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在核时代的国际政治中，虚张声势是一种比较常见的威慑行为，它旨在通过夸大自我实力和意图、释放虚假信号和推行不透明政策，以及不经意间越过政策红线的边缘政策，迫使对手放弃攻击意图，以维护自身国家安全。一个刚跨过核门槛的国家往往倾向于利用虚张声势行为威慑敌对核大国，以防止敌对核大国在其尚未获得可信核威慑时发动先发制人打击，并最终促使敌对核大国承认其核国家地位。刚跨过核门槛的国家作为较弱一方，其虚张声势行为受到技术进步、政体安全和联盟凝聚力三个因素的重要影响。从战略效用来看，虚张声势行为不仅可以帮助刚跨过核门槛的国家隐藏弱点，有利于其度过危险的过渡期，也可以作为展示决心的重要途径，进而增加敌对核大国的战略成本。以朝鲜在第四次核试验后的虚张声势行为为例，本文还进一步分析了刚跨过核门槛国家虚张声势行为的内在机制。

关 键 词：虚张声势  核威慑  朝鲜核问题  核试验  国家安全  战略意图

最近两年来，朝鲜核问题持续紧张。在美朝两国针锋相对的战略态势中，朝鲜在外交辞令和战略行为上虚实相间，屡次进行核试验、频繁试射导弹，表现出独特的行为模式。2016年5月6日，朝鲜劳动党第七次代表大会召开，朝鲜劳动党第一书记金正恩在工作报告中指出：“朝鲜劳动党顺应局势和革命发展的要求，提出了经济建设和核武装建设并举的战略路线，为贯彻落实它开展了积极斗争。”①朝鲜坚持并举战略的目的有二：一是拥有核武器，并且尽可能提升自身力量和技术水平；二是以最短时间证明自身能力，让各国相信其核能力和拥核的决心。为了实现这两个目的，朝鲜制定了清晰的战略规划，娴熟地使用了虚张声势(bluff)的策略。朝鲜的这种行为模式，对我们研究威慑行为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威慑是人类重要的战略行为，意指威胁使用武力，以迫使对手放弃攻击意图的行为。进入核时代以后，核武器重新塑造了威慑行为的作用机制，使得有核国家之间的互动更加复杂。在有核国家之间常存在这样一种威慑行为，即有些国家故意吹嘘或隐藏自我实力，或者不践行已发出的威胁信号，不兑现原有承诺，这种行为被称为虚张声势。②事实上，国家不分大小，亦不分其是否拥有核武器，虚张声势都是一种普遍的战略行为，实际拥有核武器的以色列，以及谋求拥有核武器的伊朗等国，都跟朝鲜具有类似的行为模式。换言之，处在核门槛的国家具有普遍的虚张声势行为。就此而言，研究当前朝鲜的虚张声势行为，是以朝鲜当前的外交实践为基础的，也是为了更好地理解朝鲜的外交行为模式，更是为了寻找半岛问题的根本解决方案。

在现实中，虚张声势给威慑带来了两难处境，即没有国家能承担若屈服于核战争威胁但却被证明是对手虚张声势的后果，也没有国家能承担得了结果不是虚张声势的威胁。③相对而言，研究无核国家宣布其拥有核武器过于静态，如果考察刚跨过核门槛的国家如何借助虚张声势获得核威慑能力、如何促使其他国家承认其核地位，这种研究则更为动态。此外，虚张声势往往不利于一个国家的声誉，然而这些较弱国家仍然热衷于虚张声势，那么，有趣的问题便随之而来：在面对外部强大对手时，一个刚跨过核门槛的国家如何利用虚张声势行为来获得战略利益?哪些因素会影响这个国家的虚张声势行为?虚张声势的内在作用机制是什么?本文将针对以上问题，提出相应的回答。

一、对虚张声势行为的既有研究

学术界研究威慑的文献可谓浩如烟海，到目前为止已经出现了四波比较成熟的研究浪潮，并且形成了既定的经典研究路径。④在这些丰富而成熟的研究中，对有核国家如何虚张声势，以及哪些因素影响虚张声势行为，学术界已经有了一定的研究，但是相对于威慑理论中的其他领域来说，相关研究仍然有待于提升。总体来看，当前学术界分别是从国家实力、政体类型和国家声誉这三个较为成熟的角度来研究有核国家的虚张声势行为的。

(一)国家实力

在国际政治中，实力是影响威慑行为的重要因素。按照这一逻辑，在非对称威慑中，存在一种虚张声势的均衡。⑤在国家分别是强弱的情况下，一般有两种虚张声势行为：一是国家有能力兑现但却缺乏兑现意愿，这种情况主要涉及大国的行为，例如美国艾森豪威尔政府时期的“大规模报复战略”就属于这一类。⑥二是国家没有能力兑现但却以此为策略谋取国家利益，这种情况主要表现于小国的行为，如朝鲜拥有核武器后的核政策很大程度上符合这一类。有学者认为，一个国家通过虚张声势获取声誉，这事实上暗示着这个国家是较强国家，并且只存在于强弱这两类国家中。在这一情势下，较强国家能否获取声誉，将取决于较弱对手的应对。如果较弱国家从没有虚张声势或强势行为，这意味着较强国家的虚张声势显示了真实力量，并将会增强自身声誉。⑦与之相对，较弱国家采取虚张声势行为往往不利于自身声誉的形成，这是因为，较弱国家的核虚张声势行为是不可信的，它在相对军事实力和相对利害关系上不占优势。也就是说，较强国家会认为较弱国家没有能力使用武力，并且较强国家会判断这些利害关系尚不足以让较弱国使用武力。⑧不过，冷战后全球出现了一些新趋势，随着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技术越来越容易获得，一些边缘地带国家更容易寻求声称拥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政策。⑨

在两个势均力敌的国家中间，情况则有一些不同。有学者认为，当两个可观察的实力相对均衡的国家讨价还价时，不可观察的决心是评估讨价还价优势的一个重要因素，在这一形势下，信息非均衡自然而然就出现了，并且为了寻求一个对己更有利的交易结果，国家有很强的动机去虚张声势。⑩在这一情势下，国家之间的实力相对容易判定，除非有重大的技术突破拉开与对手的距离，不然实力往往难以作为一个最重要的变量，因此，领导人的决心成为关键变量，往往会影响互动的结局。在两国实力接近的情况下，分层次威慑中的中等程度行动不仅可以改善威慑的能力，也可以提升谈判的能力。然而，一旦其中掺杂了虚张声势行为，这将不利于提升威慑能力和谈判能力。(11)

相对而言，对于国家实力与虚张声势的研究大多存在于威慑理论中。在威慑理论的范畴内，通过对虚张声势行为能否获得国家声誉的影响进行理论考察，可以为我们思考国家力量塑造战略行为提供诸多有益的探索。然而这些研究并不系统，学术界对虚张声势行为与国家实力两者关系的研究比较单薄，缺乏更为详细的划分标准。此外，当前的研究大多关注实力较强国家的行为，而对于实力较弱国家如何利用虚张声势行为捍卫国家利益、如何通过虚张声势行为获得核国家地位鲜有论述，这些不足，也成为本文要努力解决的问题。

(二)政体类型

在学术界中关注政体类型是一种常见的研究路径，其中最具代表性的理论是“民主和平论”。随着研究的深入，近年来探讨政体如何影响国家战略行为的研究更为细化。具体到政体类型对虚张声势行为的影响，目前学术界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密切相关的两个因素，即比较民主国家和非民主国家在国际危机中行为的区别。

詹姆斯·费伦认为，在国际危机中，民主国家在传递显示战略决心的信号时具有优势，这是因为，如若领导人发出威胁而其后没有兑现，这将会产生观众成本，而观众成本对一个国家的战略行为有着深远的影响。一旦发出的威胁产生了巨大的观众成本，政府将非常可能兑现，而当发出的威胁只产生不高的观众成本时，政府将有更大余地实施虚张声势行为。(12)如果仔细考察其内在机制，国家的政治制度发挥着重要的作用。一方面，巨大的成本有赖于国内观众如何有效地惩罚他们的领导人。(13)一旦民主国家的领导人做出承诺，选举制度将迫使其顾及不兑现承诺所带来的政治后果，即其支持率可能会下降，甚至无法获得连任。另一方面，反对党的存在也会减少政府虚张声势的可能性。(14)民主国家内部往往存在多个党派，因此反对党自然成为执政党的掣肘。这两个因素使得民主国家很少有机会去利用私密信息实施欺骗和虚张声势。此外，还有学者在研究了1945年到1984年间的国际冲突数据后发现，相比于最少一方是非民主国家的冲突，两个民主国家之间更容易协调。在危机中升级局势的决定是基于潜在的观众成本和战略决心：一国的战略决心越低，越不可能虚张声势，越不可能将局势升级到战争。(15)

关注非民主国家是另一个角度。在肯尼斯·舒尔茨看来，一方面，非民主国家更加善于隐藏其军事和政治上的弱点，因此，它们更善于、也更愿意采用虚张声势行为。(16)事实上，早在冷战伊始，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第68号文件就详细剖析了美国与苏联在这一点上的区别。文件指出，“面对行事秘密却行动迅速的独裁政府时，我们同样显得脆弱，这是因为民主进程必须公开并按既定程序进行。我们的弱点目前已暴露无遗，因而极易被对手利用。”(17)从政体类型来看，非民主国家往往开放度较低，其内部结构更多是一个黑箱，政府可以通过各种手段对信息进行管控，或者推行模糊战略，掩盖其弱点。此外，非民主国家往往缺乏强有力的反对派，因而对执政党缺乏有力的制衡，强大的政治能力会提升非民主国家领导人的战略决心。另一方面，非民主国家的观众成本也比较低，领导人不用考虑选举的制约，较少考虑外交事件的国内政治成本，因此在外交政策上采取虚张声势行为的空间更大。

