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香红:北京旧城特辑(三):拆房经济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2121 次 更新时间:2015-12-26 13: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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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香红 (进入专栏)  


出了前门,哪里安家?

前门地区的老胡同老街道里,近来多了一种全新的吆喝声――“收煤球――”

有人从四合院里,将煤球搬出来,4毛钱一块卖了。

以往这个季节,正是家家储藏过冬煤球的时候,今年没有人再需要煤球了,胡同里冬天不会有了,胡同里的日子不会继续了,在搬走所有家当之后,煤球是最后处理的东西。

胡同空了。

胡同里居民少了,大红的标语多了――“搬出危险房,圆您安家梦”,“早搬家,早签约,早选房,早受益”。

前门地区迎来了它的历史上前所未有的变局。

在北京市社会科学院主持的“北京城区角落调查”中,前门地区被描述为“环境脏、乱、差,房屋危旧、基础设施欠缺或不配套,居民总体收入水平偏低,实际居住人口老化,流动人口聚集”,是典型的“城市角落”。

据报道,从2005年年底启动的北京前门、大栅栏的“整治、保护”工程,将涉及到2万多户居民的动迁。

“搬出危险房”,他们的安居梦圆了吗?


什么人高兴走

什么人不高兴走

什么人想走也走不了

住在草场6条的赵师傅,这一年多一直看着胡同里的变化:修鞋的、修自行车的,早点摊子,洗澡堂子,小饭馆,早市摊一个一个都没了,公共厕所里电灯被掐了,胡同没有人清扫了,一座座老房子变成了瓦砾和垃圾堆,一个接一个的老街坊搬走了。有的留下个电话,有的什么都没留下,一夜之间住了几十年的人,再也找不见了。

曾经一成不变的老胡同变了,变化带来了很多故事。悲伤的,喜悦的。赵师傅看到有的人高高兴兴地乔迁了,有的人悲伤地搬走了,有的人想搬走也走不了,有的人再怎样也不想离开。

前门胡同里故事的复杂程度比得上任何一部大部头的小说,家家户户围绕房子发生的情感浓稠得化解不开。

《北京城区角落调查》显示:崇文区前门地区有户口的居民为41795人,1.74万户;大栅栏常住人口是57551人,有平房院落2950个。两个地区10万人口,人口密度是北京中心城区人口密度的2倍多。

公房(北京市房管局房)、单位房、私房,各种产权关系纠缠在一起;文化保护地区,文化保护单位,历史和现实,发展和保护互相撕扯,标准租、经租房,种种历史的沉案使问题更为复杂化。

但是,所有复杂的事,在杨师傅的眼里都很简单明了,因为他一眼就能看穿胡同的历史,知道每一家的故事:

高高兴兴搬家走人的是租住公房的人,他们大多数只是户口在胡同里,人早就搬出了胡同,或者是在外面有房子的,拆了平房,得了补偿款,多了一种选择;

走的不痛快的,有公房也有私房,离开了胡同,手里捏着补偿款,下一个家在哪里,是他们要面对的大问题;

想走也走不了的,是那些太穷的人。除了胡同里破旧的小屋,他们不可能再在别处找到家;

成为拆迁钉子户的,是再怎么也不想走的人。他们在胡同里有祖辈留下的房产和家族的历史记忆,他们不能也不愿丢下自己的家。

这是所有的悲欢故事的根源。

租住公房、单位房和私房主在前门、大栅栏的比例各占30%。

身为私房主的赵师傅看到,租住公房的,在拆迁签字的同时,只要和房管局签一个合同,就以每平方米135元的价格,从房管局处买到产权,由房屋的使用权人,变成和他一样的产权人,享受和他这样的私房主拆迁补偿待遇,心里有些不平。

大家都一样,一样的补偿款,一样的离开前门的结局,并且他们关心的事也是一样的:胡同外面是高楼大厦,高楼大厦意味着高涨的房价。

早上赵师傅出来溜鸟,一边晃着鸟笼一边和街坊议论着房子:

“只能上房山,或者燕郊了,那儿4000多一平方米。”

“是啊,赶明儿溜弯,一不小心,溜河北省了”

“呵呵”。

笑声里有一点辛酸。


“打游飞”     

“房虫子”活跃在胡同里。

“房虫子”是胡同里的居民对“游走型”房产中介的称呼。

好点的“房虫子”有一间、半间小房儿支一个办公桌,差点的就在胡同里宽敞的地方支一个上面密密麻麻写着各种房源的牌子,更不济的在墙上贴一张小广告就走,于是满胡同里都是这样的广告。

大栅栏煤市街改造工程、前门东侧路西片区拆迁的,是采取的货币补偿;前门东侧路以东的,承诺在东南二环、三环之间的弘善家园安置,但安置房的建设周期是三年,在房子建设好之前,居民需要自己找房周转,费用自理。

数千户人家需要在短时间里集中买房和租房,再多的房虫也有生意可做。

郭春英和丈夫孩子哥哥嫂子及自己的老母亲在上草场6条6号院租住两间公房。2006年6月20日,郭春英拿着40多万的补偿款带着72岁的母亲,离开了她居住了40多年的院子。

她在玉蜓桥附近花2000元租了一间2居室安置下母亲――一家人分做两处,母亲、她和她儿子住出租房,丈夫回自己父母家,因为出租房实在太小――然后开始奔波着买房。

当手里捏着的拆迁款和市场的房价比较时,郭春英傻眼了。

刘家窑72米的二手房,47万;位于广渠门的80平米的二手房,57万;

郭春英从城东到城西,城南到城北,跑了不下几十处房,从6月到10月,再回头看曾经去看过的房子,更傻眼了。

刘家窑72米47万的二手房,已经涨到了62万;广渠门的80平米57万的二手房,涨到了72万;

再看新房,离前门不远的新世界从年初的一万出头,涨到了一万七;新景家园从年初的7000多,涨到了1.2万;枣园新村从年初的8000涨到了12000元。

“你眼看着手里的钱在‘哗哗哗’地变毛,越来越买不到房子了,心里那个发毛啊”!郭春英在不停地问记者,“我该怎么办?!我该怎么办?!”

