田海林:辛亥革命前后儒家文化的命运——对清末民初“尊孔读经”问题的考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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田海林  


一、清末“新政”与孔经的荣衰

尊孔读经作为儒家文化的标识,在儒家文化高踞封建统治庙堂的“经学时代”本是不容置疑的,但从清末“新政”始,竟随着社会的沧桑巨变而演绎成了“问题”。

“庚子国变”之后,以西太后为首的清政府在内外交困的凄惶惊恐中悟出了维新的必要性,1901年1月29日发布了表示与民更始的“新政”上谕:“世有万古不易之常经,无一成不变之治法。穷变通久,见于《大易》。损益可知,著于《论语》。盖不易者三纲五常,昭然如日星之照世,而可变者令甲令乙,不妨如琴瑟之改弦。……以为,取外国之长,乃可补中国之短;惩前事之失,乃可作后事之师。……今者,恭承慈命,一意振兴,严禁新旧之名,混融中外之迹。”这份文件不乏承接戊戌维新余绪,痛改前非,除旧布新之意,但其虽貌似中西混同,新旧折衷,然实则中西有别,新旧难融。因为其所变者,仅限于“朝章国故,吏治民生,学校科举,军政财政”等。尽管这些方面事关体制,能主动(实则被动)求变,已算是不小的进步,但是,其对封建专制思想主体的“三纲五常”却是固执不变的;尽管其也引经据典,侈谈“穷变通久”“损益可知”,好像要仿照康有为的“托古改制”,但是,“常经”不移易,必然影响到“治法”之改变。事实上,西太后心中确有“万变不离其宗”的定性,那就是以儒家文化的纲常名教作为永恒的常数,而这种抱残守缺对在“新政”中作为变数的“朝章国故,吏治民生,学校科举,军政财政”等方面,是一种巨大的制约,其危害是不言而喻的,这也正是清末“新政”的政治思想局限性。

清末新政作为晚清以来地主阶级自救运动的极限,对作为封建统治精神支柱的孔经历史荣誉的维护也达到了极限。但因其近代化改革维度决不亚于戊戌维新,且是由清政府的最高当权者西太后出面支持的,这就注定其对封建专制主义的儒家纲常名教冲击力也会更大。尽管清末“新政”仍走“中体西用”的路数,但“西用”的范围远远超出了洋务运动与戊戌维新时期所谓“西用”的规定,以至将改革扩大到“朝章国故,吏治民生,学校科举,军政财政”等方面,这就将“中体”的阵地挤得只剩下“三纲五常”这些封建政治伦理的空壳了,而一旦连事关道德人心、风俗教化的“学校科举”也发生体制变革,那么“世有万古不易之常经”也就自然会变成无所附丽的飘萍梦影。在封建统治体系中,其政治制度与政治思想是相辅相成的,如影之随形,若两者剥离,在经济基础已动摇的前提下,政治制度变革了,与之相关的政治思想也必将随风而逝。清末“新政”,造成了以“西用”淹压“中体”之势,在这种情况下,传统的孔子之“常经”以及“常经”所承载的“三纲五常”政伦思想之无形消解便会成为西太后等封建统治者最不愿看见而又无能规避的事实。