考察政体对虚张声势行为的影响及其内在作用机制，有利于拓展研究的范围和领域，然而，以政体类型来解释国家的虚张声势行为同样存在两个比较明显的问题。(18)其一，将国家划分为民主国家和非民主国家，这是典型的二分法。在方法论上，二分法存在许多问题，它不仅过度简化了国家政体的多样性，更是忽视了诸多中间因素和灰色地带，进而削弱了理论的解释力。其二，当前学术界对民主政体的研究正在走向庸俗化。一方面，这些研究选择从民主政体的角度展开，难免潜移默化受到政治价值观的影响；另一方面，将国家政体是否民主作为一个变量，研究逐渐固定化、模式化，已经很难产生学术创新点。

(三)国家声誉

对于如何评判一个国家行为的可信性，既定的研究路径有两种：一种是依靠历史经验，即通过国家以往的行为规律来判断当下；另一种是依靠对当前态势的判断，评估权力大小来获得。(19)从目前对虚张声势行为的研究来看，不管是从历史经验还是从现实态势着手，虚张声势都被认为是不利于一国国家声誉的行为。一般意义上而言，在外交政策执行过程中，一国会使用语言和文字，将自身战略意图通过各种信息渠道传递给对手，进而谋求有利于自己的态势。然而，言辞通常是廉价的，因此国家往往有虚张声势的动机。有些学者认为，一国在国际社会中有两种选择，一种是军事准备方面的“廉价信号”，即虚张声势；另一种是担负公共承诺的昂贵言辞，它能引发要求自己付诸行动的国内和国际压力，以维持声誉。(20)总体而言，当前的研究大多认为虚张声势不利于国家良好信誉的形成，对于解决争端也无裨益，这是因为，一旦没有兑现既往威胁承诺信号，其他国家将降低对其所发送信号的信任度。(21)相对而言，国际政治中国家之间关系的常态是信守承诺，撒谎和欺骗是一种相对不常见的行为。(22)莫顿·卡普兰就认为，虚张声势是一种拙劣的策略，因为一旦暴露，会令对手认为自己发出的威胁并不严肃。(23)因此，一个国家的声誉越高，越倾向于言而有信、坚守承诺，也就越不会虚张声势。(24)

然而，对另外一些研究来说，虚张声势与国家声誉之间的关系就显得更为复杂了。弗兰克·扎格瑞就指出，可置信的威胁和权力优势都不是产生稳定威慑的必要条件和充分条件。(25)事实上，各国永远会严肃对待未来威胁是否可信，威胁评估的困境并非检阅历史记录所能解决。在实力对比上亦是如此，实力较弱的国家也有造就稳定威慑的能力。在理论上，国家采取虚张声势的行为往往不止于声誉因素的考虑，如果有其他因素比声誉更重要，国家往往就会置声誉于不顾。托马斯·谢林在研究中已经意识到了这一问题，他指出，一方冒着丧失尊严和声誉的风险而采取虚张声势行为，有可能是基于保护自己，也有可能是没有认识到实施威胁所付出的代价。(26)当然，谢林也承认威胁的承诺无法被廉价地解除，如果解除必然有损承诺的可信性。(27)结合理论研究成果和现实案例，我们不难发现，在极端复杂的国际社会中，有一些国家出于生存考虑的确有可能置国家声誉于不顾，尤其是处于核门槛前后的国家，它们的生存往往受到严重威胁，因而更倾向于采用这一策略。例如有学者就认为，处于核门槛上的国家倾向于主动选择宣布其拥有核武器，而这一行为增加了威慑的不确定性。(28)

事实上，学术界对虚张声势行为的讨论，有很大一部分与声誉密切相关。总体而言，既有的研究成果大多产生于冷战期间，且多以美苏两国为案例考察彼此的核战略态势，其时代特征比较鲜明，因此这一路径有利于我们理解多次博弈下的国家行为模式。此外，这些研究大多以承诺为研究核心，考察国家如何做出承诺、如何发送信号、如何兑现或者逃避承诺，这对于我们理解核时代的国家战略行为大有裨益。然而，这些研究往往只关注大国，对试图发展核武器或者刚跨过核门槛的中小国家，研究相对单薄，特别是对于为何有些国家甘冒声誉受损的风险仍然会虚张声势这一现象尤其考察得不够深入。

综合以上三个方面的讨论，本文认为，在威慑理论中，大部分既有研究在潜意识里认为虚张声势是一种不道德的行为，它意味着不信守承诺和狡诈，为民主国家领导人所不齿。然而，如果剔除道德上的评价，虚张声势行为在某些特殊时期却有助于维护国家安全，尤其是对于力量较弱的有核国家而言，更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换言之，学术界对于虚张声势的特殊意义关注不够，而这也是本文力求回答的问题。

二、虚张声势行为的理论解释

自核武器出现以后，其本身所具备的大规模杀伤力及相应的政治效果，使得所有政治家必须面对这一挑战，由此，有核国家之间的互动模式就发生了根本性变化。(29)然而，各国在政治制度、技术水平和军事实力上存在差别，形成了各具特色的核战略。(30)因此，考察一个刚跨过核门槛的国家如何形成自身核战略，可以为我们理解核战略的形成提供一个动态的分析框架。尤其是一些较弱国家，其国家安全环境往往比较恶劣，在刚拥有核武器时，或者倾向于夸大自身核力量，或者集中力量突破技术门槛，虚张声势往往成为这些国家这一阶段广泛使用的一种战略行为。毋庸置疑，厘清这些国家虚张声势的影响因素、作用机制和战略效用，对于理解当前的世界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

(一)弱国的虚张声势行为

根据前文所述定义，虚张声势意指一国故意吹嘘或隐藏自身实力，或者发出了威胁信号却没有践行的对外策略和行为。结合现实世界中有核国家的行为模式，虚张声势行为可以归纳为咋呼策略(bluster tactic)、迷雾政策和边缘政策(brinkmanship)三种更为精细的行为模式。

其一，咋呼策略是一种比较常见的虚张声势行为。顾名思义，咋呼意指一国夸大宣示自身的能力或者意愿，却往往不兑现已发出的信号。也就是说，出现这一情况有可能是因为自身的现实能力与言辞中表达出来的能力有一定差距，也有可能是缺乏兑现发出威胁的意愿。不管是在现实生活中，还是在国际事务中，两个行为体之间的互动常出现这种情况，一方往往在一定程度上夸大自身能力和意愿，以迫使对方做出让步。在有核国家之间的互动中，弱国经常通过宣称掌握或提升了某项核心技术来达到某种目标，如果辅之以现实能力的提升，并将这种提升与言辞的距离保持在合理区间，咋呼策略很多情况下会奏效，因为对方对其技术进步程度的判断存在一定困难。从学术脉络上来看，咋呼策略跟空谈(cheap talk)有一定重合之处，然而空谈所涵盖范围大于虚张声势。空谈指一个国家的外交辞令，这种辞令相对比较廉价，更像是一种外交行为模式。在许多学者看来，空谈有损国家声誉，没有战略效用。(31)与之相比，咋呼策略则是一种有效的互动方式。

其二，迷雾政策也是刚成为有核国家所经常使用的虚张声势策略。总体而言，迷雾政策有两种主要的行为模式：一种可以称之为不透明政策，即弱国为了自身安全考虑，故意隐瞒自身的核力量、核技术水平和导弹技术水平，使得对手难以评估其真实实力，以期达到迷惑对手的目的。在常规安全上，弱者在一些议题上通常使用不透明政策来维护自身安全利益，例如美国长期批评中国在军事上不透明。在核安全领域，弱国的这种安全需求更为迫切。另一种策略是发出虚假信号，这也就是罗伯特·杰维斯所言的欺骗(deception)。(32)对刚跨过核门槛的国家而言，其首要任务是生存，因此往往采取一些非常规的行为方式，如通过释放虚假信号增加对手评估自身实力和意图的难度。

其三，虚张声势还包括一种边缘政策。边缘政策是指一方通过掌控不经意间越过边缘的行为来实现其战略目的，这是一种管理共同承担的战争风险的行为，会引起与另一方的对抗。(33)谢林认为，边缘政策背后的战略逻辑在于只有形势失控才能迫使对方屈服妥协(34)，也就是说，边缘政策是一种战略决心的较量，依靠展示己方决心以威慑对手。不过这一观点也受到一些学者的质疑，罗伯特·鲍威尔就分析了核边缘政策的动态机制，他认为在信息不完全的危机中，持有最大决心的国家可能不会占据优势，其决心越大，反而更不可能会占据优势。(35)其实，对于对峙双方的决心强弱能否让一国占据优势这一问题，给出定论是困难的：一方面，在不同情势下决心所起的作用可能不一样，这取决于强国与弱国的互动情景；另一方面，一国是否获得优势取决于很多因素，其变量组合非常复杂。抛开战略效用不谈，有两种边缘政策行为值得关注：第一种是展示决心。在危机中展示决心，其后果是多重的。在国内层面，展示决心不仅仅可以安抚国内观众，凝聚社会共识，而且还会产生国内观众成本，提高妥协的代价。(36)在国际层面，展示决心既可以向对手发送信号，也可以展现给国际社会中的其他国家。(37)第二种是试探红线。在非对称的有核国家之间，由于信息不完全和决心难以判定，两个国家往往难以明白无误地知道彼此的政策红线在何处。因此，一般的互动模式是，较强国家划定政策红线，以向较弱国家传递清晰的战略意图。(38)较弱国家可以选择试探较强国家划定的红线，在言辞和行为两个层面通过或温和或激烈的方式，有选择地小幅越过红线，以观察较强国家的反应，进而判定已经划定红线的边界，然后制定相应的外交政策。