郭春英居住的上草场6条不到100平方米的院里,住着5户人家,平时拥挤得“晚上放个屁对面人家都能听到”,这次拆迁走了4户,一户是在外有房的,院里的房子长期出租。另外三户,现在都在外面租房。“买不起啊,几十万的空档,就是天文数字啊”。郭春英说。

郭春英已经退休,她和丈夫都过了可以申请贷款买房的年龄,孩子还在读书,没有路径去筹措几十万的买房钱。

北京市社会科学院的“北京城区角落调查”课题组对与郭春英同住在前门、大栅栏的街坊是这样描述的:离退休、内退人员、下岗失业人员、在校学生、从事家务劳动等为主,占71%,他们中是困难边缘户多、失业户多、残疾人多” “平均工资每月1000元“(《北京城区角落调查》)

住在草场6条41号杨先生说自己一辈子国企工作,不吃不喝只可能攒下8万元。他将自己的一生分为三个十年,第一个十年是六十年代未到七十年代未,当了十年的二级工,一年挣400-500元;第二个十年是70年代未到80年代未,工资涨到每月60-70元,还有每月为数不多的副食补贴,10年间大约挣了1万元;接下来的是八十年代未到90年代未十年,一月挣200多元,十年收入是2-3万元,而到90年代后,收入增加了,他也下岗内退了。

“国企挣的一辈子的钱,不过是8万元,不拆还有个屋住,拆了就没地方住了”杨先生说。

草场上6条的居民帮记者统计了一下,整个草场上6条胡同大约住了100多户人家,搬走的有50多户。除了原来在外面有房的人家之外,其余的都像郭春英一样在外面租房住,原因也都是房价太高,买不起房。

街坊们把这种在外租房居无定所的状态叫做“打游飞”。

“老太太都七老八十了,还在外面‘打游飞’,你说这心里是什么滋味?”老街坊们都十分同情郭春英母亲的状态,他们议论着,叹气着,也忧愁着自己将来的去向。


房子啊房子,看得见就是够不着你

商品房、经济适用房、二手房、平房。北京市场上所有房子的类型都成为前门居民盯着的目标。他们仔细地计算着自己手里拆迁补偿款,盘算着自己家的买房计划。他们或者三五结伴地去看沙盘,看房子,或者聚在一起热烈地讨论,交流心得,得出的结论是首选二手房,其次是经济房,再次平房,新盘商品房根本买不起。

“二手房不用交物业费,集体供暖,能省不少呢!”住在西兴隆街上的黄先生说。

前门的居民,大多数因为孩子上学、自己工作地点等原因不能到城外去住。但城里新商品房是他们不敢想的,于是建于上个世纪八、九十年代的二手房成了他们首选目标。

然后是经济适用房。但经济适用房指标一票难求,成为房虫子们地下交易的热门。

住在小江胡同的车警官并不知道前门拆迁户曾经有过定向的经济适用房。当他得知此消息时,已经是拆迁协议签字之后,房子早没了。

熟悉经济适用房内情的人告诉他,北京市所有的经济适用房早都定向了,它们都定向到各个拆迁片区专项分配给拆迁户,今后市场上再也不会有经济适用房卖了。购买经济适用房的人必须拿着拆迁协议到街道盖章,证明是无房并且是拆迁的,然后到北京房屋交易中心登记,公示20天,证明确实没有买过经济适用房,并且符合购买条件,确认资格后才可以购房。

小江胡同的车警官就得到了这样两个指标,但是这并不意味着有房可买,人们告诉他,那里有房就到那里去排队去吧,很多人登记了3年还没有经济适用房可买呢!

让车警官吃惊的是,在刚办好两个经济适用房指标登记的当天,就有“房虫子”给他打电话,要他把指标卖了,每个指标3万。

“你要一个空头的指标干什么?“车警官问。

“这你不用管,我能弄到房”对方说。

“那这样吧,我卖一个指标给你,你帮我把另一个空头指标也落实了房子吧”。车警官想了想说。放下电话,他从朋友处得知:回龙观、天通苑的一个带现房的经济适用房指标最高已经炒到了13万。

郭春英也没有要到经济适用房指标,当她去找拆迁办的时候,对方告诉她根本就没有指标这一说。

对于郭春英来说,她还主动放弃了走另一条路:接受回迁安置。前门东侧路以东的居民,可以选择回迁安置,郭春英正在这个范围之内。

崇文区“一号工程”指挥部宣传材料上说,愿意接受回迁安置的居民将被安置在“弘善家园”,那是“二环外、三环内唯一的一处经济适用房了”是市区两级政府“在房源极为紧张的情况下,付出极大努力,投入了数十亿资金”“专门用来安置咱们前门地区的老街坊的”,前门的老街坊只有超出安置面积的,才需要付4900元|平方米。(宣传材料语)。对于这样好去处,郭春英为什么要放弃?

“画饼充饥。”郭说。她现在一家人在前门住的是20多平方米,按照安置政策换算下来,她依然要掏几十万才能住上房。“而三年以后的事情会怎么样呢?房子的质量会不会有问题?”郭春英对此表示了深度的怀疑。

离开前门,走得越远越好。“购买四环至五环住房的,每户补助20000元,购买五环以外住房的,每户补助30000元(其中对购回龙观经济适用房及五环以外按北京市整体规划建设的新城的搬迁户,给予每户40000元)。户口迁出宣武区”。(《大栅栏文保区煤市街以东试点地块排险解危搬迁通知》宣武区大栅栏文保区排险解危指挥部)

但是,离开前门能去哪里呢?就是买了房生活又会怎样呢?


