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小年:中国模式失灵了吗?——从经济表现看改革的历史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2595 次 更新时间:2015-12-31 10:35: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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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小年 (进入专栏)  

  

   【编者按】本文是著名经济学家许小年教授在柏林访学期间,应柏林华人人文与社会科学研究会的邀请,为留德学人所做讲座的文字整理稿。讲座于2015年11月15日在柏林洪堡大学举行。本文由柏林华人人文与社会科学研究会根据讲座记录整理,并授权爱思想网发布,转载须取得授权。


一、什么是“中国模式”?

  

   改革开放近四十年,中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其中,中国经济因为长期高增速而格外引人注目。2007年金融危机爆发,为了应对金融风暴的冲击,中国政府于2008年启动了“四万亿计划”。在这项计划的刺激下,中国在全世界的普遍经济衰退中“风景这边独好”,并且起到了带动世界经济的火车头作用。在西方观察者眼中,这种有别于印度自由经济模式,又不同于斯大林模式的“中国模式”创造了不可思议的成绩。一时间,“中国模式”收获了铺天盖地的赞誉,俨然成为了新世纪经济发展模式的先锋和典范,中国人也足足过了把救世主的瘾。

  

   然而,四万亿计划在拯救了世界的同时,却拖累了自身。近两年来,世界经济复苏显著,中国经济却表现乏力并连连暴露出严重问题,如增速下降,房地产市场遇冷,地方政府负债累累,今年震惊全球的股市暴跌,更让全世界都为中国经济捏着一把汗。

  

   不夸张地说,中国经济已进入改革开放以来最严峻的时期。国际上对中国经济的评价也迅速来了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经济危机时期,西方人齐刷刷把眼睛向东方看,对所谓的“中国模式”艳羡不已,断言21世纪将是中国的世纪。而现在,西方人又皱起了眉毛,摇起了脑袋,把中国指为世界经济的最大不安定因素。

  

   我们不禁要问:为什么前些年备受赞誉的“中国模式”突然就不好使了?这里预设的更具根本意义的问题是,究竟什么是“中国模式”?

  

   按照一种十分流行的意见,“中国模式”的核心是“大政府”,即政府非常强势,拥有异乎寻常的资源汲取和调动的能力,想干就能干。比如08年说拿四万亿元就能拿出四万亿元,这种能力,恐怕全世界惟独中国政府具备。大家可以比较一下,我们所在的柏林,世界一流经济大国的堂堂首都,想建个新机场,今天看人脸色,明天四处化缘,修修停停,竣工现在尚遥遥无期。在这期间,中国不知建了多少个机场,就连高铁都修到青藏高原上去了。

  

   现在要问的是,这种将中国模式归于“强政府主导”的解读是正确的吗?如果真是这样的话,中国模式还应该运转得好好的才对,因为中国政府依旧强势得很。

  

   我认为,这种解读是不准确的。要害在于,它忽视了中国改革开放近四十年的历程,其实是由前后两个阶段组成的。所谓的“大政府”,“强势政府”是在后一阶段才出现。而在前一阶段,即从78年到90年代中后期,我们所看到的恰恰相反,是政府的不断后退,民间力量的持续前进,也就是说,前半段不是“大政府”,而是“小政府”。而靠这种“小政府”的模式,同样实现了两位数的经济增速。

  

   这两种模式,也对应于经济学所提出的实现经济增长的两条基本道路。第一条道路是通过提高资源利用效率来驱动经济增长。第二条道路是通过增加资源投入来驱动经济增长;这两条道路在经济思想史上各有理论流派支持,由此我把前一种模式称为“亚当斯密模式”,把后一种模式叫做“凯恩斯模式”。

  

   我的观点是,改革开放以来其实有两种“中国模式”,即前一阶段所采取“亚当斯密”模式和在后一阶段采取的“凯恩斯模式”。在这一认识框架下,让我们首先回顾改革的历史,揭示以往经济腾飞的真正动力;再分析目前的经济形势,寻找问题的症结和解决的途径。

  

二、前一阶段:“亚当斯密模式”

  

   如果要问中国改革开放的实践起点在何处,估计绝大多数人都会举出1978年安徽凤阳小岗村农民的包产到户。那一年,18位村民在当时仍未解除的政治高压下,冒着极大的风险签订了一份“生死契约”,将公社土地包产到户(组)。包产到户,盈亏自担这一模式同集体劳作,按工分分配这一模式相比优势在哪里呢?在经济学的视野下,后一种模式下缺乏明确的产权和利益归属,会引发“搭便车现象”,即出工不出力,反正干多干少一个样。而包产到户最重大的经济学意义,即在明确利益归属的基础上,解决了“激励”问题(incentive)。

  

   包产到户对农民劳动积极性的提升是巨大的,地不加增而人不改易,但面貌为之焕然一新。一片农地,登高而望,哪片是公家地,哪片地是私家地,一目了然:公家地上的庄稼无精打采,私家地上的庄稼茁壮旺盛。这也体现了经济学上另一引人深思的现象——所谓的“公地悲剧”。

  

   包产到户首先解决了困扰中国多年的粮食等农产品的产量问题,市场上的供给日益充足,全国人民逐渐吃上了饱饭,“粮票”“肉票”“蛋票”的历史一去不复返。在此我们看到,作为中国改革开放起点的农村土地改革是一个民间自发的行动,没有政府的“设计”或者“引导”。政府发挥的作用在于不去干预和扼杀农民的分地举动,而是肯定、总结、传播民间的创新经验,把它提升为国家政策和法律制度,1999年,始于小岗村村民自发“大包干”的土地改革成果作为农民家庭承包经营制出现于宪法当中,成为中国的基本国策。

  

   包产到户的作用不限于对中国农村巨大生产力的释放,它的影响远远超出了农村和农业领域,为后来的一系列现代化进程奠定了基础。首先,人们惊讶地看到,由于激励增强带来的生产效率提升,长期以来农村劳动力不足的问题也解决了。现在农村劳动力不再缺乏,反而日趋过剩。

  

   随着改革的战鼓从农村响至城市,城市允许私人经营,涌现出了大量的工厂和作坊,他们无不急需大量劳动力。这时,农村的剩余劳动力顺势进入城镇务工,在化解农村闲置劳动力的同时,为随后进行的城镇化和工业化提供了必不可少的人力条件。所以说,中国的工业化其实是从农业改革而来的。

  

   随着工业化的展开,中国进入了经济腾飞期,表现在外就是GDP持续多年的高速增长。但需注意的是,这绝非中国特色,更不能把它看做“中国模式”的独有现象。一国在工业化时期实现经济迅猛增长其实是世界经济史上的共通现象。例如工业化时期的德国,很长一段时间内一直是世界上经济增长率最高的国家,在一战前就超过英法,跃居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仅次于美国。日本在明治维新后开始的工业化进程中,同样实现了令人震撼的高经济增长率,也正是依靠这段时期积累的雄厚经济实力,日本才敢于在二战中与美国为敌。插一句题外话,德日两国都是在经由工业化后来居上坐到了世界经济的第二把交椅后,开始挑战世界霸权,最终陷入悲剧境地。观彼思己,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角色现在由中国扮演,我们能不能妥善应对“老二困境”,避免重蹈德日覆辙,顺利度过这一阶段,这实在值得我们从历史中去汲取洞见,在现实中谨慎行事。

  

   所以,中国过去几十年的经济高增长并非绝无仅有的奇迹。历史上早已有之,而且有过不止一次。增长的原因也不是什么迷,而是清楚得很,就在于工业化改变了资源的配置方式,从低效的农业到高效的工商业,从农村到城市,这是工业化的普遍效用,称不上什么中国特色、中国奇迹。

  

   中国经济发展的另外两大动力是私有化,即从低效的公营经济到高效的私人经济,以及国际化。这里不展开讲了。

  

   总结一下,在改革开放前半段长约二十年的时间里,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靠的不是政府的投资推动,而是民间活力的发挥和和市场机制的生效。这段时间里,经济增长的关键在于经济效率的提升。

  

   当然,政府做的对经济有益之事也为数不少,比如废除人民公社,使私营企业合法化。从这段经验中我们可以看出政府在经济领域应扮演何种角色。它要做的不是去取代市场主导经济活动,而是破除陈旧体制对经济的束缚,调整政策,修改法律,使其满足经济发展的需要,缩小管制空间,让民间创造力得以自由发挥,最终让市场起到效率之母的作用。

  

   而且,在进行制度设计和调整时,一定要遵从和适应“经济人本性”。历史已经证明,违背“经济人本性”的制度,无论对其怎样粉饰妆扮,许其“先进”也好,称它“革命”也罢,都改变不了它弊大于利的实质和终将遭弃的命运。

  

三、后一阶段——“凯恩斯模式”


   如前所述,在前一段的“亚当斯密模式”下,从1978年到1993年,国家财政收入在GDP中所占比重从最初的40%不断下降。这一政府收缩,民间扩张的走向从1993年起逐渐停滞并最终转到了相反的方向,即突出政府干预的“凯恩斯模式”。

  

   90年代初期,由于通货膨胀的压力日增和中央财政的捉襟见肘,在1993年,政府出台了财税体制改革,改变了以往财税分配中地方政府占大头,中央政府占小头的格局,从此大多数财税收入归中央政府所有,中央可支配的经济资源大大增加,获得了足以影响全国经济的物质基础。

  

   在1997年的亚洲金融危机中,政府为救市施行了积极的财政政策,进行了第一次大规模的财政刺激。从此,政府在经济领域的举动越来越大。2008年,面对席卷全球的金融风暴,为了应对市场需求的下降和资金链短缺的危机,中央政府出台了著名的“四万亿”。凭借这庞大投资的刺激,经济的下滑趋势一度得到遏制。

  

这种做法,靠的是(政府)投入资源来提供经济发展的动力。(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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