(二)核门槛国家虚张声势行为的影响因素

虚张声势行为有多种表现形式，其影响因素更加复杂而多元。那么，有哪些因素会影响刚跨过核门槛国家的虚张声势行为呢?总体而言，技术进步、政体安全和联盟凝聚力是其中最为重要的三个因素。

首先，刚跨过核门槛的国家技术进步速度越快，越倾向于虚张声势。从理论上讲，在两个有核国家的对峙中，有核国家将会设定几个关键性的目标，即第一次核打击能力、第二次核打击能力和相互确保摧毁的能力。(39)对于刚跨过核门槛的国家而言，核装置的武器化最为重要，在此之前其处境是非常危险的，因为对手可以对其发起先发制人的打击，而它却无法向对手还击。不过，现实世界往往比较复杂，如果刚获得核武器的国家能够打击地理距离较近的对手的盟友，则意味着它也获得了有限的核威慑。随着运载工具的技术进步，实现了洲际弹道导弹和核弹头两弹合一，并且能够对对手进行核打击，它就实现了核装置的武器化，其安全环境将大为改善。因此，在理论上，这一阶段是刚跨过核门槛国家最容易虚张声势的时间，并且其技术进步越快，越有可能虚张声势，这主要有两个方面的原因：

其一，刚跨过核门槛的国家有打时间差的考虑。也就是说，刚跨过核门槛的国家需要以最快的速度跨过技术门槛，以拥有可信的核威慑能力。尽管有学者认为，随着技术的变革、精确打击和精确作战时代的到来，核武器系统会越来越脆弱，这正改变着各国的核政策，并侵蚀着核威慑的根基。(40)然而，完全准确评估一个国家的能力并拥有强大的决心进行精确打击，仍然充满了不确定性和困难，这无疑给刚跨过核门槛的国家以一线生机。其技术进步越快，虚张声势行为越能够在短时间内增加国家安全。刚跨过核门槛国家可以通过更先进的技术增加核武器的爆炸当量、提升核材料的利用率、实现核弹头的小型化，提升核武器和投送工具的安全性、可靠性以及独立性，从而在最短时间内实现武器化。如果技术进步很难，刚跨过核门槛国家与对手的博弈时间会拉长，信息和信号会越来越透明、清晰，虚张声势往往无法发挥其优势。

其二，刚跨过核门槛国家的技术进步越快，使用虚张声势策略的决心也就越大。事实上，在刚跨过核门槛国家与核大国的非对称互动中，国家实力之间的对决并非最为关键的因素，决心发挥的作用可能更为重要。有学者认为，在边缘政策中，核威慑意外升级的危险与兵力部署、指挥与控制、技术无关，要想建立一个更安全的世界，必须改变诱因，而不仅仅是改变冲突的规则。(41)换言之，一些国家下定决心拥有核武器以及背后的深层次原因才是关键因素。如果不寻根问底，只是将技术变革置于这一情势下，那么技术进步的速度会影响领导人的决心。刚跨过核门槛国家的领导人会权衡利弊，如果技术进步很快，往往会激励领导人继续下定决心、集中精力突破技术门槛。如果技术进步缓慢，加之外部威胁的压力巨大，刚跨过核门槛国家的领导人可能会考虑其他选项。

其次，政体安全会影响刚跨过核门槛国家的虚张声势行为。一般而言，国家发展核武器，其背后有深刻的国家安全动机。也就是说，这个国家往往受到严峻的外部威胁，并且已经影响到政体安全。这是一个螺旋上升的态势：较弱国家受到核大国的敌视，因此寻求发展核武器，而这种试图发展核武器的行为又受到核大国更为严苛的敌视，由此循环往复。审视这一过程不难发现，较弱国家的政体不安全主要源于核大国的敌视态度。在较弱国家拥有核武器后，它的政体仍然面临两种重大威胁：一是核大国先发制人打击的威胁。核大国为了自身安全考虑，有可能在刚跨过核门槛国家尚未将核装置武器化之前采取先发制人的打击，发动预防性战争，以解除其对自身安全的核威胁。(42)二是核大国会推进政权更迭，以消除核威胁。政权更迭思想背后的理由是核大国会认为一些独裁政权和无赖政权更倾向于谋求发展核武器与民主国家对抗，因此促进政权更迭可以保证民主国家的安全。(43)事实上，不管是先发制人，还是政权更迭，都严重威胁刚跨过核门槛国家的政体安全。由于国家力量较弱，因此核门槛国家领导人夸大自身核力量和核技术，通过咋呼策略、迷雾政策和边缘政策等虚张声势行为捍卫自身安全成为一个自然而然的选择，且弱国的政体安全形势越严峻，其领导人使用这些策略的意愿也就越强。

再次，联盟凝聚力也会影响虚张声势行为。在国际政治中，较弱国家发展核武器往往无法得到其盟友的支持，例如在中苏、中朝和美法三对联盟关系中，弱国发展核武器都不同程度地遭到强国的反对。因此，在发展核武器这一问题上，联盟之间的凝聚力就成为一个重要的因素，信守承诺并支持盟友会提升联盟的可靠性。(44)事实上，联盟凝聚力与发展核武器两者之间是互为因果的，也就是说，联盟凝聚力强弱会影响联盟中的较强国家是否支持较弱国家发展核武器，而较弱国家发展核武器也有可能弱化联盟凝聚力。因此，在非对称联盟中，当较强国家反对较弱国家发展核武器时，联盟凝聚力往往会下降，其主要表现有两点，即两国元首互动的频率下降和两国之间言辞冲突的频率上升。根据柯庆生对东亚联盟政治的研究，内部缺乏团结的联盟比铁板一块的联盟更难应对，如果联盟双方无法一致行动，另一方很容易被卷入对自己无益的地区冲突中。(45)在这种情况下，由于没法获得盟友的支持，较弱国家只能依靠自身有限的实力应对其他核大国的敌视，因此咋呼策略、迷雾政策和边缘政策就成为为数不多的外交选项了。

(三)核门槛国家虚张声势行为的作用机制

根据上文所述，刚跨过核门槛的国家是否采取以及如何采取虚张声势策略，受到技术进步、政体安全和联盟凝聚力的影响，当然这不是说其他因素对虚张声势没有影响，而是说这三个因素最为重要，也更易于观察、方便测量，因此需要分析这三个因素如何对领导人的决策过程产生影响。如果将这些因素整理成一个作用机制图，其运作过程可以简单地表示如下(图-1)。

图-1 核门槛国家虚张声势行为的作用机制

一方面，政体安全和联盟凝聚力都受到外部压力的影响，进而会塑造领导人的政策选择。事实上，刚跨过核门槛的国家在渡过“过渡期”、将核装置武器化之前一直都面临最为严峻的外部压力。即使核装置武器化了，其外部压力仍然巨大，这种外部压力最直接的影响就是其政体安全受到致命威胁。尽管有学者认为，政体不安全有可能来自于国家内部，但是这可能更多适用于其寻求制造核武器的时期。(46)一旦拥有核武器，政体安全的内部威胁将大为降低，而外部的威胁急剧攀升。此外，联盟凝聚力也是外部压力的一种表现形式，这是因为，当联盟内较弱国家执意发展核武器的时候，较强盟国往往因不愿看到发生核扩散而持反对意见，此时，较强国家的立场与联盟外核大国趋于一致，进而对较弱国家形成巨大的外部压力。因此，政体安全和联盟凝聚力常常合二为一，成为推动领导人选择虚张声势行为的重要外部原因。

另一方面，在刚跨过核门槛的国家内部，技术进步成为推动领导人采取虚张声势行为的关键因素。由于较弱国家所处的位置，常规力量往往难以居中发挥作用，所以更多是作为一个常量出现。此外，领导人的战略决心也难以被视为一个变量。对刚跨过核门槛的国家而言，在拥有可信核威慑能力的过渡期内，领导人的战略决心是一个是与否的问题：要么放弃核武器，要么拥有可信核威慑能力，所以，一旦领导人下定决心，他会采取一切可以采取的方式拥有可信核威慑能力，这就包括采取虚张声势的行为。

(四)核门槛国家虚张声势行为的战略效用

对于刚跨过核门槛的国家而言，虚张声势是一种重要的战略行为。既有研究大多站在核大国的角度，关注虚张声势对声誉的负面影响，因而忽视了这一战略行为在极端环境下对刚跨过核门槛国家的特殊意义。因此，在学术研究上有必要正视虚张声势行为的特殊意义，以实现研究取向的平衡，对某些国家而言，有时候比声誉更重要的是生存。总体而言，虚张声势行为对刚跨过核门槛的国家有两个正面作用。

