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绪林:正义的康德式诠释

——评周保松《自由人的平等政治》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612 次 更新时间:2018-01-16 20:52: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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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绪林  

   【内容提要】 周保松不仅阐述了这样的命题:罗尔斯的正义原则完全蕴含在自由平等的道德人的理念中,而且还将客观善的目的论契合到康德式的自主伦理学中。这样,周保松一方面通过强调早期罗尔斯自由主义中的康德伦理学路径来维系了“公平式的正义”的道德吸引力,另一方面又通过契合论路径来抗辩了施特劳斯以及甘阳等对自由主义的虚无主义指控。惟就后一点而言,这一契合论抗辩似乎尚未弥合古典的自然正当或目的论和现代的自主伦理之间的巨大分歧。此外,忽略了契约论工具和理性选择等因素则可能削弱了差异原则在证成上的技术可信度。

   【关键词】 自由主义,正义,康德式诠释,虚无主义,契合论

  

  

   财产应该如何分配?政府是否应该干预资源和财富的分配以缩小社会的贫富悬殊甚至寻求一个大体上平等的社会?其正当理由何在?追求平等是否会损害弥足珍贵的自由权利?这一系列有关平等与自由的关系问题俨然成了划分当代政治思想光谱的界碑之一。基于对权力的警惕或对自由市场的效率之认同或对个体自由意志的捍卫,哈耶克(F. A. Hayek)、弗里德曼(Milton Friedman)、诺齐克(Robert Nozick)等人主张小政府大市场,坚决反对政府的经济干预以及随之而来的对私有财产权的侵犯。这些思想家将自己的主张回溯到19世纪的古典自由主义的自由放任(laissez faire)传统以申明自身的正统位置,不过却仍然被标签在保守主义或放任自由主义(libertarianism)的旗号下,以至弗里德曼愤愤不平地强调只有自身所属的思想传统才真正配得上那已经被僭取的自由主义(liberalism)之名。{1}而“僭取”自由主义之名的则是一个在继续维系政治自由和公民权利的同时给予平等以更重要位置的思想传统。这一传统甚至可以回溯到约翰·密尔(John Stuart Mill)对生产领域和分配领域的区分,{2}经由霍布豪斯(L. T. Hobhouse)对“工作权”和“基本生活工资权利”的强调、{3}凯恩斯(J. M. Keynes)的干预主义和福利国家的政治实践,最后汇合为以罗尔斯(John Rawls)为代表的平等主义的自由主义(egalitarian liberalism)思想体系。

   罗尔斯之所以被誉为当代自由主义的代表性人物,至少与其思想的四个显著特点密切相关:第一,罗尔斯在《正义论》中提出的正义两原则{4}高度浓缩地表达了对于个体自由和平等这两大现代政治诉求并为之安排了有理据的平衡;第二,借助于社会契约论思想模型和无知之幕等设置,罗尔斯采纳了理性选择等分析方法,从而给予其政治哲学思考以一种近乎演绎的清晰性;{5}第三,在其契约论模型和无知之幕等设置背后,罗尔斯对所涉及的基本概念作出了相应的道德诠释。这固然大大复杂化了其理论,却也极大地增进了其理论的包容性;第四,罗尔斯对其正义理论持一种谦逊的开放态度,甚至后期转向政治自由主义以回应多元社会的现实。难怪诺齐克说,《正义论》之后的政治哲学家,要么在罗尔斯的框架内工作,要么必须解释为何不这么做。{6}

   周保松的《自由人的平等政治》就是站在罗尔斯的框架内来展开自由主义探究的最新力作。这部书的基调是对罗尔斯政治思想的解读。在罗尔斯的自然秉赋(natural endowments)论述上,周保松与金里卡(Will Kymlicka)的主流诠释展开论争:依据金里卡,罗尔斯在个体不能为之负责的环境(circumstance)和个体需要为之负责的选择(choice)之间做出了根本区分,因而消除自然秉赋对财富分配的影响是为了实现机会平等的理想;周保松则认为,罗尔斯没有在环境与选择之间做出区分,因为没有完全独立于环境之外的纯粹选择。罗尔斯的正义原则甚至不涉及应得(desert)概念,其将自然秉赋视为公共资产反映了一种博爱的意识。在罗尔斯的“正义感的优先性”论述上,周保松更毫不犹豫地拒绝了桑德尔(Michael Sandel)的道义论诠释(deontological interpretation):桑德尔认为道义论在道德上和证成上解释了“正义”对“善”的优先性,甚至这种道义论是当代以罗尔斯为代表的自由主义的共享特征。周保松则争辩说:道义论无法处理正义的优先性所涉及的道德动机问题;罗尔斯实际上引入了客观善的目的论,并在善的目的论与个体的自主伦理的契合中解释正义的优先性。

