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历史看，新闻学作为一个学科，总是显得有点底气不足步履蹒跚。且不说似乎一直面对有学无学的质疑，甚至不得不为这无聊的伪命题做种种辩护，就足以显出对于自己合法性地位的紧张。上世纪八十年代传播学的引入，又增加了几分压力。新闻学和传播学的关系，始终剪不断理还乱，迄今仍是不清不白，尽管表面上像兄弟俩，和和气气在一个屋檐下吃饭。当然，说这些并不表示我要清理历史旧账，新闻学一路走来没有倒下，就说明它有着自己的根基和营养来源，没有必要回过头看。牵涉历史，是因为由此联想到新闻学的今天乃至未来。

今天是一个什么情状？刺激一点，或许可以用得上 罗伯特 ? 麦克切斯尼的“紧要关头”

——“旧的制度正处于土崩瓦解的阶段”。“新的传播技术革命摧毁了现存的制度”；“媒体体系的内容，特别是新闻业，其可信度逐渐下降或者被视为非法”，新闻业陷入美国“进步时代”以来的最低潮。 ( 麦克切斯尼， 2007/2009:11-12) 平和一些，则可以用卡斯特的“网络社会的崛起”： “各种沟通模式整合入一个互动式的网络中。或者换句话说，通过超文本和后设语言的形构，历史上首度将人类沟通的书写、口语和视听模态整合到一个系统里。经过人脑两端，也就是机械和社会脉络之间的崭新互动，人类心灵的不同向度重新结合起来”。 ( 卡斯特， 2000/2001:406) “紧要关头”与“网络社会”，表述不一，精神一致，在传播技术革命性变化的推动下，传播生态和社会形态发生了根本改变。“ 在人类历史上处于中心位置的，是各种相互交往的网络。塑造人类历史的，正是这些信息、事物、发明的交换与传播，以及人类对此所做出的各种反应”。 ( 麦克尼尔、麦克尼尔， 2003/2011:1) 如果说 工业时代最为关键的机器是时钟，并由此成了机器的代表和“典型符号”，那么，时钟也就是工业时代的最好隐喻， ( 芒福德， 1963/2009:15) 有一个机器人一样的自然理性主人， ( 普里高津、斯唐热， 1984/1987:83) 在主宰着世界的一切，想想“标准、规律、节奏、分工、统一、进步、因果”等等之类的现代词汇，即刻明白我们其实一直是生活在时钟所确立的生活节奏之中。然而，网络化时代变了，如果也选择一个隐喻，就不可能是再是时钟，用约翰?厄里 (2003/2009:79-80) 的说法应该是“因特网”，意味着是一个“高雅的、无等级之分的根茎状全球结构模型”；“而且，它还以横向的，以及纵向的‘超文本’链接为基础，从而使得文本文档中的物体之间的边界呈现出无穷无尽的流动态势”。本来似乎秩序井然中心边缘分明以线性因果逻辑运转的社会，突然间就变成了无边无际的波浪式的涌动：没有中心，或者是互为中心，此起彼伏，前呼后拥，同声共享。“线性的隐喻”被“联系的隐喻所代替”，“既不存在‘结构’也不存在‘功能’、既不存在‘宏观’层次也不存在‘微观’层次、既不存在‘社会’也不存在‘个体’、既不存在‘系统世界也不存在‘生活世界’”，社会理论这些假定存在相互分离的实体和相互分开要素的概念已经失效，诸多网络所造成的“关系”，同时也只有“关系”，才是根本。 ( 厄里， 2003/2009:152-153 ； 25)

