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旦:新报刊史的书写——范式的变更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528 次 更新时间:2016-03-24 23:06: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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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旦 (进入专栏)  

   (全文摘自2015年7月21日,黄旦在复旦大学信息与传播中心《第十一期中外新闻传播理论研究与方法》研究生暑期学校学习班。)

  

   一、新报刊史书写的背景

  

   “让历史研究跳动自己的心脏”

   何谓新报刊史的书写?我们研究新媒体不是只是研究手机,是要用新的思维反看我们新闻史的研究。这实际上也是一种新媒体研究,为什么不是呢?

   展开这一话题时,要提到两个背景:1、中国报刊史研究的状况。2、新传媒技术革命带来的问题。

   目前的新闻史研究根本回应不了目前的传播现实。历史研究不是无病呻吟,历史研究回应不了现实,就是自娱自乐。通常,关于新闻史研究,我们指导论文涉及两个问题,有没有人做过?没人做过,好。材料有没有?够多,好。

   这不是历史研究,这是资料整理。

   好的历史研究是在现实中找不到答案,要从历史中去重新去反观,去解决我们现实的问题,给我们增加这方面的知识。所以余英时先生讲,历史研究中,跳动的是你自己的心脏。

   我们中国新闻史无法回应目前带来的变化。

  

   “我们千万不能做乞丐式的骄傲”

   新旧是时间链条的东西。我的新报刊史,不是时间链条,而是空间维度上展开,要有新的拓展,开辟中国新闻史新的窗口,新的路径。如果探讨报刊新闻史的写法,我主张有更多不一样的新闻史。这不是说过去的新闻史研究不行了,要树立一个唯一正确的新闻史。但黑格尔提醒我们说,我们不能做乞丐式的骄傲。

   我们千万不能做乞丐式的骄傲。套用时髦的话,我们要创新,要开辟新的窗口,自然要对老的窗口带来压力,带来压力就很好。互相之间共同提高。

   我不提我们重写新闻史,这带有傲慢,但我们要有另一种不一样的新闻史,每一个人都可以写一本自己的新闻史,那不是更好?

  

   “历史研究就是讲故事”

   首先要提到的是“范式”。库恩的《科学结构》中有关于科学研究范式的问题,他从科学实践入手,探讨科学家群体,如何共享一个共同的信念,科学家群体做研究都在于共同的价值、理念来做。比如“相对论”,大家信奉这一点才能做这个研究。之所以形成共同体,因为背后这样的价值理念和规范起作用。信奉了范式,就会去用。当转入另外一个范式时,就发生范式的革命。

   库恩从科学实践探讨范式,对我有启发。从书写历史实践来看背后的范式。库恩主要是看范式对科学研究的作用,但对范式的呈现和结构内容很少呈现。库恩要打破的是科学发展不是一步步发展过来的,渐进式的认识论。他提出科学发展往往是断裂式的变化,而是一个个范式递进。

   我更乐意引用的是海恩·怀特的历史研究的深层结构问题的思想。《原始学》里概括历史书写的类型和结构。叙事结构中的深层结构深层意识。历史是一种叙事,把你了解到的东西,转换成你可以讲述的东西,让别人可以接受。历史研究就是讲故事。你的深层结构决定你怎么讲故事。怎么叙事是有固定的范式的。

   叙事的范式不仅决定了讲法,每个历史学家在叙事的时候,必须接受某一种范式,否则是无法书写的。我讲的范式更接近海登·怀特的深层结构、深层意识,是关于如何书写历史的问题。

   书写对于历史的重要性,只有纳入到范式中,这个历史才是可以被理解的。所以,他说提供历史解释不是描述世界,而是让它可以被理解。一个个事件并列,那是编年史,这不是历史叙述。历史如果有意义的,必须是在范式。任何人、事件、制度,都必须纳入某种范式中,否则没有解释。

   中国报刊史究竟是怎样一种书写?它的范式是什么?我们在哪些地方可以有新的拓展?

  

   “中国报刊史就像中国革命史”

   (对于中国报刊书写范式的认识)

   “中国报刊史就像中国革命史、政治史。”这就是范式。丁淦林认为,中国新闻史的书写可以分为两种范式,一种是以戈公振、胡道静为代表,注重中国传媒自身变迁,以新闻为本位,涉及阶级广告经营,新闻法规新闻教育等等方面。以戈公振《中国报学史》为代表。

   另外一个范式,从1956年开始,中央开设马列党校,编辑中国报刊史大纲,形成的以新闻传媒的内容为主题,以中国共产党的进步的革命的新闻宣传为主体,以新闻传媒在政治斗争、思想斗争中的作用为研究基本内容的这样一种范式。这样范式的代表是李龙牧《新闻事业史稿》。

   丁老师放在书写对象上区分两种范式。一个讨论内容是什么,一个是讨论书写的对象是什么。这样讨论范式,就会让我们陷入一种思路。范式的不同,仅仅因为研究对象不同。但是研究对象的不同,不意味着研究范式一定不同。

   复旦的王忠先生在《民立报》三篇文章,就是要打破原来革命史、政治史的范式。按照自己的说法,要把竖三民作为研究对象,突破把报刊史当成革命史、思想史的苏联模式,寻找按照报刊史本身特点作为研究的思路。

   但是王忠的目标,按我看是落空了。他认为,过去的报刊史只是注重于宣传内容,忽略了如何进行宣传。因此他花费主要精力研究“竖三民”如何进行宣传,那为什么研究如何进行宣传,试图提醒我们,不能简单给报纸贴标签资产阶级报纸,实际上其内容生成呈现和动因上很复杂,资产阶级报纸也要有区分。这样研究具体的展开,细微之处,丰富了我们对竖三民的认识,但是他研究的只是对革命史研究的丰富和补充,实际上还是在革命史范畴。

