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小云:河边扶贫实验:发展主义的实践困惑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516 次 更新时间:2020-12-06 00:28: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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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小云  

   【内容提要】 河边扶贫实验是在脱贫攻坚战中采用现代化方式扶贫的一个具体案例,其整体框架是通过在河边村植入一个现代的新业态,从而提升村民的收入水平,摆脱依赖低收入传统农业的生计结构,并最终帮助村民走出贫困陷阱。河边扶贫实验的结果初步显示,一旦采用现代福利的标准,脱贫就会具有很强的现代性路径依赖。河边扶贫实验对村庄物化改造和对村民收入提升的成效是显著的,现代化路径的扶贫也是有效的,但是,由于乡村传统的物质基础和社会关系系统本身很难支撑现代产业的发展,该扶贫实验又面临可持续性的挑战。与此同时,河边村村民在“去农化”生计遭遇挑战以后所采取的生计“再农化”,有力地展示了小农的生存韧性。河边扶贫实验遭遇到的恰恰是小农在现有条件下解决乡村贫困问题所长期面临的困惑,这也正是中国特殊的国情赋予乡村扶贫的现实意义。

  

   自近代以来,贫困问题一直处在中国现代建设过程的核心。咸丰十一年(1861年),晚清思想家冯桂芬在《校邠庐抗议》中提出了“以中国之伦常名教为原本,辅以诸国富强之术”①的主张,奠定了中国应对西方世界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策略,这一策略从某种意义上为中国采用现代化的方式摆脱贫困提供了框架。严复认为,“故居今而言救国,在首袪此贫。惟能疗贫,而后有强之可议也,而后于民力、民智、民德可徐及也”。②他将贫困放置在中国所有问题之核心,同时提出了以路矿扶贫、教育扶贫、综合扶贫等为内容的改造小农经济的扶贫主张。1919年,孙中山致函美国商务部部长威廉·瑞德菲尔德(William C. Redfield),请求美国援助中国的工业。孙中山认为中国的发展需要外资,即便获得不了外资,美国至少可以向中国派出专家和发明者帮助中国实现工业化。③从冯桂芬提出的学习西方富强之术,到严复的改造小农以及孙中山的吸引外资促进工业化,都反映了中国近代知识精英对于中国贫困落后原因的基本认知。贫困是中国自近代以来国民心理最大的阵痛——这一阵痛来自于和西方发展对比的巨大差距,也是中国近代传统和现代问题论战及实践的主要历史语境。

   中国共产党主张通过变革中国的社会生产关系来摆脱贫困。这一主张基于经典马克思主义关于资本主义是生产贫困的根本性制度,只有通过彻底改变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才能彻底解决贫困问题的基本论断。④与此同时,中国共产党也将社会现代化作为摆脱贫困的主要内容。从早期在中央苏区和陕甘宁边区实施土地改革、扫除文盲、发展现代教育,到建立合作社、发展经济等措施,均显示了中国共产党在改变中国贫困落后方面对于现代化路径的认同。这是理解中国当代扶贫工作的政治基础和历史背景。

   新中国成立以后,消灭旧的生产关系所产生的减贫效益凸显。1950年6月30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改革法》正式颁布,在全国范围内分期分批实施土地改革,到1952年年底基本完成之时,全国3亿多农民无偿获得了约7亿亩土地和其他生产资料。1950年到1956年,中国粮食产量从13213万吨提高到19276万吨。⑤然而,后革命时代的建设与贫困的关系远比土地改革要复杂得多。虽然贫困具有一定程度的客观性,但是现代意义的贫困和落后则是资本主义与封建主义对比之下产生的政治经济和社会文化产物,因为资本主义最大的进步意义在于物质生产的极大丰富。这就意味着中国即便实现了无产阶级革命的胜利,仍然需要不同程度地借助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来发展生产力。这正是改革开放的基本背景,也是中国社会主义道路的基本特色。可问题恰恰在于,虽然“发展”的修辞和“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及“三个代表”的话语减少了意识形态的张力,但是改革开放之后不断增加的社会不平等所导致的贫困的生产与再生产,使得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不断遭遇理论和实践的挑战,这也是目前在全国推进的到2020年全面消除农村绝对贫困的政治背景。