报刊业呱呱坠地，恰好是“时钟”时代，且是“时钟”的威力渗透社会各个方面并慢慢确立自己独尊地位的时期，“随着钟表的更广泛的应用，人们对时间的意识就变得更普遍化了：时间与有机体的时间系列分开来了”，“到了 17 世纪，报刊杂志出现了”，甚至连衣着也每年变换着新花样，再不是几十年不变了。 ( 芒福德， 1962/2009:17-18) 传播革命所激发的第一次“紧要关头”就此来临，随之美国的“进步时代”催生了新闻专业主义， ( 麦克切斯尼， 2007/2009:13) 新闻人才遂成为一个重要问题。

美国新闻教育发端于 19 世纪末，首先开办四年制新闻学课程的是 1904 年的伊利诺伊大学，随后是密苏里大学于 1908 年开设了第一所独立的新闻学院。初期的新闻教育，重点在于技术性课程。到了第二个阶段，新闻史和作为一种社会体制的新闻事业，成为研究的对象，并出现了第一批教科书。 1930 年代以后，新闻教育进入和社会科学结合更加紧密的阶段，目标是实现二者的一体化。“人们公认，新闻专业的学生应该接受广泛的大学文科教育和良好的新闻技能训练，并理解他们所选择的职业的社会含义”。 ( 埃默里、埃默里， 1996/2001:603-605) 不过这种面上的平静描述，遮蔽不了内在曾经有过的激烈冲突。在新闻教育和社会科学的结合过程中，尤其是后来传播学的融入，并非风平浪静。罗杰斯 (1997/2002:385-490) 就看到，在不同高校里“绿眼罩人”和“卡方人”互为轻蔑和贬低，可见二者隔阂和戒心之深。“绿眼罩人”甚至反对将“新闻学”命名为“传播”。传播是一个社会科学的概念；新闻学是一个职业名称。一直待到报人和一些媒介机构开始涉足于民意测验和市场调查之后，传播的应用首先得到了业界的认可，互不买账的情况才稍有转圜。当然，缝隙并没有因此就被填平，或者可以说，传播更多是在应用研究上，新闻学仍然以职业为重。施拉姆想把新闻学院变成传播学院的设想，显然是低估了其中的难度。大多数学院最终是选用拼搭捏合之法，以“新闻与大众传播”冠名，多少说明了这一点。当然，这是一种妥协，更是机会主义的表现，以使研究和教学各得其所相安无事。此种思路下，本科的学士学位，坚持以“新闻”为名，自也就不足奇了。

之所以从报刊业的产生转接到美国的新闻教育，乃是最先注入中国新闻教育之流且激荡搓摩并初成模样的，就是来自美国这股泉。迈入 20 世纪不久的中国知识人发现， 新闻事业“尤以北美合众国为盛。自美国新闻家 Joseph pulitzer 君创设新闻学校于哥伦比亚大学，而各大学之特设新闻科者，亦所在多有。新闻学之取资，以美为最便”。 ( 蔡元培， 1994) 不过，恰 如有论者所揭示的，后来影响中国新闻教育最大的不是蔡元培所提到的哥伦比亚而是密苏里大学。中国整个新闻教育，实质上都是“密苏里大学新闻教育模式”的翻版，即：“主张学新闻最佳的方式是实践，强调动手做和职业取向”。 ( 张詠、李金铨， 2008:335) 这种倡导具有公共服务精神的职业导向之新闻教育，确立了中国新闻教育的基本目标、教学体系和研究方式。因此，像美国一样，中国新闻学从一开始便是一个职业规范性学科。具体地说，新闻学是通过对报刊实践所形成的一套规范加以归纳和提炼，形成条理化的知识，传授学生，指导实践，其依托的基础是职业伦理 - 社会责任，并以此区分和指认应该 / 不应该，“导新闻业于正轨”。 ( 徐宝璜， 1994:132)1949 年后的新闻学教育和研究在性质、方向及目标上发生了根本性变化，然而，这种变化与其说是职业上的还不如说是政治上的，培养新闻事业新人仍是基本目的，需要端正的是为谁服务。直到 1980 年代传播学的侵袭，新闻学才发生了动荡，好比美国的“卡方”和“绿眼罩人”的纠缠，二者的界线和各自重点，同样让人迷惑不清。“新闻传播学”的名称糅合并确立为一级学科，表面上的隔阂得到了消除，内在的张力却并没随之而去。由于本文着重是要谈新闻学重造，传播学暂且搁下，下面仍然转到新闻学。