清末新政上谕还宣称:“我往圣之遗训,即西人富强之始基”,以防“自迷本始”。这种导向使经学大师孙诒让对传统的“经世致用”作了总结性发挥。孙诒让以精于礼经而闻名,素来主张“以尊孔振儒为名,以保华攘夷为实”,“阐周孔六艺之教,以远播蛮荒;储种蠡九术之谋,以大雪雠耻”。他认为儒家“政教之闳意眇旨,固将贯百世而不敝”,这与清政府以“万古不易之常经”指导“新政”的政治思想宗旨是一致的。因此,在“新政”上谕发布后,他便应盛宣怀之请,拿出了“以《周礼》为纲,以西政为目”的《变法条议》四十则,为了“陈古剀今”并“既以塞守旧者之口”,他把“泰东西所以致富强者”都附会成与《周礼》“若合符契”,并自是“此四十篇者以致富强而有余”,“世之论治者,可以鉴矣”。此书以“西学中源”说为清末“新政”提供“托古改制”的孔经理论根据,是孙氏精研古文经《周礼》20多年政治思想之外烁,与其集《周礼》研究之大成的传世之作《周礼正义》是互为表里的。在1902年此书刊行并用作浙江瑞安普通学堂教科书时改名《周礼政要》,此后风行天下,各书局争相刊印达十数版,被1903年求新图书馆出的《评点周礼政要》誉为“策论应用各书提要钩玄之第一部”。

康有为曾站在今文经学的立场上著《新学伪经考》与《孔子改制考》,是为戊戌维新服务;孙诒让站在古文经学的立场上著《周礼政要》,是为清末新政服务。其经学派别固分今古,其通经致用与托古改制的政治思想则有异曲同工之妙。康有为“以古切今”的政治尝试失败了,孙诒让“陈古剀今”的政治努力也没有成功。“药方只贩古时丹”,企图仅以儒家之孔经来救亡、启蒙和实现社会近代化,注定是徒劳的。在封建体制已山穷水尽的形势下,这只不过是儒家“经学时代”终结前的一种回光返照而已。

清末新政中对儒家文化破击力最直接、最强烈的是教育改革。1901年,清政府谕令废八股,改试策论,并宣布将全国书院改为学堂,到1905年,又“谕立停科举以广学校”,让绵延1300多年的科举制寿终正寝了,这对孔经来说是釜底抽薪性打击。虽然1903年的《学务纲要》强调“中国之经书,即中国之宗教。若学堂不读经书,则是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孔子之道,所谓三纲五常尽行废绝,中国必不能立矣”,规定“中小学堂宜注重读经以存圣教”,要求小学堂以2/5的课程读经讲经,高等小学堂以1/3的课程读经讲经,中学堂以1/4的课程读经讲经,大学堂特设读经科,中小学堂另须每天温经半小时;虽然在1903年的《奏定学堂章程·各级学堂管理通则》中仍规定各学堂集会仪式必须向孔子牌位行三跪九叩大礼;虽然1906年学部规定“忠君”“尊孔”“尚公”“尚武”“尚实”为教育方针,并强调“孔子之道大而能博,不但为中国万世不祧之宗,亦五洲生民共仰之圣,无论大小学堂,宜以经学为必修之课目,作赞扬孔子之歌,以化末俗浇漓之习;春秋释菜及孔子诞日,必在学堂致祭作乐以表欢欣鼓舞之忱。其经义之贯彻中外,洞达天人,经注经说之足资羽翼者,必条分缕析,编为教科,颁之学堂为圭臬”;虽然1907年的《整顿学务谕》申饬:“以圣教为宗,以艺能为辅,以礼法为范围,以明伦爱国为实效,若其始敢为离经畔道之论,其究必终为犯上作乱之人。”但是,清末“新政”的教育改革毕竟对尊孔读经构成了空前的威胁。在封建统治铁幕的“经学时代”,为学而尊孔读经本属天经地义之事,在清末却要对此做那么多苛刻的硬性规定以求保证,这种反常与过敏,不啻是儒家文化由荣而衰的不祥征兆。

在清末教育革新运动中,民间以背诵“四书五经”章句为能事的私塾成为尊孔读经的基础堡垒,但是“自兴学之说流溢全国,而私塾之弊亦渐为当世所诟病”。1904年以后,全国私塾改良风起云涌,到1909年,学部宣布:“凡京外所设私塾,均应按照本部奏定初等小学简易科课程切实教授”,在读经讲经之外,另加了修身、国文、历史、地理、算术等课。这样,私塾也就不再是孔经的一统天下了。

