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希迎:威胁评估与美国大战略的转变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928 次 更新时间:2018-10-13 16:30: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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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希迎  

  

   对大国而言,准确评估外部安全威胁并及时进行战略调整,是维护其利益和地位的基本前提。对外部安全威胁的评估涉及多个部门和多种利益,决策者的利益诉求和威胁认知也是多元的,并且经常存在冲突。在漫长的决策进程中,外部环境瞬息万变,各种干扰因素不断出现,信息扭曲也经常发生,评估外部威胁也就成了一件充满艰难与挑战的工作。

   “九一一”事件发生后,美国相继在阿富汗和伊拉克发动了两场反恐战争,促使其确立了以反恐战争为战略重心。事实上,这两场反恐战争在美国国内形成了支持继续战争的利益格局,这种诉求潜移默化地影响着政策制定,并试图进一步塑造美国大战略的走向。然而,随着外部环境的变化,美国对外部安全威胁的评估发生了重大转变。在奥巴马政府时期,美国逐步从伊拉克和阿富汗撤军,并推出“亚太再平衡”战略,以应对所谓中国崛起的挑战。在这一时期,美国同时将打击恐怖主义和应对中国崛起作为战略重点。特朗普上台以后,进一步调整美国的大战略,将国家间竞争而非恐怖主义作为美国国家安全的首要考虑,将应对所谓“修正主义”的中国挑起的长期战略竞争作为大战略的重心。

   那么,美国是如何评估外部安全威胁的?美国的大战略是如何从打击恐怖主义转变为应对中国崛起的?哪些因素塑造了美国威胁评估转变的政策过程?回答这些问题至关重要,因为它涉及2006年后美国大战略的重大转变,更关系到美国对华战略的谋划。如果追根溯源,美国大战略之所以出现如此重大的转变,其中缘由错综复杂。是因为美国总统践行的自身战略设想?还是因为一些智囊在外交政策制定过程中的力推?是因为外交精英的战略辩论?还是因为总统身边的小团队与军方之间博弈达成的结果?深入探讨以上问题具有重大的理论意义与现实意义,它不仅有助于我们考察美国大战略调整的深层次原因,还有利于我们探究美国外交战略的连续性问题,以把握美国安全战略制定的深层机制。本文试图从威胁评估入手,考察美国大战略转变的全过程。

  

一、对威胁评估的既有研究


   外交政策是一个动态的过程,需要适时调整,因而威胁评估往往与战略调整密切相关。在某种程度上,威胁评估是国家战略行为的逻辑起点,如果这一过程出现问题,外交战略将很难成功。对于如何评估威胁,以及哪些因素影响威胁评估,学术界的研究成果斐然,已经有大量成熟的研究。总体而言,当前学术界研究威胁评估主要存在理性主义、政治心理学和社会文化三种代表性的路径。

  

   (一)理性主义的路径

  

   以现实主义为代表,国际关系研究中长期存在一种理性主义的路径,即假定行为体是理性的,可以通过自我智识来权衡利弊,以某种最佳途径来实现自我某种功能性的最优目标。在理性主义的路径下,对国家如何进行威胁评估的研究呈现出高度的连续性,在战争与冲突、威慑与强制、结盟与制衡以及危机管理等诸多涉及国家战略行为的领域取得了众多成果,至今仍然充满了学术生命力。理性主义普遍关注的问题是,领导人在信息不完全的状态下容易因评估错误而走向战争或冲突。那么,有哪些因素影响国家的威胁评估?什么因素导致了国家的威胁评估出现了偏差?在理性主义的路径下,学术界主要关注三个层面的因素。

   首先,关注实力的分布与转变对威胁评估的影响。探讨实力和意图对国家行为的影响是现实主义的基本特征。相对而言,对威胁评估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传统安全领域,尤其是在战争与冲突的原因上。在这其中,学者试图找到威胁评估与冲突之间的关联,特别是其对决策的影响。随着世界格局的变化和学术研究不断取得进展,关注实力的分布与转变对威胁评估影响的研究逐渐集中到两个议题上。

