洪子诚:《当代文学中的世界文学》的几个问题 ——在 8 月 15 日会议上的发言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3021 次 更新时间:2023-03-14 13: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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洪子诚 (进入专栏)  

我先开个头,简单谈谈我的这本书存在的问题和写作的一些想法。先讲问题。第一,书名的口气太大。这是福建一个朋友的批评。他说得对。要是现在,我倾向于用书里一篇文章的题目作书名:《与〈臭虫〉有关》。《臭虫》是马雅可夫斯基的剧本,后来延伸到田汉和孟京辉,串联起两个国家三个不同的年代:20世纪20年代、50年代和21世纪。不同时代、不同社会背景下对现状的描写,对未来的想象,联系起来读很有意思。而“臭虫”这个被厌弃、被试图埋葬的象征物,它在不同时间中角色的转换,也值得思考。如果用它做书名,相信会比较有吸引力,让出版社少赔点儿钱。第二,书名虽然显示了体系性,实际上有点儿名实不副。缺乏整体性论述,大多是个案研究,各篇的分量不均,之间缺乏有机联系。有些重要问题也没有涉及,如亚非拉、第三世界文学;苏联文学影响和对这种影响的剥离的转换……可以为自己辩护的是,还是努力从个案、从局部现象发掘“更大的单位”;反过来,在选择个案的时候,也会考虑它们跟“更大的单位”是不是存在关联。“更大单位”这里指的是文类、主题、思潮等。还有一个问题,其实我缺乏做这个课题的条件。即使是中译的外国文学作品和相关资料,我读的面都比较窄。特别是外语不好。学过两年俄语,大三时曾经抱着字典读了大半本原版的《别林斯基选集》,现在却连字母都读不出来。英语也不行。写作中对问题的理解、资料的查找,就遇到很多困难。举一个小例子,俄国诗人叶夫图申科写于1961年的诗《娘子谷》开头有这么几行:“娘子谷没有纪念碑,/悬崖绝壁像一面简陋的墓碑。/我恐惧。/犹太民族多大年岁,/今天我也多大年岁。/这时我觉得——/我是犹大。/……”这是“黄皮书”《〈娘子谷〉及其他》(作家出版社1963年版)里张高泽先生的译文。可是后来我发现,肖斯塔科维奇根据这首长诗谱写的第13交响曲,歌词中“我是犹大”这一句却是“我是犹太人”。正是因为语言的障碍,只好求助汪剑钊教授,他认为应是“犹大”,说诗人也自谴,对“娘子谷没有纪念碑”的现实也负有责任。不过这些天也有先生提出不同意见,认为还应该是“犹太人”。如果我懂俄文,这个问题不难弄清楚。


原来计划中还有一些题目,20世纪60年代中国和西方左翼对“人”的思考;对安东尼奥尼电影《中国》的批判;样板戏艺术的外来资源;作为“政治”和作为“艺术”的亚非文学运动……但因为理论、知识准备不足,也因为精力不济,就放弃了。从我的角度,目前写的这些也就够了。有批评家说得好,“够了就是够了,够了不是一切”。


接着谈对这本书的内容的一些想法,请大家批评。也有这么几点。


一、角度、方法。

两年前在首师大文学院做当代文学与俄苏文学关系的讲座,结束后有比较文学研究生私下提醒我,我用的不是比较文学的方法。她说得对,我没有受过比较文学学科的训练。书里的一些文章,也可以勉强归入影响或接受研究的范围,但也不完全是。文章的内容和方法,体现在书名“当代文学中的世界文学”这个短语中。我的重点是当代文学在建构自身的过程中,如何从世界文学的视野中处理外国文学资源,如何将它们“内化”。“内化”包括吸收、转化、争辩、抗拒、排斥等多种因素,是个动作性很强的词。就是说,我是以中国当代文学的主体性的建构作为观察这一关系的基点的。


角度、方法的另外一点是内部清理,这延续的是历史上那些“内部质疑者”的工作。这个选择,基于这样的认识,在20世纪产生很大影响,具有国际性规模的社会主义文学,无论是理论和实践,都存在严重问题和缺失,甚至也可以说出现危机。另外,社会主义文学和马克思主义一样,虽然有一致的基本范畴,但内部是多种多样的,各种主张、派别发生过激烈冲突。它们都不能简单归结为“过去”。内部的多样、分歧,历史上曾以正统/异端、革命/反动、真正的/修正主义的来划分。今天的反思、清理,目的是廓清分歧的性质,释放过去曾被压抑、也拥有更多“真理”的部分。这不是通常理解的“平反”,不是重新判断输赢。事实上,这段历史没有胜利者。那些将教条、僵硬的主张当作“世界观”的曾经胜利者没有胜利,而拥有更多“真理”的质疑者,由于时过境迁,他们也不是胜利者。


