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娜 张允若:不反思历史,就无法推进现实

——访浙江大学新闻与传播系教授张允若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2522 次 更新时间:2018-11-30 13:42: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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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娜   张允若 (进入专栏)  

  

   【张按: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新闻学教学和研究,同全国各项事业一样,也经历了重大的变革、有了重要的发展。2013年本人接受访谈时回顾了自己在这方面的经历和体会。访问者为天津师范大学新闻传播学院副教授、复旦大学新闻学博士陈娜。访问记刊发于全国新闻学核心期刊《新闻爱好者》2013年第8期,列为封面人物专栏。现将该文转发于此,以纪念改革开放四十周年。】

  

   与大多数三十年代出生的人一样,张允若老师的人生也是伴随着新中国的苦难与挫折向前行进的。这位生于长江北岸的农家子弟,在经历了童年时代窘困动荡的乡间生活与青年时代突如其来的政治厄运之后,又用二十余载的艰苦磨练换来了天命之年的复归与新生。而当人到中年的他站在新闻教育的起点上时,对错过光阴的无比惋惜又让他不得不夜以继日、急起直追,用他的话说,只有这样,“才能多挽回一点时光,多弥补一点损失”。

  

   事实上,新中国的新闻教育在那个特殊的历史年代也经历着与个体命运相似的车辙:从1957年到1976年,中国社会的政治高压给刚刚起步的新闻学带来了长达二十年的停滞与倒退。而张允若从1958年被错划“右派”而贬谪内地到70年代末期恢复政治名誉、转入新闻教育岗位的际遇,也恰恰印证了国内新闻传播学在历经坎坷后的恢复与重生。

  

   “青山遮不住,毕竟东流去”,老人饱经风霜的眼神里始终流露着言语也诉说不尽的感喟。访谈那天,我静静的与他对坐在书房的一角,感受着这位鹤发学者命运中流淌的点滴起落。他的语速和缓低沉,说到激动时也会偶尔拍打起沙发的扶手,但最令人动容的,却是他几次突然间的停顿,眼眶里飘闪过的红润和惆怅,静默了那段不可往复的时空。

  

“苦难就是人生的学校”

  

   张允若老师将他的人生划分为四个时期,一是成长期,从1935年出世到1957年夏天;二是挫折期,从1958年补划为“右派”到1978年底;三是新生期,从1979年拨乱反正到2003年;四是反思期,从2003年离开教学岗位直到今天的安享晚年。他说:“我的人生,饱经沧桑和坎坷,但正因为此,也显得更加丰富多彩”。

  

   张允若出生于江苏海门的一户农家,祖父生前务农,父亲早年就读于师范学堂,后在家乡行医,被人们敬称为“张先生”。“他们这一辈生活的年代,正值农耕经济开始解体、近代的工业经济开始兴起之时。尽管乡间多数人家依旧过着日出而作、日没而息的农耕生活,但是我的父辈却已受到工业化、城市化的影响,开始摆脱乡土的局限,开展多种经营、或是到城市去寻找新的生活出路了。在20世纪前期,这种动向在我家乡算是比较新潮的,它使我的父辈在经济上有了某些改善,尽管这种改善是有限的,极不稳定的。”1948年,年少聪颖的张允若通过了上海市中等教育研究会举办的贫困生考试,被号称为“民主堡垒”的教会学校——上海市麦伦中学录取,并在那里接受了革命的启蒙,参加了中共地下外围组织的种种活动。一年半后,受时局影响,张允若转学至陶行知创办的育才学校就读,1950年夏天,他又顺利考上了复旦大学新闻系。“我当时还不满15岁,是全校年龄最小的少年大学生。在校期间学习成绩良好,政治积极上进,被选担任了系、校学生会干部。当时的大学生都是国家出资培养的,1953年,由于第一个五年计划建设的需要,政务院决定全国各大学三、四年级学生同时毕业。我在提前修完了专业课程后,被分配到中央军委工作,后来又转到中共上海市委”。

