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希迎:核时代的虚张声势行为

——以朝鲜在第四次核试验后的行为为例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282 次 更新时间:2018-12-20 00:52: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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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希迎  

   内容提要:在核时代的国际政治中,虚张声势是一种比较常见的威慑行为,它旨在通过夸大自我实力和意图、释放虚假信号和推行不透明政策,以及不经意间越过政策红线的边缘政策,迫使对手放弃攻击意图,以维护自身国家安全。一个刚跨过核门槛的国家往往倾向于利用虚张声势行为威慑敌对核大国,以防止敌对核大国在其尚未获得可信核威慑时发动先发制人打击,并最终促使敌对核大国承认其核国家地位。刚跨过核门槛的国家作为较弱一方,其虚张声势行为受到技术进步、政体安全和联盟凝聚力三个因素的重要影响。从战略效用来看,虚张声势行为不仅可以帮助刚跨过核门槛的国家隐藏弱点,有利于其度过危险的过渡期,也可以作为展示决心的重要途径,进而增加敌对核大国的战略成本。以朝鲜在第四次核试验后的虚张声势行为为例,本文还进一步分析了刚跨过核门槛国家虚张声势行为的内在机制。

   关 键 词:虚张声势  核威慑  朝鲜核问题  核试验  国家安全  战略意图

  

   最近两年来,朝鲜核问题持续紧张。在美朝两国针锋相对的战略态势中,朝鲜在外交辞令和战略行为上虚实相间,屡次进行核试验、频繁试射导弹,表现出独特的行为模式。2016年5月6日,朝鲜劳动党第七次代表大会召开,朝鲜劳动党第一书记金正恩在工作报告中指出:“朝鲜劳动党顺应局势和革命发展的要求,提出了经济建设和核武装建设并举的战略路线,为贯彻落实它开展了积极斗争。”①朝鲜坚持并举战略的目的有二:一是拥有核武器,并且尽可能提升自身力量和技术水平;二是以最短时间证明自身能力,让各国相信其核能力和拥核的决心。为了实现这两个目的,朝鲜制定了清晰的战略规划,娴熟地使用了虚张声势(bluff)的策略。朝鲜的这种行为模式,对我们研究威慑行为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威慑是人类重要的战略行为,意指威胁使用武力,以迫使对手放弃攻击意图的行为。进入核时代以后,核武器重新塑造了威慑行为的作用机制,使得有核国家之间的互动更加复杂。在有核国家之间常存在这样一种威慑行为,即有些国家故意吹嘘或隐藏自我实力,或者不践行已发出的威胁信号,不兑现原有承诺,这种行为被称为虚张声势。②事实上,国家不分大小,亦不分其是否拥有核武器,虚张声势都是一种普遍的战略行为,实际拥有核武器的以色列,以及谋求拥有核武器的伊朗等国,都跟朝鲜具有类似的行为模式。换言之,处在核门槛的国家具有普遍的虚张声势行为。就此而言,研究当前朝鲜的虚张声势行为,是以朝鲜当前的外交实践为基础的,也是为了更好地理解朝鲜的外交行为模式,更是为了寻找半岛问题的根本解决方案。

   在现实中,虚张声势给威慑带来了两难处境,即没有国家能承担若屈服于核战争威胁但却被证明是对手虚张声势的后果,也没有国家能承担得了结果不是虚张声势的威胁。③相对而言,研究无核国家宣布其拥有核武器过于静态,如果考察刚跨过核门槛的国家如何借助虚张声势获得核威慑能力、如何促使其他国家承认其核地位,这种研究则更为动态。此外,虚张声势往往不利于一个国家的声誉,然而这些较弱国家仍然热衷于虚张声势,那么,有趣的问题便随之而来:在面对外部强大对手时,一个刚跨过核门槛的国家如何利用虚张声势行为来获得战略利益?哪些因素会影响这个国家的虚张声势行为?虚张声势的内在作用机制是什么?本文将针对以上问题,提出相应的回答。

  

一、对虚张声势行为的既有研究


   学术界研究威慑的文献可谓浩如烟海,到目前为止已经出现了四波比较成熟的研究浪潮,并且形成了既定的经典研究路径。④在这些丰富而成熟的研究中,对有核国家如何虚张声势,以及哪些因素影响虚张声势行为,学术界已经有了一定的研究,但是相对于威慑理论中的其他领域来说,相关研究仍然有待于提升。总体来看,当前学术界分别是从国家实力、政体类型和国家声誉这三个较为成熟的角度来研究有核国家的虚张声势行为的。

