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希迎:美国对华常规威慑战略的调整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2981 次 更新时间:2022-09-25 18: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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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希迎  


冷战结束后,美国成为唯一的超级大国。在全球层面和地区层面,美国长期将维护其霸权地位置于外交政策的核心,威胁使用压倒性军事力量惩罚对手或者使对手确信无法赢得战争,以此向对手施加威慑,这被视为美国国家安全战略的基石之一。在战略方向上,美国将战略重点从欧洲转向了亚太,并在西太平洋地区部署了强大的军事力量。尤其是经过1996年台海危机的测试,美国在西太平洋地区被认为拥有了赢得战争的能力和控制冲突升级的支配力,并具备了对中国的强大威慑能力。然而,面对美国的霸权地位,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国家通过多种策略抵制美国的力量。也正是在1996年台海危机以后,中国加速推进国防现代化,致力于打造一支现代化军队。经过二十多年的努力,中国人民解放军在大多数领域大幅缩小了与美国在技术和技能水平上的差距,中美两军实力对比也日趋平衡。

在内涵上,威慑意指通过发出武力威胁来劝阻对手采取不必要的行动。一般而言,威慑主要受到军事实力和战略决心两个因素的影响。这意味着,威慑的过程不仅仅是一种对军事力量的算计过程,也是双方战略动机和军事学说的认知过程。美国战略界认为,近年来,美国在常规军事力量上的绝对主导地位被侵蚀,导致其常规威慑的可信度受到严重挑战。美国对华常规威慑的效用显著下降必然带来一系列重大变化,包括其威慑理念和战略的变化,并推动美国调整既有的力量建设和力量部署。当前,美国的常规威慑理念正在发生什么样的变化?美国如何进行相关战略调整?本文将探讨以上问题,通过分析美国常规威慑理念和战略的变化,提高我们对中美战略互动模式的理解。

一、美国战略界对中国常规威慑能力提升的认知

美国对华常规威慑战略调整,根本原因在于中美两国常规威慑能力的相对变化。冷战后,美国在军事上占据主导地位,能够较容易地向西太平洋地区投送力量,因此更容易威慑中国。然而,随着中国军事上威慑美国能力的提升,美国进入西太平洋地区的难度增加了,其威慑中国的效用也降低了。在此背景下,美国战略界对中美常规威慑能力的认知出现了微妙变化,甚至对美国常规威慑的可信度产生了疑虑。

(一)中国常规威慑能力的快速提升

中美常规威慑力量此消彼长的态势,在理论上可以通过中美两国军事实力的相对变化进行考察。尽管中美都致力于提升自身常规威慑能力,但是中国在这场竞赛中进步更大,快速缩小了与美国的实力差距。中国不仅聚焦于发展“反介入与区域拒止”能力,强化在西太平洋地区的常规威慑能力,而且积极发展实现地区安全和全球安全目标的常规力量,相对削弱了美国的主导地位和战略优势。

首先,中国坚持在常规军事领域还欠账、补短板、练绝活,大幅缩小了与美国的数量和技术差距,在军事现代化上取得了重大的成就。其一,中国加大了投入力度,在核心技术上取得了诸多突破。例如,辽宁舰、山东舰和福建舰三艘航空母舰、055型驱逐舰和075型两栖攻击舰下水,极大地提升了海上作战能力;歼20、运20和直20相继问世,在技术上快速追赶美国。这些先进的武器装备和作战平台成为中国捍卫国家利益和威慑美国的强大依靠。其二,发展“撒手锏”武器,对美形成局部优势。中国在反卫星武器、反导武器和反舰武器等领域取得了重大突破。在反卫星武器上,中国在2007年1月11日进行首次反卫星试验后,又进行了多次试验,这表明中国已经具备打击外层空间通信卫星的能力。在反导武器上,中国在2022年6月19日进行了一次陆基中段反导拦截技术试验,在此之前,中国分别在2010年1月11日、2013年1月27日、2014年7月23日、2018年2月6日和2021年2月4日进行了五次试验。以东风—21D、东风—26和鹰击—21为代表的反舰武器,成为威慑美国海上力量的“撒手锏”。

其次,中国理顺制度与机制,在新领域和新方向上寻求突破,以求在技术创新上赶超美国。中国不仅在新一轮军改中成立了火箭军和战略支援部队,同时在武器装备研发上也逐渐聚焦到隐形飞机、高超音速武器、电磁炮和无人机等先进武器装备上,军事技术创新加速也给美国形成了不小的压力。以高超音速武器为例,2019年10月1日,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阅兵仪式上,中国展示了首款高超音速武器东风-17弹道导弹。“东风-17弹道导弹研制成功,中国在高超音速武器方面走在前列。”2021年8月,中国进行了一次绕地轨道航天器试验,用于验证航天器可重复使用技术。英国《金融时报》甚至宣称这是可以携带核弹头的高超音速滑翔飞行器,并且美国导弹防御体系也无法予以拦截。由于高超音速武器的关键之处不在于飞行速度,而是能够控制飞行路线和飞行高度,高超速和机动性使得它很难被追踪、瞄准和击落,因此成为中美角逐的关键领域。中国在这一领域占据了优势,无疑提高了中国对美国的常规威慑能力。

综合以上讨论,中美两国之间常规威慑的态势正在发生重大转变。中国对美威慑能力建设呈现出聚焦于体系对抗的特征,正在从发展“撒手锏”武器为主的模式转变为全面追赶的模式。在1996年台海危机后的一段时间里,中国军事装备发展的核心问题是如何防止外部势力干涉台湾问题,并在此基础上形成了美国所谓的“反介入与区域拒止”战略。近年来,中国的资源投入相对充足,军费投向和装备发展正处于历史的关键拐点。在军事技术的多个领域,中国逐渐缩小了与美国的差距,对美威慑路径也正在向“一体化威慑”转变。美国认为,中国常规威慑实力的上升必然会侵蚀美国的常规威慑能力,也会影响到美国常规威慑的可信度。中国建设世界一流军队的目标,将使得中美之间的常规威慑能力更具对称性,这必然导致美国及其盟友的对华认知产生变化。

(二)美国战略界的认知

2021年2月10日,美国总统拜登表示,美国国防部将成立一个新的“中国工作组”,由国防部长劳埃德·奥斯汀(Lloyd Austin III)牵头,国防部中国事务首席顾问埃利·拉特纳(Ely Ratner)负责。拜登要求工作组研究战略、作战概念、技术和部队机构、部队态势、部队管理和情报等高度优先的议题,确立应对中国战略的优先顺序及其开展工作的进程和程序。不难看出,美国政府对中国实力的增长始终保持着高度的警惕,各种评估层出不穷,我们可以从中看出端倪。美国对华认知主要包括三个方面。

