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小年:宏观经济没什么戏,微观经济大有希望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3829 次 更新时间:2016-11-01 23: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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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小年 (进入专栏)  

总的来说,宏观经济没什么戏,但是微观层面大有希望。


为什么是L型增长?

我先说一下L型增长的由来。今年的5月份,人民日报发表了一篇权威人士的访谈录,访谈中这位权威人士说,中国经济未来的走势既不是U型的,也不是V型,而是L型。L型就是长期的在底部徘徊,长期处于低增长的状况,这个L型的判断,我本人非常支持这个观点。L型的判断和前一段时间中央政府所宣示的新常态是直接相关的,这两种说法背后都是一个经济的分析,就是经过30年的经济增长,将来我们要面临一个长期的低增长阶段。对于这一点,企业必须做好充分的准备。

为什么中国经济会进入L型?中国经济会在L型中停留多久?如何才能突破L型,进入一个新的增长阶段?这是我今天要讲的内容。

在讲之前,我想说一下为什么我们做经济分析要用数学表达式,这是为了给大家提供一个分析经济现象,包括企业经营状况的一个逻辑结构,这个分析框架的重要性在于提供给分析者一个考量多种因素的思路。

这个世界不是单因素的结合,而是多种因素共同作用下显现出的宏观经济状况。企业经营也要涉及到很多因素,例如市场的形式、消费者的需求、企业战略、商业模式、人力资源管理、营销渠道管理、产品研发等。

这里我想多说一点思维方式。在我们的思维方式中,抽象思维长期被忽视,以至于我们的抽象思维能力是比较弱的,抽象思维能力的低下不仅阻碍了我们对于经济现象和企业经营状况的分析,而且还有一个特别大的负面影响,就是使得我们企业的创新能力无法得到提高。

创新是需要一点抽象思维能力的。因为,创新是在做前人没有做过的事情,是在做没有看到过的东西。相当于进入到一个非经验的世界,在这个非经验的世界中想象新产品、新技术的样子。

为什么中国的企业创新能力弱,其中的一个原因就是抽象思维能力比较差。

既然要分析多因素,就必须有一个框架,这个框架能够把多因素纳入到一个统一的公式中分析,所以我在这里花一点时间讲这个分析框架。如果能够把握这个分析框架,下面的介绍就会变得简单。

第一个公式说的是投入和产出之间的关系,产出用Y表示,可以把Y当成国家的GDP,也可以把Y当成企业的总产出,这个产出GDP是由什么决定的呢?是由右边的3个因素决定的,A代表技术水平,这个技术水平不仅包括了生产设备的效率,而且包括了商业模式、组织管理,甚至是公司文化。凡是能够提高资源使用效率的我们都看做是A。K代表资本投入,L代表劳动投入。当然企业的投入不止这几种,为了分析得简化,我们这里只给出了右边的3种投入,一个是技术A,一个是资本K,一个是劳动L。

这个β是经验系数,是通过实证的数据回归出来得到的。这个公式有各国的统计数字都证实它的成立。

最有价值的其实是人均GDP,即人均产出。因为决定一个国家老百姓生活水平的不是GDP总量,而是人均GDP。人均GDP的表达我们也不难推出。

我们详细看一下人均GDP的公式。

人均GDP(Y/L)中L是劳动人口数,Y是GDP,所以这就是人均GDP,它取决于两个因素,一个还是A(技术水平)。第二个是资本存量K除以劳动存量L的值,换句话说,一个国家国民的产出就取决于技术水平A和人均资本拥有量(Y/L)。

为什么要理解这个关系?我们可以清晰得出两种不同的增长模式,以及两种不同的企业发展的模式。

一类叫数量型增长,也就是增加资本投入。看一下这个公式的右边,如果你增加K(资本),即增加人均资本拥有量,当然左边的人均产出就增加了。我们把这种增长模式和企业经营的模式叫做数量型增长,他是依靠资源投入的数量驱动增长的。第二类的增长是K(资本)不增加,提高A(技术水平),这种增长模式,我们把它叫做效率型增长。

做了这两类区分以后,问一下在座的各位,中国经济过去十几年是什么型的增长?没错,我们过去十几年都是数量型增长。靠政府采用扩张性的财政政策、扩张性的货币政策,刺激企业和政府的投资,所以过去的十几年经济增长的源泉来自于投入资本的增加,而不是来自于效率的提高、技术的进步。


靠资本驱动的经济增长模式有什么问题?

