨大差异性,也掩盖了西方各国内部各种不同的人物、思想、议论之间的冲突。因而,中国根本不可能“全盘西化”,只可能勉强在某些层面以及某种程度上“英国化”、“德国化”、“法国化”、“美国化”或者“俄国化”,但你若要“英国化”,就不能同时“美国化”、“法国化”、“德国化”或者“俄国化”。按《新青年》派的“全盘西化”主张,那么,中国就成了一个唯独缺乏中国文化的光怪陆离的“万国之国”,其混杂情形比“同时同地不容并存的人物、思想、议论”的并存还甚。另一方面,假若说《新青年》派认为自己是在追求“民主”何“自由”,那么“同时同地不容并存的人物、思想、议论”的并存不正是一个自由民主社会的重要标志,为何反倒认为这是“绝大憾事”,非以“四十二生的大炮”去消灭一切在他们看来“不民主”、“不自由”的异议?实际上,“同时同地不容并存的人物、思想、议论”的并存确保了各种相互冲突的“人物、思想和议论”之间的制衡,使社会不至陷入唯一一种“人物、思想和议论”的绝对统治——那要么导致专制主义,要么,恰恰相反,导致无政府主义。作为一种充满张力的语境,“同时同地不容并存的人物、思想、议论”的并存有利于不同人物、思想和议论之间的相互交往,从而使“人物、思想和议论”的成熟成为可能。

  

  

   我们探究的关键不在于《新青年》派的“全盘西化”主张,而在于这一主张得以建立的“知识谱系”,即《新青年》派有关“西洋近世文明”的知识的全面性及其真实性。显然,一个混乱的或者说“偏执的”主张一定出自一个同样混乱的“偏执”的知识谱系。陈独秀在那篇拉开“新文化运动”序幕的檄文《文学革命论》中断言,欧洲“自文艺复兴以来,政治界有革命,宗教界亦有革命,伦理道德亦有革命,文学艺术,亦莫不有革命,莫不因革命而新兴而进化。近代欧洲文明史,直可谓之革命史。故曰,今日庄严灿烂之欧洲,乃革命之赐也。”不过,当陈独秀写下“今日庄严灿烂之欧洲”这一句时,欧洲各国正在战场上大打出手,流血漂橹,积尸如山,众多城市化为瓦砾,但包括陈独秀在内的《新青年》派则把欧洲的隆隆炮声误听成了“世界大同”由西而东的脚步声,并因此认为自己的神圣使命是消灭一切阻挡中国进入这个“大同之世”的东西——中国的语言、文字、伦理、风俗、历史以及以之为基础的维系国民的国家观念的“国性”,以便为这个据他们预测将以“世界语”为通用语的“大同之世”提前做好准备。在一系列为“汉字革命”——即主张中国采用“世界语”为国语,以取代汉语——“正名”的文章中,陈独秀认定“大同之世”正在来临,因而保守主义者强调“国性”就是为中国走向“世界大同”设置的“进化之障”,断言“今日‘国家’、‘民族’、‘家族’、‘婚姻’等观念,皆野蛮时代狭隘之偏见所遗留”,“若是决计革新,一切都应该采用西洋的法子,不必拿什么国粹,什么国情的鬼话来捣乱”;他的同志钱玄同也不遑多让,且出语更为惊人,把“十六七年前老新党”的“国语是国魂国粹,废国语是消灭国魂国粹,国将不国”的观点讥为“屁话”,奉劝“还是少保存些国魂国粹的好”,说“今后的中国人,应该把所有的中国旧书尽行搁起,凡道理,智识,文学,样样都该学外国人,才能生存于二十世纪,做一个文明人”。

   时在欧洲留学的张奚若读到胡适寄来的“《新青年》四册、《新潮》两册及《每周评论》五期”,给胡适回信说“读后感触是喜是悲,是赞成,是反对,亦颇难言”,因为充斥于其间的多是“一知半解、半生不熟的议论”,而“这些一知半解、半生不熟的议论,不但讨厌,简直危险”,并认为与“一味守旧的活古人”比起来,“一知半解的维新家”更可怕:“此等维新家大弊,对于极复杂的社会现象,纯以极简单的思想去判断。换言之,那只知其一,不知其二;发为言论,仅觉讨厌,施之事实,且属危险。适之,这并非老张现在退步,不过因为他们许多地方同小孩子一般的胡说乱道,心有不安,不能不言耳。实在说来,你老胡在他们这一党里算是顶顽固了·····此外,这些脑筋简单的先生们,又喜作一笔抹杀之说······此种不通之论,欲人信之得乎?《新青年》中除足下外,陶恭履似乎还属学又根底,其余强半皆蒋梦麟所谓‘无源之水’。”(1919年3月13日致胡适)这封信还谈到国内对“欧战胜利”的狂热:“读中国报纸,见官府人民一齐庆祝胜利,令人赧颜。读《新青年》等报,见谓公理战胜强权,以后世界将永久太平,令人叹其看事太不critical[严谨]”。

