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旭东:国族之辩:以费孝通为核心的有关民族问题的一多之争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442 次 更新时间:2018-11-29 20:57: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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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旭东 (进入专栏)  

  

   摘要:在20世纪30年代前后,费孝通和顾颉刚之间曾经有过一场关于“中华民族”是一个还是多个的问题之争。这实际上触及到了人类学的有关于“一”和“多”这一基本问题的讨论。费孝通晚年试图用中华民族的多元一体格局的民族关系观念,去对此既有争执对立加以弥合,由此而发展出适用于中国语境的核心概念,并注意到了一个有着其自身历史进程的国家在处理民族关系上的策略选择。而今天,我们如果能注意到国家的一统和民族的多样是同时共在这一点,那人类学的“一”和“多”之间的辩证关系的把握,可能就是我们理解自身民族发展问题的关键。

  

   在费孝通和顾颉刚之间,曾经有过一场关于“中华民族”是“一”个还是“多”个的争论。那时的费孝通对于中国史学家的自信,在田野观察的感悟之中,洞悉到了可能有的过于强烈的主体本位意识的破绽,那就是现实族群关系中的多样性的存在。在这一点上,费孝通可谓守住了他者观照的人类学的这条底线,承认了基于文化的民族和民族关系的多样性以及多种可能性的存在,但在后来的持续性思考中又逐渐融入了对于宏观中国意识的整体性的大一统历史的考察,由此而现实了对于“一”和“多”这一人类学基本争论的超越和统合。在他看来,民族的构成对中国历史而言,必然是一个多元融合而转化生成为一体的辩证发展的过程。


佐藤一斋的中国观


   在台湾师范大学教授赖贵三参加的一次北京会议上,我与他谋面,见到由其所撰写的会议论文,内容述及一位日本的儒学家,这位儒学家生活于日本幕末江户时代,名字叫佐藤一斋(1772~1859年)。随便翻阅赖教授所引述的这位大儒写在其随笔集《言志录》中的一段话,让我突然有一下子顿悟的感觉,似乎一场在半个多世纪之前的有关中华民族问题的争论,如果能够之前有对于这位日本儒家的介绍,似乎也许就可以避免了。我们不妨先在这里专门引述一下佐藤随手写下的这段话:

   茫茫宇宙,此道只是一贯。从人视之,有中国,有夷狄。从天视之,无中国,无夷狄。中国有秉夷之性,夷狄亦有秉彝之性;中国有恻隐、羞恶、辞让、是非之情,夷狄亦有恻隐、羞恶、辞让、是非之情。中国有父子、君臣、夫妇、长幼、朋友之伦,夷狄亦有父子、君臣、夫妇、长幼、朋友之伦,天宁有厚薄爱憎于其间?所以此道只是一贯。但汉土古圣人发挥此道者独先,又独精,故其言语文字足以兴起人心,而其实则道在于人心,非言语文字所能尽,若谓道独在于汉土文字,则试思之。六合内同文之域凡有几?而犹有治乱。其余横文之俗,亦能性其性,无所不足;伦其伦,无所不具,以养其生,以送其死,然则道岂独在于汉土文字已乎?天果有厚薄爱憎之殊云乎?

   上引这样一段话,尽管表面上与我们要论及的民族与族群关系没有什么直接的关系,但是如果我们把后来发生在中华民国成立之后的一场学术争论,跟上面这段话联系在一起进行一种跨越式的分析,就会发现,之前佐藤一斋论争的要点在后来的我们本土的有关中华民族的争论中得到了某种程度的延续。

   而之前,早在清朝乾隆年间,也曾经有过一些类似的争论。这一争论涉及作为异族而入主中原的满清皇帝统治的正统性或合法性的问题。在杨念群最近的研究中,我们清楚地注意到,乾隆御制文里有一种关乎“天”的名相的讨论,在这个意义上,很类似于佐藤对于“中国”的理解。在《西域同文志序》一文中,乾隆帝提出了有关“天”在不同族群中的不同称谓,以此来证明那种成为彼此差异上的不重要,而真正重要的是背后一种共同性的可以统一在一起的大同世界的追求:

   今以汉语指天则曰天,以国语指天则曰阿卜喀,以蒙古语准语指天则曰格里,以西番语指天则曰那木喀,以回语指天则曰阿思满。……令回人指天以告汉人曰此阿思满,汉人必以为非,汉人指天以告回人曰此天则回人亦必以为非,此亦一非也,彼亦一非也。庸讵知谁之为是乎?……汉人以为天而敬之,回人以为阿思满而敬之,是即其大同也,实既同名亦无不同焉。

   正像杨念群借此所指出的,中国一统的表述在异族占据中心统治地位的朝代里,特别是像清朝的统治者那里,《春秋》的大一统观中的夷夏之别往往被忽视或者淡忘了,取而代之的却是在更为宽阔和包容性的空间意义上去谈论一统,由此而借助一种空间想象来消解族群之间的差异。这种想象对于在远古中华的时间性观念之外重新加入具有空间意义的诸多民族、差异性文化共同存在这一思考维度,对于中国的存在和中国意识的持续延绵有着一种智慧性思考的贡献和价值。


“一”与“多”之争


   回到差不多80年前的中国学术界,这显然是一场大学者之间的重在学术立场而非政治立场的争论,这便是有关于“中华民族”的“一”和“多”之争,而关于这一争论的细节,在这里必须把历史的镜头拉回到1939年2月13日那一天。长费孝通19岁的顾颉刚,在那时因为抗战的原因已经转移到昆明的《益世报·边疆周刊》上发表了一篇名为《中华民族是一个》的文章,这篇文章一经发表,便引来无数的阅读者,一时名声大噪。后来此文陆续在重庆的《中央日报》、南平的《东南日报》、西安的《西京平报》以及安徽、湖南、贵州、广东等地的地方报纸转载,足见此文影响之重。那时,从英国归国不久的费孝通恰恰读到此文,便写了一篇回应性的文章,大体意见是不同意顾颉刚的基本看法,认为用一个中华民族来涵盖国内存在的多民族是有欠公允的,后来此文刊登在那一年5月1日的《益世报·边疆周刊》上,题目是《关于民族问题的讨论》。后来顾颉刚接着又在5月8日和29日在同一报刊上发表了专门的回应性的文章,题目是《续论中华民族是一个,答费孝通先生》。这一段学术的争论在后来很长的时间里未见有传记作家给予更多的关注,还是费孝通自己在1993年顾颉刚百年纪念会上专门写了《顾颉刚先生百年祭》的文章,才把这段学术争论的历史较为完整地呈现出来。费孝通在这篇回忆性的文章中坦诚地交代了自己最初不肯参与这一讨论的缘由:因为那时的顾颉刚是从一种不愿意让帝国主义找到分裂中华民族的依据而提出上述主张的,那是由于“抗日”的大背景,费孝通不愿意将此原本学术的讨论误解为一种政治立场之争而没有再去做进一步的回应,而在顾颉刚百年诞辰的纪念会上,费孝通还是重续了这段争论,希望从中找到某种的解答。可惜此时顾先生斯人已逝,无法面对面去进行争论,只能是费先生自说自话了。不过,费孝通后来所完整提出的“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理论,恰是建立在这一50多年前的既有争论的基础之上。因此在这个意义上,我们确实有必要回到顾颉刚自己的表述中来看,那时的他究竟对于“中华民族是一个”这一论点有些什么实际的说法。

   我们从1996年由刘梦溪所主编的《中国现代学术经典·顾颉刚卷》中,可以读到顾颉刚的这篇文章。顾颉刚开篇就是一个摘要性的断言,很是惹人注意,那就是:“凡是中国人都是中华民族——在中华民族之内我们绝不该再析出什么民族——从今以后大家应当留神使用这‘民族’二字。”这样的提法的初衷不是没有一个历史背景的纯粹学术上的提法,而是面对那时日本人在海外华人中间宣称广西和云南为掸族的故地,鼓动要收复失地,还有人在缅甸拉拢国内的土司等等而发起的对于自己民族存在的一种合法性的捍卫。这是在顾颉刚看来可以造成一种中华民族分裂的“民族”概念的滥用,他的朋友在给顾颉刚的信中,除了叙述上述的分裂态势之外,还专门强调:“‘中华民族是一个’,这是信念,也是事实。”接下来这位朋友写道:

   我们务当于短期中使边方人民贯彻其中华民族的意识,斯为正图。夷汉是一家,大可以汉族历史为证。即如我辈,北方人谁敢保证其无胡人的血统,南方人谁敢保证其无百越、黎、苗的血统。今日之西南,实即千年前之江南、巴、粤耳。此非曲学也。

   顾颉刚显然是受到这位老朋友的来信的鼓动而从病榻之上爬起,扶着拐杖到书桌前开始撰写这篇文字的。尽管我们还不知道这位老朋友究竟是谁,但是有一点是很清楚的,顾颉刚是完全赞同这位朋友的信中所提到的“中华民族是一个”的论点的,他无非是要用他所擅长的历史学的史料考据功夫来证明这是绝对正确的一件事而已。在写这篇文字之前,顾颉刚曾经专门为《益世报·星期论评》写过一篇名为《中国本部一名亟应废弃》的文章。在顾颉刚看来,“五大民族”的问题跟“中国本部”的问题有着一样的严重性,他指出:“国本部’这个名词是敌人用来分化我们的。‘五大民族’这个名词却非敌人所造,而是中国人自己作茧自缚。自古以来的中国人本只有文化的观念而没有种族的观念。”

   换言之,顾颉刚认为,中国原本是没有种族分别的概念,而有的是可以使大家融通在一起的文化观念,在我看来也可以说是华夏文化一统的观念。民国立国之初,由孙中山所发起的“五族”的概念,原本是因应着新的民族国家的体制而提出,而“民族”概念本身,实际上在顾颉刚看来是多此一举的作茧自缚。顾颉刚的这一断言不能说没有依据,这依据来自于他对于中国历史上的不同区域文化之间的分别,分别就在于中原高度发达的文化以及周边低度发展的文化之间。位于中心的统治者所实际采取的往往是一种同化的策略,即“修文德以来之,既来之则安之”,或者“夷狄而进于中国则中国之”。在强调中原文化的优越时,孔子盛赞管仲“微管仲吾其被发左衽矣!”而论及周边九夷文化的发展,希望把这里的文化提高上去,孔子又会强调“君子居之,何陋之有!”

   借着这一话题,顾颉刚用了很长的篇幅在谈论一个位居中原的文化如何吸纳外部的文化而逐步发展起来的过程,从历史的文献中,从风俗的流变中,从姓名的起源以及演变中,都可以看到这种在同一区域的不同文化相互融合发展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之中,我们确实注意到了中华民族形成的独特性,它从来都不是可以相互分离开来的一个纯粹的族群,而是经由一种往来互动中的混血和文化融合而形成的一种一元一体性的文化。而在顾颉刚看来,我们之所以有所谓“五族”的概念,不过是一种后来的发明而已,在一段洋洋洒洒的考证文字中,我们看到了西来的“民主”与“种族”概念,其用在中国历史和文化中在解释力上的匮乏无力,兹特别引述如下:

我们既有这样不可分裂的历史,那么为什么还有“五大民族”一个名词出现呢?这只能怪自己不小心,以至有此以讹传讹造成的恶果。本来“民族”是nation的译名,指营共同生活,有共同利害,具团结情绪的人们而言,是人力造成的;“种族”是race的译名,指具有相同血统和语言的人们而言,是自然造成的。不幸中国文字联合成为一个名词时,从字面上表现的意义和实际的意义往往有出入,而人们看了这个名词也往往容易望文生义,于是一般人对于民族一名就起了错觉,以为民是人民,族是种族,民族就是一国之内的许多不同样的人民,于是血统和语言自成一个单位的他们称之为一个民族,甚至宗教和文化自成一个单位的他们称之为一个民族,甚至宗教和文化自成一个单位的他们也称之为一个民族,而同国之中就有了许多的民族出现。一方面,又因“中国本部”这个恶性名词的宣传,使得中国人再起了一个错觉,以为本部中住的人民是主要的一部分,(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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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思想战线》2018年第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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