现在有一个常见的观点,说中国经济没问题,中国经济碰到的困难是外部需求的停止,我们有强大的政府,政府拥有无限的资源,只要政府投入,中国经济还可以继续增长。这样的观点,问题在哪里?

经济学上有一个知识点叫资本的边际收益递减规律。可以想象一下,农民经营田地,刚开始是只有很简单的劳动工具,比如锄头,镰刀。这种很简单的农业生产方式的效率很低,人均资本拥有量也很低。现在,你给他配置一台拖拉机,可以想象一下,其他条件不变的条件下,农民的产出会增加不少。但是你再给他配第二台拖拉机,产出还会增加相同的量吗?再给他增加第三台呢?

每增加一台拖拉机,所带来的增产效果是不一样的。第二台拖拉机的增产效果比第一台要低很多,而第三台拖拉机的增产效果就几乎为0了。

这个简单的例子告诉我们的是一个普遍的经济学的规律,就是资本的边际收益递减,单纯的增加农民的资本拥有量,可以提高他的产出,但是每单位新增资本带来的产出的增加值是递减的,而且最终一定会减到0,甚至减成负数。这就叫做资本的边际收益递减,这是一个普遍规律,当资本的边际收益等于0的时候,投资对宏观经济还有拉动作用吗?投资对企业产出的增加还有促进作用吗?

没有了。由于资本边际收益递减规律的存在,数量型增长有什么问题?它是不可持续的,不管你再追加多少K(资本),也无法驱动增长了。

在投资收益为0的时候,货币政策是没有用的。中央银行发货币,鼓励银行给企业发贷款,企业拿到贷款以后会投入到实体经济吗?不会,为什么不会?因为实体经济已经没有投资收益了,于是资金去了哪里?楼市,这些在深圳就很明显,在上海也很明显啊,都去楼市了。

实体经济没有钱进去,领导很着急,领导一再说金融机构要支持实体经济发展,各行各业都要支持实体经济,怎么支持实体经济?光是花钱行吗?现在不是钱的问题,经济不差钱,企业也不差钱,差的是能赚钱的投资机会,差的是能够获得回报的投资项目。所以资本进入房地产是企业、老百姓的理性选择。你不能责备他们,泡沫是经济个体的理性决策,之所以出现泡沫,是因为政策是非理性的,在非理性政策下,理性的个体做出了决策,于是产生了资产泡沫。于是,钱都到了资本市场,去年是股市,今年是楼市。

既然数量型增长已经碰到极限了,经济保持可持续增长的关键点在哪里?

在于技术水平A。那有人问,技术水平有没有边际收益递减的问题?没有,为什么不存在?换句话说,技术水平为什么是可持续增长的?因为人类认识经济、自然的能力是无止境的。技术水平是可以不断提高的,当一种旧技术的边际收益递减的时候,新技术就产生了。不断的技术创新,使得人类在工业革命后进入了一个持续增长的阶段。

在200年前,农业社会的生产效率和人均GDP长期在低水平上徘徊,只有到了工业革命之后,经济才进入了持续增长的阶段,这个持续增长最根本的动力是不断的技术进步,从蒸汽机开始到电力、铁路、内燃机,接着是汽车、无线电、电子产品和电脑,一直到今天的移动互联网。这个技术水平的革新永远不会停步的,它是经济可持续增长的根本保障。


再回到主题,中国经济的L型为什么会出现?

原因在于过去一直依赖投资驱动经济增长,而没有意识到投资驱动的增长模式服从收益递减规律,当边际收益等于0的时候,再怎么投资经济也走不动了。如果现在不改变增长模式,我们会在L型增长中长期呆下去,也就是所谓的中等收入陷阱。中等收入陷阱归根到底是说,一个落后的国家可以通过资本积累来实现经济的起飞,但是当经济起飞之后,如果还是依赖资本,那么它就会进入中等收入陷阱。

当投资不能创造新的价值时,如何突破中等收入陷阱?就是把增长模式从资本积累转向技术创新。

所以说资本拉动经济的时代已经结束,技术革新的时代已经到来。如果企业不能适应这个转折,那么它有可能被市场竞争所淘汰。如果国家经济不能适应这个转折,那就是中等收入陷阱,就是长期的L型。

我看到很多企业已经意识到了危机,但是不知道哪里是突围的方向,或者知道哪里是突围的方向,但是不知道如何做,这样的企业为数不少,我感觉有很多会被淘汰。


我眼中的供给侧改革


针对中国经济的问题,中央此时提出经济的新常态,提出供给侧,我认为非常及时。

过去的经济增长是靠政府花钱,靠央行放水,这个作用全都作用在了需求侧,特别是为了刺激投资需求。而供给侧中包含技术水平,驱动技术改革的主体是企业,所以转向供给侧的意思就是把经济增长的动力从政府政策转向企业的效益。以企业为核心,寻求经济增长的动力,以提高企业的效率,来求得经济的高速增长。这就是我理解的供给侧改革。

技术改革基本上跟政府无关,因为财政政策也罢,货币政策也罢,对技术有影响吗?对企业的技术水平有影响吗?

