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绪林:解释和严密化:作为理性选择模型的罗尔斯契约论证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741 次 更新时间:2016-03-25 09:44:19

进入专题: 契约论   理性选择   罗尔斯  

江绪林  

   【专题名称】政治学

   【专 题 号】D0

   【复印期号】2010年02期

   【原文出处】《中国社会科学》(京)2009年5期第60~73页

   【英文标题】Interpreting Rawls' Contract Theory as a Rational Choice Model and Making It More Rigorous

   【作者简介】江绪林,哲学博士,华东师范大学政治学系,上海 200241

   【内容提要】 罗尔斯的契约理论作为一种理性选择模型,试图严密地推导出公平正义诸原则;然而,一些技术失误阻碍了这一目标的实现。罗尔斯不得不完全依赖康德式的先验论证和“自由而平等的人”这一规范概念。与此同时,对罗尔斯理性选择模型的修正或严密化却推导出与公平正义相迥异的正义原则。由于理性选择路径未能吻合康德式的先验路径的方向,形式上将两种路径整合在一起的契约设计不能为公平正义提供实质性的辩护。

   【关 键 词】契约论/理性选择/差异原则/帕累托最优

  

      一、引论:契约论证的争议和本文的研究视角

      约翰•罗尔斯的公平正义(justice as fairness)理论在当代西方政治思想中居关键地位。诺奇克认为,就深度和系统性而言,《正义论》在政治哲学史上直接承续约翰•穆勒的作品。①安东尼•阿巴拉斯特说,通过把正义放置到自由主义的思考中心,罗尔斯标志着自由主义传统内的一个显著进步或更新;②威尔•金里奇认为罗尔斯的公平正义理论为二战后西方社会围绕福利国家实践的政治论争提供了令人满意的理论框架。③而一个更具致礼意味的评价则是1999年在罗尔斯获奖颁奖礼上,当时的美国总统比尔•克林顿致辞时给出的:“《正义论》……这本书令人信服地将自由权利和正义置于理性的新基础上。罗尔斯论证说,社会给予弱势群体以帮助不仅是道德的要求,而且是理性的逻辑要求。”④

      罗尔斯的正义理论复兴了古典社会契约论的传统,其特点是在一个虚拟的社会契约中让理性的行为者在无知之幕的处境下缔结社会合作的基本原则。无知之幕遮蔽了契约缔结者的利益和身份,使得契约缔结者无法提出或赞成只对特定地位有利的条款。在这种条件下缔结的正义原则被称为公平正义。简略地讲,公平正义包含两条具有优先次序的基本原则:一是平等的基本自由原则,公民平等地拥有基本的政治权利和自由;二是涉及物质利益分配的差异原则,将使最低收入者的福利最大化。平等的自由原则优先于差异原则,即当基本自由与经济利益发生冲突的时候,自由权利优先满足。⑤

      在其正义理论中,罗尔斯采用的契约式论证是一个极富争议的论题,涉及契约论证与正义诸原则的关系问题:公平正义的原则在何种程度上依赖于契约式论证?围绕这一论题,大致有两种分析进路。

      一种进路倾向于认为正义诸原则独立于契约设计,否定契约式论证的有效性或重要性,甚至怀疑罗尔斯是否真的具有一种契约式的理论。这种进路的代表人物包括德沃金、桑德尔、麦克弗森、石元康、金里奇等人,而何怀宏、周保松等也基本上持有类似立场。德沃金认为罗尔斯的契约论证是无效的:原初状态是虚构的,而虚构的契约不能对契约的条款提供任何独立有效的证明。⑥依据德沃金的观点,原初状态只是一个通向一个更深的权利理论的中转站,而后者才真正为正义的两条原则提供证明。⑦桑德尔认为原初状态不是一个契约,因为在无知之幕后根本没有发生过任何选择行为,而只有无差异的行为者的自我认知。⑧石元康先将罗尔斯的契约论界定为一种道德契约论即从契约推导出道德原则,然后指出其证立过程中存在一个两难困境:为了证立道德原则,原初状态必须被理解为一个前道德的纯粹程序,而如何设置“公平程序”又反过来依赖特定的道德原则,这样,契约论方法陷入循环困境。⑨何怀宏、周保松认为契约方法在罗尔斯的理论中扮演的角色远远不如想象中那么重要,因为整个原初状态和无知之幕只是罗尔斯的统合社会合作以及自由而平等的道德人等基本理念的一种装载性或说明性的工具。(10)