其一，虚张声势行为可以帮助刚跨过核门槛国家隐藏弱点，有利于其渡过危险的过渡期。在国际政治中，弱国通过模糊战略隐藏自我弱点，这是一种广泛存在的战略行为，其在常规军事冲突中如此，在核冲突中更是如此。孙子有云：“故善攻者，敌不知其所守；善守者，敌不知其所攻。”(47)也就是说，通过虚实相间的外交政策，可以令对手难以评估自身意图。有时候，虚张声势并非有意为之。有时候，虚张声势被作为一种外交工具，以维护或攫取相应战略利益。(48)就刚跨过核门槛国家与核大国的非对称冲突而言，弱者执行刻意的不透明战略、掩盖核力量和核技术相对较弱的窘境，几乎是所有刚跨过核门槛国家的必经之路。而且，刚跨过核门槛国家的自身实力越弱小，越倾向于采取虚张声势行为。随着技术进步、实力提升、外部安全环境有所改善，核门槛国家的领导人采取虚张声势行为的动力也随之下降。

其二，虚张声势是展示决心的重要途径，有利于增加对手的战略成本。杰维斯就认为，如果一国感到被核打击的威胁上升，那么说谎的压力仍然是可以考虑的，这有三个方面的原因：一是危机发展为大国战争的几率很高。二是使用核武器的心理和政治影响容易掩盖对欺骗手段的运用。三是利害程度很高。(49)换言之，如果核大国核打击的威胁持续上升，已经威胁到刚跨过核门槛国家的生存，那么它通过虚张声势释放强硬信号，展示不计成本捍卫安全的决心，乃是其基于成本和收益权衡后的合理选择，并将对核大国产生一定的威慑。这是因为，根据前文所述，核大国判断其意图始终存在不确定性。在危机中，核大国必须对刚跨过核门槛国家的每个行为都严肃对待。

通过分析虚张声势行为对刚跨过核门槛国家的战略作用，不难发现其最终有利于改善核门槛国家的生存环境。因此，如果刚跨过核门槛国家的领导人准确把握外部环境的变化，在技术进步和虚张声势的关系上处理得当，将大大有助于其改善生存环境。环顾当前世界，拥核后朝鲜经常使用虚张声势的策略，其行为表现出一些规律性特征。下文将以朝鲜在第四次核试验后的行为为例，分析本文上述观点。

三、朝鲜在第四次核试后的虚张声势行为

下文将考察朝鲜与美国的战略互动，分析朝鲜在第四次核试验后的行为。选取朝鲜作为案例，原因有三：其一，朝鲜第四次核试验是朝鲜核问题的一个重要分界点，它重新点燃了半岛危机。事实上，在此之前，朝鲜核武研发就已经逐渐从谈判筹码转变为威慑手段。(50)从第四次核试验到第六次核试验，朝鲜走过了从拥有核武器到拥有一定核威慑的历程。其二，朝鲜核问题非常具有代表性，属于案例研究中的强检验。其三，朝鲜核问题现在仍然处于僵局，严重威胁着地区安全，将其作为分析对象有利于理解刚跨过核门槛国家的行为逻辑，这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朝鲜的虚张声势行为

2016年1月6日，朝鲜进行了第四次核试验，一石激起千层浪，朝鲜半岛再次出现严重的核危机。9月9日，朝鲜再次进行第五次核试验，半岛局势进一步恶化。2017年9月3日，朝鲜进行了第六次核试验。如果考察朝鲜第四次核试验后的虚张声势行为，以特朗普就任美国总统为界，可以将其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是从朝鲜第四次核试验到特朗普就任美国总统，第二个阶段是从特朗普就任美国总统至朝鲜进行第六次核试验。在这两个阶段，朝鲜的行为模式发生了显著变化，朝鲜在第二个阶段的导弹试射频率提高，导弹种类增加，技术进步飞快。

在第一阶段，在朝鲜进行第四次核试验后，国际社会一片哗然，纷纷谴责朝鲜核试验威胁地区和平。随后朝鲜与美国在言辞和行动上你来我往，战略互动异常激烈，其中朝鲜的虚张声势行为非常有特色。第四次核试验完成后，朝鲜宣称这是一次氢弹试验，但战略界对此持怀疑态度，大多数专家和学者认为这次核试验肯定不是氢弹，因为氢弹当量要大得多。(51)从朝鲜核技术发展的过程来看，第四次核试验的最重要目的是实现核武器的小型化，而早在第三次核试验时朝鲜就已经宣称实现了这一目标。

随后，美国、韩国和日本等国不仅在外交上对朝鲜施加压力，还加大了对朝鲜的制裁力度。2016年2月18日，奥巴马签署了旨在对朝鲜实施更严厉制裁的法案，对在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军火、奢侈品、网络犯罪及侵犯人权等方面与朝鲜有往来的个人或实体实施制裁。(52)与此同时，美国还在军事上加大了对朝鲜的威慑力度。3月7日到4月30日，美韩两军开始了规模空前的“关键决断”和“秃鹫”联合军演。(53)为了反击这些外部压力，朝中社在3月9日援引金正恩的话表示，朝鲜的核弹头已经标准化，核弹头小型化也取得了重大进展，“这才是真正的核遏制力，朝鲜人想干什么就能干什么。”(54)不难发现，朝鲜在这一阶段的博弈中不断通过外交喊话，声称朝鲜对美韩联合军演的应对措施将会是先发制人且具有进攻性的核打击。(55)在3月16日美国对朝鲜实施新一轮制裁后，朝鲜在3月18日向朝鲜半岛东部海域发射了中程弹道导弹。3月24日，朝鲜宣布成功测试新型固体燃料火箭引擎，这将会增强朝鲜的战略打击能力，也加大对手打击朝鲜的难度。4月1日，朝鲜向附近海域发射一枚短程导弹，随后，朝鲜外务省发言人在外交辞令上做出更强烈回应，“朝鲜将一如既往，以坚决的超强硬应对美国变本加厉的核战争威胁和打压。”(56)

在此之后，美朝两国的对抗烈度有所降低，虽然朝鲜在4月28日发射了舞水端中程导弹，但是以失败告终。到6月份，局势再次紧张起来。6月14日，中国政府宣布对朝鲜禁运可用于核或导弹、生化武器的物项和技术。(57)美国派遣“密西西比”号核潜艇停靠釜山港，且当时已有两艘核动力航空母舰游弋在朝鲜半岛周边水域，这让朝鲜感觉到巨大的外部威胁。6月20日，朝鲜国防委员会发言人宣称先发制人的核报复是朝鲜维护和平的方式，并警告美国“切勿为不识时务的妄想所俘虏，轻举妄动”。(58)6月22日，朝鲜从一架移动发射装置上发射了一枚舞水端中程导弹。美国在7月以后持续加码，不仅首次制裁朝鲜领导人金正恩，还与韩国决定部署萨德系统。与此同时，美国在朝鲜半岛周边部署重兵，包括“斯坦尼斯”号和“罗纳德·里根”号核航母战斗群、“密西西比”号核潜艇、B-52H战略轰炸机等各种战略力量，还制定了通过空中力量模拟打击朝鲜主要军事设施的训练计划。朝鲜外务省发言人在回应美国的一系列动作时声称，如果“美国一味要在朝鲜半岛挑起核战争，美国自身必将首先遭到核洗礼”。(59)随后，朝鲜试射导弹，美国加强施压，这种紧张关系一直持续到8月。

2016年9月9日，朝鲜进行了第五次核试验。朝鲜再次进行核试验后，国际社会一致对其进行谴责，美国威胁采取新的措施制裁朝鲜，朝鲜则称美国的制裁威胁很可笑，并宣称继续加强其核力量。9月13日上午，美国派遣B-1B超音速轰炸机在朝韩边界区域低空飞行，旨在展示强大军事实力，以威慑朝鲜。(60)对此，朝鲜做出针锋相对的回应。9月20日，朝鲜进行了新型地球同步卫星运载火箭用大功率发动机地上点火试验。金正恩在现场观看后指出，朝鲜要靠国内力量和技术制作与发射更多不同用途的卫星，在最近几年内成为地球同步卫星拥有国。(61)其后，美国推动单边或者通过联合国来制裁朝鲜。总体而言，美国总统大选在这一段时间进入白热化阶段，朝鲜一方面在观望美国政治生态的变化，另一方面也铆足了劲提高自身技术水平，因此其行为相对比较克制，导弹试射较少，这一状态一直持续到特朗普就任总统后。

