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希迎:国际安全研究的新进展:核心议题与研究趋势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439 次 更新时间:2016-01-30 00:06:04

进入专题: 国际安全研究   核心议题   理论创新   传统安全  

左希迎  

   【内容提要】 作为国际政治学科的核心研究领域之一,国际安全研究的发展动态值得关注。近年来,国际安全研究的理论创新主要集中在中国崛起与国际秩序变革、军备与武力使用、恐怖主义与反恐战争、地区安全机制和群体冲突及其管理等几个核心领域,并逐渐出现了一些具有鲜明特征的理论和学说。总体来看,这些研究有三个特点:议题导向的研究逐渐成为主流;中层理论和微观理论成为理论创新的生长点;研究方法更加精细,同时使用定性方法和定量方法成为常态。理解这些研究领域及其特点,对于未来的国际安全研究至关重要。

   【关 键 词】国际安全研究/核心议题/理论创新/传统安全

  

  

国际安全是国际政治学科最为核心的研究领域之一,可以将其称为学科的基石领域。这一领域在美国学术界被称为国际安全研究,在英国学术界则一般被称为战略研究。顾名思义,国际安全主要研究国家之间的安全议题,旨在探讨战争、冲突与纷争的原因以及国家的外交行为模式。狭义上,国际安全研究聚焦于国家之间的安全问题。广义上,诸如恐怖主义、族群冲突等一些国家与准政府组织或者准政府组织之间的安全议题,以及单个国家的安全议题,仍然可以视为国际安全的研究范畴。处理某些安全议题则比较棘手,以能源安全和环境安全为代表,这些议题属于非传统国际安全,但是其重要性也在上升,如何归类这些议题可以根据研究的具体情况而定。

   国际政治学科脱胎于历史学科,作为其核心领域的国际安全在近百年内逐渐成熟,在诸多议题上卓有建树。在二战之前,国际安全研究已经在战争与冲突、权力与威望、集体安全等领域成果斐然。冷战期间,国家安全研究进入了一个相对繁荣的时期,在一些议题上发展出一系列重要的理论,成为国际关系理论争论的焦点。这一时期,国际安全研究有两个显著特点:其一,议题导向和理论导向共存,理论导向的研究占据主流地位,大理论的创新非常突出。其二,从方法论上来看,经过行为主义的洗礼,实证主义方法被大多数学者接受。这一趋势一直持续到冷战结束后,并对当下的研究方法有深远的影响。需要指出的是,国际安全研究在某些议题上与现实主义国际关系理论有高度的契合性,但是国际安全是一个研究领域,并不单单属于某一理论流派,不同的理论流派都可以有自己的视角和理论。

   进入新世纪后,国际安全研究的大理论创新逐渐停滞,理论发展进入了一个间歇期。在此背景下,国际安全的研究取向发生了转变。那么,近年来国际安全有哪些核心的研究议题?其代表性的理论和观点是什么?鉴于国际安全研究的议题非常庞杂,将其合理归类并不容易,因而有必要集中笔墨,简单介绍少数几个最为重要的领域。

   一、中国崛起与国际秩序变革

   大国崛起是国际安全研究中经久不衰的议题。在中国崛起的背景下,这一议题有了新的内容。总体而言,对中国崛起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四个主题:

   第一,中美两国在国际格局中的态势。作为最近几年研究的热点问题,中国是否在崛起争议不大,而美国是否衰落则存在争论。一些学者主要关注冷战后美国的单极世界的幻想,研究美国政府在战略上犯的错误。特别是对美国陷入阿富汗战争和伊拉克战争的泥潭,及美国过度自信、过度消费、过度扩张讨论颇多。这些学者大多批评当前美国大规模的海外驻军和海外扩张威胁,对当前美国的权力难题深表忧虑。[1]另外一些学者则坚持美国的衰落并非一个不可避免的选择,他们声称美国领导世界对美国和世界都有益。在理论上,一个国家权力集中超越了一定的门槛,体系对其安全政策的束缚作用逐渐丧失了效用。当前,美国空前集中的权力资源逐渐使得体系中的制约美国安全政策的努力毫无作用。[2]因此,这些学者主要关注美国未来如何维持其首要地位,如何领导世界。