二、辛亥之前资产阶级对孔经的振荡

辛亥之前资产阶级对尊孔读经是不客气的。改良派除康有为由“其貌则孔,其心则夷”而退化为铁心尊孔者外,就连梁启超也是反对尊孔守旧的;革命派在向封建统治发起“武器的批判”大挑战的同时,为了使封建统治的“天”失去儒家文化这个“道”的卫护与支撑,还向尊孔读经诉诸了“批判的武器”。

康有为作为清代今文经学复兴的集大成者在戊戌时期以《新学伪经考》破旧,以《孔子改制考》立新,既“辟刘”,又“知圣”,掀起过一场“以复古为解放”的反传统大潮。他把孔子资产阶级化,是一种迂回曲折的反封建战术,等于将传统的孔经与封建专制政体在文化上变相蒸馏分离了,这对封建统治的“天”与“道”都形成了蛀蚀,为近代新文化运动开了先河。戊戌之后,康有为因恪守“保皇”而固执“保教”,在政治思想落伍的同时其文化思想也变得僵化了。在经营保皇会的过程中,他在新加坡筹款20余万元建孔子庙,奉孔子为“改制”的圣王。为了用孔教抵消革命,他于1901年至1902年间成《孟子微》《论语注》《春秋笔削微言大义考》等著作,竟与“新政”中的清王朝演起了尊孔双簧戏。

梁启超对孔经的态度与乃师大有差异。他于1902年直言:“要之四书六经之义理,其非一一可以适于今日之用,则虽临我以刀锯鼎镬,吾犹敢断言而不惮也。”对于清朝以孔经指导“新政”,他表示:“古人自古人,我自我”,“使孔子而为尧舜之奴隶,则百世后必无复有孔子者存也。闻者骇吾言乎?盍思乎世运者进而愈上,人智者浚而愈莹,虽有大哲,亦不过说法以匡一时之弊,规当时之利,而决不足以范围千百万年以后之人也”。他还进一步揭露孔经与封建统治之关系,“秦汉而还,孔教统一,夫孔教之良,固也,虽然,必强一国人之思想使出于一途,其害于进化也莫大。自汉武表章六艺,罢黜百家,凡非在六艺之科者绝勿进,尔后束缚驰骤,日甚一日,虎皮羊质,霸者假之以为护符,社鼠城狐,贱儒缘之以谋口腹,变本加厉,而全国之思想界销沉极矣。……今试读中国秦汉以后之历史,其视欧洲中世史何如?吾不敢怨孔教,而不得不深恶痛绝夫缘饰孔教、利用孔教、诬罔孔教者之自贼而贼国民也”。梁启超以自由主义反对专制主义,以进化论驳斥保守论,因其拥有“舆论界骄子”的高大声望,他这些公开言论对震摇孔经在封建专制主义统治上的神圣性具有非凡的作用。在对待孔经的态度上,梁启超同保皇派远而与革命派近。

在辛亥革命前夕,一批有学问的革命家在弘扬“国粹”的同时,还孔经以历史本来面目,并对孔经进行了学术与政治的双重清算。章太炎不仅同意日人远藤隆吉《支那哲学史》中“孔子之出于支那,实支那之祸本也”的观点,而且作为浙东学派大师,是主张“六经皆史”的,他认为:“《尚书》《春秋》固然是史,《诗经》也记王朝列国的政治,《礼》《乐》都是周朝的法制,这不是史,又是什么东西?惟有《易经》,似乎与史不大相关。殊不知道,《周礼》有太卜的官,是掌《周易》的,《易经》原是卜筮的书,古来太史和卜筮测天的官,都算一类,所以《易经》也是史。”“经外并没有史,经就是古人的史,史就是后世的经。”章太炎还经于史,就等于去掉了封建统治者为孔经殿堂强安上的永恒性与普遍性两大神圣支柱,这既有利于推动经学向史学的学术转向,使传统经学移植于求真的科学基础之上,更有利于人们告别孔经与封建统治一体化的“经学时代”。