在第二个阶段，朝鲜虚张声势的行为模式特征更为明显。2017年1月20日，特朗普就任美国总统后，美国逐渐放弃了奥巴马政府时期的战略忍耐政策，尝试通过新思路来解决朝鲜核问题。首先，美国加强了与东北亚盟友之间的战略协调和战略保证。美国国防部长詹姆斯·马蒂斯在2月3日访问韩国时对其进行安抚，随后，仅仅在2月份美日韩三国就进行了两次战略协商。(62)其次，美国推动中国承担更多的责任，促使中国加强对朝鲜的制裁。特朗普政府积极对华施压，包括通过特朗普本人在推特上发文、借助中美两国高层会晤、中美两国高官会晤和通过实际行动四种方式，试图将经贸问题与朝核问题挂钩，迫使中国对朝鲜施压，随后，中国加强了对朝鲜的制裁和施压。再次，美国开始反思对朝政策，强化对朝鲜的经济制裁和强制外交力度。特朗普就任总统后，将朝鲜核问题置于其外交政策的优先地位，并重新评估美对朝政策。3月16日，美国国务卿雷克斯·蒂勒森访问日本，他在与日本外相岸田雄文会谈后承认，美国过去20年对朝政策完全失败了。(63)与此同时，美国在实际行动上也调整了对朝政策，加强了经济制裁和战略威慑强度(64)，例如，美国加快部署萨德系统，环球银行金融电信协会(Swift)切断了四家未受联合国制裁的朝鲜银行与全球金融体系的联系(65)，派遣核动力航母战斗群向朝鲜施压，宣称通过武力手段打击朝鲜等。在言辞和行为上，特朗普政府在大约半年时间里一直在持续加码，对朝鲜进行极限施压。(66)

为了应对美国的威慑，朝鲜也在不断加码，回应美国的挑战。首先，朝鲜通过试射导弹来回应美国。在美国加强对朝鲜制裁、通过武力对朝鲜施压，或者国际社会每有重大事件时，朝鲜往往通过试射导弹表达自己的抗议和不满。其次，通过各种方式，对外宣称朝鲜的技术进步。从2017年年初开始，朝鲜通过试射导弹和举行大阅兵等多种方式，宣示其在导弹上的技术进步。通过导弹试射，朝鲜逐渐对外展示了其在中远程弹道导弹和洲际弹道导弹上的技术进步。在4·15阅兵式上，朝鲜首次展示了“北极星1型”潜射中型弹道导弹和“北极星2型”陆基中型弹道导弹。尽管朝鲜宣称其“拥核并从数量和质量上加强核遏制力是千真万确的”(67)，然而较高的导弹试验失败率说明，朝鲜有意地夸大了其技术水平，故意掩藏自身弱点。再次，朝鲜也在有意夸大自身意图。3月18日，在回击美韩“关键决断”和“秃鹫”联合军演时，朝中社发表社评，宣称“核强国的瞄准镜已经对准了敌人”。(68)在回应美国欲派核动力航空母舰威慑朝鲜时，朝鲜外务省发言人称“以全面战争回答全面战争，以朝鲜式核打击战回应核战争”。(69)在抨击美国再次派B-1B超音速轰炸机在韩国进行投掷训练时，朝鲜也警告美国若将朝鲜半岛推向战争边缘，将会导致美国本土化为焦土。(70)这些看似夸张的言辞，向美国表达的是一种“别踩我”的信号。

进入8月以后，美朝两国的较量更凸显了两国虚张声势的行为模式。一方面，美国缓和了对朝外交施压的调门。8月1日，蒂勒森在提及对朝政策时重申：“我们不寻求政权更迭，我们不寻求政权垮台，我们不寻求加速统一半岛，我们不寻求派兵越过三八线的借口。”(71)8月14日，马蒂斯和蒂勒森联袂在《华尔街日报》发表文章，再次重申“美国对朝鲜政权更迭或加速半岛统一不感兴趣，我们不寻求借口以在非军事区以北驻军”。(72)这些信号既是在警告朝鲜，也是在安抚朝鲜。另一方面，各方持续向朝鲜施压。对朝鲜而言，其间有两个事件压力巨大：一是美国在朝鲜半岛海域进行军事演习，这被朝鲜视为“拼命的虚张声势折射美国冒险的核战争狂热”。(73)二是联合国安理会8月6日就朝鲜射导问题一致通过对朝鲜进行经济制裁的第2371号决议。对美国而言，朝鲜想与美国谈判的前提是停止试射导弹，而这引起了朝鲜的强烈反弹。

针对美国的要价，朝鲜断然拒绝将核武器和导弹计划作为谈判对象，并威胁如果美国挑衅，将对美国使用核武器。8月9日，朝鲜对关岛发出核威胁，金正恩下达关岛计划命令。朝鲜的这一行为，在美朝对抗史上非常罕见，它体现了朝鲜长久以来的对美战略逻辑，即通过言辞和行为试探美国的意图和决心，然而此次对抗在危机升级的程度上却前所未有。特朗普对此发出严厉警告——朝鲜将遭受“火与怒”(fire and fury)和真正实力的回应。特朗普的回应，被法里德·扎卡利亚称为虚张声势的艺术。(74)8月10日，特朗普表示要更新核武库，美朝两国你来我往，互相叫板。同一天，朝鲜再次发出要用导弹对关岛进行包围射击的威胁。8月11日，特朗普在推特上再次回应朝鲜，声称美国的军事解决方案已准备就绪。美朝对峙持续加码，两国陷入了一种比胆大的“小鸡博弈”中。(75)8月14日，金正恩在视察朝鲜人民军战略军司令部时，听取了关岛包围射击方案，并向美国喊话：“美国要立即停止对朝鲜傲慢无礼的挑衅行为和单方面的强迫，再也不要招惹朝鲜。”(76)不过，金正恩在8月15日决定不像此前威胁的那样对关岛发起导弹包围射击，但是“朝鲜将持续注视美国的姿态”，美朝两国针锋相对的虚张声势行为才算缓和下来。当然，美国并未停止对朝鲜的威慑行为，联合军演仍将继续，军事手段仍然是选择之一，其辞令也在不断演化，从“火与怒”演变到“所有选择都在台面上”。(77)朝鲜也没有停止虚张声势，时有导弹试射行为，也准备生产更多弹头和火箭发动机。

9月3日，朝鲜进行了第六次核试验，并宣称已能将氢弹装在洲际弹道导弹上。朝鲜的这一行为，引起了世界各国的强烈反应。朝鲜《劳动新闻》发表署名文章，宣称朝鲜是“战无不胜的核强国”。(78)9月11日，联合国安理会一致通过了2375号决议，决定对朝鲜实施新的制裁。随后，朝鲜外务省发表公告驳斥2375号决议，并宣称“朝鲜将进一步加快巩固力量来与美国保持实际上的平衡”。(79)9月15日，朝鲜发射了一枚“火星12型”中程弹道导弹，经过北海道上空落入太平洋海域。与之针锋相对，美军随后向朝鲜半岛派出两架B-1B超音速轰炸机和四架F-35战斗机进行军事训练。9月19日，美国总统特朗普在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上发表演讲时表示，如果美国被迫自卫或保护盟国，那么将别无选择只能彻底去摧毁朝鲜。(80)随后，金正恩发表声明，特朗普将为威胁“付出沉重代价”。在此之后，朝美两国争持不下，双方不仅在言辞上，同时在行动上互相施压，半岛局势一直没有缓解。

(二)影响朝鲜虚张声势行为的因素

为何朝鲜会频频火中取栗，通过虚张声势行为不断激怒美国乃至整个世界?具体而言，政体安全和联盟凝聚力成为朝鲜产生国家不安全感的原因，而其在核技术和导弹技术上的进步，则为其采取虚张声势行为提供了可能。

首先，朝鲜的政体不安全塑造着其虚张声势的模式。朝鲜一直致力于拥有自己的核武器，特别是在冷战结束后，朝鲜失去了苏联这一盟友，外部压力急剧增大，这成为朝鲜再次开启核武器项目的触发器。1993年，朝鲜退出《不扩散核武器条约》，朝鲜核危机形成。随后美国开始制裁朝鲜。新世纪以来，美国通过财政部以及推动联合国安理会对朝鲜的经济制裁更加严厉。仅仅从效果来看，经济制裁很难阻止朝鲜继续发展核武器(81)，但是经济制裁使得朝鲜国民经济恶化，政权稳定性面临严峻的挑战。换言之，美朝两国关系一直难以改善是朝鲜核问题的根本原因。(82)美国的敌视和制裁使得朝鲜处境艰难，其政权生存和安全岌岌可危，发展核武器成为其符合逻辑的必然选择，即使朝鲜领导人更迭，这一选择恐怕也难以改变。

事实上，如果以朝鲜的政体安全为起点，梳理其外交政策的内在逻辑可以发现，政体不安全导致朝鲜的外交政策具有两个鲜明的特点。其一，朝鲜的外交政策充满了工具理性的色彩。为了政体安全，朝鲜经常夸大自身的能力和决心，以威吓美国不要使用武力。其二，朝鲜的外交政策具有冒险主义的特征。朝鲜的外交政策屡屡触碰其他国家的战略底线，看似歇斯底里、毫无章法，实则不然。剔除朝鲜外交政策的形式，考察其外交政策的内在逻辑，朝鲜几乎所有的外交政策都有同样的战略目的，即试图通过强制性外交政策来实现与美国的和解。(83)具体而言，朝鲜主要采取了以下方式：通过核试验和试射导弹对相关国家施加战略压迫，通过虚张声势升级地区紧张局势，通过两手策略撬动大国关系。朝鲜拥有核武器后追求发展洲际弹道导弹能力，而朝鲜越是靠近这一目标，其面临的外部环境也就越恶劣，其政体就越不安全，就越倾向于采取虚张声势的外交政策。

