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鞍钢 马伟:现代中国经济社会转型——从二元结构到四元结构(1949—2009)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945 次 更新时间:2012-12-30 19:13: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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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鞍钢 (进入专栏)   马伟  

  

  内容摘要:中国的特殊国情使中国经济社会转型的历史轨迹也不同于其他国家的演变道路,而是经历了一条独特的工业化与城市化道路:一是1840—1948年从传统农业解体到城乡二元经济社会结构的漫长演变阶段;二是1949—1977年计划经济体制下的城乡二元经济社会结构分割和强化阶段;三是1978—1991年农村改革和农村工业化迅速发展所伴随的二元经济社会结构开始解体并逐步转向三元经济社会结构,即农业部门、乡镇企业部门、城镇正规部门;四是1992年之后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和城市化迅速发展所伴随的四元经济社会结构。面对新的四元结构,中国未来发展的基本方向就是城乡一体化、城市内部一体化、农村内部一体化,即经济社会一体化、趋同化和现代化,这就要求不断促进农业现代化、农村工业集聚化、农民工市民化、城乡居民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真正实现“共同富裕”的社会主义现代化。

  关键词:城乡结构;乡镇企业;非正规部门;经济社会一体化

  

  认识中国国情,特别是认识中国现代社会的基本性质和基本矛盾,乃是认清中国现代化发展问题的根本依据,也是确定中国现代化发展战略的理论基础。中国现代社会的基本矛盾是传统农业经济与现代工业经济的矛盾,突出地表现为城市与乡村之间的结构矛盾,包括传统农业与工业化、农村与城市等矛盾。这一矛盾决定了中国发展的关键就是实现工业化、城市化和现代化的基本任务,也是认识现代中国经济社会转型道路的基本线索。

  

  一、问题的提出:从二元结构到四元结构

  

  现代中国经济社会结构是从哪里演变而来?又发生了什么样的历史变迁?又是怎样形成今天的新格局?今后几十年它又会向什么方向演进?我们如何比较完整而清晰地描述其发展的历史轨迹,又如何选择适宜的量化指标进行定量分析以及深入的理论分析?本文试图探索和回答这些问题。

  传统发展经济学理论将二元结构定义为边际产出等于或接近于零的农村农业部门与边际产出较高的城市工业部门的并存状态,即暗含假设农村等同于农业,城市等同于工业;并且经过不断发展,农村农业剩余劳动力不断转移至城市工业,最终消除经济社会的二元分割状况,形成新古典经济学所谓的一元化市场,即二元结构仅仅是阶段性特征。但根据工业化与城市化的二维视角,经济社会并不能简单地划分为农村农业和城市工业两个部门,而是存在四个部门(见图1)。实际上,自1972年世界银行首次提出非正规就业以来,世界上主要发展中国家都出现了大规模的城市非正规就业人群,这已经突破了最初的二元经济理论。由于非正规经济的特殊性,一些发展经济学家引入非正规部门提出了三元结构理论和四元结构理论。中国的经济历史和转型实践则进一步突破了二元结构理论,除了日益庞大的城镇非正规就业外,在中国农村出现了规模巨大的农村工业部门,即乡镇企业。所以,当代中国实际上存在着四元经济社会结构。

  为了更准确地了解近现代中国经济历史、更深刻地认识这一历史,本文从经济历史、经济统计和经济理论三个方面出发,实证分析和梳理中国工业化与城市化过程中经济社会结构转型的历史变迁和历史轨迹,认为中国的特殊国情使中国走出了不同于其他国家经济社会结构演变的发展道路,它先后经历了几个不同的转型阶段:一是1840—1948年从传统农业解体到城乡二元经济社会结构的漫长演变阶段;二是1949—1977年计划经济体制下的城乡二元经济社会结构分割和强化阶段;三是1978—1991年农村改革和农村工业化迅速发展所伴随的二元经济社会结构开始解体并逐步转向三元经济社会结构,即农业部门、乡镇企业部门、城镇正规部门;[1]四是1992年之后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和城市化迅速发展所伴随的四元经济社会结构,即农业部门、乡镇企业部门、城镇正规部门与城镇非正规部门。[2]这是一个不断实现中国工业化与城市化的重大转型历史过程和社会变迁,无论是从人口规模,还是从转变方式,都是世界现代历史所未有过的,即使是与印度相比,中国经济社会转型也是独特的,这已经大大不同于经典的二元经济理论所描述的经济形态演变的假设,包括刘易斯、费景汉一拉尼斯等、哈里斯一托达罗等的二元经济理论、[3]菲尔兹三元经济理论、[4]拉尼斯与斯图尔特的四元结构等经济理论。[5]我们只能做“事后诸葛亮”,力图从定量的角度刻画这一历史演变的轨迹,从理论的角度分析其内在的历史动因,并试图说明未来发展的走向。