首先,美国的常规威慑能力正在被中国快速侵蚀。美国认为,自身的常规威慑能力被削弱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第一,美国国防工业基础的竞争力在下降。美国国防部2018年10月公布的报告认为,美国国防工业基地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威胁到美国应对大国竞争的能力。谷歌公司前总裁、美国国防部国防创新委员会主任埃里克·施密特(Eric Schmidt)和谷歌智库创始人贾里德·科恩(Jared Cohen)共同领导的“中国战略组”撰写了一份报告,其中建议美国在科技领域对中国展开不对称竞争,呼吁美国制定紧急的政策解决方案,重塑科技竞争力,巩固关键科技优势。第二,中国军事现代化近年来突飞猛进,一大批具有标志性意义的武器和作战平台横空出世,美国的军事优势受到挑战。2017年11月,时任美军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约瑟夫·邓福德(Joseph F. Dunford)在塔夫茨大学发表演讲时表示,美国的军事优势正在被竞争对手侵蚀,美国有必要持续投入,以保证拥有威慑的能力。2017年的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直言不讳:“中国和俄罗斯正在发展先进的武器和能力,这些武器和能力可能威胁到我们的关键基础设施和指挥控制体系。”第三,作战理论受到中国的冲击。美国2018年《国防战略概要》提出,美国将面临一个更具有杀伤力和破坏性的战场,竞争对手和敌人正在针对美国的作战网络和作战概念而优化目标,同时充分利用公开战争以外的手段与美国竞争,这些趋势正在挑战美国威慑侵略的能力。可见,美国政府已经高度重视常规威慑能力下降的现实。这是因为,此现实正在挑战美国长期以来坚守的一个信念,即软弱将招致战争。因此,美国常规威慑能力的相对下降有可能鼓励中国铤而走险。美国前国防部副部长米歇尔·弗卢努瓦(Michèle A. Flournoy)曾指出,美国威慑能力被削弱增加了中国误判的风险,并可能导致中美两个核大国之间的直接冲突。

其次,美国也认为自身存在过度焦虑的情况。过去十余年,中国常规威慑能力提升的速度之快前所未有,这引起了美国的战略焦虑。美国战略界认为,中国是美国前所未有的对手。拜登执政以后,其国家安全团队试图释放一个信号,即美国应该重拾自信,避免因聚焦于中国的优势领域而过度焦虑,从而引起战略决策失误,并最终陷入恶性循环。一方面,过高估计中国会引起战略焦虑,战略焦虑将扭曲美国国内政治。美国的一些分析者认为,放大中国的威胁对美国外交政策产生了反作用,并会扭曲其国内政治,对其国家安全非常不利。另一方面,美国过于聚焦中国的优势领域将引发过度反应,过度反应本质上比中国本身更危险。瑞安·哈斯(Ryan Hass)对这一倾向批评道:“专注于中国的优势而不考虑其弱点会造成焦虑,焦虑滋生不安全感,不安全会导致过度反应,过度反应会导致糟糕的决策,损害美国自身的竞争力。”

再次,美国尚未做好与中国爆发战争的准备,提升常规威慑能力符合其利益。美国过去20年致力于反恐战争,长期忽视大国冲突,因此在大国战争准备上严重不足。提升美国的威慑能力,主要有两种方法:一是瞄准中国,投入更多资源。迈克尔·贝克利(Michael Beckley)认为,美国当务之急是聚焦于真正的威胁,拜登政府必须明确而反复地命令军队集中力量威慑中国,缩减其他任务,并将威慑中国的任务编入政府的国防预算要求和国防战略。二是联合盟友和战略伙伴,强化与它们之间的安全合作。美国有分析者认为,美国过于依赖自身的力量投射,而不是依靠盟友的“反介入与区域拒止”能力。通过促进有利的权力分布,慑止对手直接威胁美国及其盟友或控制关键地区,防止对手阻止美国进入全球公域。

综合以上讨论,中国军事力量的快速成长的确正在重塑中美之间的常规威慑态势。中国体量如此之大,成长速度如此之快,对美国及其盟友的冲击将是巨大的。中美之间的互动模式将是非常复杂的,有些可以在国际关系史中找到先例,有些将是全新的。因此,考察美国应对中国的理念和战略将具有重要的意义。

二、美国对华常规威慑理念的变化

当前,大国战略竞争正在深刻影响美国的常规威慑理念。中美战略竞争和俄乌冲突促使美国领导人认真思考三个密切相关的问题,即如何在宏观上规划美国威慑战略的概念和框架、如何提升威慑中国的常规军事能力、如何推进在地区核心安全问题上的战略布局。观察美国战略界近年来的言辞和行为,美国在对华常规威慑的概念创新、能力建设和议题落实三个层面的理念逐渐清晰化。

(一)提出“一体化威慑”概念

2021年3月9日,时任美国印太司令部司令菲利普?戴维森(Philip S. Davidson)在参议院作证时强调,美国在与中国展开大国竞争时面临的最大危险是“常规威慑力的削弱”。戴维森的这一判断,近期在美国政府内部得到了多数人的赞同。这是因为,以传统军事优势为核心的常规威慑仍然是美国对抗中国的战略基石,也是美国维系在印太地区战略信誉的关键所在。在中国军事力量快速发展的当下,美国面临着加强常规威慑、投资军队未来优势的迫切需求。为了加强常规威慑,美国提出了新的威慑概念。2021年4月,美国国防部长奥斯汀称,战争的本质正在发生变化,它跨越了前所未有的战区,从天空延伸到网络空间,并深入到大洋深处,这需要国防部内部有新思维和新行动。因此,奥斯汀将“一体化威慑”视为美国国防战略的基石,认为它要靠技术、作战概念和能力的无缝融合。在即将公布的新版《国防战略》报告中,更是将“一体化威慑”置于美国国防战略的中心位置。从美国政府相关表述来看,“一体化威慑”主要包含三个核心内容:

首先,“一体化威慑”需要美国充分利用既有优势,在各个领域将技术、作战概念和能力进行整合。事实上,在奥斯汀提出这一概念之前,美军内部就针对这一问题进行了深入讨论。2021年2月,美军参谋长联席会议副主席约翰·海顿(John Hyten)建议美国对战略威慑进行更广泛的审查。他提出,“当你把进攻、防守和所有这些能力放在一起看的时候,实际上就是关于战略威慑。这不仅关乎核态势……也不仅关乎导弹防御,也不仅关乎太空……所有这些因素共同提供了我们的总体战略能力和战略上威慑对手的能力”。在奥斯汀看来,真正强大的威慑不依赖于任何特定的平台,而是依赖于美军建立的整个网络。不过,美国在整个网络中也存在一些短板。美国负责政策的国防部副部长科林·卡尔(Colin Kahl)认为,美军在陆、海、空等常规领域已经做得很好,但是在太空、网络空间和信息世界,则是竞争对手向美国施压的领域。因此,提升在太空、网络空间和信息世界的威慑能力,成为美国的重要任务。

