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旭东 朱天谱:反思发展主义:基于中国城乡结构转型的分析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396 次 更新时间:2016-01-19 10:42: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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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旭东 (进入专栏)   朱天谱  

   【内容提要】 城乡二元结构的建构是国家在发展主义理念指引下的发展策略,在这种城乡分割的结构体制之下,资源在城乡之间的分配严重不均,造成了中国乡村在现代化过程中濒临破败的局面,中国城乡一体化机制的建构在所难免。城乡一体化的理念基础是一种承认城乡之间的文化差异及二者在道德意义上的平等性的理念,当社会日益由“传统”走向“现代”,我们更需要在理念基础上重新思考“传统”的意义,审视“乡村”和“城市”各自的价值。

   【关 键 词】城乡结构/城乡一体化/现代化/发展主义

  

  

一、聚焦二元对立:城乡结构的建构与转型

   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中国经历了轰轰烈烈的社会结构再造,1955年国务院颁布了《关于建立经常户口登记制度的指示》和《关于城乡划分标准的规定》,首次明确规定将“农业人口”和“非农业人口”作为人口统计指标,之后又严格控制农村人口向城镇迁居和工作。作为一种“终身身份和世袭身份”的户籍制度,成为中国进入城乡二元社会的重要标志。

   城乡二元社会的制度建构具体体现在三个方面:第一是户籍制度。将全国人口分为农业人口和非农业人口,农业人口不能从事非农活动,不能向城镇迁移,转为非农业人口。户籍制度并不只是一种单纯的人口统计指标,其初衷是保证短缺物资的有效配置。它将资源分配及个体生存和发展机会与先决性的地域归属挂钩,形成了一种世袭式的身份制。第二是城乡不同的公共政策、服务配置和提供制度带来的社会资源、机会差异。长期以来,我国的社会经济发展政策一度偏向于城市和重工业。新中国成立之初,为效法苏联迅速实现社会主义工业化的发展目标,国家推动实施了农业合作化、主要农副产品的统购统销、工农业产品的差价交换及限制城乡之间生产要素流动等以农辅工的产业发展政策,利用农业剩余实现工业化的原始积累。同时,国家在福利政策上明显倚重于城市居民,市民在就业、医疗、养老、升学等方面与农民相比具有明显的优势。第三是城乡二元产权制度。这种产权制度的不平等最明显体现在城乡土地产权制度的差别上,城乡二元土地产权制度的制度基础是二元性的土地所有制,其主要内容是土地的二元使用和征用,并以政府垄断及双轨的土地交易方式与价格为其基本的制度特征,反映了农村与农民在土地权利与平等权利方面的缺失,以及城乡产权制度安排的非公正性[1]。

   经历了改革开放,1978年前构建的城乡结构发生了显著的改变,制度上的城乡关系从城乡严格分割、城乡体制僵化、工农分离、工业化与城市化之间的严重错位,转变为城乡交往频繁、城乡体制有所改革、农村工业化发展推进,并且工业化与城市化也有了显著的推进。在转型过程中,农村、农民、城市、城市居民、国家、社会都获得了发展机会。但这一转变非常艰巨,充满着各种矛盾和紧张。而且,50年代末建构的城乡二元格局没有获得彻底的突破,城乡结构变迁仍滞后于其他社会结构的变迁,成为中国社会结构进一步变迁的严重障碍。

   二、反思发展主义①:当今城乡结构面临的问题

   “发展”是现代化理论的核心概念,在社会普遍追求从“传统”到“现代”的大转型的过程中,“发展不仅变成深入人们日常生活的概念,而且已成为人类自觉探求和指导的国家行为”[2](51)。自我国社会主义国家政权建立以来,国家上层权力机构在意识形态层面上一直将实现中国的“四个现代化”与“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作为同等意义的政策话语来对待,“民族复兴”被置换为“现代化”的实现,在国家主体的实际操作中则被具体量化为技术的进步、工业化的实现和经济的增长。作为在我国社会主义政权确立之后的一种核心性的意识形态概念,四个现代化概念的提出和落实表征了一种发展主义的国家逻辑,成为社会发展政策的核心。在力争实现四个现代化的国家行为中,国家主体通过自觉的政策指导,以现代化为标杆,争取与世界的发展取得同步。虽然自改革开放以来,市场机制在经济发展过程中的基础性地位日益凸显,但计划经济惯性所导致的行政干预仍然在不同程度上存在[3](16)。因此当我们在看待中国城乡二元结构建构和转型的历史时,我们不得不将更多的理论聚焦放在发展主义的核心政策理念和城乡二元结构之间的内在关联上,并从意识形态理念的层次上看待这种结构性的弊端和结构调整的出路。