  研究现代中国经济社会变迁的最大难点是缺少一目了然的数据,因此必须对国家统计局公布的基础数据重新定义和技术处理。本文对四元结构进行了界定,从经济结构和就业结构两个方面计算或估算了1949—2009年期间的历史数据。就业结构数据主要根据国家统计局所公布城乡从业人数来估计不同时期的四元就业:农业就业人数,不包括国营农垦(尽管他们从事农业,但是更具现代化因素,又属于正规就业),数据来自《新中国农业60年统计资料》(北京:中国农业出版社,2009年);农村非农业就业人数,包括国营农垦、社队企业或乡镇企业、农村个体工商户或其他人员,数据来自农村就业人数与前项农业就业人数相减数;城镇非正规就业,包括私营企业、[6]个体工商户和未统计(自我就业、灵活就业、农民工等),其中,城镇个体、私营就业人数1952—1995年数据来自《中国劳动统计年鉴1996》,1996—2009年数据为《中国统计年鉴2010》“个体、私营”相加数,“未统计”就业人数1990—2009年数据来自《中国统计年鉴2010》,之前系作者估计;城镇正规就业人数,包括城镇国营或国有单位职工、城镇集体所有制单位职工、新兴正规就业(包括股份有限公司、港澳台商投资单位、外商投资单位),1952—1989年数据(为全国职工人数)来自《中国劳动统计年鉴1996》,1990—2009年数据来自《中国统计年鉴2010》中非“城镇私营、个体、未统计”项相加数。[7]经济结构数据系作者根据国家统计局所公布的GDP数据对不同时期的四元经济估算:农业增加值数据来自《新中国农业60年统计资料》;农村非农产业增加值,1949—1977年数据系作者估计,1978—2009年数据按乡镇企业增加值计算,来自《新中国农业60年统计资料》;城镇非正规经济增加值,包括私营经济、个体经济、未统计经济,数据系作者估计;[8]城镇正规经济增加值,等于全国城镇增加值(GDP减去农村增加值)减去非正规经济增加值。[9]计算结果见表1。作者根据该计算,定量地描述了1949—2009年期间即60年中国就业结构与经济结构动态变化的历史轨迹(见图2、图3),在此基础上,分析了不同时期的经济社会结构演变特点及原因。

  

  二、从传统社会解体到城乡二元结构形成(1840—1948)

  

  中国二元经济社会结构形成绝非偶然,它是中国社会内部生产方式矛盾运动与外部国际资本积累相互作用的必然结果。[10]历史上中国经济一直领先于世界,在1500年之后由于西方资本主义因素发展,中国开始落后;到18世纪下半叶第一次工业革命之后中国开始大大落伍;到1820年尽管中国GDP总量占世界的三分之一,但中国人均GDP仅为西欧12国的二分之一。[11]直到1840年,西方的入侵才打破了长期停滞的中国传统农业经济社会格局,出现了某些现代资本主义因素,开始逐步形成二元经济社会。正如毛泽东指出,自从1840年的鸦片战争以后,中国一步一步地变成了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外国资本主义的入侵,促进了这种发展。外国资本主义对于中国社会经济起了很大的分解作用,一方面,破坏了中国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基础,破坏了城市手工业和农民家庭手工业;另一方面,又促进了中国城乡商品经济的发展。

  1840年鸦片战争之后,西方资本主义列强利用特权,进行各类投资,在中国兴办了现代工商业,到1902年外国在中国的投资累计已达5亿美元,到1914年翻了一倍,达到10.67亿美元。[12]外资企业一方面挤压中国本地企业成长,另一方面也成为中国企业学习的先驱。清朝政府在严重失败之后,也开始了洋务运动,兴办工业。不过,政府的无能在许多方面阻碍了现代经济发展模式的推广,他们没有能力直接参与而促进经济增长,这为私有企业的发展提供一个合适的环境。[13]1890年,中国现代产业部门(包括制造业、矿业、电力、现代运输和商业)占GDP比重上升至0.7%f(表2)。[14]