   中国过去四十多年大规模减贫的主要经验是,除非贫困的小农完全融入现代的生产方式和城市之中,否则农村贫困的缓解和消除将会是很困难的,这就是所谓的脱贫的路径依赖。正如科利尔(Paul Collier)和德肯(Stefan Dercon)针对非洲居高不下的贫困所言,根据发达国家和最近几十年亚洲新兴国家的经验,非洲如果希望实现经济增长和减贫,就需要考虑以下几个方面:一是大规模减少农业人口,二是大规模增加城镇和沿海地区人口,三是减少远离城市和沿海地区的农村人口的数量,四是大幅度提高农业劳动生产率,五是大幅度提高农业生产总量。⑥中国农村减贫的实践和科利尔、德肯的理论观点都包含着一个主导主流扶贫实践的教义,即对传统社会的现代化改造是摆脱贫困的根本出路,而城市化、工业化及农业现代化则是摆脱贫困的有效路径。

   1982年,国务院成立“三西”(河西、定西和西海固)地区农业建设领导小组,并开始实施“三西地区农业建设计划”。⑦这一计划旨在通过改善“三西”地区的农业基础设施条件,提高粮食生产水平,并继而解决“三西”地区普遍存在的温饱问题。这是中国当代扶贫工作的开端。“三西地区农业建设计划”的基本涵义在于确定了影响至今的通过经济发展来摆脱贫困的扶贫战略,即被官方反复强调的“开发式扶贫”或“扶贫开发”。1994年,中国政府开始实施“八七扶贫攻坚计划”,目标是到2000年,用七年的时间解决8000万人口的温饱问题。2001年,中国政府正式宣布:“中国贫困人口温饱问题的基本解决、生活质量的大幅提高,与世界绝对贫困人口持续增加的情况形成了鲜明的对照”。⑧但中国政府在其后发布的21世纪第一个十年的农村扶贫开发纲要中又提出,2001年—2010年农村扶贫开发的主要任务之一是继续解决剩余贫困人口的温饱问题,⑨暗示了农村温饱问题并未完全解决,扶贫之后仍然存在“剩余贫困”问题。2011年,中国政府发布21世纪第二个十年的农村扶贫开发纲要,确定按照2010年不变价格,将农民年均可支配收入达到2300元作为新的农村绝对贫困线,设定了到2020年按照这一标准全面消除农村绝对贫困的目标,并为实现这一目标发起了迄今为止投入最大、动员程度最广泛的脱贫攻坚行动。2019年,中国官方宣布,农村贫困人口已减少到551万人,97%的建档立卡户实现了“两不愁,三保障”,⑩这预示着到2020年将会如期实现脱贫目标。与此同时,中国官方也开始释放即使农村绝对贫困消除,农村的贫困仍然会以相对贫困的形式存在,扶贫工作仍将继续等话语。11脱贫和“剩余贫困”的反复并存不仅是个扶贫效果的问题,更重要的则是传统与现代相纠缠的问题,这是中国农村扶贫之难的深层次原因。

   中国消除贫困的成就是举世公认的。以云南省昆明市官渡区季官社区(前身为季官村)为例,任何人置身其间,都很难相信10年前这里还是一个贫困村。2009年季官村村民人均年收入只有不到2000元,村内仅有7间砖瓦房,其余均为农户自建的土坯房,道路狭窄,卫生环境恶劣;而2019年季官社区居民人均年收入已超过了50000元,全部居住在与城市居民一样的现代化小区里。季官社区是中国过去四十多年摆脱贫困历程的一个缩影。由深圳市这样的从“小渔村”发展成为国际大都市的大故事和许许多多季官社区这样的小故事构成的中国经济社会变迁的叙事是中国历史性巨变的缩影,同时也是一个摆脱贫困范式的隐喻,隐含了中国持续解决农村贫困问题的路径依赖。中国农村扶贫的对象是千千万万的小农。按照马克思的观点,小农生产方式“既排斥生产资料的积聚,也排斥协作,排斥同一生产过程内部的分工,排斥社会对自然的统治和支配,排斥社会生产力的自由发展”,“它只同生产和社会的狭隘的自然产生的界限相容”,12因此,扶贫同时也意味着通过工业化和城市化对小农进行改造。很显然,如深圳和季官村的脱贫,现代化的扶贫成就是显而易见的,但是要解决中国乡村社会大规模的小农户的生存困境,拓展小农户的发展空间,则与常态化的扶贫及实施乡村振兴的战略息息相关,13这是中国小农长期存在这样一种特殊国情赋予乡村扶贫的现实意义。

