蒙克:主题与变奏:比较视野下的中国模式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408 次 更新时间:2021-09-01 07:2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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蒙克  

   【内容提要】 “中国模式”的普遍性和特殊性何在?中国需要怎样的产业政策?这两个问题一直困扰着中国的知识界和政策界,原因在于我们缺乏一套涵盖发达国家和赶超经济体(例如中国),并能够说明后发展境况如何塑造政治经济制度安排,进而影响产业政策选择的理论。为弥补这一不足,本文以格申克龙的后发优势理论为基础,结合霍尔和索斯凯斯的关于发达国家的市场经济多样性范式,以及林毅夫的关于赶超经济体的“三位一体”论,并联系佩里·安德森的“两种革命”学说,构建一个通过跨国比较阐明中国政治经济模式特征的理论框架。该理论认为,中国模式是由中国特色的共产主义革命根据赶超经济体制度安排的普遍主题谱写出的变奏。中国需要的是能够满足赶超经济体的普遍需求,并且契合中国模式制度特征的产业政策。

   【关键词】 后发展 制度互补性 中国模式 产业政策

  

   一、引言

  

   本文旨在建立一套理论逻辑,来同时回应当代中国知识界和政策界的两大争论:第一,人类社会发展的普遍规律和中国国情的特殊性能否以及如何辩证地统一于所谓的“中国模式”①之中?第二,中国需要什么样的产业政策?②这套逻辑将综合政治经济学的诸多经典理论,③解释发达国家和赶超经济体(包括中国)之间在制度安排和产业政策选择上的异同。其核心思想是:一个国家的后发展境况将塑造其主导的政治经济制度模式,进而影响其产业政策的选择。换言之,一个国家应采用何种产业政策来推动产业和经济发展,取决于这个国家的经济制度,而后者又取决于这个国家的工业化条件。因此,可以说,产业政策的成败有赖于是否有相适应的发展模式的支撑。

   具体而言,这一框架的逻辑起点是格申克龙(Alexander Gerschenkron)的后发优势理论,其将英国和德国等西方发达国家与俄国(包括19世纪的沙俄以及取而代之的苏俄/苏联)与20世纪的中国等后发展国家纳入同一个比较框架。从这套理论出发,我们一方面可以结合霍尔(Peter A. Hall)和索斯凯斯(David Soskice)的资本主义多样性理论,更深入地阐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之间在制度安排上的差异;另一方面可以联系林毅夫的“三位一体”论,详细阐述包括中国和苏联在内的赶超经济体的制度模式。最后,基于佩里·安德森(Perry Andersen)的“两种革命”理论,我们进一步将中国与苏联区分开来,从而明确中国政治经济模式和产业政策的独特之处。

  

   二、格申克龙的后发优势理论

  

   格申克龙的后发优势理论的核心关切之一是工业化的条件如何决定工业化所需要的制度模式。工业化要求机器的购置,动力和原料资源的获取,以及劳动力的雇佣等都需要资本的长期投入。因此,所谓“工业化的条件”,指的就是一个经济体所拥有的资本数量。根据这一指标,格申克龙将工业化历史上的国家分为三类:第一类是先进地区,拥有大量的资本,例如18世纪的英国;第二类是中等落后地区,资本数量一般,例如19世纪的德国和法国;第三类是极端落后的地区,资本稀缺,例如20世纪上半叶的苏联(以及20世纪下半叶的中华人民共和国)。④