  从表2看出,辛亥革命之后,中国民族资本得到一定发展,尤其是在“一战”期间,一些轻工业部门取得较大发展,如纺织业、食品加工业、轻工业等劳动密集型产业,并与外国对手展开竞争。[15]1913年现代制造业占GDP比重仅为0.6%,中国仍然以传统农业、手工业、传统运输和商业为主;1933年,中国现代产业部门(包括制造业、矿业、电力、现代运输和商业)占GDP比重上升至5.3%;后虽曾受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负面影响,到1952年现代经济占GDP比重升至10.4%。[16]1949年新中国成立时,农村人口占总人口的89.9%,城市人口比重为10.1%。[17]1936年毛泽东就认识到,中国是一个政治经济发展不平衡的国家。他指出,当时“近代式的若干工商业都市和停滞着的广大农村同时存在,几百万产业工人和几万万旧制度统治下的农民和手工业工人同时存在”。[18]这是一个典型的现代工商业与传统农业、现代都市与传统农村同时并存的二元经济社会。1949年,毛泽东同志再次对当时“一九开”基本国情的落后性与现代性做了精辟概述:中国已经有10%左右的现代性的工业经济,这是进步的,和古代不同;还有90%左右的分散的个体农业经济和手工业经济,这是落后的,是和古代没有多大区别的。我们还有90%左右的经济生活停留在古代的落后状态。[19]总体来看,这一时期中国农业的发展,有进步,也有停滞,但进步是局部的,而停滞是整体的。[20]中国经济发展在此期间出现了明显下降、再上升、再下降的复杂情形:按照麦迪森的数据,这一时期中国的人均GDP水平,先是从1820年的600美元(1990年国际元)下降至1870年的530美元;后不断上升,到1936年达到高峰597美元;而后持续下降至1950年448美元,比1820年和1936年人均GDP水平下降了1/4,也低于同年印度619美元的水平。[21]这是中国现代经济增长的历史起点。由此可见,近代以来,国际资本入侵促进了中国传统农业社会的解体,一方面造成广大农村日益衰落,形成典型的农村贫穷经济;另一方面列强在少数沿海城市或“飞地”建立了现代化经济部门,从而初步形成了“一九开”的现代中国经济社会二元结构。正是在这一历史起点下,中国开始进入现代经济增长时期,也开始进入现代经济社会二元结构转型时期。可以预见,这一历史起点越低,二元结构差异越大,这一转型的任务就越艰难,实现这一转型的历史过程就越长,也意味着中国必须独辟蹊径,开拓独特的工业化、城市化和现代化道路,才能根本实现这一历史转型。

  

  三、计划经济体制下二元结构的演变(1949—1977)

  

  一国工业化初始条件,是该国工业化发展最重要的制约条件。由于各国经济发展初始条件不同,其发动因素、限制因素作用程度不同,因此工业化发展道路不同,二元经济社会的演变历史轨迹也不同。如果比较同期中国和印度、明治维新的日本、原苏联工业化初期(1926—1928年),会发现当时的中国与1920年代的苏联相差甚远,与明治维新之后的日本以及当时的印度比较接近,即制约工业化、城市化和现代化发展的生产力因素依然存在,包括中国人口基数太大,人均资源占有量少,工业化基础十分薄弱,人均国民生产总值(GNP)水平低等。[22]可见,新中国的建立并不会自动解决二元经济结构问题,也不可能在短时间内解决这一问题。

  1949年新中国建立之初,中国是一个传统农业与现代工业、传统农村与现代都市并存的二元经济社会结构。如果细分的话,当时已经具有四元经济社会结构的影子:在城市同时存在正规就业与非正规就业两类不同经济和就业,大体一半对一半,1949年全国城镇就业总数为1533万人,其中正规就业比重为52.8%,非正规就业即个体、私营经济部门就业者比重47.2%;在农村同时存在农业与非农业就业,(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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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清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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