      另一条分析进路可以理解为一种默认契约式论证为正义诸原则提供了关键辩护的倾向,它不质疑契约式论证本身的正当性或有效性,却未必满意罗尔斯契约设计的具体方式。作为对罗尔斯的辩护,莱斯诺夫说桑德尔的批评犯了一个很简单的错误:许多完全相同的个人仍然是许多个人。他们仍然可能发生利益冲突,尤其是在罗尔斯的理论中,他们都想最大程度地占有有限的、同样的基本社会益品。因此,完全相同的个人之间的契约仍然是一个真正的社会契约。(11)诺奇克、布坎南、高斯尔都默认了契约论方法,他们设计了自己不同的契约理论。徐向东认同对契约式论证的一种温和肯定:契约并非一定是形成权威及义务的根据,而可以仅仅看作是辩护或评价政治权威的一种工具,甚至卢梭和康德就是这么看待社会契约论的。(12)赵汀阳从博弈论角度对罗尔斯的契约论进行了有洞见的技术批评:原初状态中对无知之幕的设置是成问题的,因为难以转化为有知状态;而且,纵使在无知之幕后,罗尔斯的正义两原则也未必是博弈最可能的解。(13)

      本文试图从一个被忽略的视角或进路来分析罗尔斯的契约理论,即将其视作一种理性选择模型,强调借助理性选择范式的成熟理论模型获得较科学的认知。导致这一视角被忽略的主要原因,一是部分政治思想家注重罗尔斯的公平正义观的实质政治理念,而倾向于将社会契约设计理解为一种较次要的论证工具;二是当代一些衍生型契约理论者大大拓展契约论工具的应用范围,如托马斯•斯坎伦对普遍道德的推衍、帕特曼对社会性别平等的主张、查尔斯•密尔对种族不平等的分析等都借助了契约工具。(14)这种拓展模糊了当代西方主流的社会契约论由于引入理性选择模型所具有的认知上的严格知识品质;三是虽然诺奇克、布坎南和高斯尔等契约理论家普遍应用了理性选择范式,但他们都无意于对罗尔斯的模型进行精致的技术分析。四是将罗尔斯的契约理论看作一种理性选择模型的做法初看很鲁莽,存在着扭曲和简化罗尔斯政治思想的危险。因为罗尔斯从未认为个体是纯粹经济意义上的理性人,而是相反,他明确预设了“自由而平等的道德人”这样的规范概念。(15)这种危险或许是该进路被漠视的主要原因。

      然而,如果罗尔斯的契约论证采纳了理性选择范式,那么将其视作一个理性选择模型进行考察就是一种正当的做法。两个理由强化了这一点:第一,罗尔斯正义理论的巨大理论吸引力的主要原因之一就在于其正义两原则常常被理解为众多行为者理性选择的结果。这使得正义原则看起来是所涉前提的演绎结论,具有强大的逻辑说服力;第二,作为一种数理模型,理性选择范式之推理的可靠性诉诸于数学演算。这样,将罗尔斯的契约论证视作一种理性选择模型,就可对其进行严密的分析。这一视角的关键在于辨析出罗尔斯契约论证中可靠和不可靠的部分。

      二、当代社会契约论的复兴与理性选择范式

      在本文中,社会契约论被理解为一种解释国家或公共权力的合法性和限度的思想模型,即个体通过某种历史上或逻辑上优先的契约来形成国家或确定政治社会的基本原则。这种选择性的解读符合对自霍布斯、洛克、卢梭、康德到罗尔斯、诺奇克、布坎南以来西方主流社会契约论传统的描述。古希腊以及中古零星的契约论思想往往只边缘性地为对公共权力的服从及其限度提供理由,(16)而只有在霍布斯将个体设定为国家或公共权力的逻辑起点的时候,社会契约论才在政治思想中居于主导地位,并先导了现代自由民主政治的实践。