其次，中朝关系走向也影响朝鲜的虚张声势行为。在朝核问题上，中国一直主张朝鲜半岛无核化，维护半岛的长期和平稳定，支持各国继续通过对话协商和平解决分歧。然而，朝鲜坚持发展核武器，这与中国的立场相悖。金正恩执政以后，中朝两国元首长期没有互访，而随着朝鲜屡次进行核试验和试射导弹，中朝两国关系持续紧张。朝鲜进行第四次核试验以后，中国根据联合国安理会有关决议，相继对朝鲜进出口贸易的有关产品实施禁运。(84)在朝鲜第五次核试验以后，中国继续收紧与朝鲜的贸易，尤其是暂停进口朝鲜的煤炭。(85)中国向朝鲜施压的举措，引起了朝鲜的强烈反弹。2017年2月23日，朝鲜中央通讯社发表评论文章，不点名批评中国。4月21日，朝中社再发署名评论，再次不点名批评中国。5月3日，朝中社发表评论，点名批评中国。随着朝鲜导弹试射越来越频繁，其行为越来越具有挑衅性，联合国安理会一再加大对朝鲜的制裁力度。中国也选择严格执行联合国制裁朝鲜的决议，进一步制裁朝鲜。(86)由于中朝关系难以改善，朝鲜不仅受到美日韩等国的外部压力，也感受到了中朝关系紧张带来的压力。所以，当中国向朝鲜施加压力时，朝鲜往往不仅在言辞上向中国发出信号，还选择在敏感时间试射导弹，以表达自身的战略决心。

再次，技术进步增强了朝鲜虚张声势的信心。在核技术层面，朝鲜主要取得了四个方面的进步：其一，朝鲜增加了核材料的库存，试图增加核力量。(87)其二，在核武器设计和制造上提高了技术水平。朝鲜自2016年开始已经进行了三次核试验，第四次核试验的当量在7000—14000吨左右，朝鲜宣称是氢弹试验，然而由于当量较小，国际社会对此存疑。第五次核试验的当量在10000—15000吨左右，有学者认为，朝鲜通过第五次核试验已经实现了三个目标：将核装置小型化以能够用于导弹运载，钚弹之外又研制成功了铀弹，可能初步掌握了用聚变材料提高裂变材料利用效率的助爆弹技术。(88)第六次核试验的当量在10—20万吨之间，朝鲜成功掌握了氢弹技术。其三，核弹头实现了小型化。对于朝鲜是否已经实现了核弹头的小型化，目前仍然存在争论。不过朝鲜一直进行核试验和导弹试射，其技术积累也不能被低估，随着朝鲜逐渐向外界展示其技术进步，朝鲜已经掌握了核武器小型化的技术。其四，核武器数量有了大幅增加。西格弗里德·赫克认为，根据铀和钚的库存估算，朝鲜应该拥有25—30枚核武器(89)，综合来看，朝鲜应该拥有30枚左右的核武器。

在投送工具方面，朝鲜通过努力提高了其安全性、可靠性以及独立性。第一，朝鲜正在形成多元的核打击力量。在导弹方面，朝鲜基本形成了比较成熟的体系，包括“KN-02”短程弹道导弹(SRBM)和“化城”短程弹道导弹，“劳动”中程弹道导弹(MRBM)、“KN-15”中程弹道导弹和“舞水端”中程弹道导弹、“北极星-2”陆基中远程弹道导弹(IRBM)和“火星-12”中远程弹道导弹，都已经或者正在逐渐形成打击能力。(90)在潜射弹道导弹方面，朝鲜已经进行了多次“北极星-2”潜射弹道导弹(SLBM)试验(91)，并且正在开发采用固体燃料的“北极星-3”型。目前朝鲜在空中可以使用“伊尔-28”轰炸机，然而它技术陈旧，无法比肩目前其他各国的战略轰炸机。第二，朝鲜正在发展“火星-14”洲际弹道导弹，分别在2017年7月4日和28日进行了两次成功试验，以求掌握对美国真正意义上的核威慑。第三，朝鲜正在发展新的火箭发动机技术，以提高导弹的战略机动能力。朝鲜宣称其洲际弹道导弹已经足够强大，有评估认为，朝鲜2018年才能跨过洲际弹道导弹的技术门槛。(92)从目前朝鲜披露的新闻和导弹试验信息来看，朝鲜已经在洲际弹道导弹的发动机技术方面获得关键突破。第四，受到国土面积和地理环境的限制，朝鲜形成了符合自身需要的高弹道技术。

结合朝鲜的技术演进与外交行为来看，其技术进步能够坚定最高领导人进行虚张声势的决心。这呈现出两个鲜明的特征：其一，朝鲜最高领导人虚张声势、夸大核武器和导弹技术的时间点，与朝鲜达到其所宣称的技术水平的时间点，基本保持相对适中、稳定的时间差。2016年全年，朝鲜一共进行了24次导弹试验，2次核试验。截止到2017年9月底，朝鲜一共进行了18次导弹试验，1次核试验。(93)朝鲜宣称的核武器和导弹技术水平，大多在一段时间后得以实现。其二，朝鲜往往选择在美国的重大节日和特殊日子进行核试验或试射导弹，以提醒美国政府要重视朝鲜的政治诉求。

(三)朝鲜虚张声势策略的效用

如果回溯朝鲜的核武之路，其过程跌宕起伏。朝鲜从最初以发展核武器为谈判筹码，发展到拥有核武器以威慑对手，一个小国能够抗拒外部压力，承受一次又一次的制裁和威慑，仍然能够坚持走拥核之路，最终拥有了初步的核威慑能力，实属罕见。到目前为止，除了没有进行核武器与洲际弹道导弹的结合试验，其他步骤基本完成，对朝鲜而言，这条道路殊为不易。

虚张声势的策略在其中发挥着重要作用。第一个作用是隐藏了朝鲜的战略弱点，通过夸大自身能力和意图，游走于红线附近，帮助朝鲜跨过了最危险、最脆弱的阶段。当然，即使拥有初步的核威慑能力，朝鲜仍然面临诸多危险。正如沙滩上破壳而出的小海龟一样，朝鲜正在努力地往大海里爬，尽管在技术突破上已经曙光初现，然而在安全上的威胁并未消失。第二个作用是展示了朝鲜拥有核武器的战略决心，增加了美国的战略成本。在美朝对抗中，朝鲜通过虚张声势展示自己的战略决心，在一定程度上令美国非常棘手。换言之，虚张声势增加了美国进行战略评估的难度，加之国内政治因素的制约，目前仍然难以形成稳定有效的对朝政策，这有助于我们理解为何美国二十多年来无法阻止朝鲜发展核武器。

当然，虚张声势只是有助于朝鲜维护国家安全，并无法从根本上解决其外部威胁。也就是说，即使朝鲜拥有了核武器，仍然难以获得其他国家的认可和承认，拥核不会给朝鲜带来安全。从目前来看，相关大国都拒绝承认朝鲜的核地位，朝鲜可能难以复制印度和巴基斯坦的模式。2017年9月15日晚，中国驻美国大使崔天凯在出席使馆举办的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68周年侨学界招待会时表示，“中方反对半岛任何地方存在核武器，不会承认朝鲜是有核国家。”(94)此外，俄罗斯和美国等国家也已经明确表态，不承认朝鲜的有核国家地位。对朝鲜而言，这恐怕是其必须要面对的艰难困局。作为一个小国，执意走发展核武器的道路，虽然意在自保，然而以一己之力抗衡全世界，甘愿忍受如此高的成本，换个角度来看，这也实非大智慧。

四、小结

在当前的国际社会中，核对抗诚然已不如冷战期间激烈，然而核扩散仍然是对国际社会共同的挑战。一些国家试图发展核武器，这对地区安全和防扩散机制构成了威胁。探究这些国家发展核武器的动机，分析其行为模式，有助于我们理解和平时代的核政治。本文集中探讨了一个刚跨过核门槛的国家如何利用虚张声势行为威慑敌对核大国，以防止自身在获得可信核威慑之前遭受对手发动先发制人打击。根据本文的论述，作为较弱一方，刚跨过核门槛国家的虚张声势行为受到技术进步、政体安全和联盟凝聚力三个因素的影响。由于咋呼策略、迷雾政策和边缘政策是虚张声势行为的主要表现形式，这些策略可以帮助刚跨过核门槛的国家隐藏弱点，有利于其度过获取可信核威慑前的危险过渡期。

如果将这些理论范畴与当前国际社会的现实结合，将有助于我们理解朝鲜、以色列和伊朗等国家的行为模式。特别是在朝鲜核问题上，朝鲜如何虚张声势以维护其国家利益，这是一个复杂而值得探讨的问题。从技术进步、政体安全和联盟凝聚力三个因素分析朝鲜的虚张声势行为，对于我们理解当前朝鲜核问题的症结有所裨益。从另一个角度来看，当前学术界大多对虚张声势持批评观点，抛开国际道义与价值观的评判，学术界有必要重视虚张声势的特殊效用，尤其是加强对刚跨过核门槛国家如何借此服务于自身利益的研究，唯有如此，才能理解其在极端环境下的战略选择。在和平时代，理解刚跨过核门槛国家虚张声势行为的模式，对我们避免战略误判也尤为重要。

感谢樊吉社、刘丰、刘乐和吴日强的修改建议，尤其感谢樊吉社研究员，他提出了详细的修改建议，减少了本文的错漏。文章的观点由笔者负责。

注释：

①《金正恩作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工作总结报告》，《劳动新闻》，2016年5月8日。

②需要指出的是，威胁与承诺两个概念是有区别的。威胁以对方的某种行为为前提，承诺是一方的单方面行为。参见[美]托马斯·谢林：《冲突的战略》，赵华等译，郑志刚、王勇审校，华夏出版社，2006年，第105页。

③Hans J.Morgenthau,“The Four Paradoxes of Nuclear Strategy”,The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Vol.58,No.1,1964,pp.23-35.

