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柏:新发展主义与古典发展主义——中国模式与日本模式的比较分析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3870 次 更新时间:2006-11-14 02:03: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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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柏  

  

  「标题注释」本文根据作者于2005年10月10日在清华大学、10月14日在上海财经大学的讲演录音稿整理并加笔而成。录音稿分别由清华大学社会学系施芸卿和上海财经大学经济社会学系李鹏峰整理。讲演中使用的部分英文表格由杜克大学社会学系冯秋实译成中文。作者在此表示感谢。

  「内容提要」与注重保护国内市场,以自主品牌的高附加价值产品进行国际竞争的日本古典发展主义不同,中国的新发展主义积极地向外资开放国内市场,以廉价劳动力参加全球生产分工,并以加工贸易为主带动出口和刺激经济增长。中国发展模式的兴起不仅反映了全球化新阶段的不同历史条件,而且也继承了中国鸦片战争以来对外关系方面的历史遗产。

  「关键词」全球化/古典发展主义/新发展主义/洋务运动/毛泽东时代

  

  中国发展模式在近两年里经历着十分重要的转型。经过20多年的改革和开放,中国经济有了高速度的发展,取得了十分惊人的成绩。去年中国的人均GDP 已经超过一千美元。但是,与此同时,这个模式中存在的问题也开始出现,而且在不断变化的国际国内环境中,这些问题显得日益突出。因此,从去年以来,中国开始反思自己的发展模式。这对中国的未来将有十分重大的意义。在此,我准备比较一下中国发展模式与日本发展模式的几个基本特征,并分析产生这两种不同发展模式的历史背景。我认为,中国模式代表的新发展主义与日本代表的古典发展主义的最大区别在于二者对待市场的态度以及与之有关的制度性安排。这两种模式的产生不仅显示出全球化的不同阶段对一国经济发展模式的形成有着重要的影响,更显示出一国在回应全球化挑战的过程中形成的传统对今日有巨大的约束力。从全球化长程运动的角度来看,日本模式适应了全球化第一次浪潮逆转以及战后初期第二次浪潮初始阶段限制市场力量保护社会的需要;中国模式的出现则适应了全球化第二次浪潮迅速发展期释放市场力量的需要,它表现出极大的活力。但是,这种释放市场力量的努力已经对现存的国际国内政治经济秩序造成极大的压力。如果全球化的大趋势发生逆转,中国发展模式要面临比日本模式更为严峻的局面。

  

  一、日本的古典发展主义

  

  在西方的社会科学文献里,关于东亚发展主义的集中讨论始于1980年代初。通过20多年的研究,学术界对以日本和韩国为代表的古典东亚发展主义已经有了一个比较清楚的认识。这一模式的主要特点如下:第一,政府以产业政策来保护幼稚产业与国内市场,不鼓励外资进入,同时积极发展本国的战略产业。第二,在产业层面上,这个古典发展主义模式以产业行会和企业集团等非市场的制度或机制协调经济主体的市场行为。第三,努力建立内生的创新机制,进行独立自主的研发并创立自主品牌,以迅速的产业升级换代和高附加价值产品为基础进行出口扩张和经济增长。第四,在培养企业竞争力时不是依靠政府指定哪个企业是胜利者,而是通过“寡占竞争”的机制来选择。“寡占”和“垄断”在英文里是意义相对的两个词汇。垄断意味着在一个产品市场里只有一家大企业占统治地位,而寡占则指在一个产品市场里有几家大企业进行实力相近的竞争。第五,日本从50年代中期就特别重视经济发展和政治稳定的平衡。它通过实现经济平等来扩大内需,并促进从所谓的阶级社会向民族社会的过渡。战后初期,日本的劳资矛盾特别激烈,工人运动经常导致大规模的罢工。日本从50年代中期开始就全力解决劳资的冲突问题。到了60年代初,日本基本上已经确立了所谓的日本企业管理的三大法宝,即终生雇工制、年工序列型工资,以及以企业为单位组织工会。这些制度性安排极大地缓和了劳资之间的矛盾。第六,日本模式在企业治理的层面上特别重视协调而轻视监控。单个的企业和银行之间,企业和企业之间,可以十分有效地进行协调,交易成本很低。但是,与此同时日本企业治理中的代理人成本特别高。由于企业之间的关系特别紧密,股东基本上无法监督管理者,银行也基本上无法有效地监督这个企业。第七,日本模式经常以牺牲经济结构升级换代为代价追求政治稳定。日本虽然在汽车和家电等产业特别有国际竞争力,但是也保留着效率极低但能维持大量就业的产业部门。在日本的城市里有很多所谓的家庭企业,他们维持了将近三分之一的就业。与美国不同,日本的经济结构不是以旧代新,而是纳新蓄旧以图保证就业(Gao ,1997;高柏,2004b ;Gerlach ,1992;Johnson,1982;Murakami ,1996;Tilton ,1996;Uriu ,1997)。

