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理群 洪子诚:文学阅读的社会空间与当代精神发展的可能性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384 次 更新时间:2018-08-04 23:38: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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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理群 (进入专栏)   洪子诚 (进入专栏)  

  

   2017年11月18日下午,借钱理群《鲁迅作品细读》(2017,10)和洪子诚《文学的阅读》(2017,5)的出版,凤凰读书会邀请钱理群和洪子诚在北京单向空间座谈、对话,对话题目是“文学阅读的社会空间与当代精神发展的可能性”。对话主持人为北京大学中文系高远东教授。

  

  

一、“文学”在他那里,是“作为方法”的


   高远东:我先介绍一下我们的两位嘉宾,钱理群老师和洪子诚老师。他们都是北京大学中文系的退休教授,也都是我的老师,两位都是有精神追求和精神品格的学者。我个人认为钱老师是一个积极浪漫主义者,洪老师是一个消极浪漫主义者,所以今天两位学者的对话可能是偏于理想主义的,是历史和现实之间的一场有精神内涵的对话。

   洪子诚:对话的题目是高远东老师拟的,这个题目对钱老师来说正好合适,这是他二三十年来思考、实践的核心问题。对我来说这个考题就有点难。我征求他们意见,同意我跑题,就从个人化的方面,也就是和钱老师的关系谈起。首先要感谢这次活动的主办方。我跟钱老师虽然是朋友,但见面机会不多。还没退休的时候,他属现代文学教研室,我是当代文学,活动不在一块儿。退休以后他搬到昌平那边,见面就更难了。有时候跟他的学生姚丹他们说,想办法制造一些机会,让我们见面聊聊天。但是想不起什么由头。和谢冕老师,会有一些诗歌问题商议,而且他是美食家,我跟着他学习食不厌精,知道有好的菜馆,就会拿这个作为由头聚会。可是这个对钱理群来完全失效。几次和他一起吃过饭,问他菜做的怎么样?他总是一脸茫然:“今天吃的什么?”他是个纯粹精神性的人。我不一样,我会买菜做饭,从电视看球赛,会无所事事发呆。钱老师不会家务,不听音乐,不购物,也不看足球;每天睁开眼就开始思考思想学术问题。所以今天要感谢主办方,距离上一次跟他见面已经快一年了。这是第一点。

   第二点,我感兴趣的是,为什么把我们两个拉在一起?让我们对话的念头,其实十好几年前就有了。北大中文系的王风老师就提议过,后来也有另外的学生提出,但是都没有实现。我想,可能是我们有一些共同点,但是也有许多的差别吧?差别,才能在比较中,激起进一步的思考,将问题引至深入。

   举一个例子,我们都是以文学研究作为专业的,但是接近文学、想象文学的方式,在起点上就不大相同。读钱老师自传性质的书,知道60年代,特别是“文革”期间,他在贵州,和一些青年一起读鲁迅,从鲁迅寻找力量,寻找社会和自身的精神出路。“文学”在他那里,是向内,也是向外的:既与个人生命史,也和社会、人类问题的密切关连。我这里借用一种说法,就是说,“文学”在钱理群那里,是“作为方法”的。

   “文革”的70年代我也读书。不过不是鲁迅,也不是“公共性”阅读。托尔斯泰、契诃夫,尤其是契诃夫的剧本,还有屠格涅夫的《猎人笔记》、《罗亭》,手边纪德唯一的书《地粮》,曹禺的剧本,还有我当时能看到的“黄皮书”。曾花了不少时间读“聊斋”,惊叹的是那种简洁、传神的语言和叙述方式……相比起来,觉得在阅读上和钱理群是两种境界。他是从文学介入社会现实,我是借文学逃避。这让我想起上海吴亮说的,大意是说70年代他的阅读,与其说是求知的饥渴,不如说是逃避的饥渴。“逃避”自然是消极的了,不过如果做点自我辩护,有时候也还有一点点积极的对抗的意义。逃避也是对另外的世界,另外的语言方式、情感方式,另外的生活方式的想象、期待。我们不是常说“上坡的路和下坡的路是同一条路”吗?可是,上坡的路跟下坡的路总归还不是同一条路。