在以“互联网”为隐喻的今天，报刊业所开创、建立及保持的大众传播秩序和关系，风光早已不再，如果不是说被颠覆的话。新传播推涌出一个新的“紧要关头”，这主要不是时常说的多了哪些传播渠道，信息是如何的庞杂，舆论意见的表达是如何嘈嘈切切，而是发生了传播的“整体的生态变革”， ( 波兹曼， 1992/2007:9) “ 这种以多种传播模式之数字化与网络化整合为基础的新沟通系统，其特性是一切文化表现的无所不包与全面涵盖。由于它的存在，新社会中的所有信息均以一种二元模式运作：亦即在多媒体沟通系统中 ‘ 出现 ’ 或是 ‘ 缺席 ’ 。惟有在这个沟通系统中出现，才让信息能够沟通与社会化。其他所有信息则被化约成一种个人想象，或是日渐边缘化的面对面接触次文化。 …… 不过，若要纳入这个体系，必须付出的代价是要能适应其逻辑、语言、进入点以及编码与解码模式”。 ( 波斯特， 1990/2000:464) 由此见， 麦克切斯尼说的 “媒体体系的内容，特别是新闻业，其可信度逐渐下降或者被视为非法”，还不是最重要的，最重要的是新闻业和大众媒介体系要依照新的“ 逻辑、语言、进入点以及编码与解码模式”，方能进入并在这个新的传播生态之中存身，否则就只能是“缺席”。

学界和业界不是没有感受到此种非同以往的变革，反应也不算不及时，“媒体融合”或“全媒体”之类的操作性尝试和课程的开设，以及业界主动介入数字技术，都在在表示要努力融入这个按照新逻辑运行的传播网络而不是被排除在外。但是，当所有的注意力都被“媒体融合”所吸引时，却似乎忽视了“网络化社会”或者“网络化关系”是由另一种“融合”所构成，亦即延森 (2010/2012:3-4 ； 17) 所谓的 三种不同维度的“媒介融合”：人的身体的媒介平台、大众媒介平台以及以元技术——数字技术为核心的平台，互相叠加和广延，实现“交流和传播实践跨越不同物质技术和社会机构的开放式迁移”，籍此，“人类被纳入了传播平台的范畴” 。与前一个“媒体融合”——某一媒介内部综合运用诸种媒体——之不同，延森的“媒介融合”，是三种媒介平台交错混杂的网络，在这个网络中，新闻业当然存在，但不过是其中的一个平台或者维度，更彻底地说，不过是这张网络上的一个节点，犹如其他节点一样。 在这样的“关系之网”中，新闻业并非因为是职业新闻制作者就有何先天优势，或者占据什么高地。相反，“各节点通过更多地吸收信息并有效地处理这些信息来增强自己在网络中的地位；而如果它们表现不佳，其他关节点则会把它们的任务给接收过来。因而，各节点在网络中的重要性如何并不在于它们本身的属性，而在于网络中的其他节点相信不相信它们的能力。从这个意义上说，这些‘转换者’遵从的是网络运行逻辑，而不是命令逻辑”。所以厄里 (2003/2009:12 ； 22) 进一步指出，各种节点只是以一种中间状态而存在，“既不是决定论的，也不涉及自由意志”，自然也不能用一种先定的功能予以定位。结构已变，功能焉存？一切均是待定，完全取决于节点所显示的能力——信息吸纳、处理及转换。作为一种职业实践的新闻传播仍然有位置，作为一个组织信息和知识机构的大众媒介也不会消亡，但都只能化为“关系之网”中的一个互联部分。即便它自身也是一个网络，也必定被嵌入到更大的网络，与其他网络共存并发生相互作用，从而显现出如下的特征： 1. 有位置但不必然有效力，网络关系始终以 去中心与再中心进行着波浪式的涌动； 2. 媒介与社会的界线消解，只有自组织自滋生的 多重相互联结， 看或被看互为交织，同时发生， 线性因果不再存在，后果不可预见和不可逆 ； 3. 真实、客观等理念将会重新遭到估量，由于网络关系中有着各种层面的诠释群体，意义的建构将成为重点； 4. 作为一个节点，衡量专业新闻传播机构的不再是独家或者什么原创性新闻，而是接入点 1 和到达点的数量，转化转换数据的能力和水平。所以，《纽约时报》就提出，要从一家生产优质数字报道的报纸转型为一家生产优质报纸的数字媒体，显见就要在元技术——数字技术为核心的平台上同台竞争。 ( 《新闻与写作》， 2014) 这也正是厄里所讲的，如今遵循的是“网络执行逻辑，而不是命令逻辑”之意。看一下 当下中国传播沿网络节点水平展开，以行政地域纵向分层管治的媒介格局不再有效；舆论呈现多中心且在流动中此起彼伏；新闻业的一举一动被公开化被围观；大众传播想发力却找不到一个牢固支点，就在相当程度上说明了问题，虽然似乎还只是一个开始。 可是，眼下的“媒体融合”或者“全媒体”，却透露出职业大众媒介机构执拗的路径依赖思维，“门”好像是敞开了，但仍坚定地沿续着原有的职业想象，要将其他不同的媒介手段引进来为我所用，好像之前与广播、电视的共聚一堂；而不是自己走出去，扑入“关系之网”一竞高低，不免还是揣着旧图景比照新传播。即便把所有的十八般武艺全用上，仍然是一个“节点”，一个“转换者”，不可能再有以往“时钟”逻辑下因为分工而得到的那种“光荣与梦想”。旧船票难上新航船。

