亨廷顿:《第三波——20世纪后期民主化浪潮》第二章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831 次 更新时间:2016-03-28 11:17: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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亨廷顿  

   第二章 原因

   第一节 波浪式运动探因

   民主化的波浪及其回潮是政治中一种更普遍现象的表现。在历史上,在不同的国家或不同的政治体制中间不时地或多或少地发生类似的事件。在1848年,好几个欧洲国家发生了革命。1968年,学生抗议席卷了几大洲的许多国家。在拉丁美洲和非洲,不同国家的军事政变常常集中起来在同一段时间内发生。某十个年头中,民主国家的选举可能向左摆,在下十个年头中又向右摆。十九世纪民主化长波的播散时间很长,足以把它同后来的民主化浪潮和回潮显著地区分开来。不过,每一次回潮都发生在相对较短的时间内。问题是,如何识别像政治中这种波浪式运动的可能原因。

   让我们先设定由六个国家组成的一个世界,从1号到6号。让我们再设定在一个相对短暂时间内的一种类似运动,如民主化,或者说X,发生在每一个国家。是什么导致了这种X的爆发呢?有几种可能的解释。

   单一原因。可以想象,所有的6个X都有一个共同的原因,即A,它出现在6个国家中的任何一个之中。例如,它可能是出现了一个新的超级大国,或是在国际权力分配中出现了某种其他的重大变化。它也可以是一场大战,或是对许多其他社会有影响的重要事件。例如,有几个拉丁美洲国家,或是引入了民主政权,或是举行了新的全国性选举,这些都发生在1945-1946年之间。证据表明,这些X发展在很大程度上都是一个单一原因的结果,这一单一原因是A,即同盟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胜利。

   平行发展。设定X是由在相同的自变项(如a1、a2,等)中的类似发展所引起的,这些变项或多或少地同时在6个国家中表现出来。例如,理论家们认为,一个国家在其通过了一定的经济发展门槛之后就可望实行民主政治,这个经济发展的门槛是达到特定水平的人均国民生产总值、或是识字率。在这种情况下,每一个国家内的民主性进步是由该国特有的某种东西所引起的,其他国家所有的类似起因或多或少地会同时发生作用,以产生类似的结果。a1————————————>x1a2————————————>x2 a3————————————>x3 a4————————————>x4 a5————————————>x5 a6————————————>x6

   滚雪球。在一个国家一项导致X的重要原因也许是在另一个国家出现了X。如果X绝对同时发生,这是不可能的。不过,完全的同步性非常少见,而孤立的同步性可能更少。对重大事件的了解几乎立即被不断地传播到世界各地。因此,一个国家的事件X会不断地有可能触发出在不同的国家几乎同时发生类似的事件,而且产生示范效应的可能性也不断增大。在一个国家,某种独特的、甚至是特有的起因,a2,会导致在另一个国家出现X1,但是此后X1又可能引起在另外一个国家出现类似的事件,而这种类似的事件又依次对其他国家继续产生滚雪球的效果。

   流行性万灵药。在不同的国家事件的直接起因可能完全不同。不过,这些不同的起因可能会触发一种共同的反应,如果不同国家的精英都相信这一反应的效用,即时代精神的流行性万灵药。如同6个人或多或少地同时服用阿斯匹林来治疗他们6种不同的身体不适时,这六个国家也会同时地进行类似的政权过渡,以适应不同的问题:一个国家有通货膨胀,另一个国家法律和秩序崩溃,第三个国家经济危机日益加深,第四个国家在军事中失败,如此等等。在这种情况下,政治变迁的具体个别起因(a1,b2,C3,等等)就会对一套共同的政治信念,Z,产生影响,以求产生类似的X反应:a1—————>z———————>x1a2—————>z———————>x2 a3—————>z———————>x3 a4—————>z———————>x4 a5—————>z———————>x5 a6—————>z———————>x6

   以上对政治波浪式运动的四种可能解释并不是巨细无遗的;也不是相互排斥的;更不是注定要互相矛盾的。这四种因素可能同时在任何一种情形下起作用。在试图说明政治波浪式运动的起因方面,它们是应记在心中的解释模式。

   第二节 民主化波浪探因

   这项研究的依变项不是民主,而是民主化。其目的是要解释为什么某些威权国家在一段特定的时间变成民主国家。研究的焦点是政权的变迁,而不是政权的存在。

   因此,这项研究不同于那些主要探讨民主或非民主政府之社会特性的研究。例如,许多研究已经表明,在各种社会和经济因素与民主制度的存在之间,有着高度的相关性。不过,正如丹克沃特·罗斯托(Dankwart Rustow)所强调的,一项一般性的解释不同于一项功能性的解释。几乎所有的富裕国家都是民主的国家,而且几乎所有的民主国家都是富裕国家。但是这种相关性本身不能说明任何因果关系,而且,如果民主国家在它们成为民主国家之前的相当长一段时期内就已是富裕国家(比如,相对而言,大多数的北欧国家就是),那么,财富自身很可能不是其制度从不民主向民主政治过渡的充分解释。同样,历史上,在新教与民主之间也存在着高度的相关。但是许多国家,在它们变成民主国家之前的二、三个世纪里一直是新教国家,不是民主国家。要解释一个依变项中所发生的变化,通常需要在自变项中出现某种形式的变化。