无政府主义是近代中国民主革命大潮中的一条激流,此派人物对孔经的荡涤是惊世骇俗的。1903年,“燕客”就号召“杀尽孔孟教之徒,使人人各现其真性,无复有伪道德者之迹”。1908年,“绝圣”在《新世纪》上著文宣称:“呜呼!孔丘砌专制政府之基,以荼毒吾同胞者,二千余年矣。”“欲支那人之进于幸福,必先以孔丘之革命。”“以孔毒之入人深,非用刮骨破疽之术不能庆更生。”这是一份名副其实的“排孔征言”,对20世纪历史上一浪高过一浪的反孔反传统思潮具有深远的文化影响。

从公元134年汉武帝接受董仲舒进言确立“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封建专制主义政策,到1911年辛亥革命,算来孔经在封建统治的庙堂上已高距2045年之久。在这两千多年历史上,封建统治的“天”与儒家孔经的“道”是互为体用的,“天”因有“道”而神圣,“道”因有“天”而合法,正所谓“道之大原出于天,天不变,道亦不变”。辛亥革命使中国社会天翻地覆,打倒了封建专制政体,以尊孔读经为表现形式的儒家文化的命运走向衰败,也是理有固然,势所必至的。恰如恩格斯所论:“一般针对封建制度发生的一切攻击必然首先就是对教会的攻击,而一切革命的社会政治理论大体上必然同时就是神学异端。为要触犯当时的社会制度,就必须从制度身上剥去那一层神圣外衣。”在近代中国文化史上,太平天国反封建,虽戳破了孔经的“神秘外衣”,却又编织了一袭“拜上帝”的仿洋式的“神秘外衣”;戊戌维新反封建,尽管扒掉了孔经的古文“神秘外衣”,但又为其披上了今文“神秘外衣”;只有辛亥革命反封建,不仅剥去了孔经的“神秘外衣”,而且对封建统治的政体及思想都进行了“刮骨破疽”式的批判,同时还除旧布新,为新生的民主共和国裁制了“三民主义”的盛装。在中国古代史上,儒家“经学时代”的绵延,象征着封建专制统治的强化;在中国近代史上,儒家孔经地位的衰落,标志着封建专制统治的瓦解。

三、民国的新生与孔经的废除

辛亥革命,使封建帝制寿终正寝,中华民国诞生,“天”变了;中华民国以“三民主义”为“新国魂”,传统的儒家孔经沦落为凄惶潦倒的“老游魂”,“道”也变了。但由于受儒家文化熏染得太久太深,孔经的某些传统观念仍作为一种集体无意识在新生的民国发生着影响。按东汉今文经学家何休的说法:“王者受命,必徙居处,改正朔,易服色,殊徽号,变牺牲,异器械,明受之于天,不受之于人。”这种“君权神授”色彩的经说在历史上是最大的政治传统,汉代以后历朝统治都难逃其影响。中华民国初奠之时,为了表示与旧的清朝统治不同,在形式上也有暗合何休经说之处:“徙居处”,首都由北京变成了南京;“改正朔”,以公元纪年与民国纪年代替了宣统年号;“易服色”,短发洋装代替了长辫马褂;“殊徽号”,象征五族共和的五色旗代替了象征天子专制的黄龙旗;“变牺牲”,纪念先烈用鲜花时果代替了传统的迷信祭祀;“异器械”,洋枪洋炮代替了刀矛剑戟。不过,中华民国所有的新气象既非苍茫浩渺的“神天”所赐,亦非封建统治的“皇天”所传,而是孙中山领导的无数仁人志士用鲜血和生命换来的。中华民国以民主取代专制,这本身就是对传统孔经的最根本离异。