   本文既不是关于消除贫困的理论论述,也不是针对如何消除贫困的实证研究,而是对笔者亲历主导的一个贫困村庄的扶贫实验工作的介绍及笔者有限的自反性思考。一方面,从社会科学,尤其是人类学和实证社会学的角度看,与作为“旁观者”的一般调查和参与式观察不同的是,“亲历者”(insider)的民族志或自我民族志(auto-ethnography)的方法基于自身的工作和体验,可以提供比一般的调查和参与式观察更具有反思能力的过程细节;14但另一方面,“亲历者”也会由于自身利益和认知的局限而产生对于社会事件过程的片面解读、误读甚至遮掩,从而导致自反性思考意义的减弱。同时,在中国的语境下,对扶贫过程的客观陈述、批判性的分析都会受到诸多的客观制约。因此,采用“亲历者”的方法更难完整和真实呈现他/她所经历的过程,这一点对于笔者而言尤其困难。这些因素不仅直接影响了本文的质量,也挑战了本文的学术伦理。尽管如此,笔者仍然希望将自己作为“亲历者”所展开的5年扶贫实验的局部过程以自述的形式呈现给学术界,供读者参考、批判和学习。本文的主要目的是呈现从开展贫困诊断到形成各种扶贫项目的关键过程,因此文章主要是叙述性的介绍,而非学术性的理论分析。由于媒体对笔者的扶贫实验有过大量的报道,基于通常的学术研究所采用的匿名处理已经无太大意义,所以本文在介绍和讨论中均采用真实地名和人名。本文第一部分首先介绍针对河边村的贫困诊断的路径和结果,然后第二部分介绍河边扶贫实验(以下简称“河边实验”)的核心项目“瑶族妈妈的客房”的实验内容和结果,第三部分则介绍围绕“瑶族妈妈的客房”所涉及的产业发展问题,第四部分为结论和讨论。

  

   一、河边村的贫困:一个基于发展主义范式的解读

   认识贫困是扶贫的基础,不同的认识范式导致不同的扶贫策略。钱伯斯(Robert Chambers)认为,对于认识贫困和扶贫而言,有两个不同的范式。一是专家,即社会学家和发展学家的认识,这一认识主要基于如何测量贫困,在这一范式下的扶贫一般都是通过增加收入和改善消费来实现的;二是贫困人口自己对于贫困的认识,这一认识在表述上往往涉及资产、脆弱性和安全的问题。15虽然笔者早期曾经受到过钱伯斯贫困替代性认识思想的影响,但是在现有扶贫资源分配管理体制的约束下,笔者只能按照钱伯斯提出的第一种框架展开河边村的贫困诊断,所以,河边村的贫困诊断实际上沿袭了发展主义的知识路径。但是笔者同时也注意到了贫困动态的重要性,因为从改善扶贫政策效果的角度讲,对于贫困的认识需要超越静态贫困分析的框架,从生命周期和跨代的动态角度认识贫困。16为此,笔者在生计动态变化和发展主义路径分析的框架下,基于观察和感受形成了有关河边村表征贫困和基于数据形成了河边村规范性贫困的一系列结论,其核心为河边村是一个陷入贫困陷阱的、群体性贫困的深度贫困村。

   河边村位于云南省勐腊县勐伴镇。勐腊县以前是国家级贫困县,2019年退出贫困县。河边村2011年被确认为国家级贫困村,全村57户,共206人,除2人为汉族以外,其余村民均为瑶族,被确认为蓝靛瑶族。由于原居住地山高路远,无法通电,自1982年起,村民陆续由原居住地迁移到现址,在南腊河上游支流的小河两侧形成了现在的村庄,故名为河边村(实为上河边村)。河边村地处西双版纳热带雨林自然保护区内,平均海拔高度在800米左右,年平均气温为 20℃,年均降雨量在1600毫米—1780毫米之间。按照2015年的调查数据,河边村有土地782.3亩,其中水田145.7亩,旱地636.6亩,橡胶林地约2800亩。人均水田0.67亩,人均旱地2.95亩。农户主要种植水稻、玉米、甘蔗,养殖业主要是数量很少的冬瓜猪养殖。农户的主要收入来源是甘蔗种植、砂仁采摘、外出打工及国家转移性补贴。河边村整体上呈现为传统小农的状态。

2015年初的河边村除了村民小组的办公房之外,(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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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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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开放时代》2020年第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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