住着洋房,过着贫民生活

原住在大栅栏煤市街214号王德明买到了商品房。房子在崇文区安乐景泰家园,147.89平方米,首付35万,当时的价格是一平米5000元。

“可是你要知道我是被拆了三处房,自己又添了10万才买得起这一处房的啊”,60多岁的王德明对记者说。

从2003年开始王德明就被拆迁,今天赶到这儿,明天赶到那儿,一处处的房子被拆之后实在没有地方住了,才买了这一处房。为了这处总房款75万元的房子,王德明在商业银行工作的儿子动用了他的公积金,还向银行贷款30万。

王德明第一处被拆掉的房子,在河北沧州,是继承岳父的财产,400平米院子加上房子,给了35万的拆迁补偿款;第二处的房子,是王德明老伴单位的房,一间不到25平米的职工食堂的伙房,没有窗户,屋顶很破,一天到晚都得点灯。此片地区被定为北京市需要彻底改造的“城中村”。2005年拆除的时候,王德明只得到了8.5万元的补偿。

最后一处就是煤市街214号这所老宅了。房子是王的父亲解放前和人合伙买的,北京的老式木质楼房。

当年这里是北京最繁华的八大胡同之一,一排的木阁楼,一直连到珠市口,早先是春院,父亲买来做了当铺。

王德明经过十多年的努力才于2003年将这处祖产从政府的手里要了回来,他在这里开了个杂货店,店不大,只有21.4平方米,但是门脸房,一个月能有一千多元的收入。

这些收入对于王德明来说太重要了,他从43岁知青返城后就无业,一直靠妻子的工资生活,妻子退休后,只有800多元的退休费,现在靠这个上店养活自己没有问题了。

但是,小店才开了一年多,这里又要拆了。拆迁补偿费加营业损失费再加提前搬迁的5.5万奖励费,一共拿到了27.8万元。

“这一拆等于把我的饭碗也砸了”王德明沮丧地说。

煤市街是前门地区的繁华地段,这里的临街房屋做生意都比较早,有70%、80%的人将自己的房子对外租挣钱或者自己经营,一拆迁,大多数人就断了一份生活来源。

王德明现在一年需要交物业费3000多,取暖费4400。这些费用全部都由他的儿子承担。儿子28岁了,明年就要结婚,王担心,儿子承担另一个家的时候,是否还有能力承担他的养房子费用。

“这买了房子我也养不起。我们现在是住着洋房,过着贫农生活。居住条件是上去了,可生活水平下降了,是典型的因拆致贫”王德明说。

其实,说这话时王德明的心情很复杂,他拿不定主意是不是该庆幸他早买了这处房。他告诉记者他是眼看着周围的房子飞一般的涨,“我旁边的新奥洋房现在13000元一平米,我之前看过几处房,石榴园,紫芳苑,最远到过通县的西畅园,原来平均4400元一平方米的,现在也得8000、9000了”。


车警官出前门记

一年多来,车金鼎一直受到两股力量持续的、无间歇的撕扯和骚扰,生活被搅得乱七八糟。

一个是自己家居住了几代人的百年老宅要被拆迁;另一个是北京市场上不断飚升的房价。做为车家目前唯一的一个男性继承人,他必须想办法保住从祖父一代传承下来的老宅;而做为一家之主的他,得在老宅消失之后,为一家人找到一处房子安一个新家。

房子。老房子和新房子,是他必须面对的困境。

国庆节前夕,他将刚刚得到的拆迁补偿款加上家庭积蓄,凑足了100多万,购买了位于北京二环之内的一所二手房。

当他把那100多万的存折过户到另一个人的名下的时候,他的心脏抽搐了一下。

两种撒扯的力量骤然停止。他的位于北京前门小江胡同9号的300多平方米的四合院没了,他一生所积下的钱也没了。

空荡荡的平静让他猛然察觉到:一年多来的纠缠只给他留下了心脏疼的毛病,不知什么时候,也不知什么境况,心痛会猝然袭来。


逃跑

前门地区整治在“保护古老历史风貌”、“为前门百姓排危解险,改善居住环境”的口号下展开。

车金鼎住在小江胡同9号,一开始他认为和他们家没有什么关系,因为他的家是一个修缮齐整的四合院,不危不险;第二,前门大街的拓宽整治,不会涉及到他们家。新开的另一条路__前门东侧路也不会影响到小江胡同,他的家夹在两条路之间,是一个“安全地带”。

当2005年11月20日“崇国土房管拆告字(2005)第10号”红头公告贴在胡同口上的时候,车警官看到上面写着北京天街置业有限公司已经取得了拆迁许可证。“小江胡同9号” 赫然在目。

“谁都知道,这就是死亡通知书”车警官说,从看到公告那一天起,家里就失去了安宁,“爱人就总是哭”。

小江胡同9号是一个占地300平方米的一个院子。是车警官的祖父在解放前用价值2000块大洋的小米和洋布买来的,为此全家倾其所有并向三个人举债。在这个宅子里车金鼎的父亲生下了车的6个姐姐和车金鼎,车金鼎又在这里结婚生下了自己的儿子,一家人在此生息繁衍了半个多世纪。

北京市属媒体披露了崇文区前门危改的“新思路”——“人房分离”,“即老百姓搬出以后,先将房子封闭保存起来,由文物专家鉴定以后,对有价值的保护、需修缮的修缮、需更新的更新”。

车金鼎的第一个反应就是:“这所房子不能住,在北京我就没有立锥之地了”。他知道一股巨大的力量从高处快速滚压下来,而他,做为父亲传承的这个家族的唯一男性继承人,必须做些什么。

车金鼎将自己家门上挂的门牌撬了下来。这是一个蓝色的门牌,上面写着“保护院落”四个大字,下面小字是“崇文区第077号”。8年前,有关文物保护单位在进行调查之后钉在门上的,这就是说,这所院子是属于受保护的四合院。

前两天,大江胡同、小江胡同里的许多受保护的四合院的蓝牌子突然在夜里被人撬走,车金鼎知道这块蓝牌子的份量,没准它能成为自己家保护神。职业为一级警督的他自己将牌子撬下来保存起来。

正如人遭遇危险的第一反应一样,车金鼎的反应就是逃开。但是他心里也明白自己已经是在靶心位置,只能拖一天是一天。

他提出:支持政府的行动,但要求在同等地段进行产权置换__你拿一所相同地段的有产权的相同的房子来换我的房子。

他知道,位于前门不远处的崇文门的四合院已经是2000万起价了,这一条对方答应的可能性几乎为零,但他希望能延迟时间。

2006年3月11日“北京旧城风貌保护与危房改造专家顾问小组”成员谢辰生和新华社、本报记者等媒体来到车金鼎的四合院,对这所老房子的命运深感震惊。谢辰生说“人房分离”得体现宪法保护公民合法的私有财产条款及《国务院关于加强文化遗产保护的通知》要求,这样的院子怎么能简单地将原住居民赶走?