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必不容封建孔经继续高踞庙堂。《中华民国临时约法》的颁布,用民主、自由的利刃,从法律上根本剥离了孔经与国家政体的关联,正式宣告了孔经纲常名教封建旧国宪的死刑。为了洗汰清王朝统治下尊孔读经沉淀的封建主义渣滓,尽快让民主思想沁人心脾,中华民国在文化教育领域采取了一系列革命行动。

临时政府成立伊始,教育总长蔡元培即于1912年1月19日颁布了《普通教育暂行办法通令》与《普遍教育暂行课程标准》两大革新章程,明确宣布:凡各种教科书,务必符合中华民国宗旨,前清学部所颁行之教科书一律禁用,小学读经科一律废止。按民主建国的宗旨,废止以宣传忠君、尊孔等封建政治文化观念为方针的小学读经科,这是对儒家文化的巨深创痛,因为它使传统的孔经失去了最大、最基本、最易于传播的读者群。

1912年2月,蔡元培发表《对于新教育之意见》,对前清学部颁布的以“忠君”“尊孔”为主体的教育宗旨进行了批判,指出:“忠君与共和政体不合,尊孔与信仰自由相违”,创造性地提出了军国民主义、实利主义、公民道德、世界观、美感五项教育方针。在这种开明思想指导下,1912年7月,全国临时教育会议通过了新的教育宗旨:“注重道德教育,以实利教育、军国民主义教育辅之,更以美感教育完成其道德。”教育方针既定,教育革新措施便随之出台。9月,教育部先后颁发了《小学校令》《中学校令》《中学校令施行规则》《师范教育令》《大学令》《专门学校令》等,取消了大学以下各级各类学校的读经讲经课程;大学校撤并经科人文科;大学校以上改“通儒院”为“大学院”,使其成为名副其实的高等科研机关。从此,儒家经学由仅供皈依奉拜的封建官方哲学转化成了国民人人可以切磋研究的学术文化科目之一,孔子因此而回到先秦诸子之林,经书因此蜕化出古代历史文献的本来面目。这就是孙中山创建的中华民国对孔夫子及整个儒家文化的历史性处理。

由于中华民国初奠之根基不固,尊孔读经虽被明令废除,但各地之民间私塾或私立小学大多仍我行我素,读经不止。教育部曾注意到私塾的改良,规定私塾“教授科目须遵照小学定章,如技能学科,塾师有不能教授者,得请他人兼任,或暂从阙”,“教科用书必须经部审定之本”。然而,私塾作为传统蒙学基地素来以识字与读经为要务,其遍布全国城乡,要进行改良实属不易。上海“为开明之地,各小学校读经者固类多废止,而各私塾仍多抱持不废”,广州之私塾“照旧读经未能一律废止者亦尚有人”。私塾对孔经习惯性的保存,在民初为封建复古思潮的滋生提供了土壤与酵素。

民初,清朝大批遗老遗少如清废帝溥仪、宗社党、辫子军及袁世凯等,都怀揣着封建复辟的梦想,康有为更是必欲帝制复辟、孔经复兴而后快,他强调:“欲治人心、定风俗,必宜遍立孔教会。”在利用《中华民国临时约法》关于宗教信仰自由的宽松氤氲而发起成立孔教会之后,为了弘化其“以孔教为国教”的迁腐庙谟,康有为竟兀自哀号:自共和以来,“盖国魂死矣!中国之魂维何?孔子之教是也”。康有为对以“孔教”为“国魂”有一番冠冕堂皇的诠释:“孔子为中国改制之教主,为创教之神明圣王。孔子以前之道术,则孔子集其大成;孔子以后之教化,则吾中国人饮食男女、坐作行持、政治教化、矫首顿足,无一不在孔子范围之中矣。岂惟中国,东亚皆然。若日本之强,以欧美之政治物质,为其皮肤;以孔子之教,为其神骨者也。今日本人家诵《论语》,国尊儒学至矣,是以有乃木之感。而我自有教主,乃反不知而废弃之。若废弃孔子,则中国之教化尽矣。”他还特别标明“此则鄙人畴昔变法之志”。同时,康有为还写有《中国还魂论》等,专门表达这种抱残守缺之见。在民主共和方生、尊孔读经方死的关键时代,康有为因固执文化观上的民族主义而陷入了封建保守主义。新生的中华民国是以民主作为新国魂的,而康有为竟高举起了“以孔教为国教”的古老招魂幡,这意味着民主与专制的斗争还远未结束。