④Amir Lupovici,“The Emerging Fourth Wave of Deterrence Theory:Toward a New Research Agenda”,International Studies Quarterly,Vol.54,No.3,2010,pp.705-732.

⑤Frank C.Zagare and Marc Kilgour,“Asymmetric Deterrence”,International Studies Quarterly,Vol.37,No.1,1993,pp.1-27.

⑥Evans Thomas,Ike's Bluff:President Eisenhower's Secret Battle to Save the World,Little,Brown and Company,2012.

⑦Barry Nalebuff,“Rational Deterrence in an Imperfect World”,World Politics,Vol.43,No.3,1991,pp.318-219.

⑧Jahn Hare,“Credibility and Bluff”,in Avner Cohen and Steven Lee,eds.,Nuclear Weapons and the Future of Humanity,Rowman & Allanheld Publishers,1986,p.193.

⑨James F.Diehl,The Art of the Bluff with Weapons of Mass Destruction,Executive Research Project,National Defense University,1997,https://www.hsdl.org/?view&did=438925.

⑩William Reed,“Information,Power,and War”,The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Vol.97,No.4,2003,p.637.

(11)Anthony Buzzard,“Massive Retaliation and Graduated Deterrence”,World Politics,Vol.8,No.2,1956,p.230.

(12)James D.Fearon,“Domestic Political Audiences and the Escalation of International Disputes”,The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Vol.88,No.3,1994,pp.577-592.

(13)Kenneth A.Schultz,Democracy and Coercive Diplomacy,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4,p.17.

(14)Ibid.,p.197.

(15)Joe Eyerman and Robert A.Hart,Jr.,“An Empirical Test of the Audience Cost Proposition:Democracy Speaks Louder than Words”,The Journal of Conflict Resolution,Vol.40,No.4,1996,p.603.

(16)Kenneth A.Schultz,Democracy and Coercive Diplomacy,pp.8-9.

(17)《国家安全委员会第68号文件：美国国家安全的目标和计划》，载周建明、王成至主编：《美国国家安全战略解密文献选编(1945—1972)》(第一册)，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0年，第69页。

(18)对民主国家承诺更可信论的质疑，参见骆礼敏：《国家承诺的可信性：理论争议和一个新的视角》，《当代亚太》，2016年第6期，第59—94页。

(19)Daryl G.Press,Calculating Credibility:How Leaders Asses Military Threats,Cornell University Press,2005,Chapter 1.林民旺认为有三种判断声誉的路径，参见林民旺：《国家声誉的塑造与变迁：一个分析框架》，《外交评论》，2013年第6期，第122—132页。

(20)Scott D.Sagan and Jeremi Suri,“The Madman Nuclear Alert:Secrecy,Signaling,and Safety in October 1969”,International Security,Vol.27,No.4,2003,p.155.

(21)Jonathan Mercer,Reputation and International Politics,Cornell University Press,1996; Anne E.Sartori,Deterrence by Diplomacy,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2005.

(22)John J.Mearsheimer,Why Leaders Lie:The Truth about Lying in International Politics,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11.

(23)Morton A.Kaplan,“The Calculus of Nuclear Deterrence”,World Politics,Vol.11,No.1,1958,p.33.

(24)Frank C.Zagare and D.Marc Kilgour,Perfect Deterrenc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4,pp.126-128.

(25)Frank C.Zagare,“The Logic of Deterrence”,Analyse & Kritik,Vol.9,No.1-2,1987,pp.47-61.

(26)[美]托马斯·谢林：《冲突的战略》，第31—37页。

(27)[美]托马斯·谢林：《军备及其影响》，毛瑞鹏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11年，第53—56页。

(28)John J.Shultz,“Bluff and Uncertainty:Deterrence and the ‘Maybe State’”,SAIS Review,Vol.7,No.2,1987,pp.181-194.

(29)[美]伯纳德·布罗迪：《绝对武器》，于永安、郭莹译，解放军出版社，2005年。

(30)李彬：《核武器的强制性作用》，载张沱生主编：《核战略：比较研究》，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4年，第390—391页。

(31)代表性的研究，参见Robert Jervis,The Logic of Images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70; James D.Morrow,“Alliances，Credibility,and Peacetime Costs”,Journal of Conflict Resolution,Vol.38,No.2,1994,pp.270-297。当然，也有学者认为在国际危机中可以使用空谈来改变对手的意向，参见Anne E.Sartori,Deterrence by Diplomacy,p.11。

(32)Robert Jervis,The Logic of Images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Chapter 4.

(33)[美]托马斯·谢林：《军备及其影响》，第85—90页。

(34)[美]托马斯·谢林：《冲突的战略》，第165—167页。

(35)Robert Powell,“Nuclear Brinkmanship with Two-Sided Incomplete Information”,The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Vol.82,No.1,1988,pp.155-178; Robert Powell,Nuclear Deterrence Theory:The Search for Credibility,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0,Chapter 3.

(36)James D.Fearon,“Domestic Political Audiences and the Escalation of International Disputes”,The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Vol.88,No.3,1994,pp.577-592.

(37)对此的研究，参见蒲晓宇：《霸权的印象管理——地位信号、地位困境与美国亚太再平衡战略》，《世界经济与政治》，2014年第9期，第34—49页。

(38)Bruno Tertrais,“Drawing Red Lines Right”,The Washington Quarterly,Vol.37,No.3,2014,pp.7-24；左希迎：《亚太联盟转型与美国的双重再保证战略》，《世界经济与政治》，2015年第9期，第59—81页。

(39)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卡普兰、谢林、艾伯特·沃尔斯泰特和亨利·基辛格等理论家创建了包括脆弱性、第一次核打击、第二次核打击、确保相互摧毁、信息不对称等一整套核威慑的话语体系。参见Morton Kaplan,The Strategy of Limited Retaliation,Center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Policy Memorandum,No.19,Princeton University,1959; Albert Wohlstetter,“The Delicate Balance of Terror”,Foreign Affairs,Vol.37,No.2,1959,pp.211-234；[美]托马斯·谢林：《军备及其影响》；[美]亨利·基辛格：《核武器与对外政策》，北京编译社译，世界知识出版社，1959年。

(40)Keir A.Lieber and Daryl G.Press,“The New Era of Counterforce:Technological Change and the Future of Nuclear Deterrence”,International Security,Vol.41,No.4,2017,pp.9-49.

(41)Barry Nalebuff,“Brinkmanship and Nuclear Deterrence:The Neutrality of Escalation”,Conflict Management and Peace Science,Vol.9,No.2,1986,pp.19-30.

(42)对刚跨过核门槛国家的预防性战争，详细论述请参见[美]斯科特·萨根、肯尼斯·华尔兹：《核武器的扩散：一场是非之辩》，赵品宇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43—50页。

(43)Robert S.Litwak,“Non-proliferation and the Dilemmas of Regime Change”,Survival,Vol.45,No.4,2003,pp.7-32; Richard N.Haass,“Regime Change and Its Limits”,Foreign Affairs,Vol.84,No.4,2005,pp.66-78.

(44)董柞壮：《联盟类型、机制设置与联盟可靠性》，《当代亚太》，2014年第1期，第100—123页。

(45)Thomas Christensen,Worse than a Monolith:Alliance Politics and Problems of Coercive Diplomacy in Asia,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2011.

(46)Scott D.Sagan,“Why Do States Build Nuclear Weapons? Three Models in Search of a Bomb”,International Security,Vol.21,No.3,1996—1997,pp.54-86.

(47)《孙子校释》，军事科学出版社，1991年，第88页。

(48)以此具体分析外交政策的研究，参见Richard Ned Lebow,“Was Khrushchev Bluffing in Cuba?” Bulletin of the Atomic Scientists,Vol.44,No.3,1988,pp.38-42; Ian Bremmer,“The Art of the Bluff:Why Kim Is Not Saddam”,The National Interest,No.73,2003,pp.33-36。

(49)Robert Jervis,The Logic of Images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p.90.