“ 学科的创立乃基于这样一个信念：由于现实被合理地分成了一些不同知识群，因此系统化研究便要求研究者掌握专门的技能，并借助于这些技能去集中应对多种多样、各自独立的现实领域”。 ( 华勒斯坦等， 1997:9) 同时，“学科”本身又是一种生产知识的社会实践，会进一步建构并合法化这样的划分，于是就使人以为是天经地义，成为人们理解和认识现实世界的前设框架。 新闻学也不例外，它是以新闻职业——以“决定论”的或者说“先定功能”规定下的分工——为对象所累积整合的一种知识体系，并籍此构成了其前提——学科“ 普遍接受的方法和真理”， ( 沙姆韦、梅瑟 - 达维多， 1999:13) “新闻业是生产和传播攸关普遍公共利益的重要时事信息的活动或实践。该活动由定期（一般是每天）发布时事信息或评论的一组机构进行，它以真诚的态度为分散和匿名的受众呈现真相，从而获得公众的关注” ( 舒登声， 2003/2010:13) 。而今，这一确定无疑的“信念”遭到当头一棒，被卷入到网络关系之中的新闻业，不仅其“卧榻”之旁布满了各种各样虎视眈眈的不同网络，并且必须与这些节点互为共存同气相呼。盖伊?塔克曼 (1978/2001:41-58) 的那张“新闻网” , 职业新闻机构还可执在手中，还可以撒开去，但当它既不能独自“覆盖着世界”，亦无法单独“给社会生活设置某种秩序”时， 原本坚固的职业景象和确定不移的操作规范——构成新闻学的一直被“普遍接受的方法和真理”，也到了“紧要关头”——面临改造的紧要关头。《纽约时报》最近就说，新媒体同行在优质新闻生产方面具有更大的热情和资金，传统媒体行业面临残酷变革，“要求我们重新思考我们的传统”，“以适应受众向移动平台大转移、社交媒体日益重要以及其他破坏性的趋势”，甚至认为要慎用“转型”，因为这个词是危险的，“暗示着从一个固定状态转向另一个，也有终点之意”。变革不是要使传统行业变成“网络第一”新闻编辑部或“移动第一”新闻编辑部，而是成为能够不断调整，适应重要需要的灵活的新闻编辑部。 ( 《新闻与写作》， 2014) 美国《贝尔维尔新闻民主报》执行主编说，他们的新闻编辑部已经实施“数字优先”战略，“印刷媒体已经处于要终结的边缘了”，更有学者惊呼，“过去的新闻工作一去不复返了”，因此，新闻记者的核心技能不能不变。 ( 芬博格、克林格， 2014:22-27) 卡西尔 (1961/2004:28-29) 有言，任何科学总是“经验”与“理论”，或者说是“事实性知识”与“原则性知识”的彼此交融。这也正是赫拉克利特所言的，往上之道与下降之道是同一条路。因而，随着新的事实之纷呈，我们必须相应地“让基础深植”，这是每一种科学应有之本质。面临“网络化关系”这种新的“事实性知识”，原有新闻学——“原则性知识”的重造，已是箭在弦上。