其次,“一体化威慑”需要落实到行动上。美国国防部“中国工作组”在评估和分析反击中国的不足时发现,在与中国的对抗中,美军设定打击目标与实现这一目标的努力之间存在“说—做”的差距。为此,美军加强了三个方面的行动。一是强化对中国的情报、监视和侦察活动。据不完全统计,美军2020年对南海开展空中抵近侦察近千架次。根据中国外交部的统计,仅仅在2021年1月1日至7月12日期间,“美方对华海空抵近侦察近2 000次”。二是通过新技术提升美国的威慑能力。2021年7月13日,奥斯汀在美国人工智能国家安全委员会发表演讲时表示,“一体化威慑”作为21世纪的新愿景,有赖于创新和投资,尤其是将人工智能、量子计算、大数据和5G等重要技术应用于军事领域。三是反击对手的强制行为。行动是“一体化威慑”的基础,美国要强化前沿部署,抢先将军事力量部署到对手有意部署的地方。美军参谋长联席会议副主席海顿认为,“一体化威慑”不仅事关美军的网络、空间或核能力,其目标还在于美军运用这些能力给对手制造麻烦,让对手决定不介入冲突。

再次,“一体化威慑”还需要盟友的参与。2021年7月27日,奥斯汀在新加坡发表演讲时进一步阐述了“一体化威慑”的内涵,即“利用现有能力,以及建立新的能力,并以全新的和网络化的方式部署,所有这些能力都是根据一个地区的安全形势量身定制的,并与我们的朋友建立伙伴关系”。这意味着,美国盟友在这一概念中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对美国而言,充分发挥全球联盟体系的作用,增加自身威慑能力,使得任何竞争对手都无法匹敌,这种优势是独一无二的。

(二)重视对中国进行拒止性威慑

在理论研究中,一般把威慑划分为惩罚性威慑(deterrence by punishment)和拒止性威慑(deterrence by denial)两种类型。约翰·米尔斯海默(John Mearshemer)认为,前者旨在通过扬言摧毁对手的人口和工业来阻止对手的行动,后者旨在使对手信服不会在战场上达成目标。就内涵而言,惩罚性威慑的对象可能更加广泛,并非一定局限于对手的人口和工业,同样包括针对其他社会层面的报复和击败对手的军事力量。也就是说,只要扬言通过军事力量惩罚对手便可视为一种惩罚性威慑。拒止性威慑则是一国希望拥有一定实力,使对手相信它可以通过扩大或延长战争,从而使对手无法实现战略目标。因此,拒止性威慑起作用的核心逻辑在于,通过消耗战略增加对手采取行动的成本,使其以低成本达成速胜的希望破灭。冷战结束以后,美国的常规军事力量在全球居于主导地位,惩罚性威慑和拒止性威慑都是美国威慑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然而随着中国常规威慑能力的上升,美国对中国进行惩罚性威慑的基础受到侵蚀,因此更加强调拒止性威慑的重要性,通过让中国相信无法赢得战争来劝阻中国在台海问题和南海问题上的军事冒险行为。为此美国战略界进行了比较深入的讨论,主要包含三个核心观点:

第一,冷战结束以后,美国威慑的机制已经发生重大变化,既有的威慑战略难以满足美国的需要。威慑要发挥其应有作用,就必须从理论层面落到实处,即通过具体的军事战略将信号清晰地传递给对手。不过,美国的威慑战略似乎经常失灵。理查德·贝茨(Richard Betts)认为,威慑的逻辑在冷战后失灵了,美国赖以赢得冷战的防务政策表现得非常糟糕。无独有偶,安德鲁·克雷皮内维奇(Andrew F. Krepinevich, Jr.)也提出,随着技术和地缘政治的发展,美国冷战后在军事上无可比拟的主导地位已经终结,通过威慑来遏止侵略变得愈加困难。事实上,威慑当然有可能会失效,但其原因大多并不在于威慑自身的问题,而是制定威慑战略的决策者出现了问题,忽视了威慑需要根据具体情景变换模式。

第二,美国通过惩罚来威慑中国的效力已经大幅下降。何理凯(Eric Heginbotham)和雅各布·海姆(Jacob L. Heim)认为,美国以往的威慑多是在其占据主导优势的前提下进行的,现在这种主导优势已经不复存在了。美国前助理国务卿韦斯·米切尔(A. Wess Mitchell)也指出,当前美国的外部环境正在发生重大变化,已经对美国基于惩罚的威慑模式构成了重大挑战:美国需要威慑的对手数量众多;美国的竞争对手得到了更好的武装,并在制定规避惩罚性威慑的战术。也有分析者提出,台湾海峡和东海的地理位置限制了美国惩罚威慑的选择。美国实施惩罚性威慑面临着一些困境:中美实力变化导致了两国的风险—收益盘算发生转变,中国的许多政策目标都低于美国基于惩罚的威慑门槛;即使美国发动战争进行惩罚,中国是否认为惩罚具有威慑作用也不清楚;跟核时代所有的有限战争一样,冲突一旦爆发,可能难以控制局势升级。

第三,为应对中国,美国需要更多地实施拒止性威慑。近年来,美国调整对华常规威慑理念,试图让中国认识到难以通过战争方式解决争端。美国国会众议员迈克·加拉格尔(Mike Gallagher)呼吁,美军应该转变威慑方式,更多地采取拒止性威慑方式,最开始就拒止对手发动进攻,而非承诺在对手侵略后通过惩罚来进行威慑,以此来应对中国日益增长的“威胁”。杜如松(Rush Doshi)建议,美国应该在军事层面采取不对称战略:借鉴中国的做法,发展不对称武器,采取拒止性威慑,抵消中国“反介入与区域拒止”战略的影响力;帮助盟友和伙伴发展“反介入与区域拒止”能力;破坏中国通过高昂代价建立海外基地的努力。埃尔布里奇·科尔比(Elbridge A. Colby)提出,美国的国防必须改变,以应对中国不断增长的实力和野心,通过准备战争来遏制战争,拒止战争的爆发。

在此背景下讨论这一问题,分析者大多认为美国的威慑战略正在从惩罚性威慑转变为拒止性威慑。原因在于,他们认为基于拒止的威慑而非基于惩罚的威慑最适合应对美国目前的战略挑战。这也契合美国在国家安全战略上一以贯之坚持的原则,即“目的是威慑冲突,如果威慑失败,必须赢得战争”。然而,拒止性威慑并不比惩罚性威慑更容易成功,威慑方的战略选择和对手的战略回应都将影响拒止性威慑的最终效果。尤其是在俄乌冲突爆发以后,美国通过经济制裁和金融制裁对俄罗斯进行了严厉的惩罚,这本质上是一种典型的惩罚性威慑,美国同样看到了它对国际社会形成了强大的震慑效用。因此,美国会灵活选择或组合惩罚性威慑和拒止性威慑,而不会固守某一种策略。