车金鼎在专家面前举起了他保留的“蓝牌子”。

车金鼎还在寻找单位的支持。他是一个尽职守业的警察,四次立功,因公七级伤残。在一次执行公务时被犯罪分子打伤左眼,造成严重复视。多年来单位分房子的时候,总是因为他家里有私房而没有享受到福利分房待遇。车金鼎所在公安局局长批示:支持拆迁,但也得考虑民警利益。

单位政治处主任找他谈话,问单位能怎样帮他,他说:“我不知道怎么办才好,只是向主任说:50多岁了,没想到在北京没有我的立锥之地了”。

300平方米的院子,只补偿170平方米的建筑面积,价格总计是每平方米8020元。而车家的法定继承人是姐弟7人,100多万的补偿款一平分,每人也就20来万,这点钱到那里买房去?

就在车金鼎计算着自己的那点补偿款时,新华社《瞭望新闻周刊》报道:“五合国际设计集团在其网站上公布了该公司去年12月在前门至崇文门地区设计的“中式豪华高科技别墅”方案,称“在纯古典四合院外形下,应用生态技术手段,实现微能耗、高舒适度。该项目预计建造大小四合院别墅800栋”。“四合院大小控制在200~800平方米,估计会以1000万~5000万的价格销售这些院子。”

车金鼎怀疑自己的院子将是这些高价出售的豪华四合院中的一个。

在自家的胡同口,车金鼎碰到了前门片区的警察,劝他早点接受拆迁条件搬走了事:“走吧!别等到强拆那一步,总不能警察强拆警察的家吧”。


程序

程序一旦启动,一切就会像一列高速前进的火车,铁轮滚滚,不可阻挡。车金鼎被裹挟着,感到的只是自己的无力。

2006年2月28日,程序正式启动。天街置业发展有限公司向北京市崇文区建委提出申请裁决,车金鼎成为被申请人。申请裁决理由是:“被申请人对申请人依法给予的补偿款不予认同,在规定的期限内未与申请人达成协议。”

第二天,也就是3月1日,车金鼎就收到了崇文区建委的“拆迁纠纷谈话通知书”,要求他在二天之后的3月3日下午1时30分到设在前门大街及东片保护整治工程拆迁指挥部的建委裁决室进行谈话。通知书上有一条写着:接到通知书而无故不按时到现场谈话的,将根据有关规定缺席裁决。

没有人能够从那间谈话室里出来而改变程序的走向。程序是坚强、庞大而无情的,个人在它面前渺小无比,不值一提。

车金鼎在谈话中重提他的产权置换要求及理由,因为不这样他就买不起房,而买不起房全家人就居无定所,无法生存。

十一天以后,裁决书下达,车金鼎必须在十五天内“领取货币补偿款”,“原住房腾空交由申请人拆除”。(裁决书)

十五天的期限过去之后,开发商即可向政府申请进行强制拆迁。但是,在强制拆迁令下达之前,会有一个听证会,让被拆迁人陈述理由,车金鼎就接到通知书要求他于2006年4月6日上午11时去参加听证会。

在听证会举行过后的第四天,崇文区人民政府以政府令(“崇令决字(2006)第88号的形式),向车金鼎下达了“责令强制拆迁决定书”。

至此,程序全部完成。

车金鼎没有了选择。强制拆迁决定书后面附一页“区政府强制拆迁法律依据”上面逐条列举了国务院《房屋拆迁管理条例》和《北京市城市房屋拆迁管理办法》。一切程序都是合法的,作为一名警察他明白这一切。他必须在“2006年4月25日之前,履行裁决的规定,”“将原住房腾空交给拆迁人拆除”。如逾期仍不履行,由区政府强制拆迁办公室组织公安、城管监察、交通、卫生、街道办事处等部门依法进行强制拆迁。

在最后的期限内,车金鼎接受了裁决条款,放弃了自己的老宅。

但是,所有都依法进行的程序下面总有一种东西让车金鼎不能接受,它是什么?


辨说

明明知道说了也不会管用,但车金鼎还是决定要说。为了准备在崇文区建委行政强制拆迁听证会上的发言,车金鼎两个晚上没怎么睡觉。

4月6日这天,他在单位上请了假,站在了听证席上。

他提出四条主要理由:

他首先对房屋的补偿价格的合理性提出质疑:补偿价格是按照2001年房屋的价格进行评估的,而5年之后,北京的房价上涨了一倍多,“这样,以2001年的房价款买2006年的房就违背了公平原则”。他举例说,7、80年代,一个油饼一两粮票6分钱,现在已经涨到5毛一个了,我还用6分钱来买,你卖吗?

第二,他认为私房院落应该依据有关法律对土地使用权进行补偿,而开发商却说土地是国家的,不给补偿,这是偷换了土地使用权和土地所有权的概念。为什么开发商在出售四合院的时候,都是按照土地占地面积进行交易,而在买四合院的时候却只给私房主建筑面积的补偿?一个300平方米的院子,一买一卖,我们就要损失一百万到二百万,这是为什么?

第三,根据国务院35号令、87号文件,被拆迁人可以选择房屋产权置换。我提出了产权置换的要求,但拆迁办一直找不到可以置换的房子。为什么呢?因为一所比我家还小的共230平方米的院子,售价是480万。市场上没有8020元(平方米)就可以买到的四合院,那为什么非要我以8020卖出呢?

第四,拆迁补偿私房和公房没有区别对待,甚至有的公房还能拿到比私房高的补偿,这不公平,也不合理。

他申诉的同时,也指出程序上的漏洞:房屋拆迁管理部门在受理拆迁裁决申请之后,应该组织当事人进行调解,但是从开始拆迁,拆迁人员从来就没有找他正式谈过,而直接以达不成协议为由,将他推到强拆的路上。

听证会后,有人告诉他,按照惯例,被拆迁人的申诉只能是半个小时,而这一次给了他一个小时的时间,“很有面子了”。?