   然而,《自由人的平等政治》一书的主要价值却不仅仅体现在对罗尔斯思想的深度解读,而且还表现在周保松这样的一种颇具气魄的理论诉求:试图通过修正罗尔斯理论的某些内在缺陷来完善和发展罗尔斯式的自由主义,并回应自由主义遭受的挑战:在拒绝了道义论诠释之后,基于对罗尔斯后期政治自由主义路径缺陷的认知,周保松初步强化了个体自主伦理与客观善的目的论之契合这样一条诠释路径,并力图据此抗辩施特劳斯以及甘阳以虚无主义之名对自由主义进行的指控。

   就笔者对中文学界罗尔斯研究狭隘的了解,周保松此书对罗尔斯研究所达到的水平,或许唯有石元康先生早年的《罗尔斯》{7}一书可比。石元康先生早在20世纪80年代就对罗尔斯的契约论证提出了有力的批评,从而参与到当时与罗尔斯的理论争辩之中,在中文学界具有领先的学术意义;而周保松现在对罗尔斯思想的整全把握和克服罗尔斯理论缺陷的出色努力,则毫无疑问将中文学界的罗尔斯研究推进到了一个新的高度。不过,在笔者看来,在解读和推进公平式的正义理论时,周保松似乎过于依赖“康德式诠释(Kantian interpretation)”的维度。由此造成的后果则是,一方面,对差异原则的唯道德辩护削弱了差异原则在证成上的可信度;另一方面,在发展一种康德式的个体自主伦理与客观善的目的论的契合论时,似乎尚未能完全应付虚无主义的指控。以下笔者先简单介绍《自由人的平等政治》一书的基本内容。

   《自由人的平等政治》分为七章,另附了一个结语和一个满怀深情的跋,相当于思想自传。其中第七章讨论康德《论永久和平》中的国家主权与永久和平的思想,只与罗尔斯后期发展的国际正义理论相关,因此在全书中位置较为疏远。

   第一章提供了对罗尔斯《正义论》的一个鸟瞰式的介绍。在这里周保松阐明了《正义论》中的一些基本概念,通过对比显示了罗尔斯正义观的独特之处,讨论了罗尔斯的道德方法学、正义观的应用及其稳定性问题。值得关注的是第四节中对正义原则的证成理据的说明可谓提纲挈领。在这里周保松指出,“罗尔斯的两条正义原则,其实反映了他对自由及平等的理解。他对自由人的诠释,推导出自由原则及其优先性;对平等的理解,则引导出差异原则。……原初状态扮演的是启发性(heuristic)而非定义性的(definitional)角色,只作为一代表性的手段(representative device),将种种有关社会正义的判断及要求有机地结合起来,并得出一组最符合我们深思熟虑的道德信念的正义原则。”{8}

   第二章和第三章为一个单元。第三章中对作为资本主义的道德前提的放任自由主义的分析,其根本意图可以看为否定竞争性资本主义作为一种分配制度安排的合理性。这可以看为对差异原则辩护的一个补充,因而第二章对差异原则的辩护是主要议题。依据周保松对罗尔斯的诠释,人所具有的正义感的能力和实现善观念的能力构成获得平等对待的充分理由;在自然秉赋被当作公共资产的时候,每个道德人所拥有的否决权导致了差异原则的选择。选择差异原则的“真正原因,是作为道德人,每个人都应当受到平等对待,这反映在每个人都具有否决权:任何原则必须得到每个参与者的同意。最弱势者愿意接受差异原则,因为它较平等分配更为有利。至于秉赋占优者,亦没有道德上的理由投诉这样不公平,因为他们知道这些秉赋的分配纯属偶然,和应得无关”。{9}周保松甚至强调:契约本身对差异原则的证成甚至并非必要的。因为整个推理并非从原初状态中理性自利的立约者的角度来考虑的,而是从道德平等的社会合作者来考虑的。