  

   1957年是张允若人生的重大转折点,当时正在上海市委工作的他,认真响应党组织号召,“积极鸣放”、“向党交心”,在党的会议上如实汇报了对时政的看法以及对“反右”作法的质疑,不料却被视为“右派的一丘之貉”,在“反右”补课中被凑数上报,当了“反面教员”。“先是批判、斗争,后来就扣上帽子,发配到市委下面的农场劳动,过了几年说是改造得不错,给我摘帽,继而又下放到江西从教。我先是在抚州地区的一个中学教书,后来调到了南昌。在南昌一开始也是教中学,‘四人帮’粉碎后,上海市委来人说是要给我改正历史问题,认为我这是大材小用,于是把我调到了江西财经学院教英语。到了1984年,当地的江西大学中文系新闻专业准备分出来设立新闻系,很需要人,于是我又调到了江西大学。”张允若继续说道,“我当时认为既然是错划,现在要改正,按情理就应该让我回归上海,毕竟我是江浙人,父母亲和岳父母都在上海,可是上海当时有几十万知青等着回城,户口很紧张,我就被卡住了。直至1987年底,杭州大学中文系的新闻专业要扩展成新闻系我才从江西调到了杭州。”

  

   张允若坦言:“这场‘反右’运动对我人生的影响,那是不言而喻的,它葬送了我的全部青春,毁坏了我的大半个人生。不过,被毁的不止是我一个、而是一整代人,而且被毁的不止是我们这种打入另册的人,即使侥幸免于大难的朋友,那些年华基本上也被糟蹋了。所以当我‘重回人民队伍’的时候,发现我和幸免于大难的朋友并没有太大的差距。这些朋友甚至主动告诉我,说我们实际上是在同一起跑线上。果然,后来经过一番努力,我还是赶了上来。”

  

   回首这段过往,张允若有着一番自己的解读:“苦难从来就是人生的学校。在此期间,我逆境中求生的毅力和耐力大有长进;而且告别了官僚机构,来到了社会底层,得以直接体察民间疾苦,从教之余也有了较多时间读书进修,这些都是挫折中的前进、压抑中的成长,倒也聊可自慰。古人说,‘世事洞明皆学问,人情练达即文章’。从我个人的人生苦难,再加上我所看到听到的亿万人民的苦难,我确实对世事‘洞明’了不少。记得那位至死未获自由的大人物说过,经历了‘文革’的劫难,让人有了‘大彻大悟’。我对此颇有同感。许多人至今还没有‘彻悟’,在我看来实在有点悲哀,我倒要为之叹息”。

  

“终于回归了新闻专业”

  

   张允若老师的新闻教育生涯正是从1984年进入江西大学新闻系开始的。“我盼望着到新闻专业来,这是我的回归,回归我的专业”,张允若谈到这里,言语间充满了欣慰。

  

   “回归到这个岗位以后,我主要承担了三门课程,一个是新闻理论,一个是传播学,还有一个是外国新闻事业史。新闻理论是老课程,我在学校的时候就比较感兴趣。当时正值新闻理论界在对过去的理论体系和观念进行反思,我也参与其中,做过一些讨论和研究,写过一些文章。比如说在大众传播理论的背景下重新构建新闻理论体系;对新闻做出新的定义,并对与新闻相关的概念(新闻的延伸概念、和新闻相关的并立概念)做出辨析和澄清;对新闻的社会功能进行科学的阐述,对新闻和宣传、新闻和舆论、新闻和广告的区别和关联做了辨析;对一些热点问题,如人民性、党性、商品性等问题做了探析;对新闻自由问题做过系统的阐述和论辩。许多问题人家国外早就解决了,我们固步自封走了几十年的弯路。”

  