   (一)发展主义、城乡对立与城乡二元结构的建构

   发展这一概念本身意味着城市和乡村之间的对立,在生活空间中的物质形态转变及农民生活方式的市民化等这样一些社会表层变迁背后,我国正在经历的现代化过程本身也是一种发展主义逻辑的外在表现,主导着现代化进程的是行政权力主体所秉承的进步式的发展主义理念。这种“进步”的意识形态使得农业社会向现代城市社会的转型具有了道德意义上的方向性,传统现代化的发展理念建构了一种乡村和城市在象征意向上的对立结构,农业文明是落后、愚昧的,而与之相对的城市文明则代表了社会未来的前进方向,是现代性的表征,因此现代化的过程本身变成了一种进步的城市文明对于落后的乡土文明的取代,社会的日益现代化也意味着乡村的改造,甚至是从文明视野中的消失。城市化便是这种发展主义理念最具特色的表征形式,北京市近年来大张旗鼓地进行旧城改造,其城内的残垣断壁上随处可见的“拆”字便是现代化思路中发展理念的象征性表达。在这种“拆”的逻辑之下,“‘新’与‘旧’之间的自然差异被转化为一种伦理价值上的等级差异,这种等级差异又被运用到社会领域中拆迁行为的合法性之上。‘拆’的潜在逻辑意味着新的东西一经出现,旧的东西应该被拆除或者瓦解。在此背景下,‘拆’指涉一种‘取代’、一种‘进步’。”[4]自五四运动以来,这种进步式的思想观念由西方引入国内并渐之成为社会的主流思潮,破“旧”立“新”的“拆”的逻辑成为社会发展的一个基础逻辑,而既有城市化进程的核心理念也是从“拆”“旧”的乡村到“立”“新”的城市之间的过渡。这种在城乡之间的破与立的发展逻辑在地方政府的执政行为中甚至一度得到放大,城市化过程中的市政建设本身成为地方政府政绩工程的主体部分,当“拆”与发展等量齐观,对乡村的改造便很可能被夸张地理解为城市对乡村的取代。

   从某种意义上来讲,发展的观念本身也是一种意在向“善”的意识形态,发展原本意在于社会朝向更为合理化的方向迈进,因此循序渐进式的发展历程并不至于与善的终极追求背道而驰,但从中国社会发展的历史维度来看,中国的现代化进程却始终面临着一种“迟发展”②的境遇,这种赶超型现代化③决定了政府主体需要计划性地为“赶英超美”的快餐式现代化创造条件,也决定了中国现代化进程中所秉承的发展主义理念将无可避免地走向极端化。当发展主义遭遇中国迟发展现代化的现实,发展的理念可能沦为一种为了发展而发展的无意义程式,尤其在地方政府追求政绩的执政欲望的驱使下,发展的概念由一种以提升人的幸福为根本宗旨的理念而被置换为指标式的发展程序,在这种扭曲的发展理念的指引下,现代化的过程极有可能被等同于高楼林立、宽阔的街道这样一些表象化的市政面貌,或是GDP、人口的城市化率这样一些客观的指标,而人的感受性则在其中受到忽视,现代化或许由一种达至幸福的手段变为发展的目的本身。

