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耀桐 傅晋豫:比较政治研究中发展主义范式的理论分析

——以理论层次与理论抱负为视角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998 次 更新时间:2013-01-27 22:22: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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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耀桐 (进入专栏)   傅晋豫  

  

  摘要:在批判传统主义研究的基础上,发展主义比较政治学通过提出抽象概括的分析范畴,构建可以对世界各国政治体系展开分析的理论框架,对数量众多的新兴国家的政治发展或政治现代化展开了比较研究,并对这些国家的政治进程形成了重大的影响。特定时代赋予比较政治学者们以宏大的理论抱负,他们所构建的理论自然也就具有了明显的宏大特质。这种宏大理论在追求宽大的解释面方面获得巨大成功的同时,却由于忽视了新兴国家政治的多样性和复杂性,从而呈现出了解释力的匮乏,最终日趋式微。取而代之的诸多新的理论方法开始以建构“中层理论”为取向,把解释力的强度作为追求的目标,形成了众多的“理论岛”。

  关键词:发展主义 宏大理论 中层理论 理论抱负

  

  在比较政治学的发展史上,20世纪50—70年代兴起的发展主义研究具有重要的地位,其构成了比较政治学研究的“黄金时代”。发展主义比较政治学研究不仅在理论上构建了宏大的理论框架,而且对当时的社会政治实践,特别是新兴国家探索实现政治现代化的活动也形成了重大的影响。发展主义理论在理论层次上有怎样特征,该理论框架是在怎样的理论抱负下形成的,其最终为什么日趋式微,这与其理论特征具有怎样的关系,本文就试图在理论层次与理论抱负的视角下对这些问题给予回应,以促进我们对发展主义比较政治研究的理解。

  

  一、分析视角:理论层次与理论抱负

  

  理论的建构都是基于对事实的理解和思考而产生的。即使是基于相同的事实,由于理论的侧重点各有偏差都呈现出自身的特点来。因此,对理论的分析也就可以从不同的角度展开,形成不同的理论分析进路。其中有由于理论所关注的事实具有不同的内容涉及不同的领域而形成的理论分野,也有由于对事实进行研究的方法不同,如科学分析与哲学思辨的不同而形成的分野。此外,理论的分野还有一个重要的面相涉及到其分析层次的高低和涉及内容的宽广,对这种不同我们用“理论层次”对之进行概括。这就形成了所谓的“宏大理论”与“中层理论”。从这个意义上对理论进行区分的来源于社会学家罗伯特·默顿的《社会理论与社会结构》。他在反思当时的社会理论后认为传统社会中的完整的普适性理论框架正受到越来越大的挑战,因此需要建立一种不同于阐释“统一性理论”的新的理论框架,即间于帕森斯式的巨型理论与低层命题之间,可以说明有限范围的现象之间关系的“中层理论”。[1](p194)“宏大理论”(grand theory)与“中层理论”(middle-range theory) 进入人们分析理论的视野。

  不同层次理论的最大区别在于对事实的解释面有所不同。“宏大理论”着眼于对广阔空间与久长时间中的事实给予解释,而“中层理论”则着眼于对时间和空间相对狭小范围的事实给予思考。以比较政治学研究为例,宏大理论通常指的是那种提出了大问题、甚至是终极问题的研究,而且个案几乎涵盖了世界上所有的政治体系。而中层理论则关注单一地区、某一地理区域、或逻辑上相互关联的国家集团等单位性的政治实体。宏大理论试图通过对普遍性的分析,对所有的事实给予解释,而中层理论则强调对有限范围内的事物进行考察。需要强调的是,解释面与解释力是完全不同的两个概念,解释面所描述的是理论所试图解释的事实的内容,一般用“宽广”与“狭窄”进行判断,而解释力所描述的是理论对事实解释的透彻程度,一般用“强”与“弱”进行判断。解释面宽广的理论其解释力不一定强,而解释面狭窄的理论其解释力也不一定弱。同时,宏大理论与中层理论的区别还表现在理论范畴的抽象程度和概括程度的不同。宏大理论一般都构建出概括性极强,涵盖面极广,因此抽象程度也极高的基本概念或分析框架,以此为基础上展开理论分析。最具代表性的就是帕森斯的“模式变量”的理论范畴,他通过“归属”与“成就”,“特殊主义”与“普适主义”,“功能混淆型”与“功能专门化”的模式变量把人类社会进行了“传统”与“现代”的划分。这些模式变量具有高度的概括性,可以指涉政治、经济、文化等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相比之下,中层理论的概括性和抽象性就狭窄的多。比如当代西方政治科学中盛行的政策研究、决策分析、政治社会化理论、集团理论等都属于中层理论的范畴。[2](p521)