四、帝制死灰复燃与孔经借尸还魂

“随着每一次社会的巨大历史变革,人们的观点和观念也会发生变革。”但是,封建专制主义经两千多年积聚的社会能量的释放却是需要一个相当长的历史过程的,况且其反弹性的危害也是不容忽视的。袁世凯窃国后,伴随着封建帝制的死灰复燃,传统的孔经便也就借尸还魂了。

1912年9月13日,袁记政府教育部公布每年10月7日为孔子诞辰纪念日,令全国各学校届时举行尊孔祀孔纪念会。9月20日,袁氏颁布《整饬伦常令》,宣称:“中华立国以孝悌忠信礼义廉耻为人道之大经,政体虽更,民彝无改。”此令一下,将一度沉闷的尊孔祀孔活动刺激得活泛灵光起来。袁氏见尊孔之沉渣泛起,便于1913年6月22日公开推出了《大总统尊孔令》,明确表示:“近自国体改革,缔造共和,或谓孔子言制大一统,而辨等威,疑其说与今之平等自由不合,浅妄者流至悍然倡为废祀之说,此不独无以识孔子精微,即于平等自由之真相亦未有当也。……天生孔子为万世师表,既结皇煌帝谛之终,亦开选贤与能之始,所谓反之人心而安,放之四海而准者。”要求“查照民国体制,根据古义,将祀孔子典礼折衷至当,详细规定,以表尊崇,而垂永远”。袁世凯为复辟帝制,不仅无视南京临时政府的已颁约法与政令,而且硬性完成了为封建帝制服务的孔经与民主共和幌子的焊接。虽然这招来了罗永绍、郑人康等22名议员“关于祀孔典礼之命令,以为违背约法之信仰自由”的质问,被指斥“蔑视约法,蔑视民意机关,莫此为甚”,但是袁氏仍一意孤行。

袁世凯以武力逼国会选其为正式大总统后,在利用尊孔复古为帝制复辟铺路方面走得更快。1913年11月26日,袁氏颁发《尊孔典礼令》,宣布:“所有衍圣公配祀贤暂后裔,膺受前代荣典,祀典均仍其旧。”并要求主管部门稽考尊圣典礼故事以备正式祭祀孔圣之用。1914年元旦,袁世凯强行解散国会后,帝制复辟已显山露水,尊孔读经的复古活动也愈加紧锣密鼓。2月7日,袁氏签发《祭孔令》,宣称:“佥以崇祭孔子,乃因袭历代之旧典。议以夏时春秋两丁为祭孔之日,仍从大祭,其礼节服制祭品,当与祭天一律。”2月20日,袁氏又发布《圣典例令》七章,对孔府衍圣公及至圣先贤先儒后裔奉祀官的爵秩、祭祀费,孔庙、孔府官员的设置及俸禄等,都作了详尽的优渥规定,以上年支18130银元统由内务部开出。