   (一)国家实力

   在国际政治中,实力是影响威慑行为的重要因素。按照这一逻辑,在非对称威慑中,存在一种虚张声势的均衡。⑤在国家分别是强弱的情况下,一般有两种虚张声势行为:一是国家有能力兑现但却缺乏兑现意愿,这种情况主要涉及大国的行为,例如美国艾森豪威尔政府时期的“大规模报复战略”就属于这一类。⑥二是国家没有能力兑现但却以此为策略谋取国家利益,这种情况主要表现于小国的行为,如朝鲜拥有核武器后的核政策很大程度上符合这一类。有学者认为,一个国家通过虚张声势获取声誉,这事实上暗示着这个国家是较强国家,并且只存在于强弱这两类国家中。在这一情势下,较强国家能否获取声誉,将取决于较弱对手的应对。如果较弱国家从没有虚张声势或强势行为,这意味着较强国家的虚张声势显示了真实力量,并将会增强自身声誉。⑦与之相对,较弱国家采取虚张声势行为往往不利于自身声誉的形成,这是因为,较弱国家的核虚张声势行为是不可信的,它在相对军事实力和相对利害关系上不占优势。也就是说,较强国家会认为较弱国家没有能力使用武力,并且较强国家会判断这些利害关系尚不足以让较弱国使用武力。⑧不过,冷战后全球出现了一些新趋势,随着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技术越来越容易获得,一些边缘地带国家更容易寻求声称拥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政策。⑨

   在两个势均力敌的国家中间,情况则有一些不同。有学者认为,当两个可观察的实力相对均衡的国家讨价还价时,不可观察的决心是评估讨价还价优势的一个重要因素,在这一形势下,信息非均衡自然而然就出现了,并且为了寻求一个对己更有利的交易结果,国家有很强的动机去虚张声势。⑩在这一情势下,国家之间的实力相对容易判定,除非有重大的技术突破拉开与对手的距离,不然实力往往难以作为一个最重要的变量,因此,领导人的决心成为关键变量,往往会影响互动的结局。在两国实力接近的情况下,分层次威慑中的中等程度行动不仅可以改善威慑的能力,也可以提升谈判的能力。然而,一旦其中掺杂了虚张声势行为,这将不利于提升威慑能力和谈判能力。(11)

   相对而言,对于国家实力与虚张声势的研究大多存在于威慑理论中。在威慑理论的范畴内,通过对虚张声势行为能否获得国家声誉的影响进行理论考察,可以为我们思考国家力量塑造战略行为提供诸多有益的探索。然而这些研究并不系统,学术界对虚张声势行为与国家实力两者关系的研究比较单薄,缺乏更为详细的划分标准。此外,当前的研究大多关注实力较强国家的行为,而对于实力较弱国家如何利用虚张声势行为捍卫国家利益、如何通过虚张声势行为获得核国家地位鲜有论述,这些不足,也成为本文要努力解决的问题。

   (二)政体类型

   在学术界中关注政体类型是一种常见的研究路径,其中最具代表性的理论是“民主和平论”。随着研究的深入,近年来探讨政体如何影响国家战略行为的研究更为细化。具体到政体类型对虚张声势行为的影响,目前学术界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密切相关的两个因素,即比较民主国家和非民主国家在国际危机中行为的区别。

   詹姆斯·费伦认为,在国际危机中,民主国家在传递显示战略决心的信号时具有优势,这是因为,如若领导人发出威胁而其后没有兑现,这将会产生观众成本,而观众成本对一个国家的战略行为有着深远的影响。一旦发出的威胁产生了巨大的观众成本,政府将非常可能兑现,而当发出的威胁只产生不高的观众成本时,政府将有更大余地实施虚张声势行为。(12)如果仔细考察其内在机制,国家的政治制度发挥着重要的作用。一方面,巨大的成本有赖于国内观众如何有效地惩罚他们的领导人。(13)一旦民主国家的领导人做出承诺,选举制度将迫使其顾及不兑现承诺所带来的政治后果,即其支持率可能会下降,甚至无法获得连任。另一方面,反对党的存在也会减少政府虚张声势的可能性。(14)民主国家内部往往存在多个党派,因此反对党自然成为执政党的掣肘。这两个因素使得民主国家很少有机会去利用私密信息实施欺骗和虚张声势。此外,还有学者在研究了1945年到1984年间的国际冲突数据后发现,相比于最少一方是非民主国家的冲突,两个民主国家之间更容易协调。在危机中升级局势的决定是基于潜在的观众成本和战略决心:一国的战略决心越低,越不可能虚张声势,越不可能将局势升级到战争。(15)