听证会之后的第四天,强拆令到达了车金鼎家,“一群七八个壮汉一起来的,气势很大”。

“我知道说了也没用,也就是说说解解气”。车说。因为从来没有任何一例因为这样的申诉而改变被拆迁命运的,不管有你多么充分的理由,这就是比铁还冷还硬的现实。


搬家

2006年五一,车金鼎在北京人民医院对面花1600元租了个一居室,孩子和妻子将搬到那里去住,因为房间太小,只能放下一张双人床,车金鼎搬去单位的警察公寓。

第二天要封门,屋里的东西都腾空了,电表也被收破烂的收走了,黑着灯,一家三口人静静地坐了一夜。

车金鼎想起了为了这所宅子几代人所受的折腾。上个世纪5、60年代,他们因为有私产而受尽连累,后来房子全部交公,全家人搬到别的地方住,父母眼看着辛苦一生供养的房子守不住,悲愤郁结双双去世。1980年代初落实私房政策,房子归还回来,但都是“带户归还”,里面还住着租住的房客。当时的政策是不准赶房客走,不准自行定出租房价格。

1990年代,政策才允许私房主要回自己的房子。那时候回到车金鼎手里房子已经是没有一间不漏雨的。

“为了修这房子,我把我所有的星期天和所有的工资收入都搭上了,自己拉着手推车,一车车将水泥砖瓦从10里地远的广渠门拉回来,然后跪在屋顶的瓦拢上,一拢瓦一拢瓦地修。”

“后来跟6个姐姐商量着以房养房吧,把一些房子出租,收的钱用来修房子,刚刚开始有收益了,像是一只小鸡终于养到下蛋了,又被人宰杀了”。

夜里12点的时候,车金鼎想起应该为父母烧点纸,告诉他们一声,这房子已经不是车家的了。他在院子里点着火烧纸,跪下说:爸爸妈妈,儿子对不起你们,没守住房子。

车金鼎的儿子也是在这个院子里出生的,已经长到1.8米左右的个子,上高中二年级,昨天他上了房顶,把房顶的吉星高照的小牌坊砸了,然后又用棍子把玻璃全捣碎了。这会儿,他又翻出一箱子陈鞭炮,一下子点着,全放了。

“整个胡同没有一家人家,像鬼街,只有我家的鞭炮在响啊,响”。

大江胡同的胡同口已经封了。小江胡同里已经就剩下车金鼎一家了。当一步一步要走出空空的院子的时候,儿子突然问:“爸爸,我们就真的这样走了?”车金鼎的爱人王新兰听到这句话,哇地一声大哭起来。


找房

自从搬走之后,这个家庭再也没搭起过炉灶,也没有一起吃过一顿团圆饭。为了孩子上学近点,妻子王新兰陪着儿子住出租屋,车金鼎没有地方只好住在警察公寓里。

然后就是满北京城地找房子买。

他们不愿意出北京城在四环五环买房,因为车金鼎的左眼伤残复视,他们怕老了住在城外不方便。但城里的房子贵得惊人,因此他们把目标放在二手房和平房。

十一之前,车金鼎一连看了几所平房,其中有一所在鼓楼大街附近的两间平房,公房,只有使用权,要价每平方米2万。这还是看过几家里面性价比最合适的。而二环以内的二手楼房都已经涨到了1万多一平方米。

白天送走儿子之后,车金鼎的爱人王新兰基本上就在“链家”、“我爱我家”泡着,有了合适了,等丈夫晚上回来去看房。

车金鼎上面的6个姐姐,最大年龄的已经80多岁了,都是老弱病号,生活不宽裕,但她们在分拆迁补偿款的时候,都让着最小的弟弟,将大头给了弟弟。这些钱就成了车金鼎购房的主要来源。

车金鼎是一级警督副处级待遇,一月收入大约5000人民币,爱人王新兰因为企业倒闭早已下岗多年,全家多年积蓄相加,也就只够买一所二手房。

国庆节前,车金鼎在二环物色了一个3居二手房,要价100多万。车金鼎比较满意这所房子。房子是2005年办下来的房本,二年多前,房子的主人买它的时候只用了50万,而现在的售出翻了一倍。

车警官不想再等了,他得到了比较确切的消息,十一之后,二手房购房的个人所得税契税都要上升,为此北京市所有二手房市的交易量都急剧上升,房价也随之上升。

必须要买房,而且必须早买,车金鼎被北京的房市逼着走,没有回旋余地。赶在十一前,车金鼎交了100多万的房款。

小江胡同9号的房子还在,门被铁栅栏封住了,但是还是有人钻进去,把里面拉的到处都是大便。车金鼎回去看了四次。到现在为止他也没搞清楚将来这所房子是会被拆掉还是整修了之后出售。尽管房子已经不是他的了,但他总控制不住自己要回去看看。

他等待着这所房子的最后结局。


在厚重复杂的土地利益面前,“故土情结”往往被误为矫情的呻吟;但即使作为社会运行的平衡,也需要一种科学的全面统筹的观念避免整个城市陷入功利泥沼,需要一种共识维护城市记忆和遗存。  

北京的土地变迁之所以受到格外的关注,不仅因其文化古都,更因为其身为京畿,提供示范

元大都活在胡同里 胡同停泊在梦中

胡同,中国北方对于街巷的称呼。

中国的北京,除了经纬纵横的大街道外,所有的街巷都由胡同组成,胡同是北京城的筋脉。

考古学家说,胡同是一个出现在元代的名字,它的原意是“帐篷与帐篷之间的通道”。胡同被忽必烈营造元大都时广泛地应用。

北京的二环路又堵车了,当被东西二环路上各种各样的桥高高地架在空中时,想一想车轮下面碾着的正是元大都的城墙,该是一种什么样的感觉?