袁世凯在1914年5月1日废除了《临时约法》,此后更加肆无忌惮。9月25日,袁氏又发布《亲临祀孔典礼令》,一边诬骂坚持民主共和的革命党为“土匪禽兽”,一边散布“政体虽取革新,而礼俗要当保守”之怪论,并于9月28日旧历秋仲上丁,统率文武百官赶到孔庙,头戴平天冠,身著古条服,于清晨的俎豆馨香之中对以前封建帝王曾礼拜过的孔圣牌位行了三跪九叩大礼。上有好者,下必甚焉。与之同时,全国各省也都在省会文庙举行隆重的祀孔大典。这是民国以来第一次全国性的祀孔活动。祀孔是为了求封建之道,而祭天则是为得专制之位。同年12月23日,袁世凯穿着祀孔的服饰,仿历代帝王故事,到天坛祭天。先祀孔,再祭天,到12月29日又发布《大总统选举法》,规定大总统永远连任且可私授传人,如此,一个封建皇帝形象终于呼之欲出了。鲁迅对此进行了深刻的历史批判:“从二十世纪开始以来,孔夫子的运气是很坏的,但到了袁世凯时代,却又被重新记得,不仅恢复了祭典,还新做了古怪的祭服,使奉礼的人们穿了起来。跟着这事出现的便是帝制。”

“统治阶级的思想在每一时代都是占统治地位的思想。”袁世凯为复辟帝制而恢复尊孔读经,于1913年10月竟把“国民教育以孔子之道为修身大本”写入了《天坛宪法草案》。到1914年6月,迫于封建势力的强制,教育部只好令“各书坊各学校教员等编纂修身及国文教科书,采取经训务以孔子之言为旨归,即或兼及他家亦必择与孔子同源之说”。1915年1月,袁世凯干脆推倒民元教育宗旨而模仿清季教育宗旨,把“法孔孟”公然列入了《颁定教育宗旨》。为贯彻这个宗旨,随之又发布了《特定教育纲要》,规定:各学校崇拜奉法儒家古圣先贤,尊孔以端基,尚孟以致用;各学校一律恢复读经。此后的《国民学校令》《高等小学令》《预备学校令》等,都是为推行尊孔读经而公布的。袁世凯深知教化乃立国之本,故窃国贼民亦自兹始。

在这种封建复古主义逆流中,社会上出现了上海孔教会、北京孔社、济南孔道会、太原宗圣会、扬州尊孔崇道会、青岛尊孔文社、镇江尊孔会等一大批捍卫尊孔读经的文化保守社团,出现了《孔教会杂志》《不忍杂志》《中国学报》《孔社杂志》《国学杂志》《国是杂志》《宗圣报》等大批鼓吹尊孔读经的期刊,康有为等一大批清朝的遗老遗少们争相表演各种尊孔复古的节目,与袁世凯的言行形成了上下呼应、相互利用之势。他们不仅力主在学校教育及国民教育中大搞尊孔读经,而且要求“以孔教为国教配天仪”,只不过由于民主革命派的极力反对,他们这些封建复古主义的贪欲并未得到完全彻底满足而已。

辛亥革命推翻了清王朝,结束了封建帝制时代,袁世凯及张勋在民初搞帝制复辟,也确实出现了“敢有帝制自为者,天下共击之”的局面,但帝制死灰复燃伴随孔经的借尸还魂,也反过来证明以儒家文化为主的封建帝制思想的影响还远未销蚀尽净,民主共和国的观念还有待于进一步深入人心。时论指出:“此次革命以形式言固成功矣,以精神言则犹未也。”这既是对辛亥革命在反封建思想文化启蒙方面教训的总结,也是对以“民主”“科学”为旗帜的五四新文化运动勃兴原因的一种诠释。因为五四新文化运动正是由于民初帝制复辟与尊孔读经逆流的刺激而发生的,其以自由的精神与进化的观念来倡导“民主”与“科学”正是为了从反封建思想文化的启蒙角度替辛亥革命“补课”。五四新文化运动开辟了中国文化的新纪元,自然也推动了传统儒家文化命运的更新转型。