重造之意，粗粗想来，大概有这么几点：

第一， “ 应当重构当前的研究焦点，从作为技术的媒介，转向作为实践的传播 ” 。 ( 延森， 2010/2012: 中文版序言， 1) 依我所见，新闻学科的基础要从媒介机构或职业新闻实践，转到整个人类的传播实践，就像人类被纳入了传播平台的范畴，新闻学必须自觉地转换视角，从人类传播实践的平台范畴来观照新闻业及其实践，把新闻实践与其他的传播并置，从而讨论其可能具有的特殊性及其实践规范，而不是以往那样，将新闻传播作为一种职业，与其他的传播相剥离。这样转换视角的目的，不是为了扩展新闻传播研究的范围，至少不是主要的，更重要的是更符合当下的新闻传播实际面貌，同时也可以更加深刻地理解和展示新闻传播自身，从而使新闻学有一个新的基础和景象。

由于之前的新闻学始终是框定在“职业”之中，是跟随新闻职业而起的一套操作知识体系，新闻学迄今为止一直是建立于伦理基础上的规范性学科。它与经验性学科不一样，它的课程内容和研究，就是为了区分和说明什么是应该什么是不应该。具体地说，它主要是围绕报刊实践所形成的一套规范——新闻生产的基本过程，报刊性质的认识和理解，报刊职业与社会的关系，报刊从业者必须具有的道德和素质等等而展开。这一切职业实践的规范是既定和明确的，新闻学就是通过介绍说明这些规范来培养学生，分析新闻现象，指导新闻实践。当新闻学从职业和专业机构的眼界向“人类传播实践”打开，新闻业是“人类传播平台范畴”中的一个部分，那么， 新闻学转换的就不只是一个眼光，同时也就是要改变自身的“规范”性质，成为与传播学一样的经验描述性学科，研究和知识的生产是围绕“是 / 不是”。当然，这并不是说处于“网络化关系”中的职业新闻实践不需要规范了，不存在应该 / 不应该的界线，而是说，这种规范可能需要重新理解和确立，甚至不排除呈动态状，不同情况不同规则， 与 “ 这种涌现出来的全球流动一同向前流动 ” 。 ( 厄里， 2003/2009:176) 因此，只有从网络化关系视野去探析，始终不断从新的经验事实入手，方能理解和分析新闻实践的状况，方能辨析乃至抽象出规范和原则。同时，这也可以使原来新闻学——规范性学科和传播学——经验性学科并存而不合的新闻传播学，在性质上趋于一致。新闻传播学成为名副其实的一个整体。

