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楼平:罗尔斯应得观念的不对称性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283 次 更新时间:2022-10-24 08:40: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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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楼平  

   摘   要:在传统的正义理论中,作为评判个人行为和社会制度正义与否的标准之一,经典的前制度性应得观念占据着重要的理论位置,但在罗尔斯的《正义论》中遭到了冷遇,被驱逐出了他所称的社会首要原则的范畴之外,并为基于制度性正义的合法期望的观念所取代。在罗尔斯看来,由反映这些合法期望的两个正义原则而非原本主导性的应得原则所规制的社会基本结构才是公平正义的。然而,他的这一跳跃不免太过冒险,在理论上至少导致了三个不对称之处,即应得的价值判断在否定性和肯定性方面的不对称,应得的道德情操在反应态度和合法期望之间的不对称,以及应得的适用范围在分配正义领域和惩罚正义领域上的不对称。而倘若他坚持一种多元主义的立场并继续保留应得观念,这些不对称之处将可能在一定程度上得以消除。

  

   关键词:罗尔斯;正义论;应得观念;不对称性

  

   在政治哲学和伦理学中,应得观念(“给予每个人所应得的东西”)曾扮演着一个非常关键的角色,其一度作为评价、规导个人行动和社会建构的规范性来源。(cf.Pojman, 2001, pp.88-109;1997, pp.549-570)然而,罗尔斯在《正义论》中断然将这一观念从正义领域中清理出来并弃入“哲学的废物堆”,而以合法期望的观念取而代之。他这么做的直接理由是,就收入、财富等社会基本善的分配而言,“没有一个人应得他在自然天赋分配中的地位,正如没有一个人应得他在社会总的初始地位一样”(罗尔斯,2009年,第244页),而“我们所能说的只是……一个正义体系……分配给每个人以正义体系本身规定的他有权得到的东西”(同上,第246页)。殊不知,这种应得取消主义势必产生让人在直觉上不难发现的理论困难,即他的应得观念明显存在着至少三处不对称,其主要体现在应得的价值判断、道德情操以及适用范围上。因此,本文将详细阐释这些不对称性的表现及其理论后果,并在理论整体上尝试作出评估。这将有助于我们更深入地理解应得观念的内涵、理论意义以及罗尔斯正义理论的内在逻辑及其困难所在。

  

   一、应得的价值判断:否定性VS.肯定性

  

   首先,讨论罗尔斯应得观念的第一个关于应得的价值判断的不对称性,即他一面在应得观念的否定性判断上诉诸应得的标准,另一面却在应得观念的肯定性判断上否认人们应得任何东西。本节将围绕此种不对称性,分析他如何在关于不应得的运气以及由此导致的不应得的生活前景的阐述中默认了一种应得标准,并对他放弃肯定的应得判断在分配正义领域中的核心作用的做法予以批驳。

   在开始讨论之前,粗略描述罗尔斯《正义论》以前的应得的观念史及其内在逻辑。早在古希腊时期,著名诗人西蒙尼特斯(Simonides)将正义定义为“给予每个人其所应得的”,而此说法在亚里士多德的论述中和古代罗马法中得到了同样的表达;在犹太-基督教文化传统中,应得观念的影响相当深刻,它以不同的形式在经典教义中被表述,比如“种瓜得瓜,种豆得豆”,“以命偿命,以眼还眼,以牙还牙,以手还手,以脚还脚”等;莱布尼茨将一种赏罚分明、各得其所的情形抽象为“事物适配性原理”(principle of the fitness of things),洛克的财产权理论其实是对该原理的写照;康德将善良意志当作配享幸福的唯一道德基础;西季威克从“感激”“愤怒”“正义感”等人类基本情感出发对应得观念的规范性加以论证;罗斯也通过某种思想实验的方法对之作出说明。(cf.Pojman, 2001, pp.98-102)范伯格用这样一个描述“三重关系”的公式系统地表达了应得观念的内在逻辑,即“因为F,S应得X”(Feinberg, p.61),其中S代表自主选择的主体;X是对待的模式,包括获奖、定级、报酬和惩罚、赞赏、责备以及赔偿等;F是应得的基础,比如个体本有的特征或先前的行为,其独立并优先于特定的公共制度和规则。(cf.Feinberg, pp.58-61;Miller, 1979,pp.117-118;Galston, p.170)

