亨廷顿:《第三波——20世纪后期民主化浪潮》第三章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854 次 更新时间:2016-03-28 11:18: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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亨廷顿  

   第三章 民主化的过程

   第三波民主化是如何发生的?民主化的原因和方式是交织在一起的,但是,在分析的这一点上,重点已经从前一点,即原因,转到了后一点,即方式,从原因到过程:政治领袖和公众在八十年代结束威权政府、创立民主体制的方式。变革的道路是多种多样的,就像实现这一变革的各族人民在各个方面也不尽相同一样。此外,这一过程的起点和终点是不对称的。在民主政治之间也存在着显著的差异:有些民主政权是总统制,有些是议会制,有些是戴高乐式(the Gaullist)的总统一议会混合制;有些是两党制,有些是多党制,而且在政党的性质和力量上也存在着差异。这些差异对所创立的民主体制的稳定事关重大,而对导致民主体制的过程则无关宏旨。更重要的是,在所有的民主政权中,政府的主要官员是通过竞争性的选举产生的,而且人口中的大多数都可以参加这一选举。因此,民主体制有一个共同的制度内核,正是这一内核确定了民主的特征。这样威权政权简单地被界定为这种制度内核的缺乏,在本项研究中该术语就是这样用的。因此,在开始论述威权政权的变革时,有必要找出这些威权政权间的差异以及这种差异对民主化进程所具有的重要性。然后,分析就转到这些进程的性质和民主派与反民主派所使用的策略上。下一章将探讨第三波民主化中的一些共同特征,以此来结束对“方式”的探讨。

   第一节 威权政权

   在历史上,非民主的政权形式上是多种多样的。在第一波中民主化的政权通常是绝对的君主专制、封建贵族政治或是大陆帝国的继承国。在第二波中实现民主化的过去曾是法西斯国家、殖民地或个人军事独裁,而且通常以前都有一些民主的经历。在第三波中转向民主的政权通常可分成三组:一党体制、军人政权和个人独裁。

   一党体制是由十月革命创立的或是由苏联强加的,通常包括共产党国家加上台湾和墨西哥(土耳其在1940年的第二波民主化之前也适合于这一模式)。在这些体制中,政党有效地垄断着权力,而且接触权力的途径是通过党的组织,党通过意识形态使其统治合法化。这些体制常常取得了相对高水平的政治制度化。

   军人政权是由取代民主或文官政府的政变而产生的。在军政权中军人在一种制度基础上运用权力,而且军人领袖们通常作为统治集团集体统治或是在高级将军中轮流担任最高政府职位。军政权在拉丁美洲数目庞大(其中有些接近官僚威权模式),同时也存在于希腊、土耳其、巴基斯坦、尼日利亚和南韩。

   第三种是个人独裁,而且也是一种更加多样化的非民主体制。个人独裁的根本特征是个别领袖是权威和权力的来源,而且别人的权力取决于与他的接近程度、亲密程度、依靠程度和受他的支持程度。这类国家包括萨拉查和卡埃塔诺统治下的葡萄牙、佛朗哥统治下的西班牙、马科斯统治下的菲律宾、英迪拉·甘地统治下的印度、尼古拉·齐奥塞斯库(Nicolae Ceausescu)统治下的罗马尼亚。个人独裁的产生方式也各不相同。在菲律宾和印度是行政首脑政变的结果,在葡萄牙和西班牙始于军事政变(在西班牙,这场政变曾导致内战),而且政变之后,独裁者便抛开军队建立了自己的权力基础,在罗马尼亚,个人独裁来自于一党体制。皮诺切特统治下的智利,起源于军政权,但实际上,后来变成了个人独裁,因为他延长了任期,以及他同军方领导人的分歧和对军方领导人的控制。一些个人独裁,诸如像马科斯和齐奥塞斯库以及像索摩查(So-moza)、杜瓦里埃、蒙伯托和伊朗国王是韦伯的那种苏丹政权的典型形式,其特征是恩询、裙带关系、结党营私和腐败。