第二，基于“时钟”的隐喻让位于“因特网”，新闻学原来所坚信不疑的一些前提及其概念，同样需要改造。我很喜欢华勒斯坦 (2001/2008: 导言， 1 ；第二版序言， 3) 的说法，我们总是习惯于反思，而且的确也不时在反思，但现在需要做的其实只是干脆 “ 否思 ”(unthinking) 。因为“时至今日，这些旧理论的很多既狭隘又具误导性的假说依然深刻影响着我们的思维，而实际上本不该如此。这些曾经被认为是思想解放的假说，今天已经成为我们对社会进行有用的分析的核心理性障碍”。否思社会科学，“首先就需要否思我们的理性束缚”。因为文章篇幅所限，不能对此有太多展开，仅举一例。

“社会需要论”是新闻学解释新闻传播的一个唯一的前提。这个源自于徐宝璜一脉的预设，被上世纪五十年代的王中教授进一步阐发，在改革开放年代经过激烈争辩而终于击败“阶级斗争需要论”，登临众所拜服的正宗地位，并成为搭建新闻学知识体系的奠基石。这个混杂着人的生物本能和唯物史观的理论前提，把所谓原始社会的新闻传播和现代社会的新闻业一线牵起。社会需要转而成为新闻传播变化的一种内在驱动力，好比一个人所内藏的心理动机，总是预伏在那里，一有合适机会就发生作用，犹如异性相吸。这种把社会需要与社会变化视为亦步亦趋互为呼应的做法，在经验的层面早已不攻自破。比如：晚清传教士所办的《察世俗每月统记传》，目前公认是第一份中文刊物，乃是因口头布道之不可能，马礼逊、米怜迫不得已出此下策，而且还没有人看。那么，这究竟是在满足什么社会需要呢？舒登声 (1978/1993:41-43) 根据美国报刊史的状况，批判这是一种不对历史做出任何解释的“自然史”，“一种无解的社会进化”。王中教授 (2004:233-234) 曾经用过病人和医院关系的风趣比喻，来证明“社会需要论”之正确。他说，“大众传播工具实际上不过是人的传播器官——嘴巴的延伸罢了”，而嘴巴之所以变成了“大众传播工具”，则是由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所导致，是生产力发展到一定水平的产物，这与病人和医院的关系是一样的，病人是医院产生和存在的基础，但扁鹊、华佗就只能是望闻问切，不可能搞出 X 光机。医院变化的不过是设备和技术，病人需要治病则是一以贯之。可是，当王中教授把病人和医院看成一种自然关系时，也就完全忽视了扁鹊、华佗的“病人”和“ X ”光机时代的病人并不是一个概念。比如有史学家就证明，西医的进入中国，完全颠覆了中医的一切，无论是看病方式、病情诊断以及病人身体结构器官的构造，等于就是“再造病人” ( 杨念群， 2006) ，属于中国之前从无所见的“病人”。这到底是因为病人需要创造医院还是医院创造了病人呢？“病人”当然是一直存在的，但谁是病人，什么是病人是因时而变的，技术和观念有建构病人的力量，就好比媒介对于新闻和传播的重新构建，否则福柯就用不着写《疯癫与文明》了。报刊等大众媒介的出现，并没有以消灭“口头传播”为代价，“嘴巴”仍然是在起作用甚至不能替代，也就足以证明大众媒介不是口头传播的自然延伸，而是另一个脉络——现代性的产物，与口头传播完全不是一回事。

就理论上看，这种自然进化的“社会需要论”，与华勒斯坦 (2001/ 2008: 导言， 2-3) 所指认的十九世纪以来社会科学的两个前提吻合：一是“发展”，二是自然的时空观，即“时空被认为是一种自然的常态，因此属于外生变量而非连续性的社会创造”。由此，时空不过是自然生成的座标，“发展”就是顺着这样的座标不断向前同时又为座标刻出阶段性标志。这种互相印证的“历史一体化”神话，不仅把社会的周期性变迁变成了线性的进化，而且也不能真正认识社会和传播的关系。吉登斯批评说，这是“学者们以自己影响规定的一些社会需求为依据，塑造出所谓的‘社会的理由’”。如果这样的解释能够成立，除非是在社会关系中的“行动者在行事之时，认识到他们所做的正是社会的需要。” ( 吉登斯， 1998:73-74)