五、结论

辛亥革命前后,中国封建帝制土崩瓦解,儒家“经学时代”也随之山穷水尽。孔子是被封建皇帝拉进庙堂里去的,这时又因封建皇帝的倒台而被逐出了庙堂。中国民主革命的发展与中国文化近代化的演进,在以“武器的批判”摧垮封建帝制在中国权威性统治的同时,也必然用“批判的武器”荡涤儒家经学在中国的神秘性笼罩。封建帝制与尊孔读经一荣俱荣,一损俱损,这就是历史的辩证法。在辛亥革命前后,反对尊孔读经,既是为了剥去封建专制的文化外衣,也是为了脱掉儒家孔经的政治华衮,以便使封建专制与儒家孔经实现历史性的分离。正如陈独秀所说:“孔教与帝制,有不可离散之因缘。”“学理而至为他种势力所拥护所利用,此孔教之所以一文不值也。此正袁氏执政以来,吾人所以痛心疾首于孔教而必欲破坏之也。”李大钊认为孔子为专制之护符,他说:“我总觉得中国的圣人与皇帝有些关系。洪宪皇帝出现以前,先有尊孔祭天的事;南海圣人与辫子大帅同时来京,就发生皇帝回任的事。现在又有人拼命在圣人上作工夫,我很骇怕,我很替中华民国担忧!”李大钊还特别声明:“余之掊击孔子,非掊击孔子之本身,乃掊击孔子为历代君主所雕塑之偶像的权威也;非掊击孔子,乃掊击专制政治之灵魂也。”这是一语破的,道出了近代中国思想文化界尊孔读经之所以成为问题的历史玄机。

因为尊孔读经之“神道”与封建专制之“皇天”在两千多年间的历史结合,积淀了巨大的传统能量,以至于清末民初凡搞封建专制必行尊孔读经,以至于清末民初无论搞改良性变法新政还是搞革命性社会变动,都不能回避对尊孔读经或信从或否定的抉择。在清末民初,尊孔读经问题成了民主与专制斗争的政治思想文化焦点所在。激进的民主革命思想家陈独秀在五四新文化运动的高潮中呐喊:“要拥护那德先生,便不得不反对孔教、礼法、贞节、旧伦理、旧政治。”并非空穴来风,实乃时势所造。辛亥革命前后儒家文化命运变迁的历史证明:凡是维护专制者都尊孔,凡是倡导民主者都反孔。当代儒学研究者有所谓发现中国历史上存在“凡是治世都尊孔,凡是乱世都反孔”的规律之论,这种观点对历史上的尊孔与反孔问题重现象概述而轻本质剖析,缺乏足够的科学依据,且易于误导人们对儒家政治思想史的研究与思考,更不便于人们根据毛泽东《新民主主义论》的科学论断对“从孔夫子到孙中山”的历史文化遗产按“批判继承”的原则,“剔除其封建性的糟粕,吸收其民主性的精华”,以建设中华民族新文化,因此这是笔者不敢苟同的。

孔子以仁为体,以礼为用,以智为表,以和为通,极高明而道中庸,是中国历史上最伟大的思想家;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文化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主要载体,源远流长,博大精深。按照唯物史观,孔子学说变成专制主义的道袍,这个责任主要在于历代封建统治者,而不能完全归咎于孔子。同时,对待已演化成中华民族文化主要基因的孔子学说,既不能因其具有有利于德治的一面而不加分析地全盘承受,也不能因其在20世纪由于“经学时代”的终结遭到过民主革命运动的批判而不加区别地一概骂倒。在新的世纪里要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建设中华民族的新文化,就必须弘扬“从孔夫子到孙中山”的优秀历史文化传统,而要弘扬传统的优秀历史文化,则又必须坚持文化的民族性与时代性辩证统一的科学的理性原则,对孔子及其所代表的儒家文化更是如此。笔者赞同张岱年先生1983年在曲阜孔子学术讨论会上的理论观点:“尊孔的时代已经过去了,反孔的时代也已经过去了,现在的任务是对孔子学说进行科学的分析和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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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本文转自《山东师范大学学报》2003年第2期,转载请注明原始出处,并遵守该处的版权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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