(三)借鉴俄乌冲突中的威慑经验

在具体议题上,美国对华常规威慑主要落脚在台湾问题上。2022年2月24日,俄乌冲突爆发后,美国对俄罗斯实施了一系列严厉的金融制裁和经济制裁,在军事上大规模援助乌克兰,事实上对中国形成了威慑效用,这给中美在台湾问题上的战略博弈带来了一些新变化。美国战略界将俄乌冲突与台湾问题进行类比,积极总结美国在俄乌冲突中实施威慑行为的经验和教训,提出了相应的政策调整方向。概括而言,俄乌冲突在两个方面影响了美国对华威慑的思路。

第一,美国在台湾问题上需要借鉴乌克兰的经验和教训。俄乌冲突爆发后,美国战略界意识到,可以将乌克兰的经验和教训移植到台湾问题上,强化对中国的威慑。一方面,通过展示俄罗斯在乌克兰遭遇的挫折和承受的成本,以改变中国领导人和民众的认知,吓阻中国在台湾问题上采取军事行动。韦斯·米切尔宣称:“通过帮助乌克兰人让侵略者付出高昂代价,美国及其盟友可以表明,即使是一个大国,在怀有敌意的领土上也会面临长期冲突的风险,同样的情况可能在台湾发生。”另一方面,美国政府意识到,乌克兰在俄乌冲突中的经验值得借鉴,可以将其作为应对未来台海冲突的潜在模式。美国欧洲司令部司令托德·沃尔特斯(Tod Wolters)与美国印太司令部司令约翰·阿奎利诺(John Aquilino)认为,美国及其盟友对俄罗斯进攻乌克兰的反应可作为应对中国大陆攻击台湾的潜在模式。根据美国政治新闻网的报道,美国官员正在敦促台湾当局将乌克兰成功抵抗俄罗斯军队作为反击中国大陆攻击的“剧本”。

第二,美国认为中国也在研究俄乌冲突中美国的威慑行为。俄乌冲突爆发后,拜登政府也在关注中国对俄乌冲突的反应模式,并分析中国在台湾问题上的立场是否发生转变。在美国政府内部和战略界中,大概存在三种不同的解读。第一种解读认为,中国受美国及其盟友对俄罗斯经济制裁和金融制裁、对乌克兰大规模军事援助产生的威慑效用所影响,会汲取俄罗斯在乌克兰问题上的教训,在台湾问题上更加谨慎行事。德国马歇尔基金会亚洲项目主任葛来仪(Bonnie S. Glaser)和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中国研究所主任白明(Jude Blanchette)认为,俄罗斯在乌克兰的军事行动受挫和西方的团结可能促使中国在台湾问题上保持谨慎。第二种解读认为,美国制裁俄罗斯产生威慑效用不会影响到中国在台湾问题上的决心,但是有可能影响到中国的策略选择。梅惠琳(Oriana Skylar Mastro)认为,俄乌冲突并未改变什么,中国领导人对美国的力量和决心以及国际社会的反应看法没有改变,中国不希望将台湾问题与俄乌冲突进行类比。美国中央情报局局长威廉·伯恩斯(William J. Burns)认为,中国领导人正在仔细研究应该从俄乌冲突中汲取什么教训,尽管这不会削弱中国“控制台湾的决心”,但是会影响中国“如何以及何时这样做的计算”。有分析者赞同这一观点,他们认为没有证据表明俄乌冲突改变了中国大陆对台湾使用武力的决心,也没有修正或增加额外的红线,但是解放军会从俄乌冲突中汲取教训,并调整军事计划。第三种解读认为美国绞杀俄罗斯的威慑效用将会坚定中国大陆解决台湾问题的决心。有分析者认为,俄罗斯在乌克兰的军事行动将会加快中国占领台湾的速度。伊万·蒙哥马利(Evan Montgomery)和吉原恒淑(Toshi Yoshihara)也认为,俄乌冲突可能会使中国领导人更加笃定,加倍努力粉碎台湾的抵抗意志。他们提出,“俄罗斯的挫折和乌克兰的暂时成功可能会刺激中国更早地发出威胁和使用武力,以减少美国军事干预的可能性,并增加台湾投降的可能性”。

第三,美国必须强化对台军事援助,提升对中国的威慑能力。在俄乌冲突气氛的笼罩下,美国战略界正在构建中国将在台湾海峡采取类似军事行动的叙事。部分美国政客鼓吹台湾当局已经不能再等待了,美国及其盟友必须强化作战力量以能够威慑中国,并在必要时“击败中国的入侵”。艾立信(Andrew Erickson)和加布里埃尔·科林斯(Gabriel Collins)提出,为了在台湾问题上反击中国的“反介入与区域拒止”,美国和台湾当局需要专门针对中国的军事弱点,根据乌克兰的经验,在反导、防空、海上拒止、海岸拒止、水雷战、信息战、民防系统和关键基础设施韧性等八个具体领域进行投资,以使台湾更难被入侵、征服、占领和治理。也有分析者认为,俄乌冲突最大的教训是经济制裁无法阻止战争爆发,这种威慑模式发出的威胁只有在俄罗斯越过乌克兰边境后才会执行。为了威慑中国,美国及其盟友需要向台湾地区加速出售F-16s、导弹和无人机等先进武器,将台湾打造成一个“豪猪”。从美国政府和战略界的运筹来看,它们大概形成了一个共识,即台湾必须为战争做好准备,不仅要提升防卫能力,还要增强战斗意志。唯有如此,才能吓阻中国。

综上,从美国对华常规威慑的概念创新、能力建设和议题落实来看,中美常规威慑的互动场域主要聚焦在西太平洋,核心议题是台湾问题。在此场域和议题中,美国面临的战略压力日益攀升,迫使其提升威慑中国的常规军事力量,这必然要求美国在威慑概念上寻求创新,借以指导美国的军事战略。美国的核心意图在于,通过强化常规军事力量,整合一体化威慑能力,改变中国在未来冲突中的成本和收益盘算,使其最终放弃通过武力解决相关问题。

三、美国提升对华常规威慑能力的战略举措

在2022年2月公布的《美国印太战略》报告中,美国将加强威慑作为“印太行动计划”的重要内容。这也表明,美国已经意识到自身常规威慑能力正在被中国快速侵蚀,并试图抓住机会窗口期,及时调整方向,采取一系列措施来提升自身的常规威慑能力。在战略层面,美国主要从加强国防科技建设、提升拒止性威慑能力建设和巩固亚太联盟关系三个方面着手。