   这种极端发展主义理念的外在表现形式是苏联式的现代化模式,这种形式的现代化依附于大城市经济和重工业经济的开发,并且与西方国家主要由市场主导的渐进式现代化过程不同,是一种在政权主导下的、激进型的国家现代化径路,这种社会转型的短期效应要求社会发展的极度集约化,在一定意义上决定了城市经济更为重要的战略地位,以及与之相伴随的乡村资源向城区大面积单向输出。在迟发展的历史情境之下,新中国成立以来的现代化进程在某种意义上来讲也是苏联式的,在这种极端发展主义的意识形态导向之下,“增长”是社会制度运作的终极目标④,城乡二元结构体制的建构也因其在经济增长上的贡献而变为一种社会发展的权宜之计,因此在制度上具有合法性意义。在城乡二元结构体制之下,资源由农业、农村向工业、城市的聚集成为国家计划性发展策略的一部分,制度上对于“城”和“乡”的不平等对待走向极端化,国家在政策上为城市和工业经济的开发创造了条件。因此,从某种意义上来讲,城乡二元结构体制的建构,也是建国之后在匮乏的经济社会条件下,国家主体秉承极端的发展主义理念,为在当时的国际格局中取得战略位置而有意采取的激进政策。

   (二)发展主义与“发展病”

   中国20世纪80年代开始的改革,其基础是经济中心主义的发展主义理念,“以效率作为唯一的视角来关注经济,以GDP的增长作为衡量经济发展的唯一指标”[3](15)。这种增长型经济的效率原则客观上要求资本和生产资料的高度集中,这样,资源由乡至城的计划性流动使乡村在现代化发展过程中日渐凋敝,在城乡结构层面上造成了结构性不平衡,这种二元结构的弊端可以从城乡发展差距增大、公共资源与公共服务分配不公平,以及农村流动人口城市融合问题三个方面加以概括。

   1.城乡发展差距增大。当前中国城乡关系在实质上的不公平和不平等状态并未改变:农村支持城市、城市支配农村、城乡差别扩大等问题日趋严重。城乡差距有很多表现,可以从不同的方面进行归纳。联合国开发计划署确立的“人文发展指数”是衡量城乡差别的重要指标,“人文发展指数”包含预期寿命⑤、接受教育和收入三个要素,指数各分项都显示了中国城乡发展的巨大差别[5](87)。中国长期以来的城乡分治政策使城乡之间在居民生活水平和医疗保障条件上存在很大的差距,这一差距体现在人口的平均预期寿命上则表现为农村人口的平均预期寿命大大低于城市人口,2005年的全国人口普查统计数据显示,城市的平均预期寿命为79.37岁,城镇为77.48岁,相比之下,乡村为73.81岁,差距明显[6]。就居民受教育程度而言,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显示,乡村地区6岁及以上人口中具有大专及以上学历的人口占乡村总人口的比重为2.22%,相比之下,城市地区6岁及以上人口中具有大专及以上学历的人口占城市总人口的比重为23.01%,相差20.79%[7]。而在城乡居民收入方面,根据中国国家统计局的数据,1985年我国城乡收入比为2.1,在此之后逐年攀升,到2009年已经扩大到3.3,上升幅度超过50%[8]。

   2.公共资源与公共服务分配不公平。时至今日,中国的公共服务配置及公共资源向城市过度倾斜,城市剥夺农村的基本格局没有根本的改变,城乡居民的基本权利不是处在同一水平上,存在严重的不对称,农村居民不止在收入上远低于城市居民,其在教育、医疗卫生、社会保障等社会事业上所享受的福利待遇也远不及城市居民。公共资源和公共服务的配置大致可以从基础教育投入、公共卫生投入和社会保障制度及保障水平三个方面进行归纳。

   在基础教育投入方面,1986年7月1日起颁布实施的《义务教育法》和2002年4月起颁布实施的《关于完善农村义务教育管理体制的通知》都明文将义务教育的财政投入责任归于县乡政府。虽然新《义务教育法》的颁布施行在政策层面上确立地方政府与国务院共同负担财政投入的义务教育体制,但这种多方负担的财政政策并未真正在事实上得到确立,义务教育的财政投入仍然主要由地方政府负担。地方财政负担教育投入,使教育条件与地方政府的财政能力及地区经济发展水平挂钩,城市基础教育投入主要由市财政负担,而农村的基础教育投入则主要由县乡政府负担,造成了城乡之间在教育投入上的严重不均衡。农村地区的基础教育面临师资力量不足、教育经费紧张,以及硬件设施不完备等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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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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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北方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银川)2015年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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