   说到这里,张允若继续如数家珍:“第二块是传播学。传播学作为一门学科,在西方形成于20世纪三、四十年代。尽管五十年代复旦新闻系的郑北渭老师介绍过这一信息,但基本上没有引起学界的注意。直至八十年代,国门打开后它才真正被介绍了进来。复旦大学新闻系在王中先生的倡议下,1978年7月出版了内部刊物《外国新闻事业资料》(季刊),1980年3月改名为《世界新闻事业》,翻译介绍国外新闻事业的一些资料,其中也包括有关传播学的一些信息。这些刊物取材于当时已经开始订阅的某些外国报刊和开始少量进口的港台和外国书籍。译者有郑北渭、舒宗侨老师,还有最早几位新闻学研究生,如居延安、俞旭、俞璟璐等人,如今他们都在国外。后来复旦大学出版了正式刊物《新闻大学》,取代了早先的内部刊物;人民大学出版了《国际新闻界》,两家都有对国外信息和传播学理论的译介。在传播学方面除了上述教师外,早期还有张隆栋、陈韵昭等人的文章。直至八十年代初,新华出版社出版了施拉姆等人著的《报刊的四种理论》(1980年)、以及施拉姆的《传播学概论》(1984年),许多人才得以直接接触原著、系统地了解和研究传播学,各校新闻系也开始设立传播学讲座或课程。1982年,中国社科院新闻研究所牵头召开了第一次传播学研讨会,以后连续开了多次全国性的传播学研讨会,1986年在北京、1993年在厦门、1995年在成都、1997年在杭州、1999年在上海、2001年在南京……”

  

   张允若回归新闻教育岗位的时候,正值传播学在大陆的起步与发展之际,而他也恰好成为了国内较早一批参与传播学研究的学者之一。“我是1985年开始讲授传播学的,在我的教学和研究过程中,着重辨析和澄清了一些重要的概念,包括传播、信息、讯息、媒介、渠道等;努力构建了便于教和学的传播学教学体系,形成了自己的教学大纲和教材,得到了同行们的肯定;同时,我还对西方传播媒介的四种理论、特别是社会责任论作了系统评析;对新兴的网络媒介的性质、定位、功能等提出了自己的见解。”

  

   张允若继续饶有兴致地谈到:“至于外国新闻事业史这门课程,我花费的时间是最多的。这门课程也是‘文革’结束以后才开设的。国门打开后,复旦大学和人民大学除了在上面说到的刊物上陆续译介外国新闻事业的材料之外,又开始进口港台和国外有关的书籍。我当时还在江西,内地的学校没有这等条件,便去复旦和人大查阅,并且一批一批地进行复印。当时复旦的舒宗侨先生开设了‘外国新闻事业’,人大的张隆栋、傅显明老师开设了‘外国报刊史’,他们是这门课程的先驱和开拓者。当时大家根本没有教材,课堂上总是老师讲、学生记。1984年《国际新闻界》连载了‘外国报刊史讲授提纲’,这是当时全国最早正式刊发的外新史讲授提纲。1985年全国新闻教育学会牵头在黄山召开了‘外国新闻事业教学研讨会’,有14个学校的主讲老师参加,由张隆栋老师主持。会议经过讨论,对课程的名称、地位、教学目的和内容进行了探讨,达成了重要共识,并推举由我来执笔形成了一个会议纪要。我从1984年开始讲授这门课程,以后编写了多本教材,直至2006年彻底退出为止。”

  

纵观张允若的学术生涯,他在外国新闻事业史方面的成就的确是最多的。从自学考试大纲,到自学考试统编教材,从普通高校新闻专业适用的国家级教材,到供学生自学考试使用的题库、练习册,张允若虽然自称是“踩在前人的肩膀上攀登”,但作为早期课程建设的参与者,他是功不可没的。而对于此,张允若还有着殷切的期待:“我希望年轻的后来人,能够把国外可资借鉴的东西研究得更充分一些,在研究历史的基础上进一步探讨新闻事业与政治权力、新闻事业和经济势力之间的相互制约和互动关系。要有新的视角和新的方法,通过研究历史,(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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