  日本古典发展主义模式的基础是什么呢?如表1所示,日本模式是在战后初期和60年代初,在布雷顿森林体系这样一种国际金融体制下,以及贸易关税总协定这样一种国际贸易体制下发展出来的。在这个特定的国际经济秩序下,日本政府用扩张型的金融政策来促进经济发展,同时用紧缩型的财政政策来抑制通货膨胀。主管各个产业的官僚机构经常对产业实行保护性的、护送舰队式的管理,以保证私营企业顺利成长。在对待银行的投资风险时,美国政府注重事件发生后(ex post )的处理,它向每个银行账户提供10万美元的保险,但并不对私人银行的日常事务进行干涉。与此相反,日本政府注重事件发生前(ex ante )的防范,因此,大藏省对私人银行的日常运作严加干涉。在护送船团政策下,为了减少银行业的竞争,大藏省严格控制新银行的产生。政府也一直用各种产业政策大力促进出口。通产省十分重视战略产业中大企业的国际竞争力,扶植数个而不是一两个大企业。它通过竞争寡占(competitiveoligopolies )的方式来加强企业的竞争力。在中间制度的层面上,日本模式首先依靠间接金融为企业融资,与美国完全不同。美国企业靠企业上股票市场发行债券和股票进行融资,在日本企业则主要是向银行借钱。在50年代的企业银行贷款的国际比较中,美国为5.8%,英国为4.3%,西德为18.8%,意大利为12.4%。与此相对照的是,日本企业银行贷款在1958-1974期间高达68%-83.3%(两角良彦,1963)。每一个日本企业都有一个主银行为它服务。主银行指向一个企业提供最大额贷款的银行。主银行通常持有该企业的股票并在理论上为其他向该企业贷款的银行进行所谓的委托监督(delegated monitoring),即代替这些银行对该企业的财会健全进行监督。另外一个机制是相互持股。相互持股本来是防止上市公司被人在股票市场恶意收购的企业策略。1950年,日本上市公司股东的60.3%为个人,23.7%为机关。到了1973年,个人股东的比例下降32.7%,而机关股东的比例则上升到60.4%。最后一个机制是日本各大企业集团在经济高速增长期间采取所谓大而全的一体化投资战略(the one-setinvestment strategy ),即在所有的新兴战略产业里全面投资以占领未来市场竞争的制高点。在企业的层面上是靠终生雇佣制来维持。终生雇佣制对企业管理的一个重要影响是将管理的优先目标从为股东获得更多的利润转向公司全体成员的生存。总体而言,日本模式的协调功能特别强,而监控功能特别弱(高柏,2004b )。

  

  

  二、中国的新发展主义

  

  我把中国的发展模式称为东亚新发展主义。之所以称为新发展主义,是因为与日本的发展模式相比,中国模式极为大胆地引进市场力量,表现在几个方面。第一,中国大胆地吸引外资。1993年以来,中国已经成为发展中国家中最大的外资吸入国。目前中国是仅次于美国的世界上第二大外资吸入国。从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已经吸引了5600多亿美元的外资。仅2003年一年,中国吸引的外资就已经与日本在整个战后期间吸引的外资相差无几。第二,中国国内市场的开放程度远远超过日本。我们目前是世界上第三大进口国,而日本只是第六大进口国。第三,中国经济中没有像日本那样多的非市场治理形式。虽然计划经济的惯性导致的行政手段仍然在不同程度上存在,但是市场已经成为中国经济中最重要的机制。第四,中国以廉价劳动力参加大规模的国际生产分工。直到去年为止,建立自主创新机制不是政府政策的着重点。第五,中国经济中过度竞争的现象十分严重,企业之间经常进行不惜代价的竞争。与此同时,在个别产业,垄断现象又十分严重。第六,中国在企业治理的层面上与日本有相似之处。尽管各自的制度性安排不同,但是在重视协调轻视监控这一点上很相像。第七,中国模式为了追求经济结构的升级换代,经常不惜承担社会不稳定的风险。