800年前的元大都的营造几乎都不存了,但元大都并没有消失掉,现在,它就活在胡同里。

北京长安街以北的每一条胡同都和这所800年的古都有关,北京的胡同活着,元大都就活着,北京的胡同死了,元大都也就死了。  

北京,这所被礼赞的城市里正发生着一种变化__胡同在一条一条地消失。因为胡同的消失,北京正在改变着模样。


胡同里的最后一盏灯灭了

2004年的某一天,北京西城孟端胡同里的最后一盏灯灭了。

延续了几百年的灯火灭了,相伴了一生老邻居散了,长了上百年的古树倒了,古老的灰砖灰瓦的房子拆了,一条胡同消失了。

孟端胡同在北京城成千上万条胡同里是一条普通的胡同,在这个胡同存在的几百年里,有一些故事,但并不都惊天动地;住过王侯但也住着寻常的百姓;出过名燥一时的大人物,也养育过众多的普普通通的生灵。

一条叫孟端的胡同消失了,从此北京再也找不到“孟端”这个地方了,代之的是叫做金融街的一座座高楼。

2004年12月3日上午11时,是这条胡同的最后的日子。天气阴沉而寒冷,75岁的清华大学建筑学教授陈志华从清华赶来看孟端45号的“迁建”。

一个工人站在墙上,手里拿着十字镐,用力地刨下去,然后运足了力气向外别十字镐,一大片灰色的方砖夹着尘土从3米高的墙上轰然坠下。

站在围板外面仰着头观看的陈志华教授突然大吼起来:“停下来!有这么迁建的吗?从这么高的地方掉下来的砖,边角都要碎的。”

没有人理会这位白发老人的呼喊,另外一群在房顶上拆檩子的,将一根根檩子从房顶上抛下来,木头落在地下发出沉闷的响声。

孟端胡同就这样在陈老教授的斥责声中寂灭了。

实际上死亡的哀伤情绪在两年前就弥漫在孟端胡同里。

2003年年底,记者走进孟端胡同的一个小院里,一对夫妻正在忙碌,见有人来,露出惊慌的神色。他们在拆自家的屋内的老櫊扇门。那门是由一块块木雕花组成的,有葫芦、花篮、变形的福寿纹。他们不知道是什么年代留下来的,只是知道这是个“老东西”,毁了就没有了,想保留下来。

女主人把拆下的一组组雕花托在手掌上,让记者看,赞叹着古老的工艺:“整个门没有一根铁钉,雕花全是嵌上去的。”那些雕花在女主人的手上闪着木头本质的暗红色,岁月把它们打磨得圆润而光亮。“咳!拆自己的东西竟然像做贼的一样。”男主人感叹,他们听说房子交给拆迁办,所有的东西都属于拆迁队的了,因此他们在保留自己祖上传下来的房子的记忆的时候,竟然心虚得很。

2004年9月9日,孟端胡同37号搬离了居住了将近70的老屋。“我们是一步三回头走的。”男主人说。在这之前,他们提前打下了院子里核桃树上核桃,“这是最后的收成最后的果实了”,男主人边干过叨念着,他让果实铺满一地,用照相机把它们照下来。在搬走的最后时刻,他们请人来给房子前前后后都录了相,一家老小在自己的院门前的石门墩前留了影。

“一个星期后,我回来看我的房子,发现它们已经永远地不在了。”这个60多岁的男人伤感地说。


元大都活在胡同里    

在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徐蘋芳的眼里孟端胡同不是一条普通的胡同。它是一条有800年历史的胡同,是活着的元大都。

1964年至1974年的十年间,他作了一项工作,在元大都光熙门到北土城之间进行钻探考古,证实了北京长安街以北的街道都是元大都城的旧街。此发现表明,明清的北京城因袭了元大都的规划设计格局,将北京城的历史延长到800年。“元大都至今还活着,它就活在北京的胡同里。”如今已是白发满头的徐蘋芳肯定地对记者说。

“元代的房子在北京已经找不到了,但它的式样和风格却留下来了,街道和胡同都没有变,它们还是原来的样子。这就是北京的风格、风貌”。

“北京是由三个大系统组成的,一是它的街道系统,北京的街道和胡同像是一个人的骨架、筋络,定下这个街道系统之后,才填上了北京的其它内容。然后是它的建制,先是宫殿,太庙、社稷、衙门、民居。最后才是建筑的式样。宫殿有宫殿的样子,民居有民居的样子各不相同。胡同就是相对封闭的居住区,灰砖灰瓦,映衬着金碧辉煌的高大宫殿。三个要素构成了北京整个的风格,三个缺一都不是北京”。徐老说。

在记者面前徐老摊开了三张地图,它们分别是元大都图、明北京图、清北京图,三张图三个朝代,三个朝代里虽然皇家宫厥有了很大的变化,但北京的中轴线没有变,北京的街道依然是元大都定下的九经九纬纵横18条道路,北京的胡同也没有变,在长安街以北它们整齐地排列着,东西两道城门之间,平等布置着22条东西向平行的胡同,胡同之间的距离是相等的,都是79米,靠大街的头一条胡同宽一点,达100米。这条规律就如同音乐的主旋律一样,在长安街以北的旧城内反复出现。

孟端胡同就是这些平行排列的胡同中的一条。它是笔直的东西向排列的,符合79米的宽度。元大都被笔直的纵横大街分割出来的胡同方区被称为“坊”,这个沿袭了唐长安城的名字和长安城的坊有着本质的不同。唐长安的坊有坊墙,如一个个城堡,坊门晨开暮关,元大都则用幽静的胡同代替了坊墙。在明代的地图上,南阜城门内大街北到复兴门大街的孟端胡同所属的方区被称作‘金成坊’,如孟端胡同一样笔直的胡同有很多条。

“孟端一直是一条东西交通的通道,车来车往,但却保持着非常幽静的风格”一位住在孟端胡同的居民说。

“给人印象最深刻的、代表北京旧城风貌的便是东西长安街以北的街道布局,大街胡同,横平竖直,规规整整,如果你乘飞机在北京上空鸟瞰北京城里,你将会被宏伟的北京街道胡同布局所震撼”。徐蘋芳在中法学术讲座上激动地向世界介绍。

谁懂北京的胡同?谁懂北京之伟大?在现代的高楼面前,一条条胡同看上去都是灰头土脸的样子,但它们却是一个活着的世界上最伟大的800年古都的细胞,是一个从历史深处一直活到现在的都城的印迹。每一条胡同都有一个它自己的名字,每一条街都有它的故事,当一个又一个细胞破灭,一条又一条胡同消失,便是800年古都的死亡。 