   研究如何宣传的历史,和宣传什么的历史,在范式上有何不一样?这本身上是一体,怎么可能有范式上的突破?从研究对象上入手,找研究突破范式的突破,这是不可能的。基本上停留在对象上。

   这是我针对目前中国新闻史研究现状的观察。

   研究方式眼光和能力决定了只能是这样。在这样的框架下,研究个案和研究通史的结果基本上是差不多的。我还是引用海登·怀特的观点:叙事与其被当做一种再现的形式,不如被当成一种谈论世界的方式。

   讨论范式不是讨论再现的问题,而是讨论它是如何被谈论的问题。

   所以,奥德里库尔说,表现一种科学研究的是观点,而不是研究对象。很多人以为学科是由研究对象决定的,比如认为中国报刊史研究,是由报刊史决定的。现在发现不对了,做其他历史的人都在研究报刊,所以中国报刊史研究岌岌可危,因为研究的对象不是自己特有的。

   所以奥德里库尔说真正体现学科特征的是你的观点,也就是你如何谈论。

  

   二、我们今天该如何谈论报刊及其世界?

  

   1.现有报刊史如何谈论世界

   【1】戈公振范式。

   《中国报刊史》,对报纸下的定义:报纸是报道新闻、定期为公众刊行者。他首先界定报纸。从思路上非常清晰,一开始在《绪论》中交代如何看待报纸,概括出两个原质:1、内容的原质:新闻(时宜性与一致性)2、形式的原质:公告性。两者结合一起成为报纸。

   为何这样谈论?戈公振用这个两个原质,在解释什么是报纸的基础上,为自己的报刊史叙事建立第一个台阶。

   报纸是由两个东西构成,两个原质的重要性不同,他认为公告性是不可缺的、是恒定不变的。但是内容的原质是会变的。为什么不会变?他认为的公告性,是多数民众、至少对于某特别关系之内的,通过报纸“行价值的决定及意志之精神公开”的事业。公告性决定了报纸和公众的关系。多数民众通过报纸上,精神上可以达到共同,报纸是人的精神的集合体和联络机关。公众通过报纸将精神意志结合聚拢起来,决定了报纸和公众的关系。

   反之新闻是要变化的,适应社会变化而变化的。新闻是公共性的里子。要适合公共性的形式。新闻公共性的变化不外乎适应社会而已。由此,戈公振为如何谈论新闻史铺垫了第二个台阶。

   变和不变确立了他书写的尺度。戈公振以公告性为尺度,以内容变化为重点,铺陈整个报刊史的书写。也就是,他以报纸外观公告性的形态,书写报纸是谁的公告、是什么样的公告,然后打量新闻内容原则、历史内容是什么。整个报纸的书写和整个社会的变化发生剥裂。

   什么是报学史,用历史眼光研究关于报纸自身发展经过,及其对社会文化影响之学问。

   也就是说报纸研究有二:(1)社会文化影响之学问,就是他的内容怎么随着社会变化而变化。(2)与公告性之间如何发生碰撞。这就形成了整个研究的基本的逻辑。

   《中国报刊史》前三篇,谋篇布局前三章“官报、外报、民报”。第五章就民国成立之后,逻辑上串不下来。接下去都是混乱一场。

   塔尔德说,报纸是一种公众的交谈。公众是一种精神的集合体,完全是精神的集合。哈贝马斯说,只有当信息定期公开发送,能为大众所知晓的前提下,才有真正意义上的新闻可言。与戈公振的说法一样。

   西方启蒙运动现代性的脉络里。讲的是报纸和公开的关系,理性的公共使用(康德)在一个脉络上。戈公振的脉络是现代性的脉络。他引用的基本上是美国人思维。报刊历史的过程,从未启蒙到启蒙,形成了民意,思想上的批判,有了自由民主博爱的理念,然后把清朝推翻了。因此最后戈公振说,文学之兴衰,系乎国运之龙体。因此民国成立之后,无话可说了。

   在这样的历史逻辑下,很多难以纳入到这个体系中,所以有很多只是一笔带过,要么就是不见。

   我用了李怀印的说法,戈公振的报刊史书写,是中国近代史书写中现代性流脉,与整个中国建构的叙事、宏大叙事是相关的。报刊作为公众力量,使得民众不断启蒙自主,使得国家成为现代国家。

   【2】李龙牧的“革命范式”。

   强调革命主题,认为是中国报刊史就是民众反帝反封的历史。理论根源上,是阶级斗争的思想。上世纪20年代30年代从苏联引进阶级斗争的思想,报刊是阶级斗争的一种工具。从一般意义上,与革命叙事类似。

   这一范式正式起步从1956年后,从马列学院新闻班的新闻史草稿。第一个讨论中国新闻史教学的座谈会,有了第一个教学大纲。革命叙事范式的起步,等于中国新闻史学科化的开始,二者是同步的。在解放后大学里形成教学计划,新闻史成为基本架构的时候,已经开始以革命叙事作为它的正统。确立了报刊史叙事的基调、范围。从此意味着,戈公振的范式没有它的位置了。

   阶级斗争的思想,根本是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廖盖隆在1960年在《新闻战线》写了一篇很长的文章,对新闻事业做了解释:新闻事业是建立在一定社会关系基础上的政治思想的上层建筑的组成部分,是为一定阶级利益服务的。也就是说,报刊是上层建筑,是阶级利益决定的,由此决定了报刊性质,决定了报刊脑袋和报刊实践。从来不需要讨论什么是报纸,报纸就是阶级斗争工具,讨论的是报纸为哪个阶级服务开始。

  

2.现有的报刊史建立在什么假设上?(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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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川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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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国际新闻界》2015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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