   关注非民主国家是另一个角度。在肯尼斯·舒尔茨看来,一方面,非民主国家更加善于隐藏其军事和政治上的弱点,因此,它们更善于、也更愿意采用虚张声势行为。(16)事实上,早在冷战伊始,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第68号文件就详细剖析了美国与苏联在这一点上的区别。文件指出,“面对行事秘密却行动迅速的独裁政府时,我们同样显得脆弱,这是因为民主进程必须公开并按既定程序进行。我们的弱点目前已暴露无遗,因而极易被对手利用。”(17)从政体类型来看,非民主国家往往开放度较低,其内部结构更多是一个黑箱,政府可以通过各种手段对信息进行管控,或者推行模糊战略,掩盖其弱点。此外,非民主国家往往缺乏强有力的反对派,因而对执政党缺乏有力的制衡,强大的政治能力会提升非民主国家领导人的战略决心。另一方面,非民主国家的观众成本也比较低,领导人不用考虑选举的制约,较少考虑外交事件的国内政治成本,因此在外交政策上采取虚张声势行为的空间更大。

   考察政体对虚张声势行为的影响及其内在作用机制,有利于拓展研究的范围和领域,然而,以政体类型来解释国家的虚张声势行为同样存在两个比较明显的问题。(18)其一,将国家划分为民主国家和非民主国家,这是典型的二分法。在方法论上,二分法存在许多问题,它不仅过度简化了国家政体的多样性,更是忽视了诸多中间因素和灰色地带,进而削弱了理论的解释力。其二,当前学术界对民主政体的研究正在走向庸俗化。一方面,这些研究选择从民主政体的角度展开,难免潜移默化受到政治价值观的影响;另一方面,将国家政体是否民主作为一个变量,研究逐渐固定化、模式化,已经很难产生学术创新点。

   (三)国家声誉

   对于如何评判一个国家行为的可信性,既定的研究路径有两种:一种是依靠历史经验,即通过国家以往的行为规律来判断当下;另一种是依靠对当前态势的判断,评估权力大小来获得。(19)从目前对虚张声势行为的研究来看,不管是从历史经验还是从现实态势着手,虚张声势都被认为是不利于一国国家声誉的行为。一般意义上而言,在外交政策执行过程中,一国会使用语言和文字,将自身战略意图通过各种信息渠道传递给对手,进而谋求有利于自己的态势。然而,言辞通常是廉价的,因此国家往往有虚张声势的动机。有些学者认为,一国在国际社会中有两种选择,一种是军事准备方面的“廉价信号”,即虚张声势;另一种是担负公共承诺的昂贵言辞,它能引发要求自己付诸行动的国内和国际压力,以维持声誉。(20)总体而言,当前的研究大多认为虚张声势不利于国家良好信誉的形成,对于解决争端也无裨益,这是因为,一旦没有兑现既往威胁承诺信号,其他国家将降低对其所发送信号的信任度。(21)相对而言,国际政治中国家之间关系的常态是信守承诺,撒谎和欺骗是一种相对不常见的行为。(22)莫顿·卡普兰就认为,虚张声势是一种拙劣的策略,因为一旦暴露,会令对手认为自己发出的威胁并不严肃。(23)因此,一个国家的声誉越高,越倾向于言而有信、坚守承诺,也就越不会虚张声势。(24)

然而,对另外一些研究来说,虚张声势与国家声誉之间的关系就显得更为复杂了。弗兰克·扎格瑞就指出,可置信的威胁和权力优势都不是产生稳定威慑的必要条件和充分条件。(25)事实上,各国永远会严肃对待未来威胁是否可信,(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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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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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外交评论(外交学院学报)》 2017年0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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