说得好一点是没有影响,说得坦白一点,政府的宏观政策有降低企业的技术革新的影响。

另外,我们还需要知道过度依赖投资拉动经济的三个后果。

K(资本)增长带来的后果是产能过剩,在产能过剩面前我们有一个很奇怪的逻辑:既然产能过剩,那我们就拉动需求。这个逻辑是非常奇怪的,为什么不去削减过剩产能呢?

由于产能过剩,企业不得不竞价求售,结果是连续50多个月GDP都是负增长,据说上个月终于变成了正增长。但是,现在我已经不知道怎么解读了,反正我是看不懂,而且很多数也对不上。

过剩产能的压力下,企业只能降价,这张图告诉我们过剩产能有多严重。这个K(资本)增长带来的另外一个后果是负债率不断上升。从金融危机以来,我们的负债比率已经突飞猛进,增加了几乎100个百分点,从160%增加到了260%,这是非常可怕的系统风险。这就是K(资本)增长带来的后果。

现在的政策方向中央开始及时的从需求侧转向供给侧,那供给侧的政策要做一些什么事?我认为首先要清理过去K(资本)增长留下的系统性风险,这个是首先要做的,这个系统性风险都在供给侧,不在需求侧。过剩产能不清除,企业的效益就会越来越差,企业的破产倒闭就无法避免,所以清除过剩产能是第一任务。第二大任务是去杠杆,第三是去产能降低负债率。这都是K(资本)增长留下来的系统性风险。

中央提出了三去任务,来控制系统性风险,可是实际做的我又看不明白了,我们现在做的不是去杠杆,而是转移杠杆,杠杆就是负债,我们现在是把企业和政府的负债转移到了居民部门,以房地产市场火爆的方式转移。加杠杆买房子,房子卖的钱到哪里去了?到政府手里了,帮助政府降杠杆,这不是整个经济的降杠杆,这只是转移杠杆,中央的政策方向都是对的,但是一到执行起来为什么都是反其道而行之?

去库存讲得很对?去库存大家都知道,一个老农民在菜市场白菜卖不出去了,他的库存应该怎么降?自然是便宜点卖,降价去库存。但我们现在是涨价去库存,这是什么逻辑?我还是看不懂,这个世界上有涨价去库存的吗?有人说中国老百姓就这样,越降价越不买,一涨价就抢着买。确实在房地产市场上涨价抢着买,降价持币观望,预期价格进一步下降,看起来好象有道理。

但是,随着房地产价格的暴涨,土地市场上出现了什么情况?暴涨的价格给房地产企业送去了错误的信号,地王频出,地产商都在抢土地,抢完土地以后就把地搁在那吗?你要开发,开发的结果是什么?更多的库存。这哪里是去库存?这是加库存。

去产能应该怎么做?很简单,让亏损企业关门,产能就没了。以前上市企业可以倒闭,现在不行了,银行不许收债,继续供应资金,这是去产能吗?产能还在增加,你不让这些僵尸企业倒闭,怎么去产能?


供给侧改革应该做什么?

真正的供给侧改革应该是做什么?我只能说供给侧应该做什么,我不知道供给侧真正会做什么,这是两个不同性质的问题,我们经常混起来。这个世界上有一个问题叫做应然问题,有一类问题叫实然问题,作为学者我只能讲应然问题,应该是什么样,但我没有办法讲将会是什么样,将会是什么样那是实然问题,实然性的政策不是我们能解决的,只能讲应然性的政策。

供给侧应该做什么来促进企业提高A(技术水平),我这里提出几个建议:

第一个建议是全面减税,不是结构性减税,过去的结构性减税是有增有减,实际上增的比减的多。减税不仅是减少企业负担,而且是把更多的资源留给企业和市场去配置,而不是由政府去配置,把有更多的资源给予企业以进行研发。