   工业化条件塑造了最适宜实现工业化的制度模式。英国这样的先进地区,由于18世纪工业化起步时资本充裕,可以完全依赖市场和价格信号的指引来配置资本,因此在其整个工业化的过程中,主导的工业化主体是自由竞争的企业(格申克龙称之为“工厂”)。19世纪德国和法国这样的中等落后地区,其在工业化起步时(格申克龙称之为“阶段I”)的资本存量不多。因此,要将少量的资本专门引导到工业化急需的部门(如19世纪第二次工业革命时诞生的电气产业),不能依赖可能会造成企业破产、资本浪费的自由市场竞争,而是需要对企业和产业了解更为充分,对资本的流向拥有更大把控能力的工业化主体,那就是银行。只有当这个阶段过去之后,实现资本积累(“阶段II”和“阶段III”),企业得到成长,后者才可能成为工业化的主体。而对于20世纪的苏联和中国,要在落后的农业经济上进行工业化,实现对西方发达经济体的赶超,资本极度稀缺是一个需要面对的基本客观现实。资本的宝贵使得银行也不再是工业化的适宜制度组织形式(因为银行也可能投资失败从而造成资本浪费)。因此,在工业化的起步阶段,需要通过更大的强制力将宝贵的资本专门投入工业化部门,并通过各种配套措施扶持该类部门的成长,能做到这点的只有垄断了合法暴力的国家。只有在这样的强制性工业化起步实现了资本的积累之后,银行和企业的工业化主体地位才可能出现。

   格申克龙将上述的经验规律,总结成表1,其用文字来表述就是:“一个国家的经济越是落后,由旨在增加新生的工业部门的资本供给(此外,还为它们提供更少分权化的以及具有更丰富信息量的企业指导)的特殊的制度因素所发挥的作用就越大。一国的经济越落后,就越是宣称这些因素的强制性与综合性”。⑤换言之,一个地区在工业化起步阶段时的资本存量越少,其为工业化进行融资所依赖的就越不可能是自由竞争的企业,而更可能是能够进行“企业指导”,具备“强制性与综合性”的“特殊的制度因素”,即银行和国家。

   格申克龙的理论虽然没有明确提及产业政策,但我们可以从中推出关于产业政策共时差异和历时演变的两个观点:第一,越依赖国家(而非自由企业或银行)发展工业经济的地区,就越可能推行产业政策,并且其产业政策的针对性(专门扶持某个行业甚至企业)就越强。这一观点可以解释为何凭借国家力量赶超西方的苏东国家和中国,比西方国家(英国、德国、法国)更依赖产业政策。第二,随着工业化的深入和资本的不断充裕,“强制性与综合性”的制度模式主导工业化的合理性将逐渐减弱,从而产业政策也将随之淡出。这一观点可以解释为何欧洲近代史上的经济落后国家(如德国)曾经很依赖政府推行的产业政策,但这类政策在今天失去了它在历史上的重要地位。格申克龙理论关于产业政策的观点所无法解释的是西方发达国家之间在产业政策间的差别。⑥换言之,为何在今天的德国和法国等欧洲大陆国家,即便产业政策不再占有中心地位,其在国民经济发展中的重要性仍然要大于英国和美国等国家?这一缺陷将在下文讨论的资本主义多样性理论框架中得到解决。

   格申克龙的理论框架将西方发达国家和经济赶超国家都囊括在内。之后的理论发展沿着这两个方向进行,分别对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和赶超经济体各自具体的经济制度安排进行更细致的阐释。前者产生了彼得·A·霍尔和戴维·索斯凯斯的资本主义多样性理论,后者的理论成果是林毅夫等人的“三位一体”论。本文的第三和第四部分将分别论之。

  

   三、发达国家的政治经济:资本主义多样性

  

   虽然文献中很少提及,但格申克龙关于以自由市场为中心的盎格鲁-撒克逊经济体和以银行为中心的西欧大陆经济体之间的区分,能够为比较政治经济学的重要范式——资本主义多样性(varieties of capitalism)提供历史基础。反过来,资本主义多样性虽然关注的是发达资本主义经济体,并不包含追求赶超的发展中国家,但其深化了格申克龙针对资本主义经济体的区分,为资本主义国家之间在产业政策上的差异提供了更完善的理论解释。

   格申克龙对资本的重视和对自由市场和银行的区分,本质上是对企业融资行为的刻画。也就是说,企业为了融资(获得资本),既可以通过自由市场(例如在英国),也可以通过银行(例如在德国和法国)进行⑦。然而,一个企业要想在市场上获得竞争力,需要解决的不仅仅是融资问题。在资本主义多样性范式中,企业要构建自身的核心竞争力,需要在提供产品和服务的过程中与其他经济行为者在包括融资在内的五个领域中进行高效且持续的协作(coordination),如表2所示。