(一)加强国防科技建设

首先,加大科技创新的投入。随着中国在全球产业链中地位的上升,美国加大了对自身国防工业基础的审查和评估。在这些审查和评估的推动之下,美国国会通过了一系列法案,试图通过制度设计,以国家立法保障相关投资的方式,与中国展开科技竞争,抢占制高点。2021年4月20日,美国参议院多数党领袖查尔斯·舒默(Charles Schumer)和托德·扬(Todd Young)共同提出了《2021年无尽边疆法案》(Endless Frontier Act of 2021),旨在强化政府“大科学”体系的引导地位,在国家层面推动美国科技发展,压制中国的科技竞争力。同年5月18日,舒默在《2021年无尽边疆法案》的基础上,整合了芯片和开放式无线电接入网(O-RAN) 5G紧急拨款、《战略竞争法案》、国际安全与政府事务委员会的规定和《应对中国的挑战法案》,推出了《2021年美国竞争与创新法》,并于6月8日在参议院获得通过。该法案要求美国政府增加在技术研发方面的投资,其中最核心的部分是通过国家科学基金会提供约810亿美元新的联邦研发资金和投资527亿美元用于半导体发展,以对抗中国日益增长的影响力。

其次,增加军事投入,巩固传统优势。在经历了较长时间的下降后,特朗普政府和拜登政府试图增加军事投入。在2018、2019、2020、2021、2022和2023财年,美国的军费预算分别是6 999亿美元、7 163亿美元、7 380亿美元、7 405亿美元、7 530亿美元和8 133亿美元,为武器装备和作战平台的研发与采办提供了充裕的资金支持。在军备建设上,特朗普政府和拜登政府都支持新的海军造船计划。美国海军已经启动了“造船厂基础设施优化计划”(SIOP),准备用20年时间、投入210亿美元对海军四大造船厂进行升级改造。此外,美国还将国防资源向西太平洋地区倾斜。2017年5月,美国国防部提出了“亚太稳定倡议”,提供75亿美元支持美国亚太地区的军事力量建设。2021年1月1日,美国通过了《2021财年国防授权法案》,该法案提出了“太平洋威慑倡议”,拨款22亿美元,旨在强化美军在西太平洋地区的威慑和防御态势。在吉姆·英霍夫(Jim Inhofe)和杰克·里德(Jack Reed)两位美国参议员看来,“太平洋威慑倡议”将提高预算透明度,并将资源集中在关键军事能力上,以威慑中国。

再次,重视技术创新,调整技术发展方向。美国应对中国军事力量快速增长的一个思路就是依靠更先进的技术,提升威慑中国的能力。一是以美国的技术优势来抵消中国的数量优势。2014年8月,时任国防部常务副部长罗伯特·沃克(Robert Work)呼吁美国实施“第三次抵消战略”。美国的核心理念是依仗其先进军事技术,抵消中国武器装备的数量优势。以海军为例,美国军方面对中国的造船速度优势,试图通过技术水平高、装备更精良的战舰来占据竞争优势。二是调整技术发展方向,从冷战后美国军事技术发展的弯路中走出来。冷战以后,美军长时间处于“独孤求败”的态势,因此在一些武器装备和作战平台的技术方向上走了弯路。具有代表性的是美国以“由海向陆”作战概念为指导,提出发展濒海战斗舰和DDG1000驱逐舰项目。在美国引以为傲的造船业上,美国海军也输掉了与中国的竞争,昔日辉煌不再。为此,美国及时止损,终止了两个项目,试图重新实施海洋控制战略,在战略战术、作战概念、装备研发等领域进行全面调整。

最后,补足技术发展的短板,试图在一些领域追赶中国领先的步伐。1996年台海危机以后,中国致力于发展“撒手锏”武器平台。经过二十多年的发展,在一些领域取得了重大突破。对此,美国加大了在这些领域的投入和研发。以高超音速武器为例,美国国防部积极开展高超音速武器工业基础建设研究,2020年成立了由助理国防部长和国防部研究与工程署主任领导的高超音速武器作战办公室。与此同时,美国加大了在高超音速武器领域的投入,2022财年的预算申请额达到38亿美元,2023财年的预算申请进一步攀升到47亿美元。在此推动下,美国陆海空三军和国防高级研究计划局(DARPA)竞相开发多个高超音速武器,并且已经进行了多次试射。美国还积极发展高超音速武器防御系统,国防高级研究计划局计划开发名为“滑行破坏者”(Glide Breaker)高超音速武器防御系统。

(二)提升拒止性威慑能力

近年来,美国战略界对台湾问题进行了深入讨论,体现了美国威慑战略的核心关切和主要意图。拉特纳认为,美军需要强化前沿防御,他宣称,一个作战可信的前沿部署对美军实施威慑的实力而言是必要条件。对美国而言,强化拒止性威慑对防御和进攻能力建设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在防御能力建设上,美国正在提高遭受中国先发制人打击后的生存能力。应对中国快速提升的威慑能力,美国在诸多领域提升能力。第一,提高情报、监视和侦察能力。近年来,美国在第一岛链内的军事侦察能力受到严重削弱,已经威胁到美军的防御能力建设。一方面,中国的情报、监视和侦察系统获得了极大的提升;另一方面,美国的情报、监视和侦察部门尚未准备好有效支持灰色地带作战或高度竞争环境下作战行动。为此,美国战略和预算评估中心提出了“侦察威慑”作战概念,建议美军整合美国及盟友的军用无人机和浮空气球、无人水面舰艇、海上浮标和滑翔机、海底科研网络以及天基商用小型卫星有效载荷等关键赋能技术,采用持续、有效、低风险的侦察监视方式,在西太平洋和东欧的关键区域保持实时、持续的态势感知能力,以达到威慑地区大国的目的。

第二,实施分散部署。随着中国威慑实力上升,美国过去十余年多批次将军事力量从冲绳基地转移到关岛和澳大利亚,旨在通过分散部署来抵消中国的威慑实力。这也契合了美国海军近年来提出的“分布式杀伤”(Distributed Lethality)作战概念。这一概念旨在通过调整海军作战力量运用,增强美国海军水面舰艇的攻击能力。其基本设想是对水面舰艇进行分散部署,然后依靠其技术优势,集中火力打击对手,最终掌握制海权。

第三,加固关键基础设施,提升后勤和维修能力。有分析者提出,拜登政府在就未来如何投资美国军事能力作出决定时,应该承认拒止性威慑的价值,投资那些能够加强防御的能力,重点加强基础设施、后勤及伙伴的能力。一方面,美军大力提升抗打击能力,加固关键基础设施,强化防弹掩体建设,提升对机库、燃油库、弹药供给体系及其他重要设施设备的保护措施;另一方面,美军还大力提升后勤和维修能力,以提高反击能力和遭受打击后战斗力的恢复水平。