第二个建议是缩小国有经济的规模,因为靠国有经济去提高A(技术水平)是不可能的,因为国有企业没有创新的压力,没有创新的动力,你要想创新,一定是靠民营企业。我不是批评国有企业,而是说应该坚持中国改革开放30年以来的大方向,因为国有企业没有提高A(技术水平)的激励机制。

达晨为什么投资做得这么好?因为管理者跟企业的利益是绑定的,国有企业有这个机制吗?没有,国有企业的工资是固定的,而且在降低,你让国有企业管理者一年拿几十万的工资,却管着几千亿的资产,什么结果?他怎么可能有有积极性、有压力去做技术的创新呢?他没有这个激励机制,所以你想提高国民经济的A(技术水平),一定要缩小国有经济的范围,推进民营化,推进市场化改革。

第三个建议,民企企业现在有什么问题?很多民营企业,虽然有激励制度,而且发展得很好,可以上市,但是我们看到很多民营企业家现在的心思不在A(技术水平)上,而在US。民营企业家心思在移民,想带老婆、孩子到硅谷去,为什么?因为那里有非常好的教育环境,全都奔着学区房去了,硅谷旁边有个帕罗奥多市,那里的房价涨得一点不比深圳差,中国人买什么,什么就涨,卖什么,什么就跌。

民营企业家的心思不在创新上,一心要移民,这也是为什么人民币不断贬值的原因,资产流出太多了,所以人民币就贬值了。所以人民币汇率现在是一个新尺度,为了坚定中国企业家的信心,为了让他们在这一片土地上投资,来繁荣我们国家的经济,必须要让他有信心。他现在的信心不足有两个原因:第一个原因是商业,中国经济在下行,美国经济走得还不错,所以资金就流向了美国。第二个原因是法律上的,他觉得财产安全没办法得到保障,比如国内现在为文革翻案的舆论等等,都使得一些企业家望而生畏,选择走为上。

为了使民营企业能够把它的资源、时间精力用在创新上,用在提高A(技术水平)上,我们要做什么事儿?政府应该做什么?政府能做什么?

保护私人产权,对私人产权要做出可信的承诺,这个可信的承诺并不来自于市长的讲话,而来自于法律体系,所以应该按照十八届四中全会的要求推进司法改革。对供给侧非常重要的措施。

第二条措施是十八届三中全会讲的,要让市场发挥配置资源的决定性作用。要让市场发挥配置资源的决定性作用,就必须缩小国有经济的范围,因为国有经济的资源配置是行政化的,不是市场化的,你要为了使民营企业能够坚定信心地繁荣中国经济,来搞投资、研发,来提高A(技术水平),就必须要推进司法改革,保障私人产权的安全,给他们创造出良好的环境。

以上是我开出的供给侧改革的几点建议。至于实际上的政策会怎么样,我不知道。


如果供给侧没有实质性变化

如果我们在供给侧的体制中不能看到这些实质性的变化,那么我们L型的尾巴可能会拖很长时间,我认为跳出L型陷阱的关键是刚才我讲的这几条,跟政府开支,和央行放水没什么关系,跟人民币汇率也没什么关系,跟深圳的房价没关系,真正要做的是制度性的改革,能够使企业集中精力、资源去提升A(技术水平),才能摆脱L型的长尾巴,进入一个新的发展阶段。

如果没有这些实质性的改革,更多的企业会发生经营困难,地方政府可能出现债务违约,人民币因为资本的持续外流,会继续贬值,但不会崩盘,股票市场的基本面继续恶化,房地产市场短期的繁荣难以维持。


微观经济越来越有希望

以上便是宏观经济的现状,那么中国经济是不是就没希望了?不是的,我个人的观点是,宏观经济越差,微观经济越有希望,下面我就来讲一下微观经济。

首先,宏观经济越差,微观经济越有希望,这其中的逻辑是什么?

穷则思变,一个人日子过得舒舒服服的,根本就不求变。我的传统经营模式很好,为什么要变?国家的经济发展也是,每年10%的增长挺好的,一天到晚老说这个改革,那个改革,有什么必要?