   第二,中国能否和平崛起。中国能否和平崛起?这是一个重大的理论问题。对这一问题的回答,有泾渭分明的两派。一些学者认为中国不可能和平崛起,其研究角度比较多元。从国内政治的角度,中国的独特政体、脆弱的国内政治结构和高涨的民族主义都使得中国无法和平崛起;从权力转移的角度,中国作为崛起国,必然对现行国际秩序不满意,并挑战美国主导的国际秩序;从均势理论的角度,中国崛起必然引起其他国家的制衡,并有可能加入美国领导的联盟体系。[3](P381-396)另一些学者则认为,中国和平崛起在理论上是有可能的。这些学者分别从中国在国际体系中的社会化过程,以及中国与国际社会、国际制度的互动来论述中国和平崛起的可能性。[4](P341-367、P5-36)相对而言,在理论上回答中国可以和平崛起相对薄弱,目前也没有令人信服的、被广泛接受的理论,这也是未来国际安全研究有待于突破的领域。

   第三,中美两国的战略行为。崛起国与霸权国互动过程中的战略是当前国际安全研究的热点领域。由于国家的行为比较复杂,对中美两国战略行为的讨论更是丰富而多元。在大战略上,对美国应该在全球收缩还是深度介入,以及对中国崛起战略的讨论较多。[5]在具体的战略上,则聚焦于中国如何提升自身国际地位和美国如何维护其霸权地位。例如,美国两面下注与中国“韬光养晦”之间的战略互动,[6](P6-26)美国的重返亚太战略,以及中美两国在朝鲜核问题、钓鱼岛问题和南海问题上的战略博弈,这些议题成为当前学术界研究的热点。另外,中美互动还涉及国际关系理论中的一系列重要议题。例如,中美之间涉及均势理论中制衡问题,[7]中美两国的战略互信问题,美国在亚太地区联盟体系的形成与管理,以及中美两国在联盟问题上的互动与博弈。[8]这些中美两国之间的重要议题,是当前国际安全研究不可回避的领域。

   第四,中国崛起的影响。中国崛起的时间长、烈度大,必将对整个世界产生深远的影响。在国际安全领域,主要关注中国崛起对中美关系、亚太地区秩序和全球秩序的影响。在中美关系层面,对中美之间权力转移、战略互疑、新型大国关系和双边关系不稳定性的讨论较多,对两国如何实现战略再保证的研究,也值得引起重视。在亚太地区秩序上,则主要讨论中国崛起对美国战略部署、盟友体系和一系列地区议题的冲击。在全球秩序上,前些年对中国是否是一个修正主义国家的讨论较多,但是近几年来对中国威胁美国主导的国际秩序和美国主导的国际秩序如何接纳中国的讨论逐渐增多,这也反映这几年中国崛起的态势之快,已经冲击到美国主导的国际秩序。

   二、军备与武力使用

   军备与武力使用是传统国际安全研究最为核心的领域之一。最初的研究主要关注常规军备与武力使用,核武器出现以后,对核军备和核战略的关注更为凸显。因此,我们可以通过常规军备和核军备两个方面来考察最新的研究。

   常规军事安全涵盖的议题很广泛,涉及军事制度、军事技术和武力使用等多个层面。第一,在军事制度上,近几年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中美两国,这有两个方面的原因:一方面,中美两国都处于军事变革中,对制度变革的研究往往能产生新的观点和理论;另一方面,中美两国的军事变革影响巨大,直接关系到亚太地区的稳定。在研究领域上,则主要关注中国的军事制度改革、党军关系与各军事部门对外交政策的影响,以及美国应对反恐战争时的军事制度改革、军政关系对美国外交政策的影响等。由于中国军事制度当前处于调整期,美国学者比较关注这一领域的最新进展,由于各种因素的限制,中国学者建树不多。

   第二,军事技术创新也是当前国际安全研究的重要议题。进入新世纪后,信息化技术飞速发展,计算机技术、电子通讯技术和精确制导技术等推动战争进入信息化时代,由此产生了联合作战、信息化作战、网络中心战和空海一体战等一系列概念和理论,这成为国际安全研究的重要领域。特别需要关注的是,由于中国新军事变革加速进行,中国军事技术不断取得突破。航空母舰、新型战斗机、新型潜艇、新型军舰、新型导弹服役,以及中国的“反介入”和“区域拒止”战略,正在塑造亚太地区的地缘政治,并导致美国针锋相对地发展新军事技术和作战理论,中美两国在军事基础创新上的竞争是当前研究的热点问题。另外,日本和印度等大国的军事技术创新,及其对地区安全产生的影响也值得关注。