   不过,由于在自变项中的变化在形式上会表现为自变项持续下去,问题就变得更加复杂了。在威权政权下3年的经济停滞也许不会导致其垮台,但是5年的停滞就有可能。自变项在一段时间内的累积性效果最终会产生依变项中的变化。或者正如阿尔蒙德所观察到的,“社会与国际变迁会持续很长的一段时间,而且只是在曲线中出现短时的波折时才会开始触发政治体制中的变化。”在涉及到诸如像经济或社会动向这样的特定自变项时,这种意义上的变迁就更有可能产生政治后果。

   这种依变项不仅是动态性的;而且是复杂的。人们常常断定废除独裁会导致民主的确立。不过,事实上,一个非民主的政权更可能被另一个非民主的政权而不是被一个民主的政权所取代。此外,导致结束非民主政权的诸因素也许完全不同于那些导致创立民主政权的因素。一个威权政权的经济失败也许会瓦解这一政权的基础,但是,一个威权政权的经济成功也许更可能为一个民主政权铺垫了基础。有助于最初设立民主政权的环境,也许无助于该民主政权的巩固和长期的稳定。在最简单的层次上,民主化涉及到:(1)威权政权的终结;(2)民主政权的创设;(3)民主政权的巩固。导致这三项发展的原因可能各自不同,而且会互相矛盾。

   一旦分析了自变项,我们会发现,可能导致民主化的原因也会出问题。在一端是出现同义反复的危险。政治精英改变或推翻了威权政权,建立巩固了民主政权。为什么政治精英们会这样作?假定他们这样作是由他们的利益、价值和他们自己心中的目标。如果他们需要民主,他们就会创造并得到民主。或正如罗斯托所描述的,创立民主要求精英就“游戏规则(the rules of the game)达成程序性的认同。”这里把焦点集中在什么可能是最直接的和最重要的解释性变项:即政治精英的信念和行动。这是一项有力的解释性变项,但却不是一项令人满意的变项。即使人们不需要民主,民主也可被创造出来。如果人们要民主,民主将被创造出来不是同义反复的话,那么,离同义反复也就不远了。有人已经观察到,一项解释使心中想到该解释时所处的位置。为什么这些重要的政治精英们需要民主呢?人们的心里会不可避免地沿着这条因果链继续往前走。

   如果自变项和依变项的先后次序不同,如果就像通常的情况那样,用一个经济变项来解释一个政治变项,那么,自变项与依变项之间的区分是极其明显的。整个马克思主义的知识传统都使分析朝这一方向倾斜。而且,这种情况又被另一个人见人知的因素所强化。经济资料,包括就不同方面的各种统计资料,在大多数社会都可以得到,特别是自二次世界大战以来,而对西方社会,则可以追溯到十九世纪。分析家们不可避免地会使用这些资料来看看经济因素与民主化之间可能存在的相关的或是因果的联系。有时,这种努力得到了理论上的指导;有时却没有。

   社会科学家们不时地谈到过度确定(overdetermina- tion)的问题。这通常指的是,有多重可能的理论来解释一个事件,即确立这些理论的相关效度所产生的问题。不过,这仅仅对于那些关心如何评估的人是个问题。对于那些关心如何解释事件的人,这个问题就不再是问题。在政治中,几乎每件事都有许多起因。为什么是这个候选人、而不是那个候选人在选举中取胜?显然有各种变项,而且在这些变项背后有各种理论来解释像选举结果这样简单的事情。一起事件要在历史上发生几乎总是在理论上被过分确定。这种情况显然也适用于民主化。

   人们提出了许多种理论和许多种变项来解释民主化。有人通常列举的有助于民主或民主化的变项如下:

   一个高水准的总体经济富裕;

   相对平等的收入或财富分配;

   一个市场经济;

   经济发展和社会现代化;

   在社会历史上的某一点出现过封建贵族政治;

   在社会中没有封建主义;

   一个强大的资产阶级(用巴林顿·摩尔[Barrington Moors」的简单公式:“没有资产阶级,就没有民主”);

   一个强大的中产阶级;

   高识字率和高水准的教育;

   一种工具性的、而非大一统的文化;

   基督新教;

   社会多元化和强大的中介团体;

   在政治参与扩张之前,有政治竞争的充分发展;

   合乎民主的权力结构存在于特别是那些与政治密切相关的社会群体之中;

   低度的社会暴力;

   低度的政治两极化或政治极端主义;

   信奉民主的政治领袖;

   作为英国殖民地的经验;

   宽容和妥协的传统;

   被一个亲民主的外国占领;

   受一个亲民主的外国的影响;

   精英愿意仿效民主国家;

   尊重法律和个人权利的传统;

   社群(民族、种族和宗教)的同质性;

   社群(民族、种族和宗教)的异质性;

   对政治和社会价值的认同;

   对政治和社会价值缺少认同。

   把这些因素与民主和民主化关联起来的理论几乎总是有道理的。不过,每一个变项和理论只能对少数几个案例具有相关性。在1940年后的半个世纪里,民主化发生在印度和哥斯达黎加、委内瑞拉和土耳其、巴西和博茨瓦纳、希腊和日本。企图寻找一个共同的、普遍存在的自变项,并设定这一自变项也许在解释上述这些不同国家中的政治发展中具有重要作用,几乎是注定不成功的,如果不是同义反复的话。民主化的原因因地因时而遇异。理论的多重性和经验的多样性意味着以下的命题可能成立:

   (1)没有一个单一的因素足以解释在所有国家中或是在一个国家中的民主发展。

   (2)没有一个单一的困素对所有国家的民主发展是必不可少的。

   (3)在每一个国家的民主化都是各种原因的结合的结果。

   (4)这些产生民主的原因的结合因国家不同而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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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亨廷顿著,刘军宁译《第三波——20世纪后期民主化浪潮》,上海三联书店,1998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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