   一党体制、军人政权和个人独裁既压制竞争,也压制参与。南非的体制不同于这些政权,因为它基本上是一个种族寡头制,它把70%的人口排除在政治之外,但是在统治的白人社群内却有十分剧烈的政治竞争。历史经验表明,如果竞争在参与以前就有所发展,民主化的进程就会容易得多。如果情况果真如此,在南非成功实现民主化的前景比在其他类型威权国家的可能性要大得多。在某种程度上,南非的民主化进程会像十九世纪欧洲的民主化一样,十九世纪欧洲民主化的主要特征是选举权的扩大和确立基础更为广泛的政体。不过,在欧洲排斥某些公民的选举权是因为经济,而且不是因为种族原因。然而,等级的宗法制度历史上十分抵制和平的变革。因此,这样在寡头集团内部的竞争会有利于南非实现成功的民主化;但是,寡头集团的种族特征则为民主化制造了难题。

   特定的政权并不总是适合于特定的模式。例如,在八十年代初,波兰具有衰败的一党体制和以军管为基础的军人统治的双重因素,这一军人统治是由身为共产党总书记的军官来领导的。罗马尼亚的共产主义体制(像北朝鲜的体制一样)是靠一党制起家的,但是在八十年代变成了苏丹式的个人独裁。在1973年到1989年之间的智利政权部分是一个军政权,但是与南美的军政权相比,在其存在期间,只有一个领袖,他控制着其他的权力资源。因此,他也有个人独裁的许多特征。另一方面,诺列加在巴拿马的统治具有高度个人独裁的特征,但是却几乎完全依靠军方的权力。因此表3.1中的分类应当被看作一种大致的归类。当一个政权具有两种类型政权的要素时,它是根据在过渡过程中哪一种特征占主导地位来划分的。

   在第二波中民主化在很大程度上是通过外部的强迫或非殖民化而出现的。在第三波中,正如我们所看到的,这两个过程不太重要,在1990年以前,仅限于格林纳达、巴拿马和在加勒比(Caribbean)地区几个相对较小的英国前殖民地。尽管外部的影响常常是第三波民主化的重要原因,但是民主的进程却主要靠自身。这些过程可以在一个表示统治集团和在野集团作为民主化之源泉的相对重要性这样一个连续系统(continuum)上查找出来。为了分析的方便,这里把上述案例分成三种宽泛类型的进程。第一种是变革(transformation,用林茨的术语,改革),即当执政的精英领头实现民主时就出现改革。第二种是置换(replacement,即林茨的决裂),当反对派团体领头实现民主时,而且威权政权垮台或被推翻时,便出现置换。第三种进程是移转,当民主化主要是因为政府和反对派团体采取联合的行动而实现时便出现所谓的“移转”。“几乎在所有的案例中执政的和在野的群体都扮演了某种角色,这种分类只是区分政府和反对派的相对重要性。

   就政权的类型而言,政权变迁的历史案例未必完全合乎理论上的范畴。几乎所有的国家,而不仅仅是那些实现移转的国家,都涉及到某种谈判,即在政府和反对派之间进行的或明或暗的谈判。过渡过程经常是作为一种类型开始的,然后又变成了另一种类型。例如,在八十年代初期,博塔(P.W.Botha)似乎要发起对南非的政治体制进行变革的进程。但是他却没有把南非的政治体制加以民主化。他的继任者德克勒克碰到了不同的政治环境,便转向了移转的过程,即与主要反对派团体进行谈判。同样,学者们一致认为,多年以来,巴西的政府掌握着变迁过程的主动权,并加以有效地控制。也有些人认为,由于1979-1980年的普遍动员和罢工的结果,该政权失去了对这一进程的控制;不过,另一些人则指出,政府成功地抵制住了反对派在八十年代中期要求直接选举总统的强烈呼声。历史上的每一个案例都包含着两种或更多的变迁过程。不过,几乎每一个历史上的案例都显然更接近某一种类型的变迁过程。

   表 3.1威权政权与自由化、民主化过程:1974——1990年

   过程类型政权类型

   一党体制个人独裁军人政权种族寡头

   变革(台湾)a、匈牙利、(墨西哥)、(苏联)、保加利亚西班牙、印度、智利土耳其、巴西、秘鲁、厄瓜多尔、危地马拉、

   尼日利亚、巴基斯坦、 苏丹

   16538

   移转波兰、捷克斯格伐克、尼加拉瓜、蒙古(尼泊尔)乌拉圭、玻利维亚、洪都拉斯、萨尔瓦多、韩国(南非)