要特别指出的是,现在我们的内部清理,和历史的“内部质疑者”有很大不同。就后者说,他们当年的行为具有一种生命的“内在性”:他们身处其中的水晶球破裂了,面临着重新检查信仰和信心重建的挣扎。对我来说,清理是学术的层面,我们扮演的更多是旁观者角色。如果要说到责任,那也只是目睹同时代人为理想而受苦遭难而产生的“债务”,尽力为历史做一点儿留痕的工作。


二、当代中外文学关系结构方式。

2016年我在谈当代中外文学关系史料的文章中谈过这个问题,文章就收在这本书里。当代文学和现代文学许多是相同的,但也有重要区别。一个是当代文学是国家主导、管理的文学,不同作家、流派对外国文学采取多样方式的可能变得很小。另一个重要的区别,是当代文学嵌入国际政治的程度。具体说,谈论20世纪50年代至70年代的当代文学,无法脱离“冷战”、国际共运、殖民地独立运动这个背景。国际环境衍生的一些机构,也和当代文学的运动、写作密切勾连:如社会主义阵营的世界和平理事会,1958年诞生的亚非作家会议。外国文学(作品、理论批评)的译介是中外文学关系的最主要途径,与现代相比,出版传播方式上也有重要区别。如大家都熟悉的内部、不公开或半公开的出版物,包括各种非公开发行的期刊和内部资料。我这本书就用了不少内部出版的刊物的资料,如《现代文艺理论译丛》《世界文学参考资料》《现代外国哲学社会科学文摘》《苏联电影文集》等。正式与非正式、公开与内部,是当代资料信息的等级制,信息依据权力的分配问题。有计划、大规模组织文艺界人士出国学习,或聘请、接受外国专家(特别是当时苏联和东欧社会主义国家)来华指导,也是当代独特的方式,这极大地影响了当代特别是艺术门类的状况。


三、主题。

这三四十年中,当代文学在“内化”世界文学问题上,涉及多个层面的复杂问题,其中又存在若干主题性的因素。如——


文学体制。作家创作自由、对文学的管理和控制,这在讨论与南斯拉夫文学关系中有涉及。刘白羽和维德马尔的争论,郭小川《望星空》“错误”的处理方法的争论,都不仅是文艺观点的分歧,也有同社会主义国家在制度问题上的分歧。


边界。在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出现危机的时刻,这个问题多次提出。这牵涉这种自认为最先进阶级、代表历史发展方向的文学,是否应该向古典、向“资产阶级文学”开放边界。秦兆阳的“现实主义广阔道路”,罗杰·加洛蒂的“无边”现实主义,苏联20世纪70年代的“开放体系”……都是不同语境下的共同问题。由于不同的政治、文化背景,开放窗户、进行对话的对象有所差别。这个问题的症结是,是否承认社会主义文学需要借助各种知识才能建立。在强调它的革命、变革的同时也承认它的依赖性。这个主题的反复出现,证明被称为史无前例的文学,其实深层的危机感来自它无法挣脱的“传统”压力。


评价。社会主义文学是否取得公认的成就?“拿出货色来”是内部辩护和质疑双方都提出的口号。卢卡契1956年有这样的抱怨:“现在形成了那么一种公开的意见,认为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就是那么一些平常的、机械的作品,而这些作品正是为我们的批评家所捧上了天的……我们没有以我们在自身中存在的力量登上世界舞台。”(《近代文化中进步与反动的斗争》)辩护的一方会列举一些作家、作品来证实不仅“登上世界舞台”,而且有极大超越。但他们在作出这一论断时也会感到心虚,而把胜利、把灿烂的前景预支给“未来”。


人道主义。这是20世纪五六十年代不限于文学的主题。人道主义成为哲学、文学主潮,在苏联、东欧西方左翼是对斯大林统治时期问题的回应,中国的批判则是作为对修正主义的斗争工具。1965年,阿尔都塞的《保卫马克思》指出,人道主义是一个意识形态口号,不是一个科学的概念。认为对于对斯大林错误的批判,应该分析产生这些错误的种种历史条件,人道主义并不能科学地解释历史。这是对的。但是,人道主义也是有关正义、善恶、人性的伦理尺度,它作为一种“意识形态火焰”的历史意义同样无法低估。20世纪60年代的这一争辩,在20世纪80年代的中国重演,只不过处理的现实问题改换为“文革”的后果。


刊于《文艺争鸣》2022年第1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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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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