      在《利维坦》中,物理意义上平等的个体通过契约建构了一个全权国家来维护公共安全和秩序。而在《政府论》中,人们在订立社会契约时只向国家让渡了有限的权利。不过,霍布斯和洛克都倾向于认为自然状态和原初的社会契约是历史事实或部分地描述了历史事实。(17)休谟抨击说原初契约的历史事实性这样的诠释并不能授予既定的政治权威以正当性,因为绝大多数的现存国家都是藉由暴力和征服而来的。(18)随后的契约理论家逐渐发展出假想的社会契约。卢梭的《社会契约论》致力于用原初契约来解释政治社会的合法性而非其历史起源。(19)康德首次清晰提出假想的契约的思想,他将社会契约看作一个检查政治社会的适当性的标准而非历史事实。(20)虽然卢梭和康德的契约论成功地应对了对契约之历史性的质疑,然而,契约论仍然在更大范围内遭到严厉批评。自由而平等的个体这一普遍概念遭受黑格尔主义的有力批评:人是一种历史和社会的存在,其特征总是由具体的文化形成的,难以表明无论在历史的还是虚构的自然状态中存在普遍的人性;休谟和边沁等从经验主义的角度将“自然状态”、“不可转让和不可剥夺的权利”等概念斥为荒诞不经。(21)虚构的社会契约也失去了对实际政治的吸引力。古典社会契约理论在18世纪末期开始衰落。与此同时,具有经验倾向并采纳结果主义方法(22)的效用主义崛起为道德和政治哲学的主流。(23)在经历了一个半世纪的沉默之后,社会契约论在20世纪70年代经历了强有力的复兴,而其主要特点就在于对理性选择范式这一严格模型的采纳。

      理性选择范式一直在经济学中居支配地位,至20世纪50年代以来更远远越出了经济学范围,在政治学、社会学、人类学和哲学中占据重要位置。理性选择范式由几个普遍接受的基本假设构成。第一,行为者的目标是效用最大化,而效用则指示行为者的偏好,(24)在添加了完全性公设和传递性公设等辅助假设后,就可以建构效用函数来表示偏好。第二,约束的存在,有超过一位的行为者在竞争有限的资源。约束的存在使得选择变得必要。第三,行为者的基本单位是个体,集体行为结果用个体效用最大化的行为来解释。另外两个存在争议的基本假设一个涉及理性(rationality)的概念,另一个涉及可获取的信息。弱理性(thin、rationality)主张者只要求行为者采纳最有效方法最大化自身效用,而强理性(thick、rationality)主张者则认为至少行为者的偏好具有稳定的结构;新古典经济学假设理性行为者拥有充分信息,而信息不充分的存在则意味着有时候短视的决策也是理性的,因为获取信息是需要成本的。有了这些基本假设,就可以建构一些基本的理性选择模型。如果将时序、不确定性、策略互动等因素输入则会引出更为复杂的模型。(25)理性选择范式的主要优势在于其模型的数学本质:在采纳了上述假设后,可以用数学计算推导出精确的结果。理性选择范式不是一种综合的学说,而是一种“试图引入形式的、理论的和方法论的严谨”的研究范式,“正如新古典经济学已经做到的那样”。(26)

   理性选择理论的批评主要指向理性选择模型的基本假设,认为这些假设并非完全真实。譬如,马克思主义者认为群体(社会阶级)而非个体才是基本的;制度主义者认为制度比个人偏好更重要;经济学家西蒙在严格分析了决策者在知识和计算方面的局限性后指出,理性行为者的行为最多也就貌似是理性的,但在其严格意义上则未必。(27)理性选择范式的支持者们作出了各自的回应。诺斯分析说,制度最终仍然是理性个体决策的反射;(28)密尔顿•弗里德曼则认为:“重要的问题并非一个理论的假设是否准确地记录了现实,(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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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中国社会科学》(京)2009年5期第60~7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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