现在经济不好,你再跟政府说改革,它比以前就听得进去了,现在你跟企业说转型,它也愿意听了。但对于企业来说,宏观政策跟你有什么关系?宏观政策跟你没关系。宏观层面不好,企业层面反而发生了很多令人鼓舞的变化,开始愿意转型。

首先,纠正一个概念,转型不等于转行,不要搞错了。转型指的是经营模式的转变,而不是从制造业转到金融业。有人说转型是找死,不转型是等死。因为他把转型理解成转行了,那就是找死,因为他在新的行业里根本就没有经验。

这里,我介绍一本旧书,不是流行书,流行书里的垃圾居多,读书的话我还是建议大家读一读经典,不要读流行书。

这本书是德鲁克的《创新与企业家精神》,这本书里面强调了几个观点,我都非常的赞成。其中一个观点是,创新何需高科技?在传统行业中,创新是大把大把的机会。另外一个观点是创新是需要专注的,是需要经验的积累,只有在这个行业中耕耘多年,才知道这个行业的核心问题在什么地方。德鲁克在这本书里举了很多案例,讲的都是这个道理,传统行业可以创新,创新必须专注,不能见异思迁,不能心猿意马。

由于宏观层面上能够研究的东西很少,能够说的东西很少,最近几年我把越来越多的时间花在企业的研究上,花在企业的调查和采访上,我看到了很多在传统行业进行创新的案例,完全支持德鲁克在这本书里的观点。在传统行业,仍然是大有作为的。

举个例子,服装行业,过去的商业模式一年开一次订货会,由各销售渠道报明年的销售量,报了销售量以后由厂家生产出货,在市场上销售。这样的模式已经不能适应新的形势了,新的形势是什么?在座的女士们应该有更强烈的感觉,现在的服装厂家一年换一次款式行吗?不行了,于是一些企业就开始改变他的商业模式。

改变了商业模式的企业发展都不错,可以做到逆势的增长,在整个服装业或者是销售额停滞不前的情况下,他可以有10%或者20%的增长,因为他及时的改变了商业模式,定货会起码一个季度开一次,现在一个季度开一次都不够了,要不断快速地推出新的款式,而推出新的款式,从设计销售生产环节全部要做出调整。

日本的首富是谁?优衣库的老板,是服装行业,是传统行业。他可以做到日本的首富,是依靠什么战略?不是快速更新,优衣库的款式多少年不变,全是基本款,那为什么它可以做得那么成功?它的A(技术水平)在什么地方?它的创新在什么地方?

在面料,优衣库在面料研究上的投入是其他服装行业没办法比的,优衣库和大学长期有合作,进行面料开发,面料和别人家的面料就是不一样,穿起来非常舒适、温暖,成为了青年人的最爱,这让优衣库老板做成了日本的首富。

传统行业中创新的机会有很多

传统行业的机会真的很多,如果你有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很好。没有,也不必妄自菲薄,在自己的行业中专注的做下去,差异化的竞争开发产品和技术,你可以做成ZARA,也可以做成优衣库,ZARA和优衣库用了什么高科技?没有高科技。

在传统行业中继续创新,不必因为自己的技术,没有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而感到悲观,传统行业照样可以进行创新,但是需要经验的积累,需要流程的梳理和优化,需要对技术有理解。

我一直提一个口号,叫做各行各业+互联网,而不叫互联网+,互联网+是一个误导性的方向。互联网+是政府官员提出的,他们没有经营过企业,怎么可能知道未来工业的方向呢?你又为什么要听他的呢?

对于这种中国制造、工业4.0等概念,我们可以听,但是我们不要从,“听”和“从”二字拆开,要多听少从,什么时候从呢?只有经过你自己的独立思考,你理解了,你认为从逻辑上、经验上都行得通,这时候才你才应该行动,所以不要跟随市场上的流行口号,被搞得晕头转向,不知所云。

转型,我们已经多次强调了,转型需要专注而执着的笨人,不需要聪明人,不要再寻找政策的风口,或者是商业的风口,要放弃机会主义的习惯,我的学生曾经问我:教授,你认为下一个风口在什么地方。他说只要在风口上,猪都可以飞起来。我说你把自己降到猪的水平上,我跟你还有什么好说的?

这种机会主义的习惯在这个技术驱动的时代已经行不通了,在资本驱动的时代有可能。

转型需要培养自己的独立思考能力,不要追风,追随潮流是没有创新的,做别人正在做的事不叫创新,那叫模仿,中国的企业缺乏独立思考的能力,于是他的行为就变成了从众的行为,别人干什么我也干什么。

有一家企业叫海底捞,做火锅的,我去了以后体验确实不错,到了几个城市的海底捞,进去以后服务标准都是高标准的。自己在一个城市开一两家店,把服务标准做得比较高,比较到位,这个不难。难的是全国连锁的服务质量能够保障,海底捞的特点是人力资源管理是激励机制,激励机制可以细到每一个员工,这就是创新,创新是什么意思?所谓的创新就是做前人没有做过的事儿,做同行没有做过的事儿,做自己没有做过的事儿,这就叫创新。当然,前提是能够给客户带来价值。