孟端胡同在元代已经有了,孟端这个名字在明朝的北京地图上就已经标识了。在这个区域里消失的不仅仅是一条孟端胡同,还有大盆胡同、小盆胡同、武定胡同等几十条胡同,是整个方区的消失。 

“北京是世界最后的首都城市的精华,中国城市和欧洲城市是两回事,中国城市在世界城市史上是单独的一个类型,没有中国的城市世界城市史就是不完整的。欧洲从中世纪城市一出现开始,就是自由的城市,他们的城市的目的是手工业和商业,城市里没有唯一的中心,街区都是围绕着大庄园、大教堂发展起来的。是自然形成的,不是规划出来的。而北京是规划出来的。元大都是先有规划后有城市先有图纸后施工的。以帝王为主的城市,没有可以和北京相比,是城市规划的精典之作,在世界城市史上拥有极高的地位。

这就是北京的价值”。徐老说。

徐老撰文认为,北京城被严重破坏大约有五次,而现在的在25片历史文化保护区外大规模的进行改造,大面积的破坏北京旧城内的街道是正在进行的破坏,这样下去北京旧城的胡同将在6、7年之间全部消失,北京元大都的遗存将不保或者支离破碎。

徐蘋芳说现在我们正在破坏的恰恰是北京被世界礼赞的地方。

“明之北京,在基本原则上遵循唐长安规划,清代因之,以至于今,为世界现存中古时代都市之最伟大者。”(梁思成语)

“北京城乃是世界的奇观之一,它的布局匀称而明朗,是一个伟大的纪念物,一个伟大文明的顶锋”。(罗斯缪森 丹麦学者)

“在地球表面上,人类最伟大的个体工程,可能就是北京城了。北京整个城市深深沉浸在仪礼、规范和宗教意识之中,它的设计是如此杰出,这就为今天的城市提供了最丰富的思想宝库。”(贝肯 美国建筑学家)

“北京25片保护区划得完全没有理由。东四从一条到12条,只划了三条到八条为保护区,9条、10条就不保护,是什么道理?”。

徐蘋芳呼吁的是北京旧城的整体保护:“有人说整个北京都保护,还让人活不活了?那有那么大的力量?只能划区域保护。于是就出现了不是保护区的就推平头现象。金融街把孟端胡同推平了,把这一大片胡同和元大都的联系全部切断了,这实际上就是对北京旧城的毁灭。这是不懂历史文化,不珍惜祖先的遗存,是自毁国宝。”


停泊在梦里的胡同

孟端胡同没有了,曾经住在那时的老邻居们都四散而去。仅仅过去几个月,当我们试图联络曾经拜访过的人家时,发现很多人再也找不到了。就像一棵大树失落的叶子,很难确定它们漂泊的方向,这些出生在这里长大在这里,彼此相伴着几乎度过一生的人瞬时间已是陌路。

经过碾转努力,我们联系到了四家,一家搬去了河北,一家在大兴县城,一家在距大兴县城10公里的农村,只有一家还留在北京城里,住在北京城的南部。

“我们都是一块长大的,上的是广宁伯街小学,我们每天从一条细得只能穿过去一人的斜胡同里穿过就到学校了,华嘉胡同住着苏老师,她是我们的小学老师,她现在还活着,现在也不知搬到那时去了。”一位70岁的老人向记者回忆童年。

“我不再想孟端胡同了”。一位60岁的大妈说。“是不想还是不愿意想”?记者追问。“不愿去想”大妈回答的时候,把“不愿”二字咬得很重。白天不去想,但夜晚孟端胡同就会重回梦里。“孟端胡同长在梦里了,梦里的孟端胡同和小时候一模一样啊”!老人长叹。

“我每回进城(现住在大兴),都会去看看。我沿着武定胡同慢慢地走,(实际上武定胡同已经变成了一条大马路)转到锦什坊街,看看齐白石故居,再转回孟端胡同。什么也看不着了,但不去心里空落的慌”。大妈说这些话的时候反而像梦游一样。

居民的记忆,能够连缀出一条胡同的历史,一座北京城的将近100年历史。因为有人的气息有人的故事,这历史饱满、鲜活而生动。

一位出生于1927年的老太太,记得自己是虚岁10岁时迁到这里来的。为的是躲避日本人。“这里的房子盖得很讲究,我们的院子跨着两条胡同,门开在孟端,但从院子里可以穿到玉带胡同里去。”

1937年的芦沟桥事变,日本人进了北京。父亲是汇丰银行的职员,日本人把它变成了金城银行,父亲不愿给日本人干,让母亲悄悄将汇丰银行的帐本缝在棉袄里,到重庆去找汇丰总部去了。

“父亲走后,日本人天天来找父亲,牵着大狼狗,母亲吓得直哆嗦”。

“我们是10年之后的1948年底才在孟端胡同里买了房,那时父亲从重庆回来了,升任了汇丰银行北京分行的襄理,生活变得好了,我们买的是北京师范大学校长韩秋圃的房,他跟着国民党上台湾了。我们买了他的一大套四合院的中间的一个院子”

1948到1949年,是政权更迭时期,整个国家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北京胡同的变化,也是这种变化的一个组成部份,胡同里最大的变化就是四合院里的主人的改变__一个时代改换了主人,四合院里也改换了主人。

“相传,这所院子是李莲英给他的侄子盖的,后来怎么转换到韩家,在韩家之前又换了多少主人就不知道了”。

这所院子在整个孟端胡同里显示出了自己的特别之处:大门宽大,门口立着两个石制的门墩,门两侧立着栓马柱。有栓马柱的宅子并不多见。它所言说的是骑马的时代的房屋主人的并非一般的身份。

这是一所由三组平行的四合院组成的大院子,每一组院子都是三进,屋子是典型的“前出廊子后出刹”的那种。在老人的记忆里,这所四合院的特别之处是院子里没有树,树都植在院子的四周,而且都是果树,海棠、桃、柿子、枣、白果、核桃……浓荫和果实护卫着院子护卫着院子里的人,让人时时感觉到安全与丰足。