   在第四章中,周保松抗辩了施特劳斯以及甘阳对罗尔斯式自由主义的指控。施特劳斯将自由主义理解为虚无主义的后果。依据施特劳斯的解释,激进历史主义以及事实与价值的分离促成了虚无主义的出现。虚无主义认为没有善恶、对错、好坏、正义与否的客观标准。“因为自由主义接受了虚无主义的价值观,才会大力鼓吹所谓的宽容(toleration)精神,才会任由人们对于种种价值问题作出自由抉择。”{10}周保松的抗辩围绕着宽容概念沿两个路向展开,一方面指出了施特劳斯在引出虚无主义时逻辑推导上的问题,因为不能从“不能获得关于绝对好和绝对正确的真正知识”推论出“所有的偏好和所有的文明都是同样好同样值得尊重的”。{11}另一方面,通过梳理自由主义传统中洛克、密尔和罗尔斯的宽容概念,彰示宽容绝非蕴含道德的虚无。依据周保松的论述,罗尔斯的自由平等的道德人概念蕴含的个人自主是追求幸福生活的条件,而这些追求中因选择需要真心真意的认可、因可能涉错而需要反省等理由导致对宽容的需要。因此,宽容“是现代社会值得珍视的一项成果,而不是施特劳斯所称的现代性危机”。{12}

   第五章和第六章构成一个单元。在这里周保松处理了罗尔斯关于正义的稳定性论题,并展现出全书中最原创性的思考。所谓稳定性问题就是要说明拥有各自的善观念的公民们何以能够尊重正义原则的优先位置。周保松认为,罗尔斯没有在道德稳定性(正义原则的基于道德理由的优先性)和社会稳定性(正义原则的可行性即能有效维系有序的社会)这两种理解稳定性问题的路径中作出清晰的区分,左右摇摆,并且最后选取了社会稳定性的路径。从社会稳定性的路径来看,“传统的自由主义作为众多整全性学说中的一种,根本无法提供社会统一的基础。”{13}由此,罗尔斯对其早期理论作出重构,放弃了康德式的自由主义理论,改为倡导政治自由主义,诉诸民主社会共享的政治文化,使得正义观念成为不同的整全性学说的交叠共识。同许多其他学者一样,周保松认为罗尔斯这种政治自由主义的转向是有重大缺陷的。因为社会稳定性问题并非道德正当性范畴,将其引入正义观意味着巨大的道德妥协,削弱了公平式的正义的道德吸引力。周保松不赞同罗尔斯后期的政治自由主义转向,而挖掘和诠释了罗尔斯后来放弃的道德稳定性路径来解决稳定性问题。依据周保松的分析,在“正当”与“善”的关系上,桑德尔对罗尔斯的道义论诠释并不恰当:在没有更多理由支持下,无缘无故给予正义感这一道德动机绝对的优先性,是非理性的。而罗尔斯理论中蕴含着“正当”与“善”的相互契合。由此路径,只需要论证正义感是个体人生计划中最重要的“善”。周保松认为,对公平式的正义的“康德式诠释”能提供最强有力的理由来解释正当与善的契合。人的本性是自由平等的理性存有,这体现了人的自主(autonomy);公正行事的欲望和表达我们作为自由道德人的欲望,实际上是同一个欲望;而正义的优先性则是为了有效实现自由人的平等本性。在这种意义上,罗尔斯的理想“是一种自由人的平等政治”。{14}周保松判断,这种“自主伦理—客观善”契合式的伦理观,更接近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式的古典目的论。在阐发了这一德福契合论进路之后,周保松审慎地承认,这种“自主伦理—客观善”契合的论证与现代世界的时代精神即文化多元主义有遥远的距离。这意味着任何沿此路径的进一步推展都将面临着巨大的挑战。

  

  

在笔者看来,《自由人的平等政治》一书中存在两个或许可商榷的问题。(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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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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