   刚才高远东说,钱理群是积极浪漫主义,我是消极浪漫主义。积极浪漫主义,就是唐?吉诃德了。不仅是“知其不可而为之”,而且坚持在晦暗中寻找、发现光亮,始终不懈奋斗、争取。钱老师有一本书叫《丰富的痛苦》,讨论堂吉诃德和哈姆雷特的“东移”。这个论题来自屠格涅夫19世纪末的一次演说。钱老师有哈姆雷特的成分,但是性格、精神本质上属于堂吉诃德。毫无疑问,这是我们时代最可贵的品格。他既“撕裂美好憧憬所穿戴的面纱”,但也顽强地从晦暗不明中发现希望和光亮。至于说到我是“消极浪漫主义”,这对也不对:我确实比较消极,可是一点也不浪漫。高远东老师出的题目中,有一个是你认为现在是什么时代,大时代还是小时代?这个我真的不知道。什么是大时代?1958年我们被告知是大时代,“文革”期间更是大时代?对我来说没有什么意义,就是我们平常过日子的时代……同样有许多问题,但也没有完全失去希望的时代。

  

二、知识分子介入现实的时候,很容易归结为立场、道德的表达

  

   我要说的第三点,是我今天自拟的题目:“我是如何成为钱理群的同时代人的?”。“同时代人”最近是个热门词,黄子平针对阿甘本的观点有精辟的论述。黄子平说,这个词起源于19世纪的俄国,那时俄国出现了一大批杰出作家艺术家,“同时代人”是经常使用的词汇。如果不把事情弄得太复杂的话,这里也可以用“同龄人”来取代,就是“我如何成为钱理群的同龄人”。

   认识钱理群是1978年之后,那时我是教师,他则从贵州带着几十万字的鲁迅研究书稿,到北大报考王瑶先生的研究生。,那是“文革”后第一次研究生考试,有七八百人报考北大中文系各专业的十几个硕士研究生名额。因为时代不断发生断裂,也因为个人如果不依附某一代际群体就难以获得讲述历史的资格,代际划分在这几十年,是流行的分析工具。在80年代以至90年代一段时间里,虽然没有明确的名目,我跟钱老师显然分属不同的“代”。在思想和学术上,他属于年青的,先锋探索的一代。当时这个“群体”(姑且这么说),有黄子平、陈平原、赵园、季红真、吴福辉、王富仁他们,南方有陈思和、王晓明、南帆,蔡翔、夏中义,吴亮……。他们最初的学术成果,通过上海文艺出版社的“文艺探索书系”和浙江文艺出版社的“新人文丛”集结推出。“新人文丛”的“新人”,很切合他们当年的位置。

   那个时候,我和与我相似的“一代”,是背负沉重的“十七年”思想精神负累,虽勉力前行但步履蹒跚的中年人。这个定位,在我这里维持了很长时间。可是不知道为什么,到了90年代后期和新世纪初,突然感觉我和钱理群好像成为“同时代人”了。这个时候回去查查我们的出生年月,才发现都是1939年,他好像还比我大几个月,而且他和我都是1956年考入北大中文系的,他是新闻专业,很快就合并到人大。这个感觉的变化是怎么产生的?一般地说,时间拉长了,原先的差异有可能变得模糊。具体说来,从钱理群方面,是他也难以阻挡岁月的磨损,总有一天也不再年轻,慢慢就变得和我一样老……

   钱理群:我没有中年,先是青年学者,后来就变成老教授。所以我在80年代的地位是相当尴尬的。一方面,我当时确实是文革后的1980年代培养出来的研究生,似乎属于洪老师所说的所谓“先锋青年群体”;但也只是“似乎”而已,我更是1950年代培养的大学生,我在骨子里和洪老师一样,“背负着沉重的‘十七年’思想精神负累”,在某种程度上我是被自己的师弟们拖着走的。比如“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的概念的公开提出,就是子平、平原他们推动的。我虽然有这样的想法,但自己是不敢将其公之于众的,因为我对许多问题的看法,还是有些犹豫的,心是虚的,后来王瑶先生提出批评,我很快就接受了,远没有他们两位坚定。这样的犹豫、不坚定,其实是和洪老师接近的:我们才是真正的同代人,尽管个性有很大差异。