第四,提升导弹防御能力。过去十余年来,中国相继部署了一系列弹道导弹和巡航导弹,以东风—26为代表,这些导弹将关岛作为假想目标。当前,美军明确将提升关岛的导弹防御系统作为美国在西太平洋地区的优先事项。美国逐渐意识到,仅凭部署在关岛的陆军“萨德”系统和海军“宙斯盾”驱逐舰难以应付中国的“威胁”,因此加大了导弹防御体系建设的资金投入,在关岛部署陆基“宙斯盾”系统,以在第二岛链建立持久、全方位的导弹防御能力。

在进攻能力建设上,美国努力提升针对对手的攻击能力,主要集中在三个领域:第一,加快变革空军,加强空中力量建设。冷战结束以后,美国空军依仗在海湾战争中的出色表现,建立了极高的战略威慑信誉。然而美国专注于反恐战争长达20年,中国在此期间积极发展军事力量,以歼20为代表的一批新装备的出现,极大地削弱了美国对中国的威慑能力。尽管空中力量仍然占据优势,但美国已经感知到了战略压力。2020年8月,美国空军参谋长查尔斯·布朗(Charles Q. Brown, Jr.)称,中国试图使用先进武器系统直接对抗和拒止美国空军力量,挑战其空中优势、侦察和打击能力,以剥夺美国的全球投射能力。对此,美国空军必须加速变革,探索新的作战概念;在确定空军的任务和能力时,必须瞄准竞争对手的作战理论、战争方式和部队发展战略;改变以平台为中心的观点,将重点放在针对对手的能力建设上,因敌而变,在能力开发和部署方面战胜对手。

第二,发挥不对称优势,强化潜艇的反击作用。金莱尔(Lyle Goldstein)认为,解放军当前已经大大削弱了美军水下作战的决定性优势。在此背景下,除了在西太平洋地区扩大海军规模、加速新军事技术研发和创新作战概念等常规手段外,美国海军还试图发挥不对称优势,在战争爆发时可以依靠强大的潜艇力量反击中国。美国的攻击核潜艇和战略核潜艇在世界范围内都属于领先水平。“俄亥俄”级战略核潜艇、“海狼”级攻击核潜艇和“弗吉尼亚”级攻击核潜艇都具有强大的威慑能力,正在开工建造的“哥伦比亚”级战略核潜艇的技术水平更为先进,这些力量可以对中国形成强大的威慑。中国的潜艇静音技术尽管获得了巨大的进步,但是仍然难以完全突破美日两国反潜部队的区域搜索,从而让美国获得了极大的不对称优势,增强了其威慑能力。

第三,提升反登陆作战能力。从根本意义上,美国前沿防御关系到美国能否顺利进入战场的问题,其关键在于解决美军的兵力部署问题。在对手发动登陆作战时,美国要拥有进入战场、阻止对手占领相关地区的能力。在一部分美国政策分析者看来,美国在台湾问题上应采取“豪猪”战略,通过武装台湾当局来阻止中国大陆进行两栖登陆,试图给中国造成重大伤亡,为美国干预台湾问题争取时间。从过去一段时间的美国对台军售来看,美国的目标非常明确,就是向台湾地区提供防御性武器,强化反登陆作战,以最大程度地增加中国登陆作战的成本。

综合以上讨论,美国试图从防御和进攻两个层面提高对中国的常规威慑能力,以抵消中国在地缘上的战略优势。尽管美国技术和能力仍然占据优势,但是西太平洋距离美国本土遥远的现实给美军带来了诸多麻烦。因此,美国提升常规威慑能力必须调整理念,规避地缘政治短板带来的挑战。

(三)巩固亚太盟友关系

长期以来,盟友和伙伴一直在美国亚太战略中扮演着核心角色。然而,特朗普的诸多外交政策极大地伤害了美国政策的可信度。不过,即使特朗普政府也已经意识到这一问题。2021年1月12日,美国白宫网站公布了解密版的《印太战略框架》。该文件指出,“提高美国联盟的可信度和有效性”是美国在印太地区的最高利益之一。拜登政府上台之后,更是将修复与盟友的关系摆在其外交政策的关键位置。2022年5月26日,美国国务卿安东尼·布林肯(Antony J. Blinken)发表讲话,阐述拜登政府的对华政策方针,将美国对华战略概括为“投资(invest)、结盟(align)和竞争(compete)”三个关键词,试图拉拢盟友和伙伴与中国竞争。事实上,尽管特朗普政府的外交政策在政治上冲击了联盟关系,但是美国与盟友的防务关系受到的影响非常有限,甚至在很大程度上有所强化。

在防务上,特朗普政府和拜登政府的主要着力点都是三个常规战略:一是提升美国与这些国家的防务关系,增加对亚太盟友的战略承诺,增强它们的信心。二是强化日本、韩国和澳大利亚的防务能力,鼓励盟友承担更多责任,进一步释放盟友和伙伴的战略潜力,对中国实施积极拒止战略。三是重视多边防务合作。一方面,注重发挥“四国机制”的作用。例如,美国积极升级“马拉巴尔”海上军演,将其演变为美日印澳四国联合军演。依仗这些措施,美国企图加强与盟友、战略伙伴的防务合作,向中国“秀肌肉”,展示其威慑能力及决心;另一方面,强化与英国、澳大利亚的防务关系。2021年9月15日,美英澳宣布建立三边安全伙伴关系,三国的安全合作关系进一步升级。

在西太平洋地区,盟友和伙伴是美国提升常规威慑能力不可或缺的关键因素。在战略信誉上,美国也必须在盟友与对手之间保持一种平衡,既可以安抚盟友和威慑对手,又必须管控盟友和稳住对手。为此,美国积极强化对盟友的再保证。2018年4月24日,美国国会参议员科里·加德纳(Cory Gardner)联合参议员马科·鲁比奥(Marco Rubio)、爱德华·马基(Edward Markey)和托德·扬共同发起“2018年亚洲再保证倡议”,旨在提升美国与盟友及伙伴的关系。同年12月31日,特朗普签署《2018年亚洲再保证倡议法》,重申对亚洲国家的战略承诺,以此来对抗中国。美国2020年6月提出的“太平洋威慑倡议”有着同样的目的,它在军事上和政治上都是针对当下美国的困境提出的药方。在军事上,前美国印太司令部司令戴维森呼吁,美国在未来五年内投入270多亿美元,以增强防御能力和应变能力,并为保卫前两个岛链做好准备。其中的核心问题就是强化美军在西太平洋地区的前沿部署,提升美军在太平洋地区的导弹防御能力,进而突破中国的“反介入与区域拒止”能力,最终实现海上压制。因此,提升与盟友在互通、互操作性和信息共享方面的能力是非常关键的。在政治上,“太平洋威慑倡议”有着更深的谋划,试图确认对亚太地区盟友的承诺,聚焦四个方面的工作:一是围绕印太地区的关键优先事项筹划国防预算,提高国防预算的透明度,加强国会监督;二是将资源集中在固件能力缺口上;三是优先考虑与盟友和伙伴的合作;四是提升可信的威慑。