   114151

   置换东德葡萄牙、菲律宾、罗马尼亚希腊、阿根廷

   6132

   干预格林纳达 (巴拿马)

   21 1

   总计 35117161

   注:民主化的主要标准是通过公开的竞争性的和全面参与性的以及公平进行的选举来组织政府。a括号表示一个国家有了显著的自由化,但到1990年为止却尚未民主化。

   那么,威权政权的本质与变迁过程的性质又是如何关联的呢?正如表3.1所示,这里不存在一对一的关系。然而,威权政权的性质的确对变迁过程的性质具有影响。除了三个例外的情况,即阿根廷、希腊和巴拿马外,军政权的所有变迁都涉及到变革或移转。在这三种例外的情况中,军政权由于在军事上受到了挫败,并因此而垮台。在其他地方,军人统治者主动对反对派或大众的压力不时作出反应,以导致政权的变迁。军事统治者们与其他政权相比,更容易自己结束他们的政权。因为军人领袖们几乎从来不把自己看作是他们国家的永久统治者。他们都怀有这样一种期望,即一旦他们纠正了罪恶,他们就会退出权力,然后去履行他们正常的军事职能。当然,他们也正是在这一清除罪恶的过程中上台的。军方有一个永久的制度化的角色,这是其他政治和统治者所没有的。因此,到了某时候,(除了阿根廷、希腊和巴拿马的)军事领袖都会认为主动把权力交还给文官的民主统治的时机已经到来,或是与反对派团体进行谈判以退出权力的时机已经到来。这种情况几乎总是发生在军政权的最高领导人出现了一定的变换之后。

   军人领袖们几乎总是毫无例外地为他们退出权力规定两项条件,或“出路保障”。第一,不会对他们进行起诉、惩罚或其他针对军官们在其掌权期间所采取的任何行动进行报复。其次,尊重军队的制度化角色和自治,包括他们对国家安全所负有的全面的责任,以及他们在政府部门中有关安全事务方面的领导地位,甚至包括其对军火工业、兵器工业和其他传统上受军方控制的经济企业的控制。退出政坛的军方是否有能力保证文职的政治领袖们同意履行这些条件,这就要看他们权力的相对大小。在巴西、秘鲁及其他一些实行变革的国家,军人领袖们控制了这一过程,而且,文职的政治领袖们除了默认军方的要求外,几乎没有什么选择的余地。在那些权力相对平等的地方,如乌拉圭,军方和文职官员之间的谈判会对军方的要求略加限制。希腊和阿根廷的军方领导人们也要求同样的保障。不过,他们的要求被文职的领袖们拒绝了,这样,他们就不得不同意、事实上是无条件地拱手交出权力。

   因此,对军人统治者来说,退出权力、恢复其职业的军人角色是一件相对容易的事情。不过,问题的另一面是,一旦碰到紧急情况,或是他们自身利益的需要,他们重新执掌权力也可能是相对容易的。在一个国家成功的军事政变会使得另一个国家的政治领袖或军人领袖们不可能完全忽略在其国家进行这种政变的可能性。取代军人政权的第三波民主国家就是在这种阴影之下获得新生的。

   变革和移转的另一个特点是在1989年由一党制向民主的过渡,但不包括像东德和格林纳达。一党制政权有一个制度的架构和意识形态的合法性,这两点把它们既与民主国家也与军人政权区分开来。它们也有一个不变的假设,这一假设把它们同军人政权区别开来。一党制的独特之处在于政党和国家的合二为一。这就产生了两种问题,即在向民主过渡过程中所出现的制度上的和意识形态上的问题。

在列宁主义政党的国家,制度上的问题最为严重。在台湾以及在共产主义国家,“党政分开”是民主化进程中“对列宁主义政党的最大的挑战”。在匈牙利、捷克斯洛伐克、波兰、东德,宪法上规定了共产党的“领导地位”必须加以废除。在台湾,1950年加在宪法上的“临时条例”这种类似的规定也面临着同样的挑战。在几乎所有的列宁主义党的体制下,(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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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亨廷顿著,刘军宁译《第三波——20世纪后期民主化浪潮》,上海三联书店,1998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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