   其一,国家如何评估威胁以制衡其他国家。相对而言,早期的研究更加关注权力均衡及其带来的威胁,以及权力结构对国家威胁评估的影响。在冷战这一特定历史时期,美苏领导人对权力和威胁的认知和评估是影响外交决策的关键。换言之,国际结构带来的压力迫使国内政治精英对外部威胁进行评估,然后制定是否要制衡对方的战略。公允来讲,对于权力制衡的研究相对单一,理论机制也较为简单。如果将威胁评估置于选择联盟进行外部制衡的维度,我们对国家行为的考察将更加深入和透彻。斯蒂芬·沃尔特(Stephen M. Walt)调整了研究的视角,他认为,国家结盟主要是为了制衡威胁,而非制衡权力,其中,威胁评估主要基于综合实力、地缘的毗邻性、进攻实力和侵略意图四个方面。该研究丰富了我们探讨威胁评估与制衡机制之间关系的理论空间。冷战结束之后,随着美国成为唯一的超级大国,学术界出现了对其他大国为何不制衡美国的讨论。有学者认为,一个国家是否制衡另外一个国家,取决于其对该国的威胁评估水平:威胁评估越低,越容易采取结盟的方式来制衡。总体而言,这一系列的研究在一定程度上拓展了我们对威胁评估的认知层次。

   其二,权力变迁与威胁评估的内在关系。国家兴衰是人类社会无法回避的规律,不管是在全球层面,还是在地区层面,权力的变迁是一种普遍现象。总体而言,通过国家现有的军事力量来判定其是否具有威胁,这是最为基本、也是最为重要的研究路径。如果在理论议题上进行分类,学术界一般将权力变迁的政治现象集中在霸权国和崛起国,以及维持现状国家和修正主义国家。霸权国和崛起国这两个概念聚焦于国家力量的格局,特指国际体系中的权力转移,探讨的是衰落中的霸权国与崛起中的大国彼此的威胁判定与战略互动。权力转移理论对这一问题的讨论具有强大的解释力。随着近年来中国的崛起,对中美之间权力转移的理论解释成为研究热点。特别是对于“中国威胁论”的研究,基本代表了国际社会对中国崛起的忧虑。在某些理论家看来,崛起国对霸权国的挑战几乎是必然的、宿命的,结果也必然以走向冲突或战争的悲剧而收场,这是因为大国视彼此为威胁,也无法了解彼此意图,只有成为体系中最强大的国家才能保证安全。他们认为,在当前国际社会中,崛起中的中国正在威胁美国的地位和安全,而美国也越来越视中国为一个持久的威胁。由霸权国和崛起国的分类可以推出维持现状和修正主义两种国家类型,这种分类更加关注威胁评估和意图判定,即是否有意打破既有的权力格局。具体到中国崛起领域,有些学者认为,中国的战略文化是进攻性的,这一观点往往把中国视为巨大的外部威胁和一个“修正主义国家”。有学者甚至认为,中国军队影响力的上升令中国越来越好斗,中国领导人在战略文化上对“防御的崇拜”会将对外使用武力合理化为防御措施。

   其次,考察国内结构对威胁评估的塑造。学术界对威胁评估的研究还有一条路径,即主要考察政治制度、政治精英和社会结构等国内因素如何影响威胁评估,这一路径主要涵盖两个方面的研究。一方面,国内政治对威胁评估的影响。兰德尔·施韦勒(Randall Schweller)认为,国家在面对外部威胁时是否决定制衡他国,受到精英共识、政权脆弱性、社会凝聚力和精英凝聚力四个因素的影响,政治精英依据这四个因素对成本和风险进行的计算,最终决定了该国是否有意愿制衡其他国家,以应对外部威胁。同样,基于制衡理论,有学者认为,绝大多数中东国家在结盟时首先考虑的是外部意识形态和政治因素对国内统治稳定的威胁,而非地缘的毗邻性、进攻实力和侵略意图等因素。也有学者认为,高级官员厌恶相对力量、国际地位和威望等感知损失,这导致了大国对外部的干预,以避免危险发生。换言之,当领导人感知到了损失的风险时,往往倾向于选择更具风险接受的干预战略。中国学者樊吉社则提出,对威胁的评估和国内政治斗争是影响美国导弹防御政策的关键。归纳起来,这些学者或者关注总统个人及其顾问团队组成的小集团在威胁评估和决策过程中所发挥的关键作用;或者探讨国内某些部门如何评估威胁。另一方面,对威胁通胀(threat inflation)原因的考察也是学术界研究的重点。在现实世界中,不同国家之间的战略互动容易夸大威胁,并有可能形成威胁通胀的局面。不管是引发美国介入越南战争的“多米诺骨牌”理论,还是“九一一”事件之后美国夸大威胁,接连发动阿富汗战争和伊拉克战争,威胁通胀现象时有发生。究其根源,美国外交政策中的威胁夸大与国内政治密切相关,往往取决于精英如何看待及利用威胁。例如,小布什政府中的好战分子成功利用了总统操纵公众的能力,通过欺骗新闻媒体和误导公众,建立公众对入侵伊拉克的支持,从而成功实现了其政治意图。