   根据上述的传统正义观,一套正义的制度应该给予人们所应得的东西,否则不正义,但罗尔斯对此予以否认,因为他认为应得的价值判断难以被合理作出,故而正义的制度自然无法建基于其上。关于应得的价值判断,罗尔斯认为,可从以下两点加以分析。第一,人们的生活前景或多或少地会受到自然天赋或社会地位等偶然性因素的影响,而这些偶然因素本身是其所不应得的(undeserved)。他强调:“我们并不应得自己在自然天赋的分布中所占的地位,正如我们不应得我们在社会中的最初出发点一样——认为我们应得能够使我们努力培养我们的能力的优越个性的断言同样是成问题的,因为这种个性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幸运的家庭和早期生活的环境……应得(deserve)的概念看来不适应于这些情况。”(罗尔斯,2009年,第79页)无论自然天赋,还是卓越个性,如六合彩一样,都是不应得的。第二,既然那些偶然因素是不应得的,那么人们也就不应得由之带来的回报。依照应得观念的内在逻辑,应得的主体应是一个能够自主选择并对结果负责之人,但实际情况与此相反,其自然天赋或卓越个性是非经自主选择的结果。在他描述的自然的自由社会和自由主义社会中,基于那些不应得的偶然因素的回报及其所累积的优势在分配正义的层面上得到了认可,而这正是一种民主平等的社会应大加鞭挞并予以纠正的情形。他说:“正像没有理由允许通过历史和社会的运气来确定收入和财富的分配一样,也没有理由让天资的分布来确定这种分配”(同上,第57页),而他所主张的两个正义原则“……平等地把每个人看作一个道德人来对待,决不根据人们的社会幸运或自然拈阄中的运气来衡量他们在社会合作中利益和负担的份额……”。(同上,第58页)

   为修正正义观,罗尔斯确实遗弃了传统的应得观念。诺齐克指认了他这一反应得的态度,并以四个肯定性的论证公式将其清晰展示。(参见诺奇克,第259-269页)内格尔也指出,那些影响福利的自然和社会的偶然因素,包括才能、出生环境、阶层背景,都不是应得的,这点是罗尔斯反复强调的。(参见内格尔,第119页)谢尔围绕个人基本能力,勾勒了罗尔斯反应得的推理路线。(cf. Sher, p.24)桑德尔从作为应得主体的自我切入,分析了罗尔斯如何凭借否定应得的方式将属我特征从自我身上剥离而导致自我的消解。(参见桑德尔,第100-122页)米勒区分了应得的前制度性与制度性,并将罗尔斯应得观划入制度性的范畴,但指责该范畴缺少社会的批判力。(参见米勒,2008年,第160-191页)谢弗勒讨论了罗尔斯反应得的理由,同时指出他只在惩罚正义领域为其留有余地。(cf. Scheffler, 2000,pp.965-990)斯坎伦在认可罗尔斯关于传统应得观关联于道德品质的论断的基础上,考虑社会惯例对特定反应的影响,区分了应得的反应态度与分配正义的诉求,进而松解了范伯格所说的F与X之间的直接联系,为罗尔斯反应得的观点辩护。(参见斯坎伦,第135-153页)

   但笔者认为,罗尔斯在正义领域所放弃的仅仅是肯定性的而非否定性的应得观,而这正是应得判断的不对称性的表现之一。本节的任务是,首先指明罗尔斯并未全然反应得,然后阐明应得判断的不对称性的具体所在,最后初步提出一个缓解该不对称性的多元主义方案。首先,其“反应得论证”实际上暗含了某种“纯粹的应得主张”(claims of pure desert)。(同上,第138页)之所以如此,因为笔者出于这样一种考量,即我们可将反应得的立场区分为“外在反应得”和“内在反应得”,前者指的是某人站在应得观念的对立面而对之进行驳斥,甚至认为它在理论上是虚假的而主张以另一种观念取而代之;后者仍在理论上认可某种应得观,只是认为有些东西因不符合应得判断的标准而不由人民应得。笔者认为罗尔斯所采取的为后种立场,其大致有以下两个理由。