(50)樊吉社：《朝核问题重估：僵局的根源与影响》，《外交评论》，2016年第4期，第40—49页。

(51)吴日强：《朝鲜第四次核试肯定不是氢弹》，大公网，2016年1月23日，http://news.takungpao.com/special/cp4730/?xsqj_3。

(52)周而捷：《奥巴马签署制裁朝鲜法案》，新华网，2016年2月19日，http://news.xinhuanet.com/world/2016-02/19/c_128732268.htm。

(53)《美韩最大规模联合军演登场，可根据朝鲜半岛形势先发制人》，澎湃新闻，2016年3月7日，http://www.thepaper.cn/newsDetail_forward_1440332。

(54)《金正恩指导核武器兵器化工作》，朝中社平壤电，2016年3月9日。

(55)《朝鲜警告将对敌人进行先发制人核打击》，新华网，2016年3月7日，http://news.xinhuanet.com/world/2016-03/07/c_1118251493.htm。

(56)《朝鲜外务省发言人揭穿美国逃脱朝鲜半岛核问题责任的图谋》，朝中社平壤电，2016年4月4日。

(57)《关于增列禁止向朝鲜出口的两用物项和技术清单公告》，中华人民共和国商务部网站，2016年6月14日，http://file.mofcom.gov.cn/article/gkml/201606/20160601338628.shtml。

(58)《朝鲜国防委员会发言人：美国变本加厉的核威胁恐吓会引发正义的核报复》，朝中社平壤电，2016年6月19日。

(59)《朝鲜外务省发言人警告美国预置朝鲜半岛于核战争惨祸》，朝中社平壤电，2016年7月11日。

(60)方晓志：《美派B-1B赴韩示威，能否对朝构成实质性威胁?》，澎湃新闻，2016年9月17日，http://www.thepaper.cn/newsDetail_forward_1529978。

(61)《金正恩指导新型地球同步卫星运载火箭用大功率发动机地上点火试验》，朝中社平壤电，2016年9月20日。

(62)2017年2月16日，美国国务卿蒂勒森、日本外相岸田文雄、韩国外交部部长尹炳世在德国波恩举行会谈，三国外长发布了一份简短的联合声明，谴责朝鲜的导弹试验。参见“U.S.-ROK-Japan Foreign Ministerial Joint Statement on the Situation in North Korea”,Department of State,Washington,D.C.,February 16,2017,https://www.state.gov/r/pa/prs/ps/2017/02/267677.htm；27日，美日韩三国负责半岛事务的高级官员进行了磋商，参见“U.S.-Japan-R.O.K.Trilateral Joint Statement on North Korea”，Department of State， Washington， D.C.， February 27， 2017， https://www.state.gov/r/pa/prs/ps/2017/02/268053.htm。

(63)Rex W.Tillerson,“Press Availability with Japanese Foreign Minister Fumio Kishida”,Tokyo,Japan,March 16,2017,https://www.state.gov/secretary/remarks/2017/03/268476.htm.

(64)对此的详细介绍，参见朱锋：《特朗普政府对朝鲜的强制外交》，《世界经济与政治》，2017年第6期，第60—76页。

(65)《Swift切断朝鲜与全球银行系统所有联系》，金融时报中文网，2017年3月17日，http://www.ftchinese.com/story/001071819。

(66)樊吉社：《特朗普政府对朝政策逻辑与朝鲜问题前景》，《现代国际关系》，2017年第7期，第18—25页。

(67)《朝鲜加强核遏制力措施千真万确》，《劳动新闻》，2017年7月29日。

(68)《核强国的瞄准镜已经对准了敌人》，朝中社平壤电，2017年3月18日。

(69)《朝鲜外务省发言人称对美国将以全面战争回答全面战争，以朝鲜式核打击战回应核战争》，朝中社平壤电，2017年4月21日。

(70)《冒险的军事挑衅进一步加大核战争危机》，朝中社平壤电，2017年5月20日。

(71)Rex W.Tillerson,“Remarks at a Press Availability”,Washington D.C.,August 1,2017,https://www.state.gov/secretary/remarks/2017/08/272979.htm.

(72)Jim Mattis and Rex Tillerson,“We're Holding Pyongyang to Account”,The Wall Street Journal,August 14,2017.

(73)《拼命的虚张声势折射美国冒险的核战争狂热》，朝中社平壤电，2017年8月9日。

(74)Joe Concha,“CNN's Zakaria:Trump North Korea Threats ‘the Art of the Bluff’”,The Hill,August 11,2017,http://thehill.com/homenews/media/346191-cnns-zakaria-trump-north-korea-threats-the-art-of-thebluff.也可以参见Henry Farrell,“North Korea Just Called Trump's Bluff.So What Happens Now?”The Washington Post,August 9,2017,https://www.washingtonpost.com/news/monkey-cage/wp/2017/08/08/donald-trump-is-playing-a-dangerous-game-with-north-korea/?utm_term=.0b109c41c908。

(75)Krishnadev Calamur,“Trump Is ‘Locked and Loaded’ in a Nuclear Game of Chicken”,The Atlantic,August 11,2017,https://www.theatlantic.com/international/archive/2017/08/trump-locked-loaded-northkorea/536541.

(76)《金正恩视察朝鲜人民军战略军司令部》，朝中社平壤电，2017年8月15日。

(77)Krishnadev Calamur,“The Trump Administration's Evolving Rhetoric on North Korea:From ‘Fire and Fury’ to ‘All Options Are on the Table’”,The Atlantic,August 29,2017,https://www.theatlantic.com/international/archive/2017/08/trump-north-korea/538323.

(78)《朝鲜是战无不胜的核强国》，《劳动新闻》，2017年9月9日。

(79)《朝鲜外务省全面驳斥美国炮制的史上最严重的涉朝“制裁决议”》，朝中社平壤电，2017年9月13日。

(80)“Remarks by President Trump to the 72nd Session of the United Nations General Assembly”,United Nations,New York,September 19,2017,https://www.whitehouse.gov/the-press-office/2017/09/19/remarks-president-trump-72nd-session-united-nations-general-assembly.

(81)Ruediger Frank,“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Sanctions against North Korea”,Asian Perspective,Vol.30,No.3,2006,pp.5-36; John S.Park,“The Key to the North Korean Targeted Sanctions Puzzle”,The Washington Quarterly,Vol.37,No.3,2014,pp.199-214.

(82)Fu Ying,“The Korean Nuclear Issue:Past,Present,and Future”,The Brookings Institution,Washington D.C.,May 2017,https://www.brookings.edu/wp-content/uploads/2017/04/north-korean-nuclear-issue-fu-ying.pdf.

(83)Narushige Michishita,“Playing the Same Game:North Korea's Coercive Attempt at U.S.Reconciliation”,The Washington Quarterly,Vol.32,No.4,October 2009,pp.139-152.

(84)中华人民共和国商务部、海关总署：《中华人民共和国商务部、海关总署公告2016年第11号：公布对朝鲜禁运部分矿产品清单》，商务部网站，2016年7月7日，http://www.mofcom.gov.cn/article/b/g/201606/20160601330631.shtml；中华人民共和国商务部、工业和信息化部、国家原子能机构、海关总署：《中华人民共和国商务部、工业和信息化部、国家原子能机构、海关总署公告2016年第22号：公布增列禁止向朝鲜出口的两用物项和技术清单》，商务部网站，2016年7月27日，http://www.mofcom.gov.cn/article/b/g/201607/20160701367025.shtml。

(85)中华人民共和国商务部、海关总署：《中华人民共和国商务部、海关总署公告2016年第81号》，商务部网站，2017年2月28日，http://www.mofcom.gov.cn/article/b/g/201702/20170202524185.shtml。

(86)中华人民共和国商务部、海关总署：《商务部、海关总署公告2017年第40号：关于执行联合国安理会第2371号决议的公告》，商务部网站，2017年8月14日，http://www.mofcom.gov.cn/article/b/c/201708/20170802626082.shtml；中华人民共和国商务部：《商务部公告2017年第47号：商务部关于执行联合国安理会第2371号决议禁止同朝鲜新设合资合作企业和追加合资企业投资的公告》，商务部网站，2017年8月25日，http://www.mofcom.gov.cn/article/b/c/201708/20170802633705.shtml；中华人民共和国商务部、海关总署：《商务部、海关总署公告2017年第52号：商务部、海关总署关于执行联合国安理会2375号决议的公告》，商务部网站，2017年9月22日，http://www.mofcom.gov.cn/article/b/c/201709/20170902648729.shtml。

(87)对朝鲜核材料生产的评估，参见樊吉社：《朝核问题重估：僵局的根源与影响》，第36—38页。

(88)李彬：《对朝鲜第五次核试验的技术评估》，世界和平论坛公众号，2016年9月10日，https://mp.weixin.qq.com/s?_ _biz=MzA3MzY3NjEzNA==&mid=2649631349&idx=1&sn=aa3df469e2032740139bb208ed52f2ef＃rd。

(89)Elisabeth Eaves and Siegfried Hecker,“Talk to North Korea to Avert a Nuclear Disaster:An Interview with Siegfried Hecker”,Bulletin of the Atomic Scientists,August 7,2017,https://thebulletin.org/talk-northkorea-avert-nuclear-disaster-interview-siegfried-hecker10996.

(90)需要指出的是，“北极星-2”陆基中远程弹道导弹是其潜射导弹的“上岸”型号。此外，截止到2017年9月，舞水端中程弹道导弹一共试射了八次，只获得了一次成功。

(91)对北极星-2潜射弹道导弹的分析，参见李彬：《朝鲜北极星二型导弹的(最大)射程是多少》，澎湃新闻，2017年2月14日，http://www.thepaper.cn/newsDetail_forward_1618573。

(92)Ellen Nakashima,Anna Fifield and Joby Warrick,“North Korea Could Cross ICBM Threshold Next Year,U.S.Officials Warn in New Assessment”,The Washington Post,July 25,2017.

(93)“The CNS North Korea Missile Test Database”,NTI,September 20,2017,http://www.nti.org/analysis/articles/cns-north-korea-missile-test-database/.

(94)《崔天凯大使就中美关系及半岛问题等接受中外媒体采访》，中华人民共和国驻美利坚合众国大使馆，2017年9月17日，http://www.china-embassy.org/chn/zmgx/t1493745.ht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