“拆的时候白果树已经有一人合抱那么粗,应该有上百年了,我们打白果的时候,还在感叹这是最后一年的收成了,记得小时候,白果当药材治过不少人的病。”

父亲买下的24间房位于整套四合院的正中间,一个大家族居住在其中,他们有父亲母亲、外公外婆、姑奶奶、姑姑。这是中国人的传统的居住方式,“父亲的平生理想,就是‘置家’,这也是那个时代所有人的理想”。

在她的记忆里,不少于十个孩子出生在这所院子里,父亲精心经营着他的家,院子的中间是一个大花坛,种着太平花和美人蕉,她们兄妹白天在院子里学骑车,晚上躺在院子里数星星。

“父亲常常带着我穿过孟端胡同到东边的齐石先生家里去,我特别高兴,齐先生有时会展开笔墨画一张赠送我们,我家里现在还有齐先生当年赠的画呢”。

“我们住了20年,文革的时候搬了出来,院子就变成大杂院了”。

1958年到文革是北京胡同里的四合院变化巨大的另一个时期,政府号召居民将自己的房子腾出来出租或由政府经租,然后是产权上交,私产变为公产,再后来是四合院里居住的人越来越多,房屋失修迅速朽坏。

1980年代落实政策,大妈艰难地要回了几间自己的房子,但很快墙上就写上了拆字。


无处安放的胡同文化

记者找到了一年前把自己家櫊扇门上的雕花收藏起来的张大妈夫妇,那五组古老的櫊扇门现在安装在他们在大兴农村的新家里。这是他们从北京城的旧居里带出的唯一的东西,记者惊叹于它安装在农民的瓦房里竟也那么的妥帖,它将主人的客厅自然地隔成两个空间,门扇上挂着女主人画的花鸟,让这座农舍熠熠生辉。櫊扇门被小心地擦拭过,更显古老风韵。“我们没舍得上漆,为的就是保护它古旧的样子。”

交谈中得知张大妈是一位癌症晚期患者,他们的经济状况甚至买不起大兴县城的房子,他们不愿意拖累子女,就住在乡下农民的房里。

“我喜欢四合院的感觉,乡下可以住院子,你看我特意保留了屋子的高台阶,这和孟端胡同我家的高台阶一样。门口常常也有叫卖声,让人感觉好像是孟端胡同里的叫卖一样。”

在张大妈记忆里最鲜活的是在胡同里叫卖的带着露水的红草莓,相邻的护城河里游动的小虾,锦什坊街上热闹。记忆中的锦什坊街,(这条街道已经被画上了拆字)。点心铺叫万锦堂,还有卖马蹄,驴蹄的,好吃极了。

除了记忆还是记忆,孟端胡同里所承载的几百年历史无处安放。孟端胡同的西头是一座王府,也就是孟端45号三组大院,另一头是热闹的锦什坊街,再往前是齐白石故居,故居往北又是一座王府__顺承王府。

“只有我们这一代人还记着孟端胡同的样儿,等我们老了走了,孟端胡同就真的死了”。北京有上千条只活在记忆中的胡同,“每条胡同都有自己的故事”这些胡同承载着的文化,在胡同消失后的一二十年里将彻底地在人们的记忆里抹去。

记者注意到除了那櫊扇门外,农舍里还挂着两幅放大的照片,一张是一位外国画家坐在孟端胡同里画画,另一张是男主人的照片,两张照片的背景都是相同的――幽静的胡同,古色古香的门楼。“那就是我的家,孟端胡同39号,这就是我们能保留下的东西。”主人指着照片说。

胡同里繁衍出来的文化因为胡同的消失而无处安放四处流浪。孟端胡同39号门前有一对石门墩,主人想给它们找一个地方,一个“想了随时可以去看、一个可以让自己的记忆存放的地方”,最后找到的这个地方是北京真觉寺内的石刻艺术博物馆。他们把它捐给了博物馆。

但这样的家并不好找。2004年12月24日记者敲开了保留下来的齐白石故居的门,发现保留下来的也有自己的尴尬。

周围的胡同全没有了,齐白石故居就裸露在车水马龙的马路边上,样子显得特别可怜。故居所在的跨车胡同已经不存在了,只留下齐白石故居一个门牌号__“跨车胡同15号”。门旁墙体上的石碑表明,这里在1984年5月24日被列为北京市文物保护单位,或许正因为此,这所宅子才在众多的胡同消失之后被孤零零地保存了下来。

齐家的后人还住在里面, 17间半房里住着8户人家,东厢房的山墙裂开了一个大口子,一些钢铁的架子横七竖八地支撑着倾过来的墙体,当年齐白石作画、会客、休息的北房东墙也向外咧开去。

“我爷爷50岁的时候买下这所房子,一直住到去世,他老人家的主要创作都是在这所房子里完成的。”

“当年这里是文人墨客社会名流齐聚的地方,我爷爷就站在这大门口迎来送往。你现在坐的凳子,就是周恩来总理坐过的。” 齐白石的孙女说。

“我们现在变成了孤岛,高楼把我们围成了井底之蛙,成为北京市文物保护单位已经20年了,但是这里并没有得到很好的保护”,齐家后人还记得上个世纪50年代周恩来总理亲自安排2次修缮故居,而现在他们从有关部门得知,如今的政策是“谁居住谁修缮”。“小伤小病我们一直在治,但大病我们治不了。”

齐家后人告诉记者,每当从世界各地来的客人要求参观故居时,他们都是拒绝,因为他们实在无法将这个破败的故居让人们参观。“把这个故居好修缮一下,在里面展出大师的作品,让这个院子成为文化的圣地,不是可以带去这一片地区的文化氛围吗,难道金融街就不需要文化?”齐白石孙女,画家齐自来追问记者。

无法展示齐白石老人的作品,无法展示曾经在这所院子里发生的历史,更无法将这个每一片瓦都充满了文化底蕴的屋子发扬光大,只能的看着它慢慢朽坏下去。

与齐白石故居相依相存胡同消失了,和齐交往的邻居们散了,这所故居的人文地理生态就没了。

皮之不存毛将焉附?

北京的胡同消失了,那个伟大的有800年历史的古代都城将何以为依?

      (2004年南方周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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