综合来看,美国从加强国防科技建设、强化拒止性威慑能力建设和提升与亚太盟友的关系三个方面着手,试图使用所有手段提升对华威慑能力。美国的选择是一种综合方案,既有自身能力提升的方面,也有倚仗于盟友的领域,有不少新思路和新方法,显示出美国在过去一段时间应对大国战略竞争的自我演化轨迹。

四、美国对华常规威慑战略调整的影响

当前,中美权力转移已经进入关键时期。保罗·肯尼迪(Paul Kennedy)在谈及中国崛起时认为,全球政治、武装力量和经济的变化意味着美国有了一个全球主导权的新竞争者。对中美两国而言,常规威慑能力的此消彼长,以及常规威慑战略的攻守态势转换,必然关系到大国战略竞争的总体态势,也必然对世界和地区的安全秩序形成重大影响。

(一)加速新战略平衡的形成

美国常规威慑理念和战略的转变加速了中美两国之间的相互调适,甚至有进入安全困境的苗头。对中美而言,这是一个动荡期,其基本特点是两国力量变化迅速。在经济和科技领域,美国通过经贸战和高科技战,企图打压和遏制中国经济的进一步发展。在军事领域,两国在力量建设和作战概念上渐趋针锋相对,军事竞争越来越明显。尤其是俄乌冲突爆发以后,美国将其与台湾问题进行历史类比,坚定了军事上保护台湾地区的决心,加速了调增军事部署的步伐。在此背景下,亚太地区的新战略平衡加速形成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

一是中美两国的战略思想正在调整,彼此战略认知正在发生重大转变。美国对中国的心态比较复杂,既夸大中国的“威胁”,同时也认为中国低估了美国的实力,这体现了美国在过去几年对华战略评估的多维视角,也展示了大国在战略竞争中准确评估的困难之处。当然,我们也必须注意到,当前美国对中国的战略评估已经完成,战略焦虑期也已经过去,后面将进入相对稳定的战略竞争轨道。中国对美国的认知也完成了一次重大转变,经历中美贸易战和高科技战以后,中国抗住了美国的经济制裁和强制外交,恐美惧美的心态有了本质改观,战略自信逐渐上升。对中美两国而言,常规战略威慑中强制性威胁和“再保证”两者的关系逐渐失衡。根据托马斯·谢林(Thomas C. Schelling)的研究,威慑中的强制性威胁需要相应的“再保证”才能更好地发挥作用。当前中美两国在相关核心议题上的“再保证”缩水,强制性威胁上升,威慑失衡已经成为中美战略不稳定的关键原因所在。

二是中美两国的战略规划也在调整,出现了以局部战略取代整体战略的迹象。中美两国常规威慑的能力建设和战略规划是以台湾问题为中心的。尽管两国之间在政治、经济和安全各领域中尚有高科技竞争、人权问题、新冠肺炎疫情问题等其他重要议题,但是目前台湾问题获得了最大的关注,局部战略取代整体战略已经成为中美战略竞争中重要而且危险的趋势。两国在具体议题上面临的困境是具体、明显且十分无解的,正如有学者指出:“一旦涉及具体方向,就面临在台海能够付出多大代价,在南海的军事目标如何定义等难题。”此种艰难抉择,在中美战略选择空间缩减或政策选项减少时,将成为危机爆发前首先考虑的问题。俄乌冲突爆发后,中美在台湾问题上面临的局面更加恶化了。

三是美国亚太主要盟友对中国常规威慑力量发展充满了忧虑,不仅试图加强自身防务能力,还渴望美国强化安全承诺。为了威慑中国,日本加大了在防务上的投入。早在2020年12月,日本内阁就决定加强威慑力量,研发新巡航导弹,应对所谓的中国和朝鲜的潜在“威胁”。日本前防卫大臣中谷元(Gen Nakatani)称,日本最关心的是中国不断增长的军事实力,日美同盟应通过日美联合行动,加强警戒监视和威慑。菅义伟政府和岸田政府更是一再声明对“台湾海峡和平与稳定的重要性”的关切。韩国在经济上高度依赖中国,同时在朝鲜核问题上也有求于中国,因此期待中美保持良好关系。韩国有官员提出,“韩国是美国的盟友,但它也与中国保持着战略伙伴关系。无论是采取亲美的平衡战略,还是追随中国的崛起,对首尔来说都将是极其困难的”。然而尹锡悦就任韩国总统改变了这一趋势,他对中国充满了忧虑,更倾向于追随美国。澳大利亚已经成为美国遏制中国的马前卒和急先锋,在南海问题、人权问题和新冠肺炎疫情溯源问题上对中国横加指责。在安全问题上,中国军事力量在数量和质量上的快速提升引起了澳大利亚的警惕,并给其决策者带来了压力和恐惧。2021年5月,澳大利亚政府宣布,将在未来10年投入2 120亿美元用于国防开支,以更新基地和购买新武器,提升澳大利亚的威慑能力和战斗能力。

(二)推动中国核战略的调整

中美常规威慑能力的变化还推动美国统筹考虑核力量和常规力量。美国调整核战略的主要目的,是应对大国战略竞争与未来可能出现的大国冲突。美国自身核战略的调整,反过来推动中国重新思考自身的核力量与核战略。长期以来,中国一直维持最低限度的核威慑,核武器规模较小。然而,现在有了一些新变化。2020年5月8日,时任《环球时报》总编辑胡锡进在微博上呼吁中国增加核武器到1 000枚,这引起了有关中国是否应该增加核武器以及中国核战略何去何从的讨论。有一些学者不赞同胡锡进的观点。李彬认为,“核武器的需求数量是一个非常重大的涉及国家安全的问题,我们应该战战兢兢地做好这个计算”。赵通也提出,“中国应该保持什么样和多大规模的核武库,需要对不同型号核武器的机动、抗毁、反应、突防等诸多能力进行系统综合的分析,同时也要对潜在对手的侦察、打击、损伤评估、防御等技术及各种能力缺陷进行全面对比”。