知识“不是被动的，它构成它的对象。当我们把某一现象当作是经验的对象时，我们在实际经历该现象之前先验地假定它遵守着一组给定的原则。只要我们把它当作一种可能的知识对象而感知它就成为我们思维的综合活动的产物。我们发现我们自己也在我们的知识当中，因而科学家本身就是他在自然界中发现的那些普世规律的根源”。 ( 普里高津、斯唐热， 1984/1987:127-128) “社会需要论”的前提以及其构成的对象，在中国新闻学的历史发展中，的确起到过重要的作用，只是既不符当前情势，也不再能够解释传播的历史和现实变化。新闻学知识体系的整体清理和改造已是势所必然。

如沿此再稍做展开，“新闻真实”同样需要重做考量。作为新闻学中的一个关键概念，“真实”是和“真实性”理论分不开，后者作为一种理论视野，决定了对于真实的不同理解。新闻学至今仍然坚守“主客体”两分，把新闻当成现实的镜子，不仅远远落后于人文和社会科学的基本认识，在今天的网络化关系中更是处处捉襟见肘。其实，这个问题也不是完全有新传播所引起。早先年有学者 ( 彭涟漪， 1996) 从辩证逻辑揭示“事实”并非客观之物，而是对外在事物的判断和陈述，就足以形成对新闻学理论的挑战，除了芮必峰教授在《新闻大学》发过一文，就此对新闻报道提出一些新的理解，没有人再加注意。现在看来，我自己写过的关于客观性文章，同样需要再审视和批判，没有对不同维度的理论立场好好清理，反而试图归拢一起。

第三， 与“社会需要论”相关，媒介在新闻学中永远摆脱不了为满足需要而被使用的工具手段之命运，而且是由少到多的直线型变化：口头传播、书写传播、印刷传播、电子传播，现在又加上了网络 / 数字传播，所谓的“媒体融合”或者“全媒体”，就是这种想象的结果，于是乎，在一贯以媒介为逻辑的专业划分中，再加上一个“新媒体传播”或“网络传播 / 创意”之类的，其他什么都无需变。这固然是简便，用不着伤筋动骨，只是“错把杭州当汴州”。前面提到过的《纽约时报》“创新报告”中就说，在接下来，他们要进一步重视“创建受众拓展团队”；组建数据分析团队；创建战略分析团队；鼓励跨部门合作，零距离贴近受众；优先招聘数字人才，助力 “ 数字优先 ” 战略。显然，这种创新和人才职位的想象，远不是我们现有的教学思维和内容所能涵盖，也不是增加一个“网络传播”之类的所能解决，而是 要从网络化关系出发，彻底打破现有的专业划分，对人才培养的目标做出新的审视，与之相应，现有的教学方案、教学方式、课程体系等等均需要做出新的结构性调整。对此，我在最近《新闻大学》上所发表的关于学科整体转型的文章中也已有提及，这里就不再具体展开，以节省篇幅。

吉登斯 (2000/2003:23) 说，“社会学习的能力是现代性留给世界的遗产，依靠它我们可以欲知未来。面对加速的社会变迁，只有社会自身不断来调整它的制度，才能自信地迎接可预期的未来。社会学正是运用这种反思性的主要方法”。吉氏这番话虽然是就社会学而言，对于新闻学同样适用。在当今传播革命的大变革下，增强自己的“社会学习能力”和反思的能力，重造新闻学，避免以旧知识旧眼光旧思维拥抱新交往，已经是刻不容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