   最后,探讨承诺、信号与威胁评估之间的关系。在国际政治中,国家之间如何传递信号直接塑造国家的互动模式。在大国政治中,尤其是在战争、冲突和威慑领域,国家需要向对方传递准确的信号,以形成可信的战略承诺,这关系到其他国家如何看待彼此地位,如何判断战略意图,如何评估外部威胁。在这些学者看来,信号和承诺是重要的,因为所有国家的决策都是依赖于政治精英对外部威胁的判断,发出信号和接收信号就成为威胁是否被感知的关键。需要指出的是,探讨承诺、信号与威胁评估之间的复杂关系不能忽视两个趋向:一是国家有强烈的动机虚张声势,夸大自身的国家实力和战略决心,同时极力掩饰自我弱点。有学者认为,国内观众成本和国际观众成本对一个国家的战略行为有着深远的影响,如果发出的威胁只产生了少量观众成本,政府将有更大余地践行虚张声势行为。二是国际政治现实使得安全两难经常发生。这是因为,国家的意图往往很难判定,而一旦双方无法准确判定意图,必然引起信号发送和接收的困难,进而带来威胁评估的紊乱。这两种情况的出现,都在一定程度上增加了国家互动模式的复杂性和不确定性。

   理性主义的路径主要讨论国家实力、国内结构、信号与承诺三个因素与威胁评估之间的关系。综合以上讨论,理性主义路径有三个优点:其一,以成本和收益的盘算为核心,考察国家实力变化、国内结构情况以及信号传递和战略承诺如何塑造国家对成本和收益的敏感性,在此基础上考察威胁评估的机制,因此更加贴近国际政治现实。其二,该路径关注的因素比较宏观,能从整体上把握威胁评估机制的发展趋势。其三,不管是国家实力还是国内结构,抑或信号与承诺,这些因素都是动态的,因此这一路径还可以考察风云诡谲的局势变化,历史地探究国家的威胁评估进程。当然,这一路径也有一些无法避免的缺点。例如,作为一种客观存在,如何评估国家实力和国内结构并无统一的标准,很多时候这是一个主客观兼容的领域,如何操作化始终是一个难题。再如,这一路径非常注重分析政治精英的决策过程,而事实上,这势必要研究领导人的个性和偏好,如果无法深入到这一层面而仅局限于描述事实,则显得宏观有余而微观不足。

  

   (二)政治心理学的路径

  

   前文在讨论承诺、信号与威胁评估之间的关系时,已经深入到政治心理学的领域,这些研究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了理性主义与政治心理学路径的对接。也就是说,所谓的路径区别,只是我们为了便于研究而进行的区分,真正的研究远比我们的分类更为复杂,并且没有清晰的界限。

考察决策者的认知,无法回避赫伯特·西蒙(Herbert Simon)对于有限理性的开拓性认识。特别是自20世纪70年代认知心理学革命以来,心理学被广泛应用于国际关系研究,知觉、记忆、意象、隐喻和语言等人类心理过程成为考察外交决策过程的重要因素。罗伯特·杰维斯(Robert Jervis)对知觉与错误知觉的开创性研究,将国际政治心理学带入一个新的时期。从政治心理学的路径考察国家如何评估威胁主要强调两点:其一,政治心理学路径关注决策者,包括领导人、政治精英或决策小集团,(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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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当代亚太》2018年第 4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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