  理论层次是对理论本身的一种分析,与之相关联的是从另一个分析角度则涉及到理论建构的选择,即选择构建何种层次的理论,是试图构建宏大理论,还是试图构建中层理论。因为理论层次是理论构建选择的结果,因此分析理论层次就必须给予理论构建选择以一定的关照。作怎样的理论建构选择反映出理论建构者的“理论抱负”来。所谓理论抱负反映的是理论构建者对其构建的理论所试图解释的事实的内容宽广与层次高低的一种期望。如果说理论层次是对理论自身的分析范畴,那么理论抱负就是对理论构建者的一种描述。宏大的理论抱负与较高的理论层次具有高度的相关性,其进行理论建构的目的就是要对宽广空间和久长时间的事实给予理论回应;而与较低层次的理论相关度较高的理论抱负的理论建构目的就是要对相对比较狭小范围内的事实给予理论回应。引入理论抱负的分析变量,有助于我们结合理论建构者这一要素对理论层次展开分析。由于任何理论都得理论建构者对对事实的理解和思考而产生的。理论建构者由于所处的时代背景,所面临的理论要求,所形成的问题意识等条件的不同,形成了不同的理论抱负,要对不同范围的事实给予理论回应,由此就产生出了不同层次的理论。因此,脱离理论建构者的理论抱负仅仅就理论本身作理论层次的分析就显得比较单薄,只停留在“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的层次上。这一点对理论变革时代的理论进行分析时尤为重要。因为只有结合特定时代下理论建构者的理论抱负才能够更为全面的把握其之所以会发生变革,之所以如此变革的理由。

  正是基于以上的原因,本文选择理论层次和理论抱负作为基本的分析视角对比较政治学研究中最辉煌的发展主义理论进行分析。期望通过对不同层次的理论及其构建者的理论抱负的分析,能够对发展主义比较政治学的理论特征、兴起的基本原因及其最终导致其走向衰落的因素有更为深入和全面的把握和理解。

  

  二、比较政治学研究中发展主义理论的兴起

  

  比较政治学研究有着悠久的历史,可以说随着政治学的诞生以比较的视角进行政治研究就出现了。概括而言,比较研究在政治学的发展进程中大体经历了传统主义、发展主义和多元理论研究这些重要的阶段。传统主义的比较政治学研究从亚里士多德在对古希腊的政治体制进行研究开始一直延续到20世纪50年代,其间虽然也产生了诸如孟德斯鸠、托克维尔等大师,但是比较政治学研究的最辉煌的时代却是在批判传统主义研究的基础上开始的。

  1955年罗伊·马克里迪斯发表了《比较政府研究》一书,书中对已经开始受到学术界批评的比较政治学传统主义研究方法进行了尖锐而激烈的批评。他认为传统主义的比较政治学研究有如下五个方面的缺陷:(1)视线是狭隘的,只关注欧洲而不考虑其他地区;(2)研究是停留在描述阶段,而不是真正分析的;(3)形式主义的、法律主义的,而不关注政治中非制度性但恰恰充满了活力和更为真实的过程;(4)事实上并不注重比较,主要被个案研究占据了主导地位;(5)充满了零碎的事实,缺乏系统性。[3](p45) 他以这种“是或不是”的语言风格对传统主义的批判将已经形成的对传统主义的批判推向了高潮,在学术界引起了广泛争论,在对传统主义缺陷的理论回应中,“比较政治学强调重心经历了一个巨大的转变。”比较政治学终于超越了“静态的”“比较政府”的研究阶段进入了真正的比较政治学阶段。这些比较政治学研究者们在对传统主义研究进行全面批判的同时,也就指明了比较政治学发展的新方向。由此开启了比较政治学研究的发展主义阶段。