   洪子诚:从我这面说,觉得自己还不是个不求上进的人,从80年代到90年代还是努力做了很多功课,而创造了和“异时代人”沟通、对话的条件。者二三十年,从前辈、同辈,也从钱理群他们的先锋青年群体学到很多东西。说老实话,我从他们那里可能比从同辈学到更多。他们的许多著作都认真读过,《艰难的选择》、《论十小说家》、《心灵的探寻》、《沉思的老树的精灵》、《丰富的痛苦》、《先驱者的形象》、《所罗门的瓶子》、《一个理想主义者的精神漫游》、《在东西方的文化碰撞中》等等。在自己生活—文学经验和艺术感觉的基础上,有重要的调整和吸纳。我从这个“群体”中辨认与我相同,也不同的理念,感情状态和分析方法,他们学术态度和精神风貌有一些方面留给我深刻印象。

   譬如,学术工作是跟生命,和历史的使命感相联系的。社会问题和自身的精神探求构成他们学术工作的起点和动力。这也是80年代不少学人的共同品格。我在一篇写乐黛云老师的文章——文章收在《我的阅读史》这个集子里里——称她的学术是“有生命热度的学术”,也就是将自己的“故事”与时代的问题和痛苦交织。这和将研究作为一种外在于自己生命的职业是不同的。钱理群第一本书《心灵的探寻》的扉页上,有这样的手写体题词:“向青年学生讲述我的鲁迅观,这是做了几十年的梦。现在使命已经完成,我应当自动隐去……”自然,他后来并没有“隐去”,而是锲而不舍,更加积极地面对时代新的问题不断讲述。这种嵌入“时代”不仅体现在总体的态度,研究的选题,而且体现在具体分析论述中,深化在语言方式的“肌理”层面。

   还有一点是,他们与“时代”,与现实的关系,既是“嵌入”的,也是疏离的,也就是保持着一种审视、批判的距离,特别是针对权力、财富、时尚的诱惑、迷信、崇拜上。这几十年来潮起潮落,且变幻莫测,但不认为什么时候都要做“弄潮儿”,有时候岸上的位置也是一种必要的选择。钱老师发挥王瑶先生的观点说,“知识分子”就是有知识,也是分子。“分子”意味着某种独立性,某种坚守,不是“精致”地看风使舵,趋炎附势。而且,“批判性”距离不仅针对外在现实,也面向自身。

   说到“知识分子”的“知识”,也就是专业水准。现在谈到介入、现实关怀等等,很容易就归结为立场、道德表达;这当然也重要,却相当忽略对从事专业的专注的强调。无论是文学写作对语言、技艺的重视,学术研究的材料积累和不断探寻辨识的专业精神,都是写作者和研究者“言说”世界的前提。没有这种执着的专业精神,空谈理想、道德用处是不大的。“技艺”、“专业水准”是一种自我的“权力制约”,这种“约束”很必要,规范你的热情和工作方向,避免朝涣散和脆弱跌落。不过这种“约束”,并不是为了顺应“职场”需要的规则。我和钱老师一样,都经历过一个思想精神“化约”和“清理”的时代,如何从这里面挣脱,光靠热情和想象是不可能的。我们读钱理群的书,听他讲述他的研究计划,就会特别感叹他在鲁迅,在当代问题的研究上下的功夫,几十年对相关材料的蒐集分析,积极寻找相应的理论工具,这方面付出的精力确实让人感叹!他的经验是,立足于从事的专业的精深钻研,文学、学术研究社会空间的开拓才有可能实现。

和这个相联系的是,如何建立独特的与历史的联系方式,也是钱老师他们提供的经验。记得王家新曾经引用法国当代诗人勒内?夏尔的话,“我们只借用那些可以加倍归还的东西。”从历史上找到可以“加倍归还”的思想精神资源,在钱理群那里,就是鲁迅。他以鲁迅为核心自觉建立自己的精神家族谱系。有时候,我们可能会觉得钱老师鲁迅讲的有点多,但鲁迅在他那里不是现成药方。80年代的“钱理群鲁迅”,和90年代,(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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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文艺争鸣》2018年第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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