  如表2显示的那样,中国新发展主义的运作方式与日本既有相同的地方,也有不同的地方。我把中国模式依赖的国际经济秩序称为“模拟布雷顿森林体系”(高柏,2004a )。布雷顿森林体系最大的两个特征是固定汇率和初期的限制资本自由流动。中国人民币的汇率一直是固定的。中国官方的说法虽然把它称为有管理的浮动汇率,这种说法却与国际上通用的说法有本质上的区别。中国说法中的浮动汇率强调的是人民币汇率本身在十分有限的范围内变动的事实;而国际上通用的浮动汇率这一概念强调的是汇率的形成机制,浮动汇率指的是由市场需求直接决定的人民币在国际金融市场的价值。从国际上通用的这一概念来看,中国经济面临的国际金融秩序与当年日本面临的很相似。至今为止,中国没有开放资本账户,短期资本仍然无法合法地进入中国的金融市场。这一点也与日本当年在布雷顿森林体系下的情形相似。在这样一种国际经济环境下,中国政府积极地吸引外资,靠外资来带动出口,并以出口带动经济增长。与日本在经济高度增长期不同的是,中国政府推行积极的财政政策以带动经济增长。这一点在中国经济面临通货紧缩的情况下,尤其在亚洲金融危机以后,十分明显。另外一个中国特色是各个地方政府为了当地的经济发展在投资方面进行激烈的竞争。

  

  中国模式与日本模式最大的不同在于中国大胆地引进市场的力量,而不像日本那样特别注重经济发展中的社会稳定性。为了经济结构的升级换代中国不惜导致社会的不稳定,像大规模的职工下岗这种事在日本是很难实现的。经济泡沫破灭以后,日本的企业始终没有大量解雇工人,它宁可在经济升级换代方面十分缓慢。中国模式和日本模式大不一样的另外一点是参加国际分工的基础。中国参加以生产要素为基础的全球分工,积极进行加工贸易。2004年的统计数据表明,中国的加工贸易占中国贸易总额的53%左右,这就是说,中国国际贸易的一半以上是在给外国企业加工做零部件,或者进口他们生产的零部件进行组装。中国在这样一种国际分工中的地位是承担劳动力密集部分的任务。这与日本模式注重依靠内生的创新机制,发展独立的品牌,生产高附加价值产品的做法有很大不同。在企业治理的问题上,中国与日本倒是有相似的地方。尤其在国有企业里监控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其结果是三角债发展得很厉害。中国和日本一样也有所谓“过度竞争”的问题。过度竞争在日本的根本原因是银行和企业的关系特别紧密,在中国则既涉及产权的问题,也涉及政府的政策问题,比方说在90年代初期我们有所谓的“安定团结贷款”,为了预防国有企业出事儿,经常提供贷款以保证这些企业能够继续生存而不管这些企业的财政是否健全。中国新发展主义模式的结果是一个世界工厂的出现。

  

  三、两种发展模式的比较分析

  

  表3显示的是中国的新发展主义与日本的古典发展主义的利弊。在资本形成方面,日本模式完全依靠内生的资本;而中国模式基本上是内生和外来并取,外资在中国的资本形成方面在2004年大概占17%左右(Huang ,2003:7),而在日本,外资在资本形成方面所占比例连1%都不到。从这方面来看,日本主要依靠的是本国比较健全的金融体制,把国内的储蓄有效地转化成产业资本进行投资来发展经济;而中国的金融体制则十分脆弱,虽然连年的经济高度增长已经积累大量的财富,却不能有效地转化成产业资本,而必须要依赖外资来进行投资。

  

  在对待国际市场的态度以及与国际市场的关系上,日本模式坚决发展本国的品牌,而中国模式则完全是为全球价值链服务,承担劳动密集部分的生产。在发展新技术的方面,中国更多地依靠引进外资带来的生产技术,(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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