   如果要在表2中的五个领域达成持续而有效的经济协作,就需要做到以下几个关键点:达成可信承诺、遵守契约、监督合作行为、惩罚违规行为、分享信息等。诸如此类协作问题(coordination problems),其解决要求有一整套运转良好且相互配合的制度基础(institutional infrastructure)。资本主义多样性的观点认为:企业赖以实现协作的制度基础有所区别,所以主要发达国家的政治经济模式可以分为两种:一种是自由型市场经济(liberal market economy, LME),另一种是协作型市场经济(coordinated market economy, CME)。

   在自由型市场经济中,企业与其他行为者之间的协作主要依靠竞争性的市场。在市场上,交易行为由价格信号来指引,正式契约的履行则由相关法律制度来监督。同时,在企业内部,科层制(hierarchies)发挥作用,其基于自上而下的权威调节企业内各行为者之间的关系,实现对市场制度的补充。科层制具有自上而下的命令体系和监督机制,并以此对各方行为进行决策。因此,自由型市场经济依靠市场和科层制这两种制度,实现了经济行为者之间的协作。而对于协作型市场经济,除了这两种制度,对市场行为者的协作则更多取决于市场网络。市场网络与市场和科层制的区别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第一,市场网络中的关系强调合作性和协商性(collaborative and deliberative),这不同于强调竞争性的市场和强调权威性的科层制。例如,在市场网络之中,一个产业的基本工资水平和劳动待遇,由基本覆盖整个产业的工会和商会之间谈判确定,而不由各家厂商在竞争压力下各自做出决策。第二,市场网络中的行为者是具有集体性的组织(collectives),市场和科层制的行为体是原子式的个体工人和企业,市场网络的行为体是实力雄厚的工会和商会。于是出现这样一种结果,市场网络中的各个行为者之间,一方面积极寻求凝聚各方的共识,另一方面,各方的协作建立在长期合作和多次博弈后所产生的内部信息(“private” or “inside” information)之上,从而形成策略性互动关系(strategic interaction)。总之,协作型市场经济区别于自由型市场经济的主要特征是依赖市场网络来协调经济行为者的行动。据此, 自由型市场经济和协作型市场经济的这个重要区别在五个领域(公司治理、劳资关系 、职业培训、企业间关系和公司内部结构)中又是怎样体现的呢?下面分别以美国和德国作为自由型市场经济和协作型市场经济的代表国家具体加以论述。

在自由型市场经济的首要代表——盎格鲁-撒克逊经济体(如英国及其前殖民地美国、澳大利亚和新西兰)中,企业主要通过证券市场进行融资。这种公司治理的特征,导致上市企业将所发行证券(如股票)的市场表现看得异常重要。因为如果证券表现不好(如股价过低),那企业就会面临被收购的风险,于是企业需要快速做出反应,对公司的战略规划和资源配置进行调整。这种调整的实现方式之一即为调整企业劳动力资源,例如在经济不景气时用快速裁员的方式降低成本,而在经济繁荣时扩充人员。所以,在劳资关系领域,要求公司享有较大的自主权,换句话说,工会或者劳动法规只有有限干预资方的用工决策的权力。劳资关系的这种特征也必然带来劳动力的高流动性。高流动性对职业教育影响巨大,使得职业培训注重培养通用型技能(general skill)人才,因为只有具有通用型技能的工人才能胜任不同部门的工作。至于在企业间关系领域,证券市场高度波动成为企业首要考虑的因素,这要求企业具有选择和更换合作伙伴(例如供货商)的灵活性,并倾向于与这些合作伙伴结成灵活而非固定的合作关系。同时,严厉的反托拉斯法也禁止企业间长期联盟。在这样的情况下,(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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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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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开放时代》2021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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