  比较政治学的发展主义研究的黄金时代是20世纪的60—70年代。在二十多年的研究中涌现出一大批诸如阿尔蒙德、科尔曼、维巴、派伊等学术大师,大量的年轻学者在发展主义的研究框架下展开对政治的研究,研究没有仅仅停留在理论的演绎层面,而是建立在对亚洲、非洲、拉美和中东的政治实际研究基础上的。富有影响的学术研究团体和机构纷纷成立,大量的富有发展主义的学术著作出版发行。“20世纪60年代中期出版的一本文献参考中竟包含了两千多条同发展主题相关的条目。”发展主义在政治学研究中的地位由此可见一斑,它已经成为“比较政治学领域内唯一的、主导的研究方法”。[4](p63) 这二十多年对比较政治发展的研究也成为西方政治学研究中最为辉煌的时代。发展主义在比较政治学中的研究是以政治发展与政治现代化为基本的理论框架对他们认为的主要集中于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地区的传统国家如何实现向现代的转变而展开的。在发展主义范式基础上展开的比较政治学研究涉及到政治发展或政治现代化的方方面面。在这一时段虽然出现了众多的学术流派,提出了纷繁的理论观点,不同流派与理论观点之间多有争论,但是他们却拥有共同的逻辑起点,关注的是同样的理论主题,其分歧远小于其共同之处。而这些共同之处在很大意义上就是因为其都在不同程度上具有某些宏大理论的特征。

  

  三、宏大理论:发展主义比较政治研究的理论特质

  

  比较政治学的发展主义研究阶段是其最辉煌的时代,这种辉煌与其在理论建构层次上的宏大特征是分不开的。发展主义的宏大理论在学术研究上试图通过构建解释面宽大的概念范畴和分析框架对世界范围内的所有社会政治体系给予理论关照,在政治实践中试图为众多的发展中国家提供走向现代化指明前进的道路。因此,其在比较政治学乃至社会科学研究的历史上都是绝无仅有的。

  1.传统——现代的宏观分析框架

  比较政治学研究的发展主义范式进行理论建构的基点是对社会政治进行传统与现代的二元划分。传统与现代是两种截然不同的存在状态,社会发展就表现为一个从传统到现代的转变过程。这种划分可以追溯到马克斯·韦伯的社会政治理论,西方比较政治学者奇尔科特认为韦伯对欧洲资本主义理性化的描述方式构成了对比较政治学有很大影响的一种发展模式。科层制的合理化,政教分离之导向的世俗化,以及议会主义的逐步体制化都成为该模式的组成部分。[5](p139) 而帕森斯则通过引进“模式变量”的分析范畴使传统社会与现代社会的分野有了清晰的概括,一切社会都被纳入到“传统—现代”的二元分析架构之中,从而形成了20世纪社会科学研究中最为引人注目的“宏大理论”建构。这种宏大理论的分析框架对几乎所有学科的研究都形成了理论根基上的冲击。理论建构的着重点由不同国家、地域、文化、民族、经济等多元要素转移到了传统与现代的二元划分。传统—现代的分析框架打破了一切既有的理论分界,所有的社会政治因素都可以也必须在这个简单的二元框架中寻找自己的位置——非传统即现代,非现代即传统。在此分析框架中形成的比较政治学研究的发展主义自然也就具有了宏大理论的特征。在发展主义者看来,政治发展的过程就是社会政治摆脱传统因素,获得现代要素的过程。这些现代要素包括专门化分殊的社会政治结构,以成就为基础的社会政治关系,以及平等、民主等普世的社会政治价值等等诸多方面。一切社会政治要素不论处于怎样的国家地域中,处于怎样的社会文化基础上,凡是与这些特征不同的都被视为传统的要素,并被判明是处于一种落后的状态,其必然要成为变革的对象,这种变革的过程就被赋予了现代化和发展的进步意义。然而这些衡量指标的设定是以西方国家的标准展开的,所以现代化就成为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所谓不发达国家的主题,这些国家自然也就成为比较政治学者进行研究的“实验室”,他们就是要探求这些传统国家如何走向现代国家的一般规律和基本逻辑。而西方国家则不存在所谓的政治发展问题。也正是这种意义上,在传统—现代二元发展框架下探究所谓不发达国家的政治发展的任务、实现政治现代化的发展阶段与政治发展最终所要达至的目标都被赋予了进步的涵义。

  2.结构——功能主义的系统分析模型

  在比较政治学研究的发展主义阶段,阿尔蒙德扮演了极为重要的角色,这不仅因为他领导的比较政治学委员会是发展主义最为重要的学术领导机构,也不仅因为他主持编写了在发展主义研究中颇具影响力的系列丛书,更为重要的是他创设了一个具有宏大理论特征的研究发展的框架。该框架在整合当时政治发展研究中最具创新性理论的基础上,提出了可以对世界范围内不同政治体系进行分析的纲目,(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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