如果将这种政策辩论置于中美战略竞争的框架下,尤其是聚焦于台湾问题时,就很容易理解了。在中国增加核武器的问题上,支持者与反对者的出发点是不一样的。支持者更多是看到了中国未来在台湾问题上的战略挑战,看到了中国的核力量大大落后于美国,在对美威慑力量建设上是有短板的。他们认为,美国针对中国的威慑战略和打压措施,已经把中国维持最低限度核威慑的政策基础掏空了。如果中国要统一台湾,增加核武器将是必然选择。《环球时报》在社评中认为,是美国触发了中国加强核威慑的紧迫感,并主张“中方的实力建设必须让华盛顿确信,一旦在中国家门口发生战争,他们是绝对打不赢的”。因此,这一思路是以解决台湾问题作为思考核战略的基点,更多是基于政治的逻辑。反对者更多是基于专业主义的逻辑,主张通过专业测算来确定核武器数量。他们的基本观点是,中国不需要把台湾问题放得过高,维持最低限度的核威慑是一种成本最低的方案,也足以维护当前的中国国家安全。

在战略规划上,中国也的确在按照自己的步调进行战略调整。《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的建议》明确提出,要“加快军队组织形态现代化,深化国防和军队改革,推进军事管理革命,加快军兵种和武警部队转型建设,壮大战略力量和新域新质作战力量,打造高水平战略威慑和联合作战体系,加强军事力量联合训练、联合保障、联合运用”。提高中国的常规威慑能力和核威慑能力,符合当前面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时要坚持伟大斗争的要求。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指出:“要坚持政治安全、人民安全、国家利益至上有机统一,既要敢于斗争,也要善于斗争,全面做强自己,特别是要增强威慑的实力。”

在现实政策上,中国也在进行重要的战略调整。一方面,中国正在稳健地增加核武器数量。根据斯德哥尔摩国际和平研究所的最新估计,截至2021年1月,中国拥有350枚核弹头,比2020年增加了30枚;另一方面,中国也在完善作战体系,提升核武器的生存能力。根据《原子科学家会刊》的报道,中国可能正在建造近300个新的核导弹发射井,核导弹发射井数量增加意味着中国核威慑从最低限度的核威慑走向中等核威慑。中国还在战备状态和作战概念上下功夫,提升运载系统的机动性和生存能力,在公路机动洲际弹道导弹、固体燃料洲际弹道导弹、战略轰炸机和弹道导弹潜艇上取得了长足的进步。美国智库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CSIS)的报告认为,东风—41洲际弹道导弹射程达到1.5万千米,最多可以携带10枚分导式弹头,可以采用公路机动平台、铁路机动平台和加固地井等三种方式进行部署,极大地提高了中国对美国的核威慑能力。

(三)影响军控体系的发展趋势

中美常规威慑能力的提高将会影响全球军控体系的发展。中国常规力量的进步,尤其是导弹技术和实力的提高,“反介入与区域拒止”能力的上升,使得西太平洋地区的常规力量分布朝着有利于中国的方向发展。因此,美国试图调整相关军控战略,以释放更多战略红利来抵消中国的进步,这对军控体系产生了长远影响。

第一,全球军控体系加速走向瓦解。特朗普政府相继退出了《中导条约》和《开放天空条约》,加上早在2002年退出的《反导条约》,美俄之间仅存2011年签署的《新削减战略武器条约》,冷战时期建立的全球军控体系摇摇欲坠,趋于瓦解。尽管拜登政府续签了《新削减战略武器条约》,但是“军控、裁军和防扩散议题高歌猛进的时代已经终结,拜登政府所做的一切至多只是为这些在美心目中已‘过时’的军控机制续命而已”。

第二,给美国要求中国参加新的军控谈判提供了口实。要求中国参与军控谈判是一个非常好的政策工具,不管中国是否参与,美国都可以此打压中国。如果中国不参与军控谈判,美国将会向中国施压。2020年6月8日,时任美国首席军控谈判代表马歇尔·比林斯利(Marshall Billinglsea)称,美俄已就开展军控谈判邀请了中国,借此向中国施压。如果中国参与军控谈判,美国将通过新条约限制中国,扰乱中国军事现代化的节奏,迟滞中国追赶美国常规威慑能力的建设步伐。

第三,加剧了核扩散的风险。2021年9月15日,澳英美三国签署协议,宣布建立“三边安全伙伴关系”。澳大利亚单方面撕毁与法国之间高达660亿美元的常规潜艇合同,计划在英美的技术援助下建造八艘攻击核潜艇。这种潜艇续航时间更长,难以被侦测,导弹荷载能力更强,打击范围更大,也更便于收集情报和部署特种部队,这极大地增加了澳大利亚和美国威慑中国的力量。澳英美三国充分利用了既有国际条约的漏洞,加剧了核扩散风险。潜在的核扩散者可以利用海军反应堆计划作为发展核武器的掩护。美国核潜艇使用的反应堆需要高浓缩铀,澳大利亚掌握这一能力将加快核基础设施的扩散。澳大利亚的行为会刺激日本和韩国等试图拥有核潜艇,甚至谋求核武器。美国为了提升自身威慑能力,不惜向其盟友授权使用美国技术生产核动力潜艇和远程导弹,这无疑会打开“潘多拉盒子”,其负面影响将是长久的。

结 语

在中美战略竞争的框架下,美国及时进行战略调整,提升威慑中国的能力,这是应对权力变迁的应激反应。中国应该正确看待两国常规威慑能力的动态变化,不应该过度夸大美国常规威慑能力的下降。美国是否衰落并非新话题,尽管其正在相对衰落是一个共识,但是这种讨论很多时候具有欺骗性。其一,权力来源具有多样性,准确评估是一件非常困难的工作。中美之间的实力对比,除了经济的维度,还有军事、科技和联盟等多种维度,很难准确评估一个具体阶段的对比。中美竞争可能是交替上升和领先的状态,不宜过度解读美国常规威慑能力的下降。其二,美国仍然保持着对中国的巨大优势,对此要有清醒的认识。回顾冷战时期的美苏竞争,实力此消彼长和战略攻守态势很多时候是虚实相间的,因此必须弄清其背后的战略意图。单纯看政策本身,往往会导致过度焦虑。美国最近宣称常规威慑能力的下降,背后原因非常复杂,概括而言,主要有三个方面的原因:一是渲染“中国威胁”,有意将中国塑造为一个竞争对手;二是动员国内力量,企图凝聚更多的社会共识;三是争取更多军费,为军方赢得更多的资源支持。历史上曾多次出现这种情况,最经典的是苏联发射人造卫星之后,美国国内出现的“导弹差距”论调。因此,对于中美战略竞争中出现的此类论调,不应轻易随之起舞,而应该关注更深层次的因素。需要注意的是,美国遏制中国并非工具的选择,而是工具箱的选择。在不同的议题上,美国选取的工具箱是不一样的。在观察美国选择工具箱时,也应该关注其政策的连续性。在本质上,拜登政府与特朗普政府威慑中国的策略区别不大。这也反映出,时间因素在美国外交政策框架中发挥着关键作用:美国试图抢占先机,尽早遏制中国。中国也应该意识到,中美战略竞争将是长期的,行稳方能致远。


作者:左希迎(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

原载于《国际安全研究》,2022年第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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