   第一,对自然天赋和社会地位等偶然性因素的评判需要诉诸应得的标准,否则罗尔斯(以及包括阿内逊(cf. Arneson, p.349)在内的一些运气平等主义者)无法得出“道德任意性”的判定。罗尔斯曾反复说,“从一种道德的观点来看”,自然天赋和社会地位等偶然性因素是任意的。(参见罗尔斯,2009年,第63、64、124、403页)其理据是,对照前文所述的一般应得公式,这些偶然性因素不符合应得的基础F,以致不能被视为人们获得某种道德反应以及分配资源的条件。在此意义上,由这些任意的偶然性因素所带来的好处在道德上不应得。(既然任何人不应得“六合彩”所产生的好处,后者被视作“共同资产”,参见罗尔斯,2009年,第78页)柴特奇克清晰概括了反应得论证的内在逻辑,即“鉴于拥有Z,X应得Y,仅当X应得拥有Z”。(葛四友主编,第25页)不难看到,罗尔斯是站在内在反应得的立场上反驳应得观念的,终究没有摆脱对应得判断的标准的诉求。

   第二,罗尔斯确实在理论上预设了一种理想的应得观,应得基础或许是“真诚的努力”(conscientious effort),该要素被视为判断道德上应得或不应得的依据。如其所言:“按照直觉观点,最接近奖赏道德应得的准则似乎是按努力分配(或更恰当地说,按真诚的努力分配)的准则。不过,我们仍然很清楚地看到:以一个人愿意做出的努力是受到他的天赋才能和技艺以及他可选择的对象影响的。”(罗尔斯,2009年,第244页)依此,“纯粹的应得主张”原本在理论上是可能的,但在实践上不可行。不可行性的主要原因是,人们的努力及其意愿都或多或少地受到运气的影响,不仅后者难以从前者中被析出(困难D1),而且也很难被完全消除掉(困难D2)。总之,真诚努力(更不说生产贡献了)遭到并将始终遭到运气的“污染”。如此一来,如果真诚的努力是“不纯粹的”,他们就不再能提出“纯粹应得的主张”。不过,实践的不可行性并不能直接取消理论的可能性,毕竟二者是两码事,更何况前者是否为真仍为一个开放性的问题。

   接着,基于上文对罗尔斯反应得论证的澄清,现在转而进一步讨论应得观念的不对称性。根据他的观点,鉴于D1和D2,应得观念在价值判断上丧失了贯穿于传统正义观的肯定性的评判功能,也不再充当社会资源分配的参照依据了,而仅存一种否定性的批判功能。一经应得标准的检验,无论被罗尔斯评定为具有偶然性的一些因素,诸如出身、地位、天赋等,还是被这些因素“污染”的个人能力、优越个性、努力、成就等,都被排除出了“应得集合”,其几近空集。他还补充道:“没有人认为,占有较大份额的人从道德观点来看比别人更应得到这种份额。”(同上,第424页)也正因如此,他在理论构造之初就预先设置了一层可被用于遮蔽代表们关于自然的和社会的(不应得的)资质分布的任何信息的“无知之幕”,而免受那些信息的干扰或扭曲这一事实成为由代表们所理性选择的正义原则称得上“公平”之原则的必要条件。虽然应得观念已不再有“立”的功能(肯定性的),但至少还能发挥“破”的功能(否定性的)。其功能的转变被古丁觉察到,他说:“否定性的不应得观念,而非肯定性的应得观念,构成了应得观念道德化的核心”(Goodin, p.576),而“应得观念在本质上要做的是,点出违背社会常规的干涉,这些干涉是不应得的,它们妨碍了人们正常所会得到的东西”(ibid.,p.580)。所以,通过分析,不对称性问题再明显不过了,即其在价值判断上的肯定性方面归于无效,而剩下的否定性方面却依旧有效。

但它在肯定性判断方面果真无效吗?尽管D1和D2的影响确实深远,但不可否认的是,那些运气并不构成塑造生活前景的全部原因,个体仍拥有自主选择的空间(诺奇克指责罗尔斯将个人值得关注的一些事情归结为外因,(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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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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