   张奚若说什么也不是《新青年》派的敌人,甚至,作为胡适的老友,他对其中的胡适留足了情面。他担心的是《新青年》诸人以“一知半解、半生不熟”或“只知其一,不知其二”的“西学”来向国民虚构一个“不断革命”的欧洲,以此作为中国效法的对象,会带来实际的危险,而且,《新青年》派不允许其他人对自己的观点发表异议,断言自己才拥有对于“西方”的绝对知识,这就使得欧洲激进主义与保守主义的相互制衡状态——“今日庄严灿烂的欧洲”的思想基础——被单极化,仿佛欧洲思想自法国大革命以来仅仅是一连串“革命的”或者说“激进主义的”学说,而遗漏了关键的“另一半”,即与激进主义最终形成制衡的保守主义学说,而正是这种有效的制衡才使得1870年到1914年间的欧洲成为一个繁荣稳定的欧洲。陈独秀断言:“今日庄严灿烂之欧洲,所由何来?革命之所赐也。”但与其说“今日庄严灿烂之欧洲”是“革命之所赐”,还不如说是“复辟”之所赐:1870到1914年间的欧洲的繁荣稳定的基础主要是拿破仑三世、维多利亚女王、威廉二世等“后革命时代”复辟的或新上台的君王们奠定的,他们终结了法国大革命以来持续多年的激进主义动荡,为长期的建设提供了可能。“复辟”一方面保留了革命的部分成果,同时又防止“继续革命”使得业已取得的成果化为乌有。但在社会进化论最为流行的中国,“更为激进”意味着“更为进步”,而任何“保守”言论在政治上都意味着“开历史倒车”,会让哪怕稍涉此事的人身败名裂。一切经日本“中转”而来的欧洲的形形色色激进主义都在“社会进化论”的名义下展开,“诗界革命”、“文界革命”、“文学革命”、“思想革命”、“家庭革命”、“婚姻革命”、“教育革命”、“社会革命”、“佛教革命”、“祖宗革命”、“经济革命”、“产业革命”、“科学革命”、“国民革命”的口号此起彼伏,却失去了日语“革命”(来自中国“尧舜革命”即“禅让”)一词的“改良”之意,变成政治或文化上的“汤武革命”即“取代”。

   假若说激进主义与保守主义在欧洲的某些时期(例如1870到1914年间的欧洲,即陈独秀所说的“今日庄严灿烂之欧洲”)达成了某种有效的制衡,从而实现了社会的繁荣稳定,那么,《新青年》派的“全盘西化”主张中居然缺少作为激进主义的制衡力量的欧洲的保守主义,就匪夷所思了,因为这种完全由形形色色的激进主义主导的社会一定是一个无政府主义泛滥成灾的社会,而不可能是一个“庄严灿烂”的社会。

   就在张奚若给胡适写这封信指责《新青年》派对西学“一知半解、半生不熟”的时候,被《新青年》派视为“保守党”的林纾发表了致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的公开信,信中回顾了清末以来中国社会层出不穷的各种革命,希望本该成为“全国师表,五常之所系属”的北京大学能够“圆通广大、据中而立”,“以守常为是”,而不是“趋怪走奇”,并质疑北大“新文化派”言之凿凿的那种“西学”的来源的可靠性:

   方今人心丧敝,已在无可救挽之时。更侈奇创之谈,用以哗众。少年多半失学,利其便己,未有不糜沸腐至而附和之者,而中国之命如属丝矣。晚清之末造,概世之论者恒曰:去科举,停资格,废八股,斩豚尾,复天足,逐满人,扑专制,整军备,则中国必强。今百凡皆遂矣,强又安在?于是更进一解,必覆孔孟、铲伦常为快。呜呼!因童子之羸困,不求良医,乃追责其二亲之有隐瘵逐之,而童子可以日就肥泽,有是理耶?外国不知孔孟,然崇仁、仗义、矢信、尚智、守礼、五常之道,未尝悖也,而又济之以勇。弟不解西文,积十九年之笔述,成译著一百三十三种,都一千二百万言,实未见中有违忤五常之语,何时贤乃有此叛亲蔑伦之论?此其得诸西人乎?抑别有所授耶?

胡适后来在《吴虞文录》作序时称吴虞为“四川省只手打孔家店的老英雄”,并将“打孔家店”视为“新文化运动”的一个重要部分,以便将“打倒孔家店”这份历史荣誉计在“新文化运动”的功劳簿上。不过,对“孔家店”发起最初的进攻的却是清朝学部的新家们,他们在1903年就在实用主义的驱动下以“徒耗脑力”为名废止了小学的读经课,(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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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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