   第三,在武力使用上则主要有两类研究:一类关注空中力量、航空母舰、反舰导弹和核潜艇等的使用,特别是对空中力量和特种部队与现代战争关系的讨论,成为研究阿富汗战争和伊拉克战争的重要内容。这一类研究较为微观,既关注武力使用的战术层面,也关注其对战略层面的影响。另一类则从宏观上考察一个国家如何使用武力,[9](P1-34)这包括强制外交、干涉和威慑等,这类研究多从理论和历史两个层面考察国家使用武力决策过程中的实力、承诺、决心和信誉等因素的作用。例如,当前威慑理论的发展已经进入第四波,这一波理论研究主要关注威慑对恐怖主义、“无赖国家”和族群冲突的作用,更加关注威慑过程中的语言交流、社会建构和行为体之间互相学习。[10](P705-732)

   核问题研究则是另一个不可或缺的领域。在冷战那种高烈度对抗的时代,对核问题的研究在理论上取得了高度的成就,时至今日仍未被超越。纵观最新的研究,理论色彩较为淡薄,多聚焦于当前尚未解决的议题。近年来对核问题的研究,主要关注以下几个点:

   一是集中研究印度、巴基斯坦、朝鲜和伊朗等少数几个国家,这既有对印巴两国的成功案例进行研究,也有应该如何与伊朗这种尚未获得核武器的国家进行互动的研究。换言之,通过考察少数一些国家掌握核武器的过程,研究其研制核武器的行为模式,在此基础上把握这一国家的核政策。

   二是研究核扩散。在恐怖主义兴起的背景下,如何控制核扩散是核问题研究的重心,这既是人类世界面临的艰巨难题,也是应该极力杜绝的危险。近十年来,学术界致力于解开核扩散的诸多谜题。一般来说,有核国家不会向恐怖主义分子扩散核武器,但是在反恐战争的时代,对恐怖分子获得核武器的忧虑使得两者关系成为学者关注的重点。对有核国家来说,它们可能基于自身的战略考虑,向其他国家提供核援助;换言之,当两国拥有共同的敌人时,有核国家更可能向无核国家提供核援助。[11]而这种核扩散是通过一系列网络来实现的,例如巴基斯坦核武之父卡迪尔汗建立的核扩散网络,向伊朗、利比亚和朝鲜等国出售核技术,再例如朝鲜建立的走私网络,通过出售核技术来换取外汇。

   三是核战略研究。作为战略研究的塔尖,核战略代表着人类理性在战略研究领域所到达的高度。冷战时期核战略研究水平达到了相当的高度,迫使当前的国际安全研究关注一些正在发生变化的新领域,特别是印巴获得核武器后的两国的战略互动、中国核战略的演变以及中美两国的核战略互动。[12](P579-614)这些议题有别于冷战期间的历史,可能产生一些新的理论。

   三、恐怖主义与反恐战争

   恐怖主义研究在国际安全研究领域长期处于边缘地位,但是“9•11”事件改变了这一局面,加之美国反恐战争对国际政治带来的深远影响,这一议题迅速成为热点研究领域。近十余年来,对恐怖主义和反恐战争的研究可谓汗牛充栋,这些研究的重点在于探索恐怖主义的原因和行为模式,并找出其解决之道。

“9•11”事件冲击了既有的观念,面对这一古老而新鲜的事物,普通人心中第一反应是一系列疑问:恐怖主义是什么?为什么会发生恐怖主义?其行为模式是什么?而这些问题,也是学术界研究的焦点。首先,针对恐怖主义产生的根源,学术界进行了全方位的研究。在经济上,关注贫困、教育对恐怖主义产生的作用,探讨恐怖主义的经济根源;在政治上,探讨政治体制对恐怖主义产生的影响,集中关注国家治理体系、政治自由和民主政体对恐怖主义的影响;在文化上,(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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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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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教学与研究》(京)2015年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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