似是而非的概念


在创新的道路上有很多似是而非的概念对我们形成障碍。

互联网思维,为什么要说互联网思维?互联网只不过是工业革命以来人类的诸多技术创新中的一项,为什么互联网要单独有一套思维?蒸汽机没有思维,电脑没有思维,最具有思维能力的人工智能,也没有人提出过人工智能思维,为什么就一定要有个互联网思维?我搞不懂。

生态圈,打造生态圈,生态圈不是靠营销和补贴打出来的。你靠补贴打造生态圈,就像在大草原的地上放了一堆草,结果是羊全来了,吃完了之后全散了,生态圈是靠什么打造?靠栅栏,你要在草地上圈出一片栅栏来,这个栅栏就是用经济学的术语讲,叫做进入和退出壁垒,这样才能打造生态圈。

苹果手机的生态圈是靠补贴?苹果确实有很大的生态圈,它的生态圈靠的是两项非常重要的技术,一个是手机,你的手机必须在市场上是最棒的手机,大家才会买你的东西。然后第二个是苹果的IOS系统,没有后面的IOS操作系统和高性能的手机支持,苹果的生态圈说垮就垮。靠价格怎么可能保持生态圈?生态圈是要有栅栏的,要让他进来就出不去,不是草地上扔一把草,给点补贴。

现在很多打车公司就是陷入了困境,给了补贴人才来,补贴哪一天取消,人就没了。中国的消费者哪有忠诚度?中国的消费者只对钱忠诚,不对任何品牌忠诚,凭什么对你忠诚?当你的价格比出租车还高的时候,凭什么在你这里消费?我也不会消费的,所以生态圈是一个误导的概念。

共享经济是另外一个,凡是这种口号我都要画一个大大的问号,共享经济是媒体宣传出来的概念,我们为什么要信?

共享经济只是利用了少量的、私人的多余能力。但共享经济的基础是私有产权,比如Airbnb,你去住人家的房子,如果不付钱,谁跟你共享?还有Uber,你不付钱谁让你白打车?

市场经济从来都是排他的,不是共享的,私有产权也是排他的,不是共享的。你要是憧憬共产主义社会是另外一回事,那是你的理想,现实经济不是这样的。

有私有产权,就不可能有共享经济。共享经济怎么可能成为未来的趋势?我们经常被这些非常时髦的概念搞昏了头脑,失去了自己的判断能力,这也是为什么我们刚开始就要介绍分析框架,分析框架是帮助我们获得独立思考的能力。

再说工业4.0,被吹得神乎其神,我到下面的企业看了之后说,“你还说4.0?连2.0都没做到,谈什么4.0?”

在不断的与这些似是而非的概念做澄清的过程中,我做了一个总结:工业4.0或者是未来的方向,但是对于中国众多的企业,对于中国大多数企业来说,目前的问题根本就不是工业4.0,而是工业2.0和工业3.0,如果你把工业3.0做好了,这个效率就有非常大的提高。


弯道超车是妄想


从工业1.0开始说,1.0是机械化和动力化。工业2.0是自动化和流程化,在自动化和流程化的过程中,伴随着标准化。工业3.0是信息化,工业4.0是智能化。

我想这样分可能是对于中国目前的状况的一个比较真实的描述。大多数企业停留在2.0甚至还没有做到2.0的阶段,工业的这几个版本,我认为是不可超越的。现在有一句流行的话叫“弯道超车”,我说你超什么车?开车的都知道,弯道是不能加速的,弯道要减速,如果你弯道加速,结果不是超车而是翻车,弯道超车也是一个非常有害的概念。

不要跟我说弯道超车,老老实实的从自己的企业出发,该干什么的干什么,一点一滴地提高效率,基业常青。如果想投机取巧,那是旧的机会主义在新的形势下的一个误解。不能认真做事、踏实改进企业的方方面面的经营,这是我们的问题。

宏观经济会持续低迷,但是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在微观层面上无所作为,宏观经济越差,微观转型创新的动力和压力就越强,我反而对中国经济的未来感到乐观。

我们有肥沃的商业土壤,有丰富的企业家资源,中国经济发展最宝贵的资源就是企业家,我相信在L型的经济形势面前,政府政策会转向务实、转向改革,没有理